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四章最后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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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厅长肖子鑫多次亲临滨江市，而程贵阳等三人最后一个谜团，就是还有一把作案用枪支沒有到案。
“要抓紧抓好，一定千方百计找到这支枪，消除一切社会隐患！”
这是肖子鑫的最新指示，市局专案组和省厅专家组也开始围绕着这一问題进行工作。
最后一支枪！五连发霰弹枪最终被起获了。
在审讯的日子里，每一步回忆起來都很艰难，但最难的好像莫过于让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交待出涉案的两支枪。
第一支杀害民警抢-劫的“五四”式军用手枪，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过程中，因为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最后吴荣贵和向左志不得不供出藏匿地点。
而第二支枪！五连发霰弹枪就不同了，虽说技术部门鉴定是一支霰弹猎枪，但由于沒有能够让三人低头认账的过硬证据，他们在这一点上又顽固地跟张铁山等人进行了反复无常的抵赖和狡辩，相互推诿，都说不知道枪的下落，说不清作案后到底是谁把枪拿走了。
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案情已经清晰，他们自己对所犯罪行也供认不讳，手枪已起获，他们即使不交待出另一支猎枪的藏匿地点，照样可以结案，对他们的起诉与量刑也照样可以进行。
然而，不知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在这一点上仍然咬牙坚持着，而刘支队长的决心更大，不拿到最后一支枪，决不结案，不仅如此，他还要彻底搞清这支枪的來源。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实践中，粗暴讯问、逼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多次爆出冤假错案，极大地危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公正，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巨大危害。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刑讯逼供的处理却很难，讯问一般单独进行，如果实施了刑讯逼供，由于沒有第三方在场，很难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而对违法者作出处理。
因此，这种天然的不对称局面造成了讯问人员暴力意识高涨，在沒有有力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讯问人员的暴力意识很容易逾越法律的边界，被讯问人员在讯问人员面前就好像待宰的“羔羊”
此案不同，至始止终，刘海洋都严格控制。
这也是审讯常常遭遇挫折和肠梗阻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程贵阳落，还是后來的吴荣贵和向左志被抓，在他们第一次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张铁山都及时告之他们在侦查期间的诉讼权利：、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2、有自我辩护权；、有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題的权利；4、有控告权；5、有申请回避权；6、有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的内容的权利，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等等。
最后一个堡垒，最终拿下。
吴荣贵和向左志供认说，猎枪是一年前他们去广东打工时买的，当时，他们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下岗后越來越窘迫的生活，无时不在的压力，让他们无所适从，就想去广东碰运气。
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打工也很难。
报纸和电视上常说，一些老板常常克扣工资，甚至根本就拖着不发工资，等于白给他们干活，所以，他们拿着临行前好不容易凑的几千块钱到那里转了一圈，白天到处瞎转，晚上遇哪睡哪，不是担心受骗上当，就是找的活不理想，手里的钱也不敢随便花，什么活也沒找到。
结果，到广州怀集以200元买了一支雷明灯枪。
为什么买枪，谁想到的。
吴荣贵闷头不语。
向左志说：
“活着沒意思了，我想到的，我说不行就买把枪带回去吧！”
吴荣贵接着说：“对，是这么说的，我明白他什么意思，家里有一把枪了，再买一把，反正也那么回事了，两把枪，干事一人一把，胆也大，后來程贵阳來找我们时，我们就给他了这两把枪！”
怕上火车时被发现，后來他们是一路倒汽车、不吃不喝回來的，此外，二人还供认除一支猎枪外还有2发子弹，刘支队长立即派张铁山带着他们到藏匿地点起枪。
在向左志家的后墙脚从沙土下翻出一个方形布包，里面是一支杀伤力巨大的五连发霰弹枪和9发猎枪弹，经鉴定，该枪为制式猎枪，子弹为2号制式猎枪弹。
作案时，吴荣贵手持五四手枪，向左志手持霰弹猎枪。
程贵阳从冲进去的向左志手中接过一把西瓜刀。
这把西瓜刀最初并沒有派上用场，只起到一种对市委书记和其女儿的威慑作用，但是，当杀戮已经完成，从外面赶回來的另外两个女人！市委书记的夫人和司机谭军力妻子进屋时，这把锋利的刀终于见血了。
当时，由于根本沒有想到别墅里会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手里提着购物袋的两个女人登时惊弓之鸟一样愣在那里，睁大眼睛着面前的一切动不了，既出不了声，也动不了腿，被迅速扑上去的程贵阳和吴荣贵控制。
她们几乎沒有说话，既被杀害。
一人中弹，一人挨刀。
程贵阳说他沒杀人，似乎是指他的刀当时并沒有将谭军力的妻子杀死，她还有一口气，的确，司机谭军力的妻子董玉洁是在后來的抢救中死亡的，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一细节改写不了程贵阳杀人恶魔的身份。
结案前夕，刘海洋望着讯问笔录陷入沉思。
难道世界上的暴力犯罪都是这样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是不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包括程贵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穷苦人，尽管他曾经沧海，在较高层次工作生活过，但骨子里，他似乎始终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他们都处心积虑地安排生活，选择道路，作出计划，到头來却被认识不到的力量搞得一败涂地，他指的不是外部力量，机会和巧合，它们总是存在的，无论对于谁。
他指的应该是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力量！无奈与邪念。
当他们的一切都不复希望，那种狂涛巨浪，奇思怪想，难道说只有到了生命绝境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刘支队长在食堂碰到了局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他们商量如何开好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副处长说明天他作为新闻发言人负责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办。”刘海洋感兴趣地问“对一些细节，无可奉告！”
“不。”副处长谨慎地说“我也沒经验，不过，很难对付，那些记者，他们肯定会问一些敏感问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准备‘完全坦率地讲’，‘实话说’。
我已经完了你们提供的全部材料，这几天就演练这个了，呵呵，这几个人，各不相同，从讯问笔录來，说个有性格也不为过，这种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也满不在乎了，但是面对记者，你让我怎么说，怎么说合适！”
刘海洋让女服务员借來一支笔，在空烟盒纸上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拉了一个单子，像个提纲挈领的东西，首先把侦查的原则写上了，下來是推理思维、分析、领导指挥和采取措施、捕人、审讯，他细心地把审讯的多种策略都标上了，他要副处长注意这几个要点，他相信这也许是记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可是。”对方仍然顾虑重重“这毕竟是个新事物，我怕说不到点子上，怎么办！”
“沒有办法。”刘海洋摇摇头。
又说：“提前喝点酒，只一口，也许是个办法！”
“喝酒！”
“怎么，应该。”刘海洋说“做到心中有数，随机应变！”
“也许吧。”副处长说“好吧！”
案子破了，总要有个交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滨江市公安局刚刚建立，因此他们准备得非常隆重，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训练，难免有仓促上阵之感。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在市公安局警官礼堂召开的时候，各路记者因为此前早已知道了犯罪嫌疑人是谁，但对于他们的作案动机、手段、如何进入市委书记的别墅、如何开始杀戮以及一些细节问題很感兴趣，穷追不舍。
其中，也有人问到了审讯问題，他们想知道，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杀人恶魔，警方用什么方法最终让他们开口说话。
好在这些问題，正是发言人准备得最为充分之处，他从容不迫地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和解释。
他告诉记者们，在审讯中，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试探摸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罪行阶段。
一般而言，在讯问时，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畏罪心理的支配下，会有三种选择：或一进入讯问就认罪服法，彻底交罪；或直至侦查终结仍顽抗到底；或先抗拒后交罪。
这三种情况，前二者是少数，后者则是多数，尤其是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比较特殊，他们十几年前既是战友，回乡后又同在一个城市。
但是，根据警方调查和他们后來的供认发现，案发前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并不特别密切來往，在审讯中，警方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相同之处，每一次审讯之前都分析制定一套计划，选择一条有针对性的策略，每一次审讯后则根据其心理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
三人中虽说在犯罪事实上为共同犯罪，但情节又有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沒有什么两样，在与警方的讯问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供述罪行。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一个男记者问。
“可以。”发言人顿了一下，目光扫视会场，缓缓道：“还是以程贵阳为例吧，这个人的试探摸底阶段，最为明显的表现在最初警方对他的怀疑和搜查罪证上。
首先，这样大的一个案子，要对一个不久前还是市委秘书的人产生怀疑本身就需要勇气，这一点，刘海洋支队长的判断与信心支撑了整个案件的推进，也得到了专案组领导和省厅专家组的支持。
“这一阶段，程贵阳采用各种手法，迫使讯问人员搬出材料和证据，以便采取反讯问对策，而专案组沒有上他这个当，改变打法，在对他进行控制后迅速转向现场搜查，尽管艰难曲折，但取得了很好的意外收获，同时，程贵阳也对讯问人员的一言一行十分注意，希望能从中发现讯问人员个性中的弱点，以便在审讯中加以利用。
“但他沒有找到。
“针对程贵阳的试探心理，讯问人员要摸清其思想动态，识破其试探摸底的手法，以订出矫正对策，讯问人员在审讯中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让犯罪嫌疑人探出虚实，不给其可乘之机！”
“他老实交待了吗。”有记者追问。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新闻发言人温和地回应道：“这是双方斗争最激烈的阶段，程贵阳毕竟当过市委秘书，头脑够用，是个聪明人，试探不成，又被警方意外发现了部分证据，他就开始以对抗來对待审讯了。
“这一阶段，程贵阳也好，其他两人也好，三名犯罪嫌疑人有准备地公开顶撞，蛮横反诘，审讯中，他们或故作懒散，或矢口否认，或装成不幸，或编造诺言，等等，从各个方面与我抗衡较量，妄图在心理战中取胜。
讯问人员沒有被他们这一套迷惑，准确判明他们各自不同的形成拒供心理的主要心理因素，然后针对其主要拒供心理采取相应的讯问对策。
“我要告诉大家的正是这个，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思想攻心是最常用的讯问策略，是缓解和消除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的策略，思想攻心可以分为情攻心、理攻心、势攻心。
“情攻心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的情感进行调动和感化，使其向有利于如实供述的心理转化，第一，教育感化，第二，态度感化，即讯问人员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尊重其人格，使其感到讯问人员确实是在真诚地区性帮助他、挽救他，以取得其信任。
第三，生活感化，讯问过程中，讯问人员既要积极追讯，同时也真诚地关心着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的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基本要求，使其感觉到自己被当人待。
动摇，反复，这是所有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出现漏洞，防御体系开始崩溃，心理矛盾最为激烈，心理最为痛苦的前兆，面对现实，这是一个他们被迫必须选择何去何从的阶段，对业务，我不太懂，但通过阅卷我真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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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厅长肖子鑫多次亲临滨江市，而程贵阳等三人最后一个谜团，就是还有一把作案用枪支沒有到案。
“要抓紧抓好，一定千方百计找到这支枪，消除一切社会隐患！”
这是肖子鑫的最新指示，市局专案组和省厅专家组也开始围绕着这一问題进行工作。
最后一支枪！五连发霰弹枪最终被起获了。
在审讯的日子里，每一步回忆起來都很艰难，但最难的好像莫过于让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交待出涉案的两支枪。
第一支杀害民警抢-劫的“五四”式军用手枪，在一次又一次的较量过程中，因为警方掌握了大量证据，最后吴荣贵和向左志不得不供出藏匿地点。
而第二支枪！五连发霰弹枪就不同了，虽说技术部门鉴定是一支霰弹猎枪，但由于沒有能够让三人低头认账的过硬证据，他们在这一点上又顽固地跟张铁山等人进行了反复无常的抵赖和狡辩，相互推诿，都说不知道枪的下落，说不清作案后到底是谁把枪拿走了。
这怎么可能。
事实上，他们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案情已经清晰，他们自己对所犯罪行也供认不讳，手枪已起获，他们即使不交待出另一支猎枪的藏匿地点，照样可以结案，对他们的起诉与量刑也照样可以进行。
然而，不知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心态，在这一点上仍然咬牙坚持着，而刘支队长的决心更大，不拿到最后一支枪，决不结案，不仅如此，他还要彻底搞清这支枪的來源。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实践中，粗暴讯问、逼供、诱供甚至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导致多次爆出冤假错案，极大地危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司法公正，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巨大危害。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刑讯逼供的处理却很难，讯问一般单独进行，如果实施了刑讯逼供，由于沒有第三方在场，很难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而对违法者作出处理。
因此，这种天然的不对称局面造成了讯问人员暴力意识高涨，在沒有有力制度制约的情况下，讯问人员的暴力意识很容易逾越法律的边界，被讯问人员在讯问人员面前就好像待宰的“羔羊”
此案不同，至始止终，刘海洋都严格控制。
这也是审讯常常遭遇挫折和肠梗阻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程贵阳落，还是后來的吴荣贵和向左志被抓，在他们第一次接受警方讯问的时候，张铁山都及时告之他们在侦查期间的诉讼权利：、有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2、有自我辩护权；、有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題的权利；4、有控告权；5、有申请回避权；6、有知道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的内容的权利，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等等。
最后一个堡垒，最终拿下。
吴荣贵和向左志供认说，猎枪是一年前他们去广东打工时买的，当时，他们已经感到走投无路，下岗后越來越窘迫的生活，无时不在的压力，让他们无所适从，就想去广东碰运气。
可是，到了那里才发现，打工也很难。
报纸和电视上常说，一些老板常常克扣工资，甚至根本就拖着不发工资，等于白给他们干活，所以，他们拿着临行前好不容易凑的几千块钱到那里转了一圈，白天到处瞎转，晚上遇哪睡哪，不是担心受骗上当，就是找的活不理想，手里的钱也不敢随便花，什么活也沒找到。
结果，到广州怀集以200元买了一支雷明灯枪。
为什么买枪，谁想到的。
吴荣贵闷头不语。
向左志说：
“活着沒意思了，我想到的，我说不行就买把枪带回去吧！”
吴荣贵接着说：“对，是这么说的，我明白他什么意思，家里有一把枪了，再买一把，反正也那么回事了，两把枪，干事一人一把，胆也大，后來程贵阳來找我们时，我们就给他了这两把枪！”
怕上火车时被发现，后來他们是一路倒汽车、不吃不喝回來的，此外，二人还供认除一支猎枪外还有2发子弹，刘支队长立即派张铁山带着他们到藏匿地点起枪。
在向左志家的后墙脚从沙土下翻出一个方形布包，里面是一支杀伤力巨大的五连发霰弹枪和9发猎枪弹，经鉴定，该枪为制式猎枪，子弹为2号制式猎枪弹。
作案时，吴荣贵手持五四手枪，向左志手持霰弹猎枪。
程贵阳从冲进去的向左志手中接过一把西瓜刀。
这把西瓜刀最初并沒有派上用场，只起到一种对市委书记和其女儿的威慑作用，但是，当杀戮已经完成，从外面赶回來的另外两个女人！市委书记的夫人和司机谭军力妻子进屋时，这把锋利的刀终于见血了。
当时，由于根本沒有想到别墅里会发生这么骇人听闻的事情，手里提着购物袋的两个女人登时惊弓之鸟一样愣在那里，睁大眼睛着面前的一切动不了，既出不了声，也动不了腿，被迅速扑上去的程贵阳和吴荣贵控制。
她们几乎沒有说话，既被杀害。
一人中弹，一人挨刀。
程贵阳说他沒杀人，似乎是指他的刀当时并沒有将谭军力的妻子杀死，她还有一口气，的确，司机谭军力的妻子董玉洁是在后來的抢救中死亡的，但是，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一细节改写不了程贵阳杀人恶魔的身份。
结案前夕，刘海洋望着讯问笔录陷入沉思。
难道世界上的暴力犯罪都是这样吗，他的意思应该是说，是不是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包括程贵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穷苦人，尽管他曾经沧海，在较高层次工作生活过，但骨子里，他似乎始终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他们都处心积虑地安排生活，选择道路，作出计划，到头來却被认识不到的力量搞得一败涂地，他指的不是外部力量，机会和巧合，它们总是存在的，无论对于谁。
他指的应该是深藏在人们心中的力量！无奈与邪念。
当他们的一切都不复希望，那种狂涛巨浪，奇思怪想，难道说只有到了生命绝境的时候才能意识到吗。
第二天是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刘支队长在食堂碰到了局宣传处的一位副处长，他们商量如何开好明天的新闻发布会，副处长说明天他作为新闻发言人负责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办。”刘海洋感兴趣地问“对一些细节，无可奉告！”
“不。”副处长谨慎地说“我也沒经验，不过，很难对付，那些记者，他们肯定会问一些敏感问題，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准备‘完全坦率地讲’，‘实话说’。
我已经完了你们提供的全部材料，这几天就演练这个了，呵呵，这几个人，各不相同，从讯问笔录來，说个有性格也不为过，这种人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他们也满不在乎了，但是面对记者，你让我怎么说，怎么说合适！”
刘海洋让女服务员借來一支笔，在空烟盒纸上把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拉了一个单子，像个提纲挈领的东西，首先把侦查的原则写上了，下來是推理思维、分析、领导指挥和采取措施、捕人、审讯，他细心地把审讯的多种策略都标上了，他要副处长注意这几个要点，他相信这也许是记者们关注的重点之一。
“可是。”对方仍然顾虑重重“这毕竟是个新事物，我怕说不到点子上，怎么办！”
“沒有办法。”刘海洋摇摇头。
又说：“提前喝点酒，只一口，也许是个办法！”
“喝酒！”
“怎么，应该。”刘海洋说“做到心中有数，随机应变！”
“也许吧。”副处长说“好吧！”
案子破了，总要有个交待，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滨江市公安局刚刚建立，因此他们准备得非常隆重，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必要的训练，难免有仓促上阵之感。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新闻发布会在市公安局警官礼堂召开的时候，各路记者因为此前早已知道了犯罪嫌疑人是谁，但对于他们的作案动机、手段、如何进入市委书记的别墅、如何开始杀戮以及一些细节问題很感兴趣，穷追不舍。
其中，也有人问到了审讯问題，他们想知道，面对如此穷凶极恶的杀人恶魔，警方用什么方法最终让他们开口说话。
好在这些问題，正是发言人准备得最为充分之处，他从容不迫地对此做了很好的阐述和解释。
他告诉记者们，在审讯中，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经历了四个阶段：试探摸底阶段、对抗相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罪行阶段。
一般而言，在讯问时，重大犯罪嫌疑人在畏罪心理的支配下，会有三种选择：或一进入讯问就认罪服法，彻底交罪；或直至侦查终结仍顽抗到底；或先抗拒后交罪。
这三种情况，前二者是少数，后者则是多数，尤其是程贵阳、吴荣贵、向左志三人的生活背景和经历比较特殊，他们十几年前既是战友，回乡后又同在一个城市。
但是，根据警方调查和他们后來的供认发现，案发前他们仅仅是认识而已，并不特别密切來往，在审讯中，警方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和相同之处，每一次审讯之前都分析制定一套计划，选择一条有针对性的策略，每一次审讯后则根据其心理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
三人中虽说在犯罪事实上为共同犯罪，但情节又有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沒有什么两样，在与警方的讯问过程中同样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即：试探摸底，对抗相持，动摇反复，供述罪行。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谢谢。”一个男记者问。
“可以。”发言人顿了一下，目光扫视会场，缓缓道：“还是以程贵阳为例吧，这个人的试探摸底阶段，最为明显的表现在最初警方对他的怀疑和搜查罪证上。
首先，这样大的一个案子，要对一个不久前还是市委秘书的人产生怀疑本身就需要勇气，这一点，刘海洋支队长的判断与信心支撑了整个案件的推进，也得到了专案组领导和省厅专家组的支持。
“这一阶段，程贵阳采用各种手法，迫使讯问人员搬出材料和证据，以便采取反讯问对策，而专案组沒有上他这个当，改变打法，在对他进行控制后迅速转向现场搜查，尽管艰难曲折，但取得了很好的意外收获，同时，程贵阳也对讯问人员的一言一行十分注意，希望能从中发现讯问人员个性中的弱点，以便在审讯中加以利用。
“但他沒有找到。
“针对程贵阳的试探心理，讯问人员要摸清其思想动态，识破其试探摸底的手法，以订出矫正对策，讯问人员在审讯中要做到喜怒不形于色，不让犯罪嫌疑人探出虚实，不给其可乘之机！”
“他老实交待了吗。”有记者追问。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新闻发言人温和地回应道：“这是双方斗争最激烈的阶段，程贵阳毕竟当过市委秘书，头脑够用，是个聪明人，试探不成，又被警方意外发现了部分证据，他就开始以对抗來对待审讯了。
“这一阶段，程贵阳也好，其他两人也好，三名犯罪嫌疑人有准备地公开顶撞，蛮横反诘，审讯中，他们或故作懒散，或矢口否认，或装成不幸，或编造诺言，等等，从各个方面与我抗衡较量，妄图在心理战中取胜。
讯问人员沒有被他们这一套迷惑，准确判明他们各自不同的形成拒供心理的主要心理因素，然后针对其主要拒供心理采取相应的讯问对策。
“我要告诉大家的正是这个，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思想攻心是最常用的讯问策略，是缓解和消除犯罪嫌疑人对抗心理的策略，思想攻心可以分为情攻心、理攻心、势攻心。
“情攻心是指对犯罪嫌疑人的情感进行调动和感化，使其向有利于如实供述的心理转化，第一，教育感化，第二，态度感化，即讯问人员以真诚的态度对待犯罪嫌疑人，尊重其人格，使其感到讯问人员确实是在真诚地区性帮助他、挽救他，以取得其信任。
第三，生活感化，讯问过程中，讯问人员既要积极追讯，同时也真诚地关心着程贵阳、吴荣贵和向左志的生活，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满足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些基本要求，使其感觉到自己被当人待。
动摇，反复，这是所有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出现漏洞，防御体系开始崩溃，心理矛盾最为激烈，心理最为痛苦的前兆，面对现实，这是一个他们被迫必须选择何去何从的阶段，对业务，我不太懂，但通过阅卷我真切地感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愿意告诉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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