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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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队这两天忙著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著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著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于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后，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著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后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著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什么地主的仇恨不深？实在是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不够，所以对于被地主剥削的事实并不感到愤恨，”张励说：“而你们只看到表面，就武断的认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不深，这正证明了你们对政策理解的程度不够。”
于是大家又作了详尽的检讨与反省。
李向前向工作队提出一个意见，每天中午用大锅煮“斗争饭”吃，工作队和干部民兵一同吃吃，叫起人来比较方便，省得满处去找。反正粮食是现成的，是春上清匪反霸的斗争果实，由农会保管著。
“那是人民的财产。”刘荃立刻说：“不应当由我们来享受。”
黄绢向来不大说话的，这次也说“本来我们下乡应当‘三同’，”她是指同吃、同住、同工作。“现在我们不下地工作，已经不对了，再要吃得比别人好，未免太说不过去。我住的那家人家是个赤贫户，就靠吃些豆皮麸皮糠皮过日子，从来没吃过什么正经粮食。”
被分派在赤贫户家里的，不止她一个，也都是跟著吃糠，自然也有人急于想换换口味，就和她辩驳起来。“不下地工作，那是因为时间上不许可——这次土改是有时限的，要尽早的完成它。其实是经济时间，大家在一起吃‘斗争饭’倒也是一个办法，干部民兵都会齐了，叫人有人。”
一时大家议论纷纭。
“同志们是来帮助老百姓闹斗争的，”李向前说：“就是吃老百姓两顿饭，也是应该的。”
“那么难道说，不吃，就不斗争了？”黄绢说。
张励是支持她的。他说：“吃得太讲究了也的确是不好，要照顾到影响。”
“斗争饭”的建议就榈浅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发现，因为农会的谷仓设备不大好，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谷子都发热，变红了，也有的发了芽。这样看起来，也就没有理由反对拿点出来吃吃。于是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砌起大灶来，每天给工作人员做一顿午饭。后来一度有谣言说李向前和农会主任串通了，大批的盗卖粮食，都报销在斗争饭上。也是因为别的干部看着眼红，所以才闹到张励跟前，但是李向前把张励敷衍得很好，因此事态并没有扩大。工作队员们也只是恍惚听见有这样的传说。
访问贫雇农的工作已经告一结束，忙著给区上写汇报，大家帮著抄录。发给黄绢的一份似乎特别长些，一直抄到黄昏后，人都走光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小学校的教务室里埋头抄写。桌上点著一根红蜡烛，插在泥制的烛台上。在那黄昏的烛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白粉剥落的墙上贴着一张石印的孙中山先生像，一张彩印的毛泽东像，每一张画像的两边都贴着两条白纸标语，像对联似的。对面墙上又高挂著两只大红色的腰鼓，那铜匝铜钉微微的闪出金光来。小学生的作文，写在绿丝格的竹纸上，高高下下贴了一墙。
张励走了过来，说：“我们突击一下吧，我来帮你抄，今天晚上抄好它，明天一早派人送去。”
他站在黄绢背后看她抄到那里，手里拿著顶帽子不住的指著，一半也是替她扇著。他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一下一下的扇著，那蜡烛的光焰一闪一闪，跳动得很厉害。黄绢只管把眼光注视在纸张上，不由得一阵阵的眩晕起来。她心里觉得十分不耐烦，但是极力忍耐著，搁下笔来，把草稿分了一半给他，又把烛台往那边推了一推。但是他并没有坐到那边去，依旧挨著桌子角站著，不经意的把那一叠稿纸竖起来在桌面上托托的敲著，慢慢的把那一叠子稿纸比齐了。
“你好好的往下干吧，黄同志，”他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表现得非常好，今天在会上发言，思想性也很强。你是候补党员，等我回去反应上去，应当可以提前准许入党。”
他的手就此按在她肩膀上了。黄绢只管继续抄写著，头也没抬，却在挪动纸张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身子一偏，让了过去。“我是很虚心学习的，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她微笑着说。
“要求突出，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看法。”他一面说著，已经把她按在纸上的左手握在手里，但是又被她挣脱了。她只管低垂著眼睛，眼窝里簇拥著那长睫毛的阴影，腮颊上的红晕一阵阵的深起来。
“你瘦了吧？怎么会刚巧把你派到一个赤贫家裹住著，”他俯身望着她，蜡烛的火光离他的嘴唇很近，现在那火焰是因为他的言语而颤抖著。“给你换一家中农吧，调剂调剂。”
“那又何必呢？我们下乡来又不是为了享受，吃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吃苦也得一步步的练习著来，自己的健康也不能不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他又抚摩著她的手，并且渐渐的顺著胳膊往上溜。
这一次她很突兀的把手一缩了回去，跟著就往上一站。“我去多叫几个人来帮著抄，可以快一点。”她红奢脸，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面说著，已经向门外走去。
“叫校工去叫去。”他高声喊著：“老韩！老韩！”
没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间间的空房里嗡嗡的发出“韩！韩！”的回声，似乎更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不用叫他了，我自己去，反正我也要回去吃饭去。”她匆匆的说，人已经到了院子里。
她回到村子里，动员了好几个人来。她自己先去吃饭，吃完了饭，才邀了一个女同志一同来到庙里，那时候大家七手八脚，也已经抄得差不多了。张励的态度也依旧和平时一样，和她们随便谈笑着，在和悦中带著几分庄严。完工以后，大家一同打著灯笼回到村上去。
但是第二天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斗争饭的时候，他忽然捧著碗踱了过来，正著脸色向黄绢说：“黄绢同志，你这种作风不大好，要注意影响。”
黄绢倒呆住了，还以为他是指昨天晚上的事，想不到他竟有脸当众宣布出来？
“把苍蝇捞出来也就算了，你把这一碗粥都糟蹋了，”张励拿筷子指著她搁下来不吃的那碗粥。“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我记得你是第一个反对吃斗争饭的，认为太浪费。这正是知识份子好高骛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张同志，你这话太不科学了，”黄绢红著脸气烘烘的说：“苍蝇是传染病菌的，连小学生都知道。”
“苍蝇在粥里熬奢，早已死了，病菌还能生存著么？你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洁癖。”
“我亲眼看见它掉进粥里，还活著呢，”黄绢又端起碗来用筷子把那苍蝇挑给他看。
“这算什么，人家农民还不是照样吃，凭什么你的性命比农民值钱？”
两个人一个大声指责，一个大声抗辩，许多干部和民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张励也觉得有些不妥，随即微笑着说：“自己同志，跟你提意见是好意，是要帮助你进步，你这样不接受批评，态度实在不大好，应当提出来在小组上讨论。”
当时刘荃非常替她不平，但同时也稍稍觉得有一点诧异，因为她今天不知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一开口就和张励顶撞起来。
她后来也懊悔她太沉不住气，明明知道是斗不过他的，即使大胆暴露他昨天的暧昧态度，也不会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徒然毁了她白日己的前途。
那天他们小组开会，把她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些人虽然都是天真的青年，为情势所逼，不能不顾到白曰己的前程，彼此之间本来就竞争得很厉害；既是示意叫他们抨击某人，当然加以无情的围剿，正是一个邀功的好机会。隔了好几天以后，还又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质问：“那天开完会以后，曾经有人看见黄绢同志跑到野地里去，哭了一场。可见她表面上装作接受批评，心里还是不服。”
有片刻的寂静。然后黄绢微笑着说：“是有这么回事。我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的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这样，总算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这两天工作队员天天参加干部会议，在合作社里秘密开会，酝酿斗争对象。这一天正在开会，忽然有人嚷了起来：“有奸细，有奸细！”
“是韩廷榜！”
“是他！我看见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家嚷成一片。
当下就有几个干部跑出门去，把那地主韩廷榜架了进来，又喝骂那守门的民兵不管事。那韩廷榜是个高个子，黄瘦面庞，高鼻子，细眼睛，头发留得长长的，已经有几茎花白的了，正中挑著头路，两面分披下来。穿著一件白夏布长衫，蓝色帆布鞋。
“韩廷榜，你来干什么？”李向前大声喝问。
“我来见各位主任有话说，看见同志们在这儿开会，没敢进来没敢进来。”他不住的点著头哈著腰笑着。
“你有什么话说？”张励说。
“我是来献地的。”他想挣脱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地契，结果由别人代他掏了出来，把那小布包呈了上去。
张励取出里面的地契来看，一面笑着说：“他们地主献地有三献，献坏、献远、献少。”
李向前也凑上来看，说：“这还不是拣的他最坏最远的几亩旱地，拿来糊弄人。”
“原则上不应当拿他的。这地是应当还给他的佃户的，他不能拿别人的地做人情。”张励把几张地契仍旧用那块白布一裹，掷还给韩廷榜。
“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著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后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么油水，而且后来被人排挤，终于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后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著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着答应著，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着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覆晓谕。佃户们终于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后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着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著，后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著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后，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
妇会主席也开了口：“老婆还穿著新棉袄哪！”
当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拟出一张单子来。前三名里就有唐占魁的名字。唐占魁虽然没有佃户，也雇不起长工，在农忙的时候却雇过短工。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给他打过工。农会就把这几个人找了来，发动他们斗争唐占魁。
几个雇工都有点怯寒，内中只有一个冯天佑比较胆子大些，敢说话。
“唐占魁倒是待人还厚道，”他迟疑的说：“同志们面前，咱不敢瞎扯，咱有一句说一句。替他家干活，他们自己吃什么，咱也吃什么，给起工钱也爽快。”
“你别这么傻，自己给人家剥削了去都不知道，还拿人家当好人，”李向前说：“你不想想，他不剥削穷人，他哪儿来的那些地？”
“那是他们一家子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
“你别这么死心眼儿，胳膊肘子朝外弯，不帮著自己穷哥儿们，倒去护著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人。”
“不是这么说，李同志。人不能没长心，老唐对咱不能算坏，那年咱死了爹，自己家里叔公叔婆都不肯帮忙，还是他借的钱买的棺材。”
“原来是这样，”张励岔进来说：“他这么一点小恩就买住你的心了！”
“别这么傻了，”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么？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
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
李向前早已看出他脸色动了一动，就又钉上一句：“你仔细想想吧，冯天佑。不要这样死脑筋，死不肯翻身！”
“你翻身就在今天哪！”张励拍著地的肩膀说。
“现在的天下都是穷人的天下，人穷就大三辈，”李向前说：“你尽管去跟他闹，他欠你的工钱你去跟他要回来。放心，有政府给你撑腰，”
冯天佑只管低著头不作声，同来的两个佣工却嗫嚅著，断断续续的说起话来，说唐占魁少算了工钱给他们。
“你听听，你听听！”李向前对冯天佑说：“人家都说出来了，只有你一个人护著他，甘心做他的狗腿子。”
“准是给他收买了，”张励随即追问：“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没有的事！谁要是拿了他什么，左手拿的烂掉左手，右手拿的烂掉右手。”
“那你怎么不说实话？”
磨了半天，最后冯天佑也期期艾文的说，唐占魁借给他的钱，是阎王债，利上滚利，后来几年替他挑水、垫土、修渠、碾麦子，碾黍棒，统统都是白做的。
刘荃在旁边看着，心里像火烧的一样，给张励连递了两张条子，张励约略看了一通之后就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塞，并没有什么表示。刘荃自己心里想着，他是住在唐占魁家里，也许倒不能不避一点嫌疑，要不然，甚至于会有人说他也是被收买了。但是后来实在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张同志，我认为用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并不能鼓励群众说实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励冷静的望着他说：“我们一天到晚说发动老百姓，老百姓真的起来了，难道我们又给他浇冷水？”
刘荃顿了一顿，正要再开口说话，张励又厉声剪断了他：“刘荃同志，你这阶级路线走错了，你自己先去反省一下，你这问题我们过一天再讨论。”
他这两句话分明含有一种恫吓的意味。刘荃默然了，其馀的工作队员看了他的榜样，更加谁也不敢作声。
那天散了会出来，黄绢就赶上来轻轻向刘荃说：“实在太不民主了！”
刘荃起初沉默著，没有说什么，然后他突然愤激的向她说：“你看今天这情形，谁要是有一句异议，简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
“算，算，别说了！”另一个队员走过他们身边，低低说了一声：“让人家听见了，又要说我们‘开小会’。”
黄绢也就悄悄的走开了。
刘荃缓缓的走着，一个人落在后面。他有点怕回家去，他不愿意看见唐占魁家里的人。看见他们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透露一点消息，自己觉得实在太虚伪。但是更不能告诉他们什么。那不但违反纪律的事，而且犯了最严重的‘破坏土改’的罪名，有被处死刑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与事无补。他们无处可逃，也逃不出去。
他这样想着，心里有点惘惘的，顺著脚走着。不知不觉的就绕了一条远路回去，仿佛多挨一刻也是好的。沿著这条路走过去，远远的就看见那边一个小河沟，沟边生著高高的一棵金色的柳树，夕阳正照在那枯黄的柳枝上。这两天已经不听见蝉声了。
那小河沟上搭著一块石板桥，有人蹲在石板上洗衣服。刘荃起初也没注意，走到近前方才觉得那紫花布衫裤有点眼熟，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二妞。他不由得呆住了，但是脚底下一直不停的缓缓往前走着，倒已经走到河沟旁边。
二妞正低著头拿著根棒槌舂著衣裳，时而抬起一只肩膀来擦一擦脸上溅的水沫。她那紫花布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那金黄色的圆圆的手臂。刘荃站在水边，离她没有几步远，但是没有朝她那边看去，只望着那沟里的水，那混浊的水夹著草屑，流得很急，又夹著一缕缕厚腻的黄泥，就像鸡蛋清里的一缕缕蛋黄一样。
这水虽然黄浊，究竟人影子倒映在里面映得出的。二妞早就在水里看见了他的影子，故意装作不知道，看他是不是和她打招呼。没想到他老是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起初觉得诧异，渐渐的也不知道怎么，脸上一阵阵的红晕起来，手里仍旧一下一上的舂著衣裳，也有点心不在焉的。
她突然嗳呀了一声，那棒槌一下子滑到水里去，的溜溜转著，顺著水流走了。她只管望着它发呆，但是她这样嗳呀一声叫了出来，倒把刘荃惊醒了。他立刻跨到水里去，急急的走了两步，俯身去捞。这水虽然很浅，水势却很湍急，他的动作又太急遽，身体一连摇晃了几下，几乎栽了下去。但是总算把那根棒槌捞了回来。
二妞在石板桥上已经立起身来，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到他上了岸，看他裤脚上的水像牵线似的往下流著，她呵哟了一声，直说：“你瞧，你瞧，”她自己手里捧著一团湿衣服，那衣服上的水也是牵线似的往下流，正淋在脚背上，她却没有觉得。
“不要紧的，没关系。”他把棒槌递给她，一面自己弯下腰去拧绞裤脚上的水。湿透了的裤子已经变成了深灰色。
“这怎么办，”二妞皱著眉说。她也像一切北方乡村里的人，对于雨与水因为生疏，总仿佛怀著一种恐惧。衣服弄湿了似乎是很严重的事。“又没的换，那一套我刚洗了。”
“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就乾了。”他向她点了点头。“那我先回去了。”
这一次他倒是走得很快，一半也是因为那潮湿的裤子冰凉的裹在腿上，非常不舒服。太阳下山了，一阵阵的风吹到湿衣服上，很有几分寒意。而且脚上那双橡胶鞋，糊上厚厚的一层淤泥，在地上一走一软，就像云里雾里似的，很不对劲。
进了圩子，在那小巷里遇见两个工作队员，是他的同学。
“你怎么回事？”他们吃惊的问：“掉了河里去了？”
他含糊的笑着点了点头，假使据实告诉他们，说是帮著一个村子里的姑娘捞棒槌，一定要被他们大大的取笑一番。
“怎么会掉了河里的？”
“一个不小心栽了下去，幸亏水浅。”他随口回答著。
“真是笑话，人家地主没投河，你这土改工作队员倒投了河！”
大家笑了一会，各自走散了。
他回到唐家，唐占魁的女人一看见了他，也是惊异的问：“怎么了？”
他很可以告诉她实话，但是他一直有这感觉，觉得她对于这女儿防范得很厉害，只要是个穿制服的人，一走近她女儿，她就惊慌起来。当时他也没有仔细思索，就随口答了一句，说是在河边上没站稳，滑到水里去了。
“嗳呀，没摔著吧？”她说：“快到灶跟前烤烤，湿衣裳穿著要生病的。”
唐占魁从田上回来了，放下锄头，就去揭开水缸盖，舀了一瓢水喝了，然后又舀了一瓢，含在嘴里喷在手上，两只手互相搓著。
他女人就告诉他刘荃跌到河里去的事，他只是随口答应著，仿佛并没有听见，只管慢慢的搓洗著两只手。洗完了就在他身上那件白布背心上揩擦著，背心上擦上一条条的黄泥痕子。
他女人也就沉默下来了。刘荃站在灶前烤火，不安地挪动著他的脚。橡胶鞋里汪著的水嗤咕一响。
唐占魁从那土墙上凹进去的一个窟窿里取出他的旱烟袋，伸到灶眼里点著了，抱过一张板凳，坐下来抽烟，身体向前伛偻著，直著一双眼睛，仿佛非常疲倦似的。
今天他和他女人有过一番争论。因为这两天村子里空气很紧张，谣言非常多，许多富农中农纷纷的都去献地。唐占魁的女人也恐慌起来，劝他把地献出一半。他只是不作声。
“有什么办法，赶上这个时世，”他女人说：“你心疼我难道不心疼，地是一亩一亩置的，倒要整大块的拿出去——”说著，不由得哭了起来。
她又说：“唉，不是我说你，真是何苦阿！一辈子舍不得吃，就想买地。去年春上为买耿家那块地，还拉上那么个大窟窿，欠上二百斤粮食到现在也没还！”
她一面数落著，拿出他们收著地契的那只木头盒子，又伤心起来，说：“早先那时候，这些地契就拿一块破布包著。后来买的多了，拿张桑皮纸包著，再包上个小包袱。后来你做了这么个匣子，我就说：“算了，咱又不是什么财主人家，红木匣子装著地契。”都是这匣子防的，不是我说！”
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开口。她再逼著他到合作社去献地，他站起身来，拿起锄头来扛在肩膀上，就下地去了。
这时候天黑了，他回来了。他女人心里想着，趁著刘荃在这里，应当设法向刘荃打听打听消息。因此在一阵沉默之后，她就开口向她丈夫说：“唉，这两天村子上的话是真多，也不知信谁的好。我说二妞他爹，你也不用发愁，反正没咱们的事，咱们苦了这半辈子，就算落下这几亩地，也还没吃三天饱饭哪，哪儿就斗到咱们身上？”她嘴里和她丈夫说著，却把眼睛望着刘荃。
刘荃背著身子站在那里烤火，并没有接这个碴。
那女人又向她丈夫说：“刘同志不是跟你说过吗，叫你放心，没咱们的事。”
她本来想他们夫妇俩一递一声的谈讲著，好引著刘荃说话，但是唐占魁是个实心眼子的人，根本就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向他使眼色，他也没有看见。他只是默默的坐在那里吸烟。她自己说上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答碴，只好不言语了。
这时候二妞洗完了衣服回来了。唐占魁的女人一面揉著面粉，就又把刘荃失足落水的事当作一件新闻告诉她。二妞听了，不由得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同时就向刘荃看了一眼。刘荃心里正是苦闷得厉害，但是看她这样笑嘻嘻的向他望了过来，也只好勉强报之以微笑，两人的眼光遇到一起，二妞大约觉得他们共同保守著一项秘密，她把脸别了过去，倒越发忍不住嗤嗤的笑了起来。
“笑什么？”唐占魁伛偻著坐在那里抽烟，猛然抬起头来大声问。
刘荃看见他瞪著眼向二妞望着，倒不由得有点着急起来。
“没什么。”她更加笑不可仰。
“傻孩子，”他皱著眉抡起旱烟袋来，用烟袋锅在她头上卜的敲了一下。
二妞偎在他身边，把头抵在他肩膀上，用力揉搓著。她今天仿佛特别高兴，对于她父亲也突然像是爱恋得无法可想。
“这么大的人了，也不怕人家笑话。越大越傻了！”唐占魁咕噜著说，一面抚摩著她的头发，同时无缘无故的却叹了口气。
刘荃越是看见他们那融融——的样子，越是心里十分难受。
不久就吃晚饭了。饭后，唐占魁的女人在一只木桶里洗涤碗筷。二妞把桌子擦乾净了之后，便到院子里去，把她今天洗的刘荃那套制服收了进来。晾在外面，虽然还没有干，已经不是那么水淋淋的了。她把那衣服铺在桌子上、用手抹平它，重重的抹着，使那灰蓝色的布平滑得像烫出来的差不多。
刘荃站起身来，拿起一只灯台，走到灶前去，凑在灶上挂著的一盏灯上点亮了它，影影绰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想早一点睡觉，可以避免和唐家的人谈话，他坐在炕上，才解了两颗纽子，忽然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面喊了一声：“刘同志！有人找你！”
“是谁？”他一面扣著钮子，走了出来，在那昏黄的灯光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看见黄绢微笑着站在灯前，两只手抄在口袋里，斜斜的站著，更加衬托出她那纤窄的身材，那微尖的圆脸，那幽深的眼睛。在灯影里，她那长长的眼梢也显得特别的深而长，那红嫩的嘴唇上的一道薄棱也非常好看。
“你们吃过饭没有？”她问。
“刚吃过，”刘荃笑着说：“请坐请坐。”
“这位同志贵姓呀？”唐占魁的女人搭讪著说。
“我姓黄。这是你们的姑娘吧？”她把一只手搁在二妞肩上。
二妞把头低得更低一点，继续去抹平那桌上铺著的衣裳，非常专心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黄绢俯下身去望着她。
二妞依旧眼睛向下注视著，只在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但是脸上红红的，那笑容显得十分勉强。”叫二妞“她母亲代她回答：”今年都十七了，还是一点也不懂事。“
“这是你客气的话，我一直就看见她顶活泼。”黄绢忽然注意到刘荃的两只糊满了黄泥的鞋子，不禁咦了一声，说：“你上哪儿去的，淌水来著？衣服也湿了。”
“就是刚才回来，在河沟旁边走着，一个不小心，掉了下去。”刘荃嘴里这样回答著，也不知道怎么，就像是有点心虚似的，那眼光不由得就向二妞睑上瞟过来。二妞这是第二次听见他这样说了。这一次她不但没有笑，而且似乎非常不高兴。她那短而直的头发在面颊上被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她那腮帮子鼓绷绷的，眼光也非常沉郁。刘荃看见她这神情，心里想着“你这生气得实在没有理由。怎么见得我是怕她，不敢说实话。我刚才对你母亲是这样说，现在当着你母亲，不见得能够改口，说是下河帮你捞棒槌，弄湿了衣服鞋子。”他虽然这样想着，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惭愧，他对二妞总觉得是对不起她。
黄绢走到里间的门口张了一张，笑着问刘荃：“这是你的屋子？”
“对了。你进来瞧瞧。”
她一走了进去，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摺叠著的信纸，打开来递到他手里。“我写了封信，”她轻声说：“你要是同意的话，也把你的名字签上。我希望多找几个人签名。”
刘荃把油灯拨亮了些，匆匆把那封信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又看第二遍。他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信尾只有她一个人的署名，可见她还没有拿去给别人看？br>“我当然同意的，”他说：“不过我认为你这封信不能寄。”
“我也知道随便写信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黄绢微笑着说。她靠著桌子角站著，伸著一只食指在油灯的火焰上划过来划过去，试验烫不烫。
“而且一定没有用的。我们不是党员，我们没有组织关系，说的话不被重视。”
她突然抬起头来。“不过这儿搞得实在太不像话。我想毛主席未必知道。”
刘荃没有作声，半晌才说：“毛主席自己也说过，‘矫枉必须过正’。”
“可是总不能乱斗人，”她因为气愤，声音不由得高了些。
刘荃急忙向她微微摇了摇头，向门外看了一眼，然后轻声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还是外头说话方便。”
她接过那张信纸，仍旧摺叠起来向口袋里一塞，两个人一同走出房去。
二妞正蹲在灶前拨灰。唐占魁夫妇俩隔著一张桌子坐著，一个在吸烟，一个在做活，两人的脸色都很紧张。显然他们以为黄绢今天晚上来也许与他们有关，把刘荃叫到里屋去也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又和他一同走了。
刘荃他们走出大门，这天晚上月色很好，那青霜似的月光照在那淡黄色的光秃秃的土墙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清的况味，使人不由得想起这是有着三千年的回忆的北中国。那月光十分明亮，远远近近不时的发出一缕缕摇曳的鸡啼，鸡都当是天已经亮了。他们沿著那小巷子走着，有迎大家穷得连扇门都没有，从那门洞子里望进去，小院子里黑漆漆的，土房子里隐隐透出一点暗黄色的微光。一路走过去，有时候也听见小孩的哭声，也渺茫得很，仿佛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孩子，可能他后来活到很大的年纪，死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前了。
在那土巷子里高一脚低一脚走着，也不便说话。后来刘荃在墙根下面站住了。
“我要你答应我不要寄那封信，”他说。
她没有作声。
“真的，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地位，组织不过拿我们当群众看待。我们毁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
“我知道，”她终于说。
“譬如那天无缘无故的跟你找岔子。实在太没有理由了。我真火极了，可是我觉得跟他正面冲突没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只有忍耐。”
黄绢微微叹了口气：“唉！回去吧，让人看见了又说我们闹小圈子主义。”
“我送你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忽然听见一阵皇皇的犬吠声，夹杂著一阵脚步声，是排著队走得齐整的步伐。这时候他转了个弯，是土房子的后身，只看见窗户里的灯一个个都熄灭了，变成一片黑暗与死寂。他们问身在檐下的黑影中，远远看见横巷里走过一队民兵，打著灯笼，前面走的两个拿著枪，身上佩著子弹带、盒子炮，后面的几个就只看见一些白色头巾在黑暗中晃动。
“索性等一会再走吧，”刘荃轻声说。
“看这样子是去逮人的，”黄绢恐怖地说。
“不知道是往谁家去。”
东头的狗吠起来了。他们猜测著是不是到韩廷榜家。
“这些人也都是刚巧陷在时代的夹缝里，”黄绢低声说。
青黝黝的天空里高高挂著大半个冷白的月亮。看着那没有时间性的月亮，刘荃心里想他也愿意生在另一个时代。这时候他毫无理由的忽然想起他一个旧同学的故事。还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那人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和他一同参了干；他因为级位低，没有结婚的权利，一方面那女孩子已经被迫嫁给一个老干部了。
即使早生几年也好，刘荃想。不能早生几年，早几年见她也好，不至于这样咫尺天涯。
“你的家在北京？”他问。
“我一直住在北京。”
“那也说不定我们在路”遇见过好些次，大家都不认识。”
她笑了。“那很可能。”她在檐下的一个石舂床上坐了下来，用手抚摸著那上面的扶手，又把下颏搁在手背上。
“这次服从分配，也不知道分配到什么地方，”刘荃说。
“也许我们又在新疆碰见了。”
“也难说。”
她突然在那舂床上站了起来，把手指了指巷西墙根下的一团黑影，仿佛是个人蹲在那里。
“是谁？”刘荃也吃了一惊，大声问著。
没有回答。
“是什么人？”他走过去问。
“放哨的，”那民兵短短的回覆了一句，在地下啪的吐了口痰。
“不早了，回去吧。”黄绢说。
他们从横巷里穿过去，一抬头，又看见迎面的屋脊上蹲著一个黑影，想必又是放哨的。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到了黄绢寄住的那家人家，她进去了，然后一个人走回去。他忽然又听见那齐整的脚步声“嗒——嗒——嗒——嗒——”在他后面，渐渐跟上来了。四邻的狗又零零落落叫了起来。在那死寂的村庄里，老远的就可以听见民兵队伍里说话的声音。那隐隐的人语声与寒冷的犬吠声在他耳朵里嗡嗡起伏著，使他怀疑那仅只是他的兴奋的响声，一切都出于他的幻想。
在月光中，那黄士的甬道笔直的在眼前伸展著。转一个弯，还是那月光中的黄土甬道，永远走不完，像在朦胧的梦境中一样。而那“嗒——嗒——嗒——嗒——”的脚步声永远跟在他后面。
他甚至于有一个神经错乱的感觉，觉得他要是不回家去，改走另一条路，他们盲目地跟在他后头走着，就会找不到唐家。
工作队这两天忙著出去访贫问苦，两三个人一组，到村子里去挨家访问。白天大都只有妇女在家，因此他们白天黑夜都出动，利用谈天的方式，诱导农民吐苦水。工作队员每天一次，聚集在小学校里汇报，把当天采集的材料归纳起来，加以讨论。
“老百姓还是有顾忌！不敢说话，”张励说：“他们怕封建残馀势力的报复。”
大家研究他们究竟是怕地主？怕恶霸？韩家坨的几个地主，只有很少的土地出租，专靠吃租子是不够生活的。他们家里都有人在城市里做小买卖或是教书，经常的往家里带钱，贴补家用。地面上也有几个“混混”却没有一个够得上称恶霸的。干部里面的李向前，从前就是个“二流子”但是他现在既然改邪归正了，当上支部书记，自然没有人去翻地的旧账。沦陷时期当甲长
的两个人，都是被逼，乡公所里来了公文，指名派定的。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而且送往迎来，供应日伪军队，赔累得非常厉害，卖了田又卖了房子。这些情形，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得很
清楚，因此也并没有把怨毒结在他们身上。
访贫问苦的工作继续进行。这些工作队员秉著年轻人的热诚，用出了最大的力量，像施用人工呼吸一样，按揿著肚子把水挤出来；苦水终于陆陆续续吐了些出来。
最普遍的控诉是说去年秋收以后，四乡竞赛提早交粮，村干部只想夺红旗，拚命催著要大家快点缴上去，拿罚修公路作为威胁。后来索性乱打乱捕人。有一个贫农韩得禄被逼得没有办法，哭了四次。又有许多人给催逼得，谷子还没到收割的时候，就把谷种卖掉了交粮。
又有些人诉说干部私心“做负担”的时候不公平。又有几个人吐露，去年接连的遭了火灾和虫患，损失五成以上，本来已经报荒报了上去，应当可以准许减征公粮，干部又左说右说，逼著他们自动“请求免予减征”
工作队员们挤苦水的时候非常兴奋卖力，等到汇报的时候又觉得为难起来。都是这一类的琐琐碎碎的怨言，十分严重的话当然也没有人敢说；都是对干部表示不满，而对地主都漠然。
“这里的农民对地主的仇恨不深。”刘荃作了这样的结论。
“什么地主的仇恨不深？实在是他们的政治觉悟的程度不够，所以对于被地主剥削的事实并不感到愤恨，”张励说：“而你们只看到表面，就武断的认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不深，这正证明了你们对政策理解的程度不够。”
于是大家又作了详尽的检讨与反省。
李向前向工作队提出一个意见，每天中午用大锅煮“斗争饭”吃，工作队和干部民兵一同吃吃，叫起人来比较方便，省得满处去找。反正粮食是现成的，是春上清匪反霸的斗争果实，由农会保管著。
“那是人民的财产。”刘荃立刻说：“不应当由我们来享受。”
黄绢向来不大说话的，这次也说“本来我们下乡应当‘三同’，”她是指同吃、同住、同工作。“现在我们不下地工作，已经不对了，再要吃得比别人好，未免太说不过去。我住的那家人家是个赤贫户，就靠吃些豆皮麸皮糠皮过日子，从来没吃过什么正经粮食。”
被分派在赤贫户家里的，不止她一个，也都是跟著吃糠，自然也有人急于想换换口味，就和她辩驳起来。“不下地工作，那是因为时间上不许可——这次土改是有时限的，要尽早的完成它。其实是经济时间，大家在一起吃‘斗争饭’倒也是一个办法，干部民兵都会齐了，叫人有人。”
一时大家议论纷纭。
“同志们是来帮助老百姓闹斗争的，”李向前说：“就是吃老百姓两顿饭，也是应该的。”
“那么难道说，不吃，就不斗争了？”黄绢说。
张励是支持她的。他说：“吃得太讲究了也的确是不好，要照顾到影响。”
“斗争饭”的建议就榈浅了。但是不久他们又发现，因为农会的谷仓设备不大好，经过一个炎热的夏季，谷子都发热，变红了，也有的发了芽。这样看起来，也就没有理由反对拿点出来吃吃。于是就在小学校的院子里砌起大灶来，每天给工作人员做一顿午饭。后来一度有谣言说李向前和农会主任串通了，大批的盗卖粮食，都报销在斗争饭上。也是因为别的干部看着眼红，所以才闹到张励跟前，但是李向前把张励敷衍得很好，因此事态并没有扩大。工作队员们也只是恍惚听见有这样的传说。
访问贫雇农的工作已经告一结束，忙著给区上写汇报，大家帮著抄录。发给黄绢的一份似乎特别长些，一直抄到黄昏后，人都走光了，只剩她一个人在那小学校的教务室里埋头抄写。桌上点著一根红蜡烛，插在泥制的烛台上。在那黄昏的烛光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那白粉剥落的墙上贴着一张石印的孙中山先生像，一张彩印的毛泽东像，每一张画像的两边都贴着两条白纸标语，像对联似的。对面墙上又高挂著两只大红色的腰鼓，那铜匝铜钉微微的闪出金光来。小学生的作文，写在绿丝格的竹纸上，高高下下贴了一墙。
张励走了过来，说：“我们突击一下吧，我来帮你抄，今天晚上抄好它，明天一早派人送去。”
他站在黄绢背后看她抄到那里，手里拿著顶帽子不住的指著，一半也是替她扇著。他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他一下一下的扇著，那蜡烛的光焰一闪一闪，跳动得很厉害。黄绢只管把眼光注视在纸张上，不由得一阵阵的眩晕起来。她心里觉得十分不耐烦，但是极力忍耐著，搁下笔来，把草稿分了一半给他，又把烛台往那边推了一推。但是他并没有坐到那边去，依旧挨著桌子角站著，不经意的把那一叠稿纸竖起来在桌面上托托的敲著，慢慢的把那一叠子稿纸比齐了。
“你好好的往下干吧，黄同志，”他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我一直在观察你，你表现得非常好，今天在会上发言，思想性也很强。你是候补党员，等我回去反应上去，应当可以提前准许入党。”
他的手就此按在她肩膀上了。黄绢只管继续抄写著，头也没抬，却在挪动纸张的时候，有意无意的把身子一偏，让了过去。“我是很虚心学习的，可是我觉得我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她微笑着说。
“要求突出，那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看法。”他一面说著，已经把她按在纸上的左手握在手里，但是又被她挣脱了。她只管低垂著眼睛，眼窝里簇拥著那长睫毛的阴影，腮颊上的红晕一阵阵的深起来。
“你瘦了吧？怎么会刚巧把你派到一个赤贫家裹住著，”他俯身望着她，蜡烛的火光离他的嘴唇很近，现在那火焰是因为他的言语而颤抖著。“给你换一家中农吧，调剂调剂。”
“那又何必呢？我们下乡来又不是为了享受，吃这一点苦算得了什么。”
“吃苦也得一步步的练习著来，自己的健康也不能不注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哪。”他又抚摩著她的手，并且渐渐的顺著胳膊往上溜。
这一次她很突兀的把手一缩了回去，跟著就往上一站。“我去多叫几个人来帮著抄，可以快一点。”她红奢脸，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一面说著，已经向门外走去。
“叫校工去叫去。”他高声喊著：“老韩！老韩！”
没有人答应，只听见一间间的空房里嗡嗡的发出“韩！韩！”的回声，似乎更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不用叫他了，我自己去，反正我也要回去吃饭去。”她匆匆的说，人已经到了院子里。
她回到村子里，动员了好几个人来。她自己先去吃饭，吃完了饭，才邀了一个女同志一同来到庙里，那时候大家七手八脚，也已经抄得差不多了。张励的态度也依旧和平时一样，和她们随便谈笑着，在和悦中带著几分庄严。完工以后，大家一同打著灯笼回到村上去。
但是第二天中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吃斗争饭的时候，他忽然捧著碗踱了过来，正著脸色向黄绢说：“黄绢同志，你这种作风不大好，要注意影响。”
黄绢倒呆住了，还以为他是指昨天晚上的事，想不到他竟有脸当众宣布出来？
“把苍蝇捞出来也就算了，你把这一碗粥都糟蹋了，”张励拿筷子指著她搁下来不吃的那碗粥。“这样浪费人民的血汗。我记得你是第一个反对吃斗争饭的，认为太浪费。这正是知识份子好高骛远的一个最好的例子。”
“张同志，你这话太不科学了，”黄绢红著脸气烘烘的说：“苍蝇是传染病菌的，连小学生都知道。”
“苍蝇在粥里熬奢，早已死了，病菌还能生存著么？你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洁癖。”
“我亲眼看见它掉进粥里，还活著呢，”黄绢又端起碗来用筷子把那苍蝇挑给他看。
“这算什么，人家农民还不是照样吃，凭什么你的性命比农民值钱？”
两个人一个大声指责，一个大声抗辩，许多干部和民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张励也觉得有些不妥，随即微笑着说：“自己同志，跟你提意见是好意，是要帮助你进步，你这样不接受批评，态度实在不大好，应当提出来在小组上讨论。”
当时刘荃非常替她不平，但同时也稍稍觉得有一点诧异，因为她今天不知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一开口就和张励顶撞起来。
她后来也懊悔她太沉不住气，明明知道是斗不过他的，即使大胆暴露他昨天的暧昧态度，也不会得到组织上的支持，徒然毁了她白日己的前途。
那天他们小组开会，把她批评得体无完肤。这些人虽然都是天真的青年，为情势所逼，不能不顾到白曰己的前程，彼此之间本来就竞争得很厉害；既是示意叫他们抨击某人，当然加以无情的围剿，正是一个邀功的好机会。隔了好几天以后，还又有人在会上提出来质问：“那天开完会以后，曾经有人看见黄绢同志跑到野地里去，哭了一场。可见她表面上装作接受批评，心里还是不服。”
有片刻的寂静。然后黄绢微笑着说：“是有这么回事。我是因为大家对我这么关切，这么热心的帮助我进步，不由得感动得哭了。”
这样，总算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了。
这两天工作队员天天参加干部会议，在合作社里秘密开会，酝酿斗争对象。这一天正在开会，忽然有人嚷了起来：“有奸细，有奸细！”
“是韩廷榜！”
“是他！我看见他在门口探头探脑的！”大家嚷成一片。
当下就有几个干部跑出门去，把那地主韩廷榜架了进来，又喝骂那守门的民兵不管事。那韩廷榜是个高个子，黄瘦面庞，高鼻子，细眼睛，头发留得长长的，已经有几茎花白的了，正中挑著头路，两面分披下来。穿著一件白夏布长衫，蓝色帆布鞋。
“韩廷榜，你来干什么？”李向前大声喝问。
“我来见各位主任有话说，看见同志们在这儿开会，没敢进来没敢进来。”他不住的点著头哈著腰笑着。
“你有什么话说？”张励说。
“我是来献地的。”他想挣脱一只手，往口袋里掏地契，结果由别人代他掏了出来，把那小布包呈了上去。
张励取出里面的地契来看，一面笑着说：“他们地主献地有三献，献坏、献远、献少。”
李向前也凑上来看，说：“这还不是拣的他最坏最远的几亩旱地，拿来糊弄人。”
“原则上不应当拿他的。这地是应当还给他的佃户的，他不能拿别人的地做人情。”张励把几张地契仍旧用那块白布一裹，掷还给韩廷榜。
“去去去！”李向前吆喝着：“快走！还不是借著献地来打听消息的！”
众人把韩廷榜叉了出去。当下继续开会，张励使问起韩廷榜的出身与历史。这人祖上传下来有四十来亩地，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城里读过几年中学。后来经亲戚介绍出去，在外面混小差使，因为人太老实，也没捞到什么油水，而且后来被人排挤，终于还是铩羽回来。但是家里人口多，负担重，所以每隔一两年的工夫，也仍旧要到北京去一趟，托他丈人替他谋事，照例总是在丈人家里住一两个月，就又无可奈何地回来了。这一向看看乡下情形不对，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他半个月前就想溜，预备留下老婆孩子，一个人逃出去投弃他丈人。但是这时候村口上已经查得很紧，他被民兵截留了下来，送到村公所去盘问了一番，依旧放他回去，只是此后就加派了几个人看守着他家前后门。
这时候干部会议里又把他提出来讨论，是否应当早一点把他扣起来。同时又怕他会把地契藏匿起来或是销毁掉，决定提前叫他的佃户去跟他算账，去问他把地契要了来。
一共有五个人种著他家的田，都是老佃户了。农会把他们叫了来，教了他们一番话，叫他们去索取地契。他们只管笑着答应著，一个眼不见，就少了一个人，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剩下的几个说是去找他去，一个个的也都溜了。干部们等来等去，等得焦急起来，再派人去找，原来他们几个人都下地工作去了。
李向前、孙全贵气得直骂：“这些人死落后，真拿他们没有办法！”
“一步一步来嘛，别着急，”张励说：“搞工作总不免有碰钉子的时候。”
又把几个佃户叫了来，反覆晓谕。佃户们终于到韩廷榜家里把地契要了来，但是并没有经过算账的手续，也没有给他难堪。农会事后一调查，非常不满。再开干部会议，孙全贵就在会上发言，说：“咱早就说了——闹不起来的！又没个大地主，贫雇农倒有一百六十多户，一个人才能分多少地？闹个什么劲儿！”
李向前也说：“一家分不到一亩地，眼看着人家富农中农，三十亩地，动都不去动他，怎么不眼红？要分就都拿来分了——不是我说！一家闹上两亩地种种，谁不乐意，不怕老百姓不起来！”
工作队员起初都沉默著，后来就有人吱吱喳喳议论起来，终于由刘荃开口说：“这是违反政策的。”
又有人用比较缓和的口吻说：“斗争对象多了似乎不好。”
“应当缩小打击面，”黄绢说。
“我们不能死抱著条文，”张励考虑了一会之后，这样说了：“各地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非常不一样，所以根据土地多少来划分阶级，也不能有硬性的规定。过去划分的阶级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尽可以提出来重新讨论。”
他再向干部们一解释，一时大家都活泼起来了，七嘴八舌发言的人很多，提出许多人名来，认为都可以划入地主阶级。
一向从不开口的支部宣传夏逢春也兴奋的说：“韩长锁那小子，别看他地少——一个青少年，三亩好水地哪！去年还娶了老婆！”夏逢春是个老实人，跟在李向前孙全贵后头转，当了一年多的干部，连一个老婆都没混上，到现在还是打光棍。
妇会主席也开了口：“老婆还穿著新棉袄哪！”
当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拟出一张单子来。前三名里就有唐占魁的名字。唐占魁虽然没有佃户，也雇不起长工，在农忙的时候却雇过短工。村子里有好几个人都给他打过工。农会就把这几个人找了来，发动他们斗争唐占魁。
几个雇工都有点怯寒，内中只有一个冯天佑比较胆子大些，敢说话。
“唐占魁倒是待人还厚道，”他迟疑的说：“同志们面前，咱不敢瞎扯，咱有一句说一句。替他家干活，他们自己吃什么，咱也吃什么，给起工钱也爽快。”
“你别这么傻，自己给人家剥削了去都不知道，还拿人家当好人，”李向前说：“你不想想，他不剥削穷人，他哪儿来的那些地？”
“那是他们一家子齐心，这几十年来都是不分男女，大人孩子都下地干活，甚至他爹在世的时候，七十多岁还下地去。”
“你别这么死心眼儿，胳膊肘子朝外弯，不帮著自己穷哥儿们，倒去护著那些骑在穷人头上的人。”
“不是这么说，李同志。人不能没长心，老唐对咱不能算坏，那年咱死了爹，自己家里叔公叔婆都不肯帮忙，还是他借的钱买的棺材。”
“原来是这样，”张励岔进来说：“他这么一点小恩就买住你的心了！”
“别这么傻了，”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么？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
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
李向前早已看出他脸色动了一动，就又钉上一句：“你仔细想想吧，冯天佑。不要这样死脑筋，死不肯翻身！”
“你翻身就在今天哪！”张励拍著地的肩膀说。
“现在的天下都是穷人的天下，人穷就大三辈，”李向前说：“你尽管去跟他闹，他欠你的工钱你去跟他要回来。放心，有政府给你撑腰，”
冯天佑只管低著头不作声，同来的两个佣工却嗫嚅著，断断续续的说起话来，说唐占魁少算了工钱给他们。
“你听听，你听听！”李向前对冯天佑说：“人家都说出来了，只有你一个人护著他，甘心做他的狗腿子。”
“准是给他收买了，”张励随即追问：“他给了你什么好处？”
“没有的事！谁要是拿了他什么，左手拿的烂掉左手，右手拿的烂掉右手。”
“那你怎么不说实话？”
磨了半天，最后冯天佑也期期艾文的说，唐占魁借给他的钱，是阎王债，利上滚利，后来几年替他挑水、垫土、修渠、碾麦子，碾黍棒，统统都是白做的。
刘荃在旁边看着，心里像火烧的一样，给张励连递了两张条子，张励约略看了一通之后就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塞，并没有什么表示。刘荃自己心里想着，他是住在唐占魁家里，也许倒不能不避一点嫌疑，要不然，甚至于会有人说他也是被收买了。但是后来实在忍不住，还是说了一句：“张同志，我认为用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并不能鼓励群众说实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张励冷静的望着他说：“我们一天到晚说发动老百姓，老百姓真的起来了，难道我们又给他浇冷水？”
刘荃顿了一顿，正要再开口说话，张励又厉声剪断了他：“刘荃同志，你这阶级路线走错了，你自己先去反省一下，你这问题我们过一天再讨论。”
他这两句话分明含有一种恫吓的意味。刘荃默然了，其馀的工作队员看了他的榜样，更加谁也不敢作声。
那天散了会出来，黄绢就赶上来轻轻向刘荃说：“实在太不民主了！”
刘荃起初沉默著，没有说什么，然后他突然愤激的向她说：“你看今天这情形，谁要是有一句异议，简直就是地主的狗腿子！”
“算，算，别说了！”另一个队员走过他们身边，低低说了一声：“让人家听见了，又要说我们‘开小会’。”
黄绢也就悄悄的走开了。
刘荃缓缓的走着，一个人落在后面。他有点怕回家去，他不愿意看见唐占魁家里的人。看见他们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不透露一点消息，自己觉得实在太虚伪。但是更不能告诉他们什么。那不但违反纪律的事，而且犯了最严重的‘破坏土改’的罪名，有被处死刑的可能。而且，更重要的是，完全与事无补。他们无处可逃，也逃不出去。
他这样想着，心里有点惘惘的，顺著脚走着。不知不觉的就绕了一条远路回去，仿佛多挨一刻也是好的。沿著这条路走过去，远远的就看见那边一个小河沟，沟边生著高高的一棵金色的柳树，夕阳正照在那枯黄的柳枝上。这两天已经不听见蝉声了。
那小河沟上搭著一块石板桥，有人蹲在石板上洗衣服。刘荃起初也没注意，走到近前方才觉得那紫花布衫裤有点眼熟，一看那背影就知道是二妞。他不由得呆住了，但是脚底下一直不停的缓缓往前走着，倒已经走到河沟旁边。
二妞正低著头拿著根棒槌舂著衣裳，时而抬起一只肩膀来擦一擦脸上溅的水沫。她那紫花布袖子卷得高高的，露出那金黄色的圆圆的手臂。刘荃站在水边，离她没有几步远，但是没有朝她那边看去，只望着那沟里的水，那混浊的水夹著草屑，流得很急，又夹著一缕缕厚腻的黄泥，就像鸡蛋清里的一缕缕蛋黄一样。
这水虽然黄浊，究竟人影子倒映在里面映得出的。二妞早就在水里看见了他的影子，故意装作不知道，看他是不是和她打招呼。没想到他老是呆呆的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起初觉得诧异，渐渐的也不知道怎么，脸上一阵阵的红晕起来，手里仍旧一下一上的舂著衣裳，也有点心不在焉的。
她突然嗳呀了一声，那棒槌一下子滑到水里去，的溜溜转著，顺著水流走了。她只管望着它发呆，但是她这样嗳呀一声叫了出来，倒把刘荃惊醒了。他立刻跨到水里去，急急的走了两步，俯身去捞。这水虽然很浅，水势却很湍急，他的动作又太急遽，身体一连摇晃了几下，几乎栽了下去。但是总算把那根棒槌捞了回来。
二妞在石板桥上已经立起身来，站在那里一声不响。等到他上了岸，看他裤脚上的水像牵线似的往下流著，她呵哟了一声，直说：“你瞧，你瞧，”她自己手里捧著一团湿衣服，那衣服上的水也是牵线似的往下流，正淋在脚背上，她却没有觉得。
“不要紧的，没关系。”他把棒槌递给她，一面自己弯下腰去拧绞裤脚上的水。湿透了的裤子已经变成了深灰色。
“这怎么办，”二妞皱著眉说。她也像一切北方乡村里的人，对于雨与水因为生疏，总仿佛怀著一种恐惧。衣服弄湿了似乎是很严重的事。“又没的换，那一套我刚洗了。”
“没关系，没关系，一会儿就乾了。”他向她点了点头。“那我先回去了。”
这一次他倒是走得很快，一半也是因为那潮湿的裤子冰凉的裹在腿上，非常不舒服。太阳下山了，一阵阵的风吹到湿衣服上，很有几分寒意。而且脚上那双橡胶鞋，糊上厚厚的一层淤泥，在地上一走一软，就像云里雾里似的，很不对劲。
进了圩子，在那小巷里遇见两个工作队员，是他的同学。
“你怎么回事？”他们吃惊的问：“掉了河里去了？”
他含糊的笑着点了点头，假使据实告诉他们，说是帮著一个村子里的姑娘捞棒槌，一定要被他们大大的取笑一番。
“怎么会掉了河里的？”
“一个不小心栽了下去，幸亏水浅。”他随口回答著。
“真是笑话，人家地主没投河，你这土改工作队员倒投了河！”
大家笑了一会，各自走散了。
他回到唐家，唐占魁的女人一看见了他，也是惊异的问：“怎么了？”
他很可以告诉她实话，但是他一直有这感觉，觉得她对于这女儿防范得很厉害，只要是个穿制服的人，一走近她女儿，她就惊慌起来。当时他也没有仔细思索，就随口答了一句，说是在河边上没站稳，滑到水里去了。
“嗳呀，没摔著吧？”她说：“快到灶跟前烤烤，湿衣裳穿著要生病的。”
唐占魁从田上回来了，放下锄头，就去揭开水缸盖，舀了一瓢水喝了，然后又舀了一瓢，含在嘴里喷在手上，两只手互相搓著。
他女人就告诉他刘荃跌到河里去的事，他只是随口答应著，仿佛并没有听见，只管慢慢的搓洗著两只手。洗完了就在他身上那件白布背心上揩擦著，背心上擦上一条条的黄泥痕子。
他女人也就沉默下来了。刘荃站在灶前烤火，不安地挪动著他的脚。橡胶鞋里汪著的水嗤咕一响。
唐占魁从那土墙上凹进去的一个窟窿里取出他的旱烟袋，伸到灶眼里点著了，抱过一张板凳，坐下来抽烟，身体向前伛偻著，直著一双眼睛，仿佛非常疲倦似的。
今天他和他女人有过一番争论。因为这两天村子里空气很紧张，谣言非常多，许多富农中农纷纷的都去献地。唐占魁的女人也恐慌起来，劝他把地献出一半。他只是不作声。
“有什么办法，赶上这个时世，”他女人说：“你心疼我难道不心疼，地是一亩一亩置的，倒要整大块的拿出去——”说著，不由得哭了起来。
她又说：“唉，不是我说你，真是何苦阿！一辈子舍不得吃，就想买地。去年春上为买耿家那块地，还拉上那么个大窟窿，欠上二百斤粮食到现在也没还！”
她一面数落著，拿出他们收著地契的那只木头盒子，又伤心起来，说：“早先那时候，这些地契就拿一块破布包著。后来买的多了，拿张桑皮纸包著，再包上个小包袱。后来你做了这么个匣子，我就说：“算了，咱又不是什么财主人家，红木匣子装著地契。”都是这匣子防的，不是我说！”
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开口。她再逼著他到合作社去献地，他站起身来，拿起锄头来扛在肩膀上，就下地去了。
这时候天黑了，他回来了。他女人心里想着，趁著刘荃在这里，应当设法向刘荃打听打听消息。因此在一阵沉默之后，她就开口向她丈夫说：“唉，这两天村子上的话是真多，也不知信谁的好。我说二妞他爹，你也不用发愁，反正没咱们的事，咱们苦了这半辈子，就算落下这几亩地，也还没吃三天饱饭哪，哪儿就斗到咱们身上？”她嘴里和她丈夫说著，却把眼睛望着刘荃。
刘荃背著身子站在那里烤火，并没有接这个碴。
那女人又向她丈夫说：“刘同志不是跟你说过吗，叫你放心，没咱们的事。”
她本来想他们夫妇俩一递一声的谈讲著，好引著刘荃说话，但是唐占魁是个实心眼子的人，根本就没有明白她的意思，她向他使眼色，他也没有看见。他只是默默的坐在那里吸烟。她自己说上一阵子，始终没有人答碴，只好不言语了。
这时候二妞洗完了衣服回来了。唐占魁的女人一面揉著面粉，就又把刘荃失足落水的事当作一件新闻告诉她。二妞听了，不由得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同时就向刘荃看了一眼。刘荃心里正是苦闷得厉害，但是看她这样笑嘻嘻的向他望了过来，也只好勉强报之以微笑，两人的眼光遇到一起，二妞大约觉得他们共同保守著一项秘密，她把脸别了过去，倒越发忍不住嗤嗤的笑了起来。
“笑什么？”唐占魁伛偻著坐在那里抽烟，猛然抬起头来大声问。
刘荃看见他瞪著眼向二妞望着，倒不由得有点着急起来。
“没什么。”她更加笑不可仰。
“傻孩子，”他皱著眉抡起旱烟袋来，用烟袋锅在她头上卜的敲了一下。
二妞偎在他身边，把头抵在他肩膀上，用力揉搓著。她今天仿佛特别高兴，对于她父亲也突然像是爱恋得无法可想。
“这么大的人了，也不怕人家笑话。越大越傻了！”唐占魁咕噜著说，一面抚摩著她的头发，同时无缘无故的却叹了口气。
刘荃越是看见他们那融融——的样子，越是心里十分难受。
不久就吃晚饭了。饭后，唐占魁的女人在一只木桶里洗涤碗筷。二妞把桌子擦乾净了之后，便到院子里去，把她今天洗的刘荃那套制服收了进来。晾在外面，虽然还没有干，已经不是那么水淋淋的了。她把那衣服铺在桌子上、用手抹平它，重重的抹着，使那灰蓝色的布平滑得像烫出来的差不多。
刘荃站起身来，拿起一只灯台，走到灶前去，凑在灶上挂著的一盏灯上点亮了它，影影绰绰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想早一点睡觉，可以避免和唐家的人谈话，他坐在炕上，才解了两颗纽子，忽然听见唐占魁的女人在外面喊了一声：“刘同志！有人找你！”
“是谁？”他一面扣著钮子，走了出来，在那昏黄的灯光里，突然觉得眼前一亮，看见黄绢微笑着站在灯前，两只手抄在口袋里，斜斜的站著，更加衬托出她那纤窄的身材，那微尖的圆脸，那幽深的眼睛。在灯影里，她那长长的眼梢也显得特别的深而长，那红嫩的嘴唇上的一道薄棱也非常好看。
“你们吃过饭没有？”她问。
“刚吃过，”刘荃笑着说：“请坐请坐。”
“这位同志贵姓呀？”唐占魁的女人搭讪著说。
“我姓黄。这是你们的姑娘吧？”她把一只手搁在二妞肩上。
二妞把头低得更低一点，继续去抹平那桌上铺著的衣裳，非常专心的样子。
“你叫什么名字？”黄绢俯下身去望着她。
二妞依旧眼睛向下注视著，只在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但是脸上红红的，那笑容显得十分勉强。”叫二妞“她母亲代她回答：”今年都十七了，还是一点也不懂事。“
“这是你客气的话，我一直就看见她顶活泼。”黄绢忽然注意到刘荃的两只糊满了黄泥的鞋子，不禁咦了一声，说：“你上哪儿去的，淌水来著？衣服也湿了。”
“就是刚才回来，在河沟旁边走着，一个不小心，掉了下去。”刘荃嘴里这样回答著，也不知道怎么，就像是有点心虚似的，那眼光不由得就向二妞睑上瞟过来。二妞这是第二次听见他这样说了。这一次她不但没有笑，而且似乎非常不高兴。她那短而直的头发在面颊上被下来，遮住了半边脸，但是依旧可以看出她那腮帮子鼓绷绷的，眼光也非常沉郁。刘荃看见她这神情，心里想着“你这生气得实在没有理由。怎么见得我是怕她，不敢说实话。我刚才对你母亲是这样说，现在当着你母亲，不见得能够改口，说是下河帮你捞棒槌，弄湿了衣服鞋子。”他虽然这样想着，但是心里还是有点惭愧，他对二妞总觉得是对不起她。
黄绢走到里间的门口张了一张，笑着问刘荃：“这是你的屋子？”
“对了。你进来瞧瞧。”
她一走了进去，立刻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摺叠著的信纸，打开来递到他手里。“我写了封信，”她轻声说：“你要是同意的话，也把你的名字签上。我希望多找几个人签名。”
刘荃把油灯拨亮了些，匆匆把那封信看了一遍。看了一遍之后，又看第二遍。他唯一觉得安慰的就是信尾只有她一个人的署名，可见她还没有拿去给别人看？br>“我当然同意的，”他说：“不过我认为你这封信不能寄。”
“我也知道随便写信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黄绢微笑着说。她靠著桌子角站著，伸著一只食指在油灯的火焰上划过来划过去，试验烫不烫。
“而且一定没有用的。我们不是党员，我们没有组织关系，说的话不被重视。”
她突然抬起头来。“不过这儿搞得实在太不像话。我想毛主席未必知道。”
刘荃没有作声，半晌才说：“毛主席自己也说过，‘矫枉必须过正’。”
“可是总不能乱斗人，”她因为气愤，声音不由得高了些。
刘荃急忙向她微微摇了摇头，向门外看了一眼，然后轻声说：“我们出去走走吧，还是外头说话方便。”
她接过那张信纸，仍旧摺叠起来向口袋里一塞，两个人一同走出房去。
二妞正蹲在灶前拨灰。唐占魁夫妇俩隔著一张桌子坐著，一个在吸烟，一个在做活，两人的脸色都很紧张。显然他们以为黄绢今天晚上来也许与他们有关，把刘荃叫到里屋去也不知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又和他一同走了。
刘荃他们走出大门，这天晚上月色很好，那青霜似的月光照在那淡黄色的光秃秃的土墙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清的况味，使人不由得想起这是有着三千年的回忆的北中国。那月光十分明亮，远远近近不时的发出一缕缕摇曳的鸡啼，鸡都当是天已经亮了。他们沿著那小巷子走着，有迎大家穷得连扇门都没有，从那门洞子里望进去，小院子里黑漆漆的，土房子里隐隐透出一点暗黄色的微光。一路走过去，有时候也听见小孩的哭声，也渺茫得很，仿佛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孩子，可能他后来活到很大的年纪，死的时候已经是两千年前了。
在那土巷子里高一脚低一脚走着，也不便说话。后来刘荃在墙根下面站住了。
“我要你答应我不要寄那封信，”他说。
她没有作声。
“真的，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地位，组织不过拿我们当群众看待。我们毁了自己也救不了别人。”
“我知道，”她终于说。
“譬如那天无缘无故的跟你找岔子。实在太没有理由了。我真火极了，可是我觉得跟他正面冲突没有好处的，我们现在只有忍耐。”
黄绢微微叹了口气：“唉！回去吧，让人看见了又说我们闹小圈子主义。”
“我送你回去。”
在回去的路上忽然听见一阵皇皇的犬吠声，夹杂著一阵脚步声，是排著队走得齐整的步伐。这时候他转了个弯，是土房子的后身，只看见窗户里的灯一个个都熄灭了，变成一片黑暗与死寂。他们问身在檐下的黑影中，远远看见横巷里走过一队民兵，打著灯笼，前面走的两个拿著枪，身上佩著子弹带、盒子炮，后面的几个就只看见一些白色头巾在黑暗中晃动。
“索性等一会再走吧，”刘荃轻声说。
“看这样子是去逮人的，”黄绢恐怖地说。
“不知道是往谁家去。”
东头的狗吠起来了。他们猜测著是不是到韩廷榜家。
“这些人也都是刚巧陷在时代的夹缝里，”黄绢低声说。
青黝黝的天空里高高挂著大半个冷白的月亮。看着那没有时间性的月亮，刘荃心里想他也愿意生在另一个时代。这时候他毫无理由的忽然想起他一个旧同学的故事。还是中学时代的同学，那人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和他一同参了干；他因为级位低，没有结婚的权利，一方面那女孩子已经被迫嫁给一个老干部了。
即使早生几年也好，刘荃想。不能早生几年，早几年见她也好，不至于这样咫尺天涯。
“你的家在北京？”他问。
“我一直住在北京。”
“那也说不定我们在路”遇见过好些次，大家都不认识。”
她笑了。“那很可能。”她在檐下的一个石舂床上坐了下来，用手抚摸著那上面的扶手，又把下颏搁在手背上。
“这次服从分配，也不知道分配到什么地方，”刘荃说。
“也许我们又在新疆碰见了。”
“也难说。”
她突然在那舂床上站了起来，把手指了指巷西墙根下的一团黑影，仿佛是个人蹲在那里。
“是谁？”刘荃也吃了一惊，大声问著。
没有回答。
“是什么人？”他走过去问。
“放哨的，”那民兵短短的回覆了一句，在地下啪的吐了口痰。
“不早了，回去吧。”黄绢说。
他们从横巷里穿过去，一抬头，又看见迎面的屋脊上蹲著一个黑影，想必又是放哨的。他们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到了黄绢寄住的那家人家，她进去了，然后一个人走回去。他忽然又听见那齐整的脚步声“嗒——嗒——嗒——嗒——”在他后面，渐渐跟上来了。四邻的狗又零零落落叫了起来。在那死寂的村庄里，老远的就可以听见民兵队伍里说话的声音。那隐隐的人语声与寒冷的犬吠声在他耳朵里嗡嗡起伏著，使他怀疑那仅只是他的兴奋的响声，一切都出于他的幻想。
在月光中，那黄士的甬道笔直的在眼前伸展著。转一个弯，还是那月光中的黄土甬道，永远走不完，像在朦胧的梦境中一样。而那“嗒——嗒——嗒——嗒——”的脚步声永远跟在他后面。
他甚至于有一个神经错乱的感觉，觉得他要是不回家去，改走另一条路，他们盲目地跟在他后头走着，就会找不到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