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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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1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薄暮时分穿过市区，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长，所以人们总是走过横跨运河的桥，到医院去。河上有三座桥，都可以走，随你挑选。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周身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里，好一会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好病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疗器能使膝关节弯曲得象骑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医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象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象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2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3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那时，他的鼻子毁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不太眩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华的姑娘们很有爱国心。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
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4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涵意：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醉醺醺以后，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的一切。可是，在秋风飒飒的夜晚，路边店门都关上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而行，尽量挨着街灯走，这时便感到自己决不可能冒过那种险，我是多么怕死啊！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勋章的三个却象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个很清楚，于是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会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了。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这一来，别人也决不会把他看作知己的。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喂，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文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那时，那种医疗器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她过世后三天内，少校没上医院。之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1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岗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薄暮时分穿过市区，有三条通往医院的路。两条沿着运河，可是太长，所以人们总是走过横跨运河的桥，到医院去。河上有三座桥，都可以走，随你挑选。其中一座上面有个卖炒栗子的女人。站在她的炭火前周身暖和，炒栗子放在口袋里，好一会都是热乎乎的。医院很古老，也很幽美。一进大门就是个庭院，穿过去，对面又有一扇门，出去就到医院了。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老医院对面有几幢新造的砖砌房屋。每天下午，我们在那里相聚，坐在将为我们治好病的手术椅里，大家彬彬有礼，互相关心地问是什么病。
医生走到我的手术椅旁说：“战前，你最喜欢什么？玩球吗？”
“不错，踢足球，”我说。
“好，”他说“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肯定比以前踢得更好。”
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疗器能使膝关节弯曲得象骑三轮自行车那样灵活。可是眼下还不能弯，医疗器转到膝关节时便倾斜，不灵了。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象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象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
医生回到后面的诊所里，拿来一张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2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3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那时，他的鼻子毁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类似的遭遇而息息相通，这是那些讨厌我们的人无法理解的。
我们几个都很熟悉柯华咖啡馆，那儿富丽，温暖，灯光不太眩目，每天总有一段时间人声鼎沸，烟雾弥漫。姑娘们经常坐在桌边，壁架上摆着几份有插图的报纸。柯华的姑娘们很有爱国心。我发现，在意大利最爱国的是咖啡馆的姑娘——
我想，她们现在还是爱国的。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4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涵意：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尽管跟外人相比，我还是他们的朋友。不错，我是他们的朋友。然而，自从看过奖状上的评语后，他们不再把我当成知心人了，因为经历不同，他们是历尽艰险才得到勋章的。诚然，我负了伤，可大伙儿明白，战时负伤只是偶然不幸而已。不过，我从未感到受奖有愧。有时，在黄昏时分，喝得醉醺醺以后，我会想象自己也经历过伙伴们为得到勋章而干的一切。可是，在秋风飒飒的夜晚，路边店门都关上了，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上踽踽而行，尽量挨着街灯走，这时便感到自己决不可能冒过那种险，我是多么怕死啊！时常，夜间独自躺在床上，想到死就害怕，担心重返前线后的光景如何。
然而，佩勋章的三个却象三只勇猛的猎鹰。虽然从未打过猎的人可能把我也看作兀鹰，但我不是。这一点，他们三个很清楚，于是跟我分道扬镳了。不过，那个在前线第一天就挂彩的小伙子同我仍是好朋友，因为他现在根本不会明白他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了。我喜欢他，因为我想他也不会变成鹰的。这一来，别人也决不会把他看作知己的。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喂，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文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在一段时间内，我们谁都不信这玩艺儿。有一天，少校甚至说，这些东西全是胡闹。那时，那种医疗器刚问世，我们正好去做试验品。这真是白痴想出的花样，他说“纸上谈兵，跟任何理论一样。”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她过世后三天内，少校没上医院。之后，当他照常来就诊时，军服的袖子上多了一块黑纱。那时，医院的墙上已经挂起镶着大镜框的照片，拍着各种病例在治疗前后的不同形状。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