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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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
仍然是风。
晚上luigi和maurizio来，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
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是外来的，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中国传统上是称“读书人”和“士”“传统”这个词，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来翻译tradition。
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使受教育者无分出身，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欧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教无类”因为需要认字的劳动力。孔子还指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为什么读书，搞得当今内地读书人对“下海”又恨又爱，一股子滋味在心头。
传统中的读书人要读很多年的书，所谓“十年寒窗”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读圣贤书，将自己思想中非圣贤的部分清除，这样才有可能在考试时答案合格，得以通过而能做官。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还记得我小学时代每年的操行评语中“缺点”一栏总是“不关心政治”
不过这些都是复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观点，这观点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我对知识分子不很重视，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独立见解”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独立见解。反之，许多恶习在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例如狭隘、虚伪、自以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视的是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
maurizio说，六月将有一个中国团参加波隆那的博览会，其中有几位四川来的厨师，于是相约到时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还是风，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买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无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吗？威尼斯警察局的答复是，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一次入境签证为多次入境签证。法国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从罗马坐火车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到威尼斯来，我去车站接他们。安德雷是大个子，很远就看得见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玛蒂(amati)提琴，总是背一个大包，用胳膊夹住。穿过幽暗的威尼斯，我们走回火鸟旅馆。
我给他们做汤面和豆腐吃，馋起来也给自己做了一碗。
汤面按照中国南方阳春面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榄油，这里没有香油和冬菜，亦无葱，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开水冲开，面煮熟后捞在汤料里，再放几片这里的苦菜，味道鲜起来。
煎豆腐则是切几片咸肉铺在锅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盐，淋一点辣椒酱，想想意大利人总要吃番茄酱，也淋上一点。煎出来还不错，可惜豆腐太硬了。
请他们喝咖啡，但我买了用开水冲的美国式咖啡。不明此道，惭愧，于是给他们沏茶。
闲扯起来，谈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与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欢芒克的诗。
八四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买报，买回来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报纸中共和国报正好登了我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文字，其中谈的是他的“语气”
苏童无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几十年以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
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多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
厨子身上总要有厨房的味道，苏童却像电影里的厨师，没有厨房的味道。
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写出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为缺乏的“宿命”这个宿命与性格融会在一起，开始接续红楼梦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宿命的，同时认为艺术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来文学里宿命消失了，从此任何悲剧故事都不具有悲剧意义，只是悲惨、诉苦和假阳刚，这一切的总和就是荒谬。
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处是隐藏在似乎是制度问题之下的命运。假如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制度下的人怎么样互相感受对方呢？希腊悲剧的力量为什么能够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在我看来，这一点上自觉不到。
中国古典小说中，宋明话本将宿命隐藏在因果报应的说教下面，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这样成熟迷人的文学，民国有接续，例如张爱玲，可惜后来又断了。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主义统治了中国文学，而“历史”这个字眼本来就很可疑。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是文学为“历史观”殉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避开小说最后的历史说教章节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沦为一个三、四流的历史哲学本科生。
中国还有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也是异数，她从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到米尼，出现了迷人的宿命主题，使我读后心里觉得很饱满，也使我觉得中国文学重要的不是进化式的创新，而是要达到水平线。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像刘震云、李锐、余华、刘恒、范小青、史铁生、莫言、贾平凹、朱晓平、马原、李晓等等等等，也许我要改变过去的看法：当代中国内地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
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呢？也许是我错了。
三个人在威尼斯闲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闲逛。
逛到格拉西宫，那里正举办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展览。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浅浅的线条与纸的关系，产生一种银质的素丽与微妙。中国古典绘画重视的笔墨也是这种素描关系，墨用得好，也是银质的。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完整象征，科学、艺术、人文。现在是分类领域里的奇才，为人羡慕景仰，中国科技类大学教育谈不上人文教育，综合类大学也谈不上，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残疾”人。
逛到葛根汉现代艺术博物馆，老太太原来死后葬在这里，墓紧靠着花园的西墙，我以为她葬在纽约。旁边还有她死前三十年间的六条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们”
毕加索的“诗人”在这里。
又到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座位，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
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罗马，送他们到火车站，约好不久去罗马看他们。安德雷说不要在下个月底，因为米塔得了一个翻译奖，下个月底到南方去领奖。
年初我得了nonino奖，同时得奖的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意大利作家，他们领奖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则说我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译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评委的决定。这不是客气。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国时报关于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针见血：译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国人着急的时候。
米塔今年其实得了两个奖。
二十日
仍然是风。
晚上luigi和maurizio来，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
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是外来的，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中国传统上是称“读书人”和“士”“传统”这个词，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来翻译tradition。
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使受教育者无分出身，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欧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教无类”因为需要认字的劳动力。孔子还指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为什么读书，搞得当今内地读书人对“下海”又恨又爱，一股子滋味在心头。
传统中的读书人要读很多年的书，所谓“十年寒窗”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读圣贤书，将自己思想中非圣贤的部分清除，这样才有可能在考试时答案合格，得以通过而能做官。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还记得我小学时代每年的操行评语中“缺点”一栏总是“不关心政治”
不过这些都是复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观点，这观点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中国如果有西方意义的知识分子，常常是由于个别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麦田里总会有一些不是麦子的植物。我对知识分子不很重视，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独立见解”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都会有独立见解。反之，许多恶习在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身上并不缺乏，例如狭隘、虚伪、自以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视的是每个人对知识的运用，而非谁是知识分子。
maurizio说，六月将有一个中国团参加波隆那的博览会，其中有几位四川来的厨师，于是相约到时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还是风，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买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无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吗？威尼斯警察局的答复是，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一次入境签证为多次入境签证。法国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从罗马坐火车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到威尼斯来，我去车站接他们。安德雷是大个子，很远就看得见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玛蒂(amati)提琴，总是背一个大包，用胳膊夹住。穿过幽暗的威尼斯，我们走回火鸟旅馆。
我给他们做汤面和豆腐吃，馋起来也给自己做了一碗。
汤面按照中国南方阳春面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榄油，这里没有香油和冬菜，亦无葱，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开水冲开，面煮熟后捞在汤料里，再放几片这里的苦菜，味道鲜起来。
煎豆腐则是切几片咸肉铺在锅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盐，淋一点辣椒酱，想想意大利人总要吃番茄酱，也淋上一点。煎出来还不错，可惜豆腐太硬了。
请他们喝咖啡，但我买了用开水冲的美国式咖啡。不明此道，惭愧，于是给他们沏茶。
闲扯起来，谈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与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欢芒克的诗。
八四年夏天，中国已经开始经济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岛与人谈生意，以为可以赚点儿钱。芒克一到海边，就脱了鞋在沙滩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国人的血统，我躺在沙滩上看着美诗人兴奋地跑来跑去，想，如果我们能赚到钱的话，可能是老天爷一时糊涂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买报，买回来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报纸中共和国报正好登了我为苏童的小说写的文字，其中谈的是他的“语气”
苏童无疑是现在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叙述中有一种语气，这种语气没有几十年以来的暴力，或者说，即使苏童描写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语言来描写暴力。
苏童的阅读经历应该是在几十年来的暴力语言的阴影下，他从阴影里走过来而几乎没有阴影的气息，如此饱满，有静气，令人讶异。如果了解多年来暴力语言的无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苏童是当今自我力量最强的中国作家之一。
厨子身上总要有厨房的味道，苏童却像电影里的厨师，没有厨房的味道。
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写出了当代中国小说中最为缺乏的“宿命”这个宿命与性格融会在一起，开始接续红楼梦的传统。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排斥宿命的，同时认为艺术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来文学里宿命消失了，从此任何悲剧故事都不具有悲剧意义，只是悲惨、诉苦和假阳刚，这一切的总和就是荒谬。
苏童的许多小说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处是隐藏在似乎是制度问题之下的命运。假如制度是决定性的，那么不同制度下的人怎么样互相感受对方呢？希腊悲剧的力量为什么能够穿越制度的更迭，仍然控制着我们的精神？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改编在我看来，这一点上自觉不到。
中国古典小说中，宋明话本将宿命隐藏在因果报应的说教下面，金瓶梅铺开了生活流程的规模，红楼梦则用神话预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结果，这样成熟迷人的文学，民国有接续，例如张爱玲，可惜后来又断了。
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历史主义统治了中国文学，而“历史”这个字眼本来就很可疑。用文学反映所谓的正确的历史观，结果是文学为“历史观”殉葬。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重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却避开小说最后的历史说教章节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沦为一个三、四流的历史哲学本科生。
中国还有一位女作家王安忆，也是异数，她从小城之恋、岗上的世纪到米尼，出现了迷人的宿命主题，使我读后心里觉得很饱满，也使我觉得中国文学重要的不是进化式的创新，而是要达到水平线。
这样的作家，还有一些，像刘震云、李锐、余华、刘恒、范小青、史铁生、莫言、贾平凹、朱晓平、马原、李晓等等等等，也许我要改变过去的看法：当代中国内地只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
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红楼梦是第一部引入诗的精神的世俗小说，之后呢？也许是我错了。
三个人在威尼斯闲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闲逛。
逛到格拉西宫，那里正举办列奥纳多达芬奇的展览。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浅浅的线条与纸的关系，产生一种银质的素丽与微妙。中国古典绘画重视的笔墨也是这种素描关系，墨用得好，也是银质的。
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完整象征，科学、艺术、人文。现在是分类领域里的奇才，为人羡慕景仰，中国科技类大学教育谈不上人文教育，综合类大学也谈不上，毕业出来的学生其实是“残疾”人。
逛到葛根汉现代艺术博物馆，老太太原来死后葬在这里，墓紧靠着花园的西墙，我以为她葬在纽约。旁边还有她死前三十年间的六条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们”
毕加索的“诗人”在这里。
又到浮码头小饮，麻雀像鸽子一样不怕人。一个老人久久坐着，之后离开，笔直地向海里走，突然拐了一个直角沿岸边走，再用直角拐回原来的座位，立在那里想了一会儿，重新开始他的直角离开方式，步履艰难。
老？醉？也许觉出一个东方人注意到他，于是开个玩笑？
其实这个东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后，能不能也拐这样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罗马，送他们到火车站，约好不久去罗马看他们。安德雷说不要在下个月底，因为米塔得了一个翻译奖，下个月底到南方去领奖。
年初我得了nonino奖，同时得奖的还有一个法国历史学家和一个意大利作家，他们领奖后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则说我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译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评委的决定。这不是客气。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国时报关于中国作家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一针见血：译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国人着急的时候。
米塔今年其实得了两个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