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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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于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后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著。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么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后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著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著头皮,把眼睛望着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着。“下这么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著,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着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著微笑。
张励问李向前,当地有多少党员。又问了些别的话,说明天要各种团体分别开会,传达政策。干部都到齐了,农会主任、妇会主任、民兵队长、村长、村副、支部组织、支部宣传。他们大都还带有几分农民的羞涩,静静的蹲在房门口,听著这边说话。也有蹲在檐下的。
民兵搬著鸡蛋蔬菜,出来进去忙个不了。侧屋里发出烙饼的香味。刘荃不看见那两个司机,问别人,都说不知道。他出去找他们,去叫他们来吃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一出庙门,几棵大槐树簌簌的往下滴水,还当是又下了起雨来。然而地上已经微微有些月光了。
卡车的黑影矗立在路边。有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刘荃向那边走过去,远远的听见妇女和小孩说话的声音。
“不许动!”女人呵叱著。“下来!还不下来!打死你!”
小孩带著哭者说:“揿一揿,轻轻的揿一揿嘛!”
汽车喇叭低低的“嘟”一响,大家都笑了起来。女人仍旧叱骂着。
“这些人是区上下来的还是县里下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一个男子回笞。
“说是要闹斗争了。”
骂孩子的女人说:“不是说要分地吗?”
没有人回答。后来正是那男子说了一声“地也要分的,斗也得斗。”
“不斗光分地不行吗?”
“不斗还行!叫斗就得斗!”
他的妻在旁边仿佛有点不安起来。“回去吧,孩子他爹。”
一群徜徉着走开了,女人们抱着孩子。
刘荃听他们说话的声口,就猜著两个司机绝对不会在卡车里面。走过去一看,果然车子里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他踌躇了一会,才追了下去,向那男子喊了一声“嗳,老乡!刚才那两个开车的上哪儿去了,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回过头来望着他。一个赤稞著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脚,呆呆的向他望着,手里拨弄著一个细竹签搭的框架,大概是刚才拿著去欢迎他们的一盏红星灯,被雨淋得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架子,上面还挂著两三条破烂的红纸。
他们没有说话,刘荃以为他们不会回答他了。
“上合作社去了,”那男子突然向那边一座小白房子指了一指。然后他们很快的继续往前走。只有那小男孩还挺著隆起来的肚子,站在那里眼睁睁望着地,拨弄著那竹签编的架子。
“小顺!”妇人粗声呵叱著。
小孩也跟著他们走了。
刘荃站在那里,倒呆了一会。然后他慢慢的向合作社走去。这大路边上荒凉得很,偶然有两所房屋,都是高粱秸子扎的墙,只有这合作社是个瓦屋,里面仿佛点得很亮,窗纸上人影幢幢。刘荃觉得很奇怪,这时倒还开著门。这两个司机也不知道跑到合作社去干什么,这乡下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买的,而且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城去了。
他心里正这样想着,远远的看见合作社的门一开,两个人走了出来。月光照在那白粉墙上,这两个人对著墙站著,就溺起尿来。他们嘴里衔著的香烟头在黑暗中发出两点红光。
刘荃突然住后退了一步,隐身在瓜棚底下。他听见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有一个人听去很耳熟,就是那农会组织孙全贵。
“闹不起来的!”他在那里说“我们这儿连个大地主都没有。不像七里堡,他们有大地主,三百顷地,干起来多有劲!你听见说没有,他还没分呢,大红绸面子的被窝都堆在干部炕上了!”
他们一面说著话,系著裤子走了。
刘荃缓缓的向合作社走过来,心里也说不上来有些什么感想,只觉得悄然。一推门进去,迎面拦著柜台,靠著又有一个贴烧饼的炉子,一个赶面的柜台,一块砧板。有两个人站在柜台前面喝酒,柜上有一只小小的黄泥坛子。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刘荃走上去指著两个司的肩膀“等著你们吃饭吧。?br>“你也来一碗吧,同志?”司机说“淋得这么浑身稀湿,要生病。你不喝一点去去寒气?”
“不喝了,你们也喝得差不多了吧,可以去吃饭了。”
两个司机吃得脸红红的,踉踉跄跄跟着他一同出来。
回到庙里吃了饭,大家就预备安欧。男女队员各占一间教室,腾出地方来打地铺,在那青石板地下铺著一堆堆的高粱秸子。吹熄了灯,那迷离的月光就从窗格子里照进来,照在地下,成为朦陇的白玉古钱的图案。院子里唧唧国国的虫声,加上雨后的蛙声,响成一片。屋子里面又常有一种枯嗤枯嗤扑喇扑喇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老鼠是蝙蝠?还是风振著那破烂的窗子,使人听著心里老是不能安定。虽然这样,大家实在困倦得很厉害,不久也就鼾声四起了。
刘荃心里有事,一直没睡著,翻来覆去的,身底下的高粱秸子老是——作声。睡久了,那青石板里透出一股子寒气来。秋后的蚊子也非常厉害。大概是他拍蚊子的声音,把张励惊醒了。他看见张励从铺位上坐起来,趿上鞋走了出去,想必是去解手。过了一会,张励回来了,坐了下来沉重的打了两个呵欠。在黑暗中只看见他的汗背心的白影子。
“你还没睡著,刘同志?”他问:“睡不惯吧?”
刘荃本来想说被蚊子咬得睡不奢,但是听张励的口气里似乎含有一种谈笑的意味,就不愿意这样回答。他顿了一顿,然后微笑着说:“不是。我在这儿想着,这村子的情形不简单。”
“哪儿的情形都不简单——怎么,你听见什么话了?”张励似乎很感兴趣,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自己先抽出一支,把盒子扔到刘荃的铺位上人抽烟。”
刘荃走过来拿洋火,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把孙全贵的话告诉了他。
张励听见说七里堡还没斗争,地主的被窝倒已经堆到干部的炕上去了,他笑了起来。“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的追求享受。不过我们搞工作,是不能撇开干部的。应当就利用这工作来进行干部教育。”
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态度又那样轻松。在这黑暗中听著他说话,刘荃不由得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告诉他那几个农民的态度,几乎带著敌意。他们似乎反对斗争。
“唉,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张励笑了。“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把人民的敌人当是好人。常常动摇,常常靠不住,一脑袋的变天思想,胆子又小,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
刘荃非常惊异,想不到他把农民估计得这样低。“照这样,这土改怎么搞得起来呢?我们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
“走群众的路线,一方面得倚赖群众,一方面就得启发群众,帮助群众,进行思想动员。”
刘荃默然吸著烟。
张励呼起一口痰在喉咙里,吐了出去,然后就躺了下来,在石板地上揿灭了香烟。“你也小心点,别把高粱秸子烧著了。”
黄尘滚滚的中原。公路上两辆卡车一前一后,在两团黄雾中行驶着。
后面的一辆,有一个穿解放装的人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是司机的助手,一个胖墩墩的中年人。他红头涨脸的,急得两只眼睛都突了出来,向前面大声呐喊着。前面是一辆运煤的大卡车,开得太慢,把路给堵住了。他把喉咙都喊哑了,前面车声隆隆,也听不见,或是假装不听见。
好容易到了一个转弯的地方,前面的卡车终于良心发现了,退后一步,让后面这一辆走在前面。
“我们也开得慢些,”那助手向司机说:“让他们也吃点灰土。”
司机点点头。
助手把一只手臂攀住车窗,把身体扭过去往后面看着,笑嘻嘻的十分高兴,但是忽然之间,又涨红了脸大喝一声“他妈的!也让你们吃点灰!”
车上挤满了一车的年轻人,都笑了起来。也有人说:“这司机的作风不好,应当检讨。”
他们都是北京几个大学的学生,这次人民政府动员大学生参加土改,学校里的积极份子都抢着报名参加。这一支土改工作队就是完全由学生组成的。内中也有几个是今年夏天新毕业的,像刘荃。
他坐在颠簸最厉害的车尾,两只手臂松松的环抱着,架在膝盖上,天气虽然已经入秋,太阳晒在身上还是火烫的。他的蓝灰色夏季解放装被汗水浸湿了,嶙嶙然贴在背上。
树上的蝉声“吱呀吱呀”叫得热闹,那尖锐而高亮的歌声,也像眼前这条大路一样的无穷无尽,笔直的伸展下去。
刘荃心里说不出来的痛快,一蓬蓬的热风呼呼吹过来,卷起一阵阵的沙土扑在脸上,就像一层粗糙的纱面幕,不停在脸上拍打着。阳光和风沙使他睁不开眼睛。他皱着眉毛,眯萋着眼,然而仍含着笑容。人个子很高,棕黄色的瘦瘦的脸,眼睛很小,右颊有一个很深的酒涡。
“东方红,太阳升”靠近车头的一个角落里唱起来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前面来一辆骡车,卡车往路边一歪,半棵槐树和一大丛青芦都扫到车子里面来了,枝枝叶叶,擦得嗤啦嗤啦,响成一片。女同学们尖叫起来,纷纷躲藏着,往旁边倒过去,更加挤成一团。大家又是一阵哗笑。有一个女学生扭下一根树来,在同伴的背上敲着,打着拍子。
唱了他们新学的土改歌曲“团结起来吧,嘿,种地的庄稼汉!”然而他们最爱唱的还是几支熟悉的。
“我们的中国这样辽阔广大”
刘荃最喜欢这一个歌,那音调里有一种悲凉的意味,使他联想到一种“天苍苍,野茫茫”的境界。同时他不由得想着,一群人在疾驰的卡车上高歌着穿过广原,这仿佛是苏联电影里常看见的镜头。
大路渐渐-陷下去,两边的土坡渐渐高了起来,像光秃秃的黄土墙一样的夹道矗立著。这是因为土质松软,骡车的铁壳轮子一辗就是一道沟,千百年来的骡车老在这条道上走着,路就成了个土沟,有一两丈深。坐在卡车上,只看得见平原上黄绿色的树梢。
有人闹坐得腿发麻,大家尽可能的掉换位置,人丛里有一个美丽的女孩子,现在挪了个方向,朝这边坐着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已经没有电烫过的痕迹了,但是梢上还微微有些卷曲。脸型圆中带尖,小小的微凸的鼻子,薄而红的嘴唇。漆黑的一双眼睛,眼梢撇得长长的,有一道深痕。她的蓝灰色的列宁服,袖子高高的卷了起来,直卷到肘弯上面。手臂似乎太瘦一点,然而生在她身上,就仿佛手臂瘦一点,反而更显出一种少女的情味。大风把一片小绿叶子刮了来,贴在她头发上。
不同学校的人,本来是彼此不认识的。上车以前,大家曾经挨次报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自我介绍这件事,总觉得带点滑稽意味,所以谁也不好意思郑重出之,不过笑嘻嘻的随便咕哝这么一声。人多,有许多人也仍旧闹不清楚。然而像她这样的人,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她自己报名,说叫黄绢,是燕京这一期的毕业生,大概全车的男性没有一个没听清楚。刘荃当然也不是例外。
也是因为这人实在太美丽了,偶尔看她两眼,就彷佛觉得大家都在注意他,他别过头去,手里拿着帽子当扇子,在胸前一下一下的扇着。扇了一会,自己又觉得这是多余的,车子开得这样快,风呜呜的直吹过来,还要扇些什么。于是把帽子戴到头上去。但是跟着又来了第二个感想,这样大的风,帽子要吹到汽车外面去的,赶紧又摘下来。看看别人,谁也没戴着帽子,自己的帽子本来是不是戴着的,倒记不起来了,越想越觉得恍惚起来。
他没大听见她和别人说话,但是她仿佛非常愉快的样子,常常把她的一把伞伸到车外去,插到树丛中,擦得它刷刷响着,弹得跳起来。
车子里静寂下来了,只听见车声隆隆。大家唱得喉咙都干了,没有再唱下去。折了根树打拍子的那个女孩子叫俞琳,是刘荃的同学,她远远的把那马鞭子似的树枝伸过来,在他肩上打了两下。
“嗳,刘荃,刘荃,还有多少路?”
他没有马上回答,她那树枝又打上头来。“嗳,刘荃!走了一半路了吧?”她偏着头,笑嘻嘻的望了过来。他觉得黄绢也在望着他。
“问我有什么用,你问司机。”他微笑着,心里却很不愿意。大家同学,本来也无所谓,她这神气倒像他们是极熟的熟人似的,很容易使别人发生误会的。他告诉自己说,现在他们都是干部了,下级干部最忌闹男女关系。而且现在他们是出发去做一件最严肃的工作,这种作风要给“领导上”一个不好的印象。
在这一个集团里,代表“领导上”的是张励同志。张励是个党员,是文化局派下来的,作为他们这工作队的负责人。他大概有三十岁年纪,高个子,很富泰的一张长脸,胡渣子很重,两个青绿色的腮帮子,厚厚的淡紫红的嘴唇。在一群青年里面,更加显出他的沉着,他坐在一边,只是微笑着。刘荃认识的人最多,替他一一介绍。刘荃在北大的时候,是学生会里的一个活动份子,和其他几个大学里的学生组织经常的有接触。他口才虽然不见得好,人很诚实可靠,又是青年团的团员。张励显然是很倚重他,将他当作这一群人的领袖看待。
太阳哂得头痛,大家背对背坐着,都盹着了。卡车颠得厉害,尻骨磨得实在痛,就又醒了过来。就这样昏昏沉沉的醒了又睡,睡了又醒。刘荃最后一次醒来,空气里忽然闻到一阵极浓的土腥气。但是并不是土腥气,而是一种沙土的清香。原来下起雨来了。这卡车上面一点掩蔽也没有,然而这一下雨,大家反而振作起精神,又高声唱起歌来,车也开得更快了,因为地下的浮士化为泥浆,像稀粥似的又黏文滑,车轮就快转不动了。
“快到了,马上就到了,”大家互相安慰着。车子如果突然抛锚,在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地方,那就只有摸黑走到韩家坨,连一盏灯笼都没有带。
天已经黑了下来,风景也渐渐变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汽车已经驰出了土沟,眼界陡然一宽,黄昏的天色绿阴阴的,上上下下都像是浸在一个绿玻璃缸里,阴暗而又明晰。
“到了!到了!”一片欢呼声。
大路旁边一片高粱地,高粱秸子长得比人还高,正是青纱帐的季节。过了高粱地,路边渐渐就有些菜园,夹杂着一块块的坟地,偶尔也有一两间茅屋。然后就看见一丈来高的一道黑土墙,绵延不绝。土墙上挖着大大小小几个门洞子,在一瞥之间,也可以看见里面的许多灯火人家。这一带的村庄,都筑上这样一个土圩于围在外面,防御土匪。
忽然一阵锣鼓声,土圩子里拥出一簇灯火,也有红星灯,也有普通的白壳灯笼,还有火把,火光在雨中流窜不定。隐隐约约可以看见一台小孩和少年男女在那里扭秧歌,一路扭了出来,红绿绸子的飘带都淋湿了,里啦里啦的。又看见一些民兵,头上扎着白毛巾。许多人摇动着红线纸旗,喊着口号。这雨下得人心慌意乱,也听不清他们喊些什么,但是大家当然也知道,这是村子上的人冒雨出来欢迎他们。大家心里不由得一阵温暖,也都极力的挥着手,大声欢呼着。就在这时候,卡车已经在人丛中开了过去,嗤啦嗤啦溅着泥浆,灯笼火把都东倒西歪挤在一边,让出路来。
卡车并没有开进村口,仍旧往前走了一截子路,然后才嘎然停住了。大家这就背了背包,从车板子上跨过去,扑突扑突跳下车去。隔着一大片亮汪汪的泥潭,那边有一座庙在土坡上,庙前挂着两盏白壳灯笼,发出那昏黄的光,照著两块直匾,匾上有“三区韩家坨小学校”字样。
这时候扭秧歌的人也跟上来了,大锣小锣一声当当敲着。那雨却下得更紧了。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跑上来招呼着,让工作队的人到小学校去。刘荃只顾照应着大家,一个人落在后面。那黄绢跳下车去的时候,把伞收了起来,下-车再撑开来,但是风太大,挣扎了半天,才撑开了。她打着伞赶上去,看见刘荃弯著腰往上跑,抬起了一只胳膊来挡看睑,她就叫了一声“刘同志!”把伞往他那边一送。
“行,行!”刘荃先客气了一声,然后也就接过伞去,说:“我来我来。”他代撑着伞,却拿得离他自己远远的。也并不一定是有意这样,他对于她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总仿佛她和一切别的女性都不同些。这伞本来不大,完全罩在她头上,在他这一方面,反而比没打伞的时候淋得更厉害,那雨水沿著油纸伞的边缘,亮晶晶的成片的流下来,正落在他头上。黄绢也觉得了,当然也没好说什么,但是大家并排走着的时候,就靠近他些,紧挨着他走。这样,总算这把伞不是完全一面倒,那成片的雨水也不再淋在他头上,变为淋在肩膀上了。
然而这时候也就到了庙门口了。先到的一批人都挤在檐下,抖帽子的抖帽子,拧裤脚的拧裤脚,酒了一地的水。他们这一对最后来到的,大家都望着他们。刘荃自己告诉自己那是他心理上的作用,他仿佛觉得大家对于黄绢总特别注意些,说是“虎视眈眈”也许太过分了,但是空气里似乎确是有点异样。一上了台阶,他把伞交还给黄绢,谢了她一声,就匆匆的走开了。
几个村干部围着张励说话。张励给他们大家介绍。支部书记李向前是一个瘦子,穿着一件高领子的白布小褂,一双很精灵的大眼睛,眼泡微微凸出来。
“同志们来了,我们心里真是说不出来的喜欢,”李向前说:“你们都是有文化的人,我们都要向你们多多学习。”
“哪里哪里,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张励说。
“同志们肚子一定饿了,”李向前对农会组织孙全贵说:“快让他们烙饼。”又向工作队员们抱歉的笑着说:“预备了三十斤白面,五十个鸡蛋,这天热,肉留不住,也没敢杀猪,不准知道今天来得成来不成。”
“可千万别费事,我们有什么吃什么。”张励说。
“用吃白面了,”刘荃插进来说:“其实也不用另外给我们做饭,大家都去吃派饭得了。”
李向前搔著头皮,把眼睛望着他们,嘴里唏溜唏溜的笑着。“下这么大雨,就在这儿吃一顿吧,早一点歇著,同志们今天也辛苦了。”
“也不费什么事,东西都现成,都现成。”孙全贵说。
“我看,我们也不必和大伙儿闹对立,”张励微笑着向刘荃说:“无论什么事,总得结合实际情况,不能死脑筋,说一定要怎么着怎以着,那也是一种教条主义。”说到这里,呵呵的笑了起来。
刘荃真没有想到,一开口就碰了这么个钉子。再一想,究竟自曰己是个没有经验的人,这次下乡,也不过是来见习见习的,大概张励嫌他锋芒太露了,故意当着人挫折他一下,好在工作队里建立起威信来。他这样想着,心里虽然仍旧有些不平,也就忍耐下去了,脸上也是含著微笑。
张励问李向前,当地有多少党员。又问了些别的话,说明天要各种团体分别开会,传达政策。干部都到齐了,农会主任、妇会主任、民兵队长、村长、村副、支部组织、支部宣传。他们大都还带有几分农民的羞涩,静静的蹲在房门口,听著这边说话。也有蹲在檐下的。
民兵搬著鸡蛋蔬菜,出来进去忙个不了。侧屋里发出烙饼的香味。刘荃不看见那两个司机,问别人,都说不知道。他出去找他们,去叫他们来吃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雨已经停了。一出庙门,几棵大槐树簌簌的往下滴水,还当是又下了起雨来。然而地上已经微微有些月光了。
卡车的黑影矗立在路边。有一群人围在车子旁边看着,指指戳戳。刘荃向那边走过去,远远的听见妇女和小孩说话的声音。
“不许动!”女人呵叱著。“下来!还不下来!打死你!”
小孩带著哭者说:“揿一揿,轻轻的揿一揿嘛!”
汽车喇叭低低的“嘟”一响,大家都笑了起来。女人仍旧叱骂着。
“这些人是区上下来的还是县里下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也不清楚,”一个男子回笞。
“说是要闹斗争了。”
骂孩子的女人说:“不是说要分地吗?”
没有人回答。后来正是那男子说了一声“地也要分的,斗也得斗。”
“不斗光分地不行吗?”
“不斗还行!叫斗就得斗!”
他的妻在旁边仿佛有点不安起来。“回去吧,孩子他爹。”
一群徜徉着走开了,女人们抱着孩子。
刘荃听他们说话的声口,就猜著两个司机绝对不会在卡车里面。走过去一看,果然车子里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他踌躇了一会,才追了下去,向那男子喊了一声“嗳,老乡!刚才那两个开车的上哪儿去了,你们看见没有?”
他们回过头来望着他。一个赤稞著身子的小男孩站住脚,呆呆的向他望着,手里拨弄著一个细竹签搭的框架,大概是刚才拿著去欢迎他们的一盏红星灯,被雨淋得只剩下一个星形的架子,上面还挂著两三条破烂的红纸。
他们没有说话,刘荃以为他们不会回答他了。
“上合作社去了,”那男子突然向那边一座小白房子指了一指。然后他们很快的继续往前走。只有那小男孩还挺著隆起来的肚子,站在那里眼睁睁望着地,拨弄著那竹签编的架子。
“小顺!”妇人粗声呵叱著。
小孩也跟著他们走了。
刘荃站在那里,倒呆了一会。然后他慢慢的向合作社走去。这大路边上荒凉得很,偶然有两所房屋,都是高粱秸子扎的墙,只有这合作社是个瓦屋,里面仿佛点得很亮,窗纸上人影幢幢。刘荃觉得很奇怪,这时倒还开著门。这两个司机也不知道跑到合作社去干什么,这乡下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买的,而且他们明天一早就要回城去了。
他心里正这样想着,远远的看见合作社的门一开,两个人走了出来。月光照在那白粉墙上,这两个人对著墙站著,就溺起尿来。他们嘴里衔著的香烟头在黑暗中发出两点红光。
刘荃突然住后退了一步,隐身在瓜棚底下。他听见那两个人说话的声音,有一个人听去很耳熟,就是那农会组织孙全贵。
“闹不起来的!”他在那里说“我们这儿连个大地主都没有。不像七里堡,他们有大地主,三百顷地,干起来多有劲!你听见说没有,他还没分呢,大红绸面子的被窝都堆在干部炕上了!”
他们一面说著话,系著裤子走了。
刘荃缓缓的向合作社走过来,心里也说不上来有些什么感想,只觉得悄然。一推门进去,迎面拦著柜台,靠著又有一个贴烧饼的炉子,一个赶面的柜台,一块砧板。有两个人站在柜台前面喝酒,柜上有一只小小的黄泥坛子。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刘荃走上去指著两个司的肩膀“等著你们吃饭吧。?br>“你也来一碗吧,同志?”司机说“淋得这么浑身稀湿,要生病。你不喝一点去去寒气?”
“不喝了,你们也喝得差不多了吧,可以去吃饭了。”
两个司机吃得脸红红的,踉踉跄跄跟着他一同出来。
回到庙里吃了饭,大家就预备安欧。男女队员各占一间教室,腾出地方来打地铺,在那青石板地下铺著一堆堆的高粱秸子。吹熄了灯,那迷离的月光就从窗格子里照进来,照在地下,成为朦陇的白玉古钱的图案。院子里唧唧国国的虫声,加上雨后的蛙声,响成一片。屋子里面又常有一种枯嗤枯嗤扑喇扑喇的声音,也不知道是老鼠是蝙蝠?还是风振著那破烂的窗子,使人听著心里老是不能安定。虽然这样,大家实在困倦得很厉害,不久也就鼾声四起了。
刘荃心里有事,一直没睡著,翻来覆去的,身底下的高粱秸子老是——作声。睡久了,那青石板里透出一股子寒气来。秋后的蚊子也非常厉害。大概是他拍蚊子的声音,把张励惊醒了。他看见张励从铺位上坐起来,趿上鞋走了出去,想必是去解手。过了一会,张励回来了,坐了下来沉重的打了两个呵欠。在黑暗中只看见他的汗背心的白影子。
“你还没睡著,刘同志?”他问:“睡不惯吧?”
刘荃本来想说被蚊子咬得睡不奢,但是听张励的口气里似乎含有一种谈笑的意味,就不愿意这样回答。他顿了一顿,然后微笑着说:“不是。我在这儿想着,这村子的情形不简单。”
“哪儿的情形都不简单——怎么,你听见什么话了?”张励似乎很感兴趣,从口袋里摸出一包香烟,自己先抽出一支,把盒子扔到刘荃的铺位上人抽烟。”
刘荃走过来拿洋火,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把孙全贵的话告诉了他。
张励听见说七里堡还没斗争,地主的被窝倒已经堆到干部的炕上去了,他笑了起来。“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的追求享受。不过我们搞工作,是不能撇开干部的。应当就利用这工作来进行干部教育。”
他的语气那样坚定,态度又那样轻松。在这黑暗中听著他说话,刘荃不由得就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
他又告诉他那几个农民的态度,几乎带著敌意。他们似乎反对斗争。
“唉,农民嘛!——本来就是落后,”张励笑了。“他们心里有多糊涂,你都不知道就只看见眼前的一点利益,常常不识好歹,把人民的敌人当是好人。常常动摇,常常靠不住,一脑袋的变天思想,胆子又小,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打破了头。”
刘荃非常惊异,想不到他把农民估计得这样低。“照这样,这土改怎么搞得起来呢?我们不是要走群众路线吗?”
“走群众的路线,一方面得倚赖群众,一方面就得启发群众,帮助群众,进行思想动员。”
刘荃默然吸著烟。
张励呼起一口痰在喉咙里,吐了出去,然后就躺了下来,在石板地上揿灭了香烟。“你也小心点,别把高粱秸子烧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