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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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
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