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邵老先生和藏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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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老先生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给我们讲课，书法小组加上新参加的我和黄效愚，也就八九个人。因为此前已见过这位老先生，我和黄效愚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也对着我们望，有些不太明白的样子，大约是已想不起我们是谁。朱越找了个脏兮兮的杯子，替邵老先生倒了杯白开水，班主任一边让他喝水，一边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请这位老先生过来，让老先生给大家讲讲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邵老先生说了些什么，都是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因为简单浅显，反而弄得我们头昏脑涨。笔应该怎么拿，不应该怎么拿，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很重的湖南口音，一次次做示范。从一开始，我就被相互矛盾的说法搞糊涂了。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一会说笔要抓紧，一会又说绝不能死死地捏住。反正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都对。邵老先生说有人把笔抓得很死，像根棍子绑在手上，按道理这样写不好字，可是最后还是成了大书法家。有人一边写，一边捻手指，笔杆不停地在转，也一样写出了非常好的字。
邵老先生的字究竟有多好，我是外行，说不清楚。南京这地方藏龙卧虎，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向来有很多，公认的大家也有好几位。多少年以后，因为常在文化界混，我有机会遇到一些著名的书法家，问起邵老先生的字，通常的回答都是还可以。还可以往往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说法，有时候，说了等于没说。很显然，书法界的很多人对邵老先生根本不了解，按照流行的评判标准，他既不是中国书协会员，也不是江苏书协会员，更没出过作品集，因此能不能算书法家，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据说他生前曾参加过南京书协的活动，也曾有意想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好像还填了表，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
邵老先生有时还会有人提起，甚至被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藏丽花的外公，水涨船高，外孙女成了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启蒙老师自然不该是等闲之辈。在藏丽花的履历上，很清晰地写着幼承家传，这个家传不会是空穴来风，研究者总得找点说法，既然她的字获得了很大声誉，邵老先生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书坛名宿。
其次邵老先生有着很不一般的过去，他出生在官宦人家，旧学的功底十分了得。年轻时曾经从过政，虽然没当过什么特别大的官，却在各种政治集团里厮混，见多识广。邵老先生最被后人诟病的，是曾在汪伪政府里任过职，所谓当过汉奸。在老派的人看来，字如其人，有了这种不光彩经历，他的字当然不可能得到推崇。据熟悉藏丽花的人介绍，所谓幼承家传，也是后来的说法，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藏丽花并不承认自己的师承与邵老先生有太大关系。在介绍自己时，她常常说跟谁学过字，是谁的关门弟子，总是羞于提到自己外公。
直到有一天，研究者发现邵老先生生前曾与南京几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过来往，譬如林散之先生，譬如高二适先生，这两位是南京书坛公认的前辈大家，后人在研究时发现，他们对邵老先生十分推崇。还有一位女书法家萧娴老太太。她与邵老先生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很长一段时间，藏丽花完全走了萧娴的路子，非北碑不碰，非石门铭、石门颂、石鼓文不写。早在民国时期，邵老先生就与萧娴的丈夫江达共过事，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有一段时候，他们还做过邻居，都住在玄武湖边上。
隔些日子，邵老先生就会来我们学校，看看书法小组的作业。因为朱越的缘故，虽然对书法毫无兴趣，我一直硬头皮跟着混，有一张无一张地乱写。书法小组的人数逐渐增多，在班主任的鼓吹下，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很快办公室已经嫌小，讲座干脆移到了教室。刚开始，同学们的字都惨不忍睹，好坏也没什么区别，渐渐就看出了不同。写得最好的是黄效愚，记得刚开始为交作业，我常让他帮我代写，他的字越写越好，很快没办法代劳，我们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终于有一天，邵老先生把藏丽花带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高高的个子，穿一条黄军裤，黄的军用球鞋。可能我们当时太矮小了，藏丽花给我的第一印象，要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大得多，完全是一个成熟女人，丰满，结实，胸脯挺得高高，脸上涨得通红。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大姐姐，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小阿姨，说她结过婚了，肯定不会有人不相信。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年以后，我的好朋友和铁哥们黄效愚，会义无反顾地和她走到一起，会和她结为夫妻，还一起生了一个儿子。
那时候藏丽花还在农村插队，作为“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中生，她的成绩十分出色，可惜没机会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她会到我们学校来代课。也许是班主任怀孕了，需要有个帮手，也许邵老先生认识学校的什么人，反正稀里糊涂地就来了。我们只知道她当时不领薪水，完全是出于义务，鞍前马后地在学校乱跑，什么事都做，化学也教过，物理也教过。目的可能是想能留下来当老师，然而这显然一厢情愿，不管她有多大能耐，只是一个临时代课的知青。
藏丽花在学校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辞退了，不过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影响。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表演如何写毛笔字。那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邵老先生让她做示范。藏丽花很傲慢地看着我们，我们傻乎乎地看着她。她突然拿出一支很大的毛笔，蘸点清水，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很大，写完了，坐在一旁的邵老先生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对我们说：
“看见没有，要写，就得是这么大的字才好！”这以后，只要一提到藏丽花，我就会想到她当年的神气活现，想到她突然拿出一支笔，蘸了水，在黑板上十分潇洒地写字。我至今都不能想明白，这支笔事先藏在哪了，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她的手中。
一时间，我们傻了眼，以至于她回过身来，眼睛还都盯在黑板上。接下来，大家开始写字，模仿黑板上的那几个字。我们开始磨墨，打开大字练习本，依葫芦画瓢，按照那几个字的样子写。后来才知道写的是魏碑，当时只是觉得这几个字很新鲜，很好看，与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在我们写字的时候，邵老先生坐那岿然不动，藏丽花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像个监考老师，不时地摇头。终于她很傲慢地转过身，向着我和黄效愚径直走过来，我连忙将刚写的字翻过去，用手压住，不让她看。
藏丽花已走到我们面前，冷笑着说：
“好吧，不想让看，我就不看了，反正你也写不好。”
接下来，她盯着黄效愚的字看，很认真地看着。黄效愚有些得意，他是公认写字最好的人，大家都想知道藏丽花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她看看那字，又看看黄效愚，半天不说话。最后，她拿起黄效愚的大字练习本，翻看前面写过的字，然后合起来，看了看封面的名字，问：
“你就是那个黄效愚？”
黄效愚点了点头，睁大了眼睛，看着藏丽花。
藏丽花悠悠地说：“我外公说了，你的字写得还不错，不过，要我看，一点都不怎么样！”
藏丽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还得好好地练。”
邵老先生在班主任的办公室给我们讲课，书法小组加上新参加的我和黄效愚，也就八九个人。因为此前已见过这位老先生，我和黄效愚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他也对着我们望，有些不太明白的样子，大约是已想不起我们是谁。朱越找了个脏兮兮的杯子，替邵老先生倒了杯白开水，班主任一边让他喝水，一边为我们解释，为什么要请这位老先生过来，让老先生给大家讲讲课，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时隔多年，已记不清楚邵老先生说了些什么，都是些简单浅显的道理，因为简单浅显，反而弄得我们头昏脑涨。笔应该怎么拿，不应该怎么拿，他的口齿不是很清楚，很重的湖南口音，一次次做示范。从一开始，我就被相互矛盾的说法搞糊涂了。一会这么说，一会那么说，一会说笔要抓紧，一会又说绝不能死死地捏住。反正怎么说都有道理，怎么说都对。邵老先生说有人把笔抓得很死，像根棍子绑在手上，按道理这样写不好字，可是最后还是成了大书法家。有人一边写，一边捻手指，笔杆不停地在转，也一样写出了非常好的字。
邵老先生的字究竟有多好，我是外行，说不清楚。南京这地方藏龙卧虎，能写一手好字的人向来有很多，公认的大家也有好几位。多少年以后，因为常在文化界混，我有机会遇到一些著名的书法家，问起邵老先生的字，通常的回答都是还可以。还可以往往是一种十分暧昧的说法，有时候，说了等于没说。很显然，书法界的很多人对邵老先生根本不了解，按照流行的评判标准，他既不是中国书协会员，也不是江苏书协会员，更没出过作品集，因此能不能算书法家，还得打上一个问号。据说他生前曾参加过南京书协的活动，也曾有意想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好像还填了表，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不了了之。
邵老先生有时还会有人提起，甚至被抬到非常高的地位，不外乎两个原因。首先是藏丽花的外公，水涨船高，外孙女成了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启蒙老师自然不该是等闲之辈。在藏丽花的履历上，很清晰地写着幼承家传，这个家传不会是空穴来风，研究者总得找点说法，既然她的字获得了很大声誉，邵老先生自然而然就应该是书坛名宿。
其次邵老先生有着很不一般的过去，他出生在官宦人家，旧学的功底十分了得。年轻时曾经从过政，虽然没当过什么特别大的官，却在各种政治集团里厮混，见多识广。邵老先生最被后人诟病的，是曾在汪伪政府里任过职，所谓当过汉奸。在老派的人看来，字如其人，有了这种不光彩经历，他的字当然不可能得到推崇。据熟悉藏丽花的人介绍，所谓幼承家传，也是后来的说法，事实上，在相当长时间里，藏丽花并不承认自己的师承与邵老先生有太大关系。在介绍自己时，她常常说跟谁学过字，是谁的关门弟子，总是羞于提到自己外公。
直到有一天，研究者发现邵老先生生前曾与南京几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有过来往，譬如林散之先生，譬如高二适先生，这两位是南京书坛公认的前辈大家，后人在研究时发现，他们对邵老先生十分推崇。还有一位女书法家萧娴老太太。她与邵老先生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很长一段时间，藏丽花完全走了萧娴的路子，非北碑不碰，非石门铭、石门颂、石鼓文不写。早在民国时期，邵老先生就与萧娴的丈夫江达共过事，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是志同道合。有一段时候，他们还做过邻居，都住在玄武湖边上。
隔些日子，邵老先生就会来我们学校，看看书法小组的作业。因为朱越的缘故，虽然对书法毫无兴趣，我一直硬头皮跟着混，有一张无一张地乱写。书法小组的人数逐渐增多，在班主任的鼓吹下，其他班级的同学也纷纷加入。很快办公室已经嫌小，讲座干脆移到了教室。刚开始，同学们的字都惨不忍睹，好坏也没什么区别，渐渐就看出了不同。写得最好的是黄效愚，记得刚开始为交作业，我常让他帮我代写，他的字越写越好，很快没办法代劳，我们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终于有一天，邵老先生把藏丽花带来了。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她，高高的个子，穿一条黄军裤，黄的军用球鞋。可能我们当时太矮小了，藏丽花给我的第一印象，要比实际年龄还要大，大得多，完全是一个成熟女人，丰满，结实，胸脯挺得高高，脸上涨得通红。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大姐姐，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小阿姨，说她结过婚了，肯定不会有人不相信。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十年以后，我的好朋友和铁哥们黄效愚，会义无反顾地和她走到一起，会和她结为夫妻，还一起生了一个儿子。
那时候藏丽花还在农村插队，作为“文革”前的最后一届高中生，她的成绩十分出色，可惜没机会上大学。一直到现在，我都没弄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她会到我们学校来代课。也许是班主任怀孕了，需要有个帮手，也许邵老先生认识学校的什么人，反正稀里糊涂地就来了。我们只知道她当时不领薪水，完全是出于义务，鞍前马后地在学校乱跑，什么事都做，化学也教过，物理也教过。目的可能是想能留下来当老师，然而这显然一厢情愿，不管她有多大能耐，只是一个临时代课的知青。
藏丽花在学校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被辞退了，不过却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影响。大家印象最深的，是表演如何写毛笔字。那是第一次来的时候，邵老先生让她做示范。藏丽花很傲慢地看着我们，我们傻乎乎地看着她。她突然拿出一支很大的毛笔，蘸点清水，就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字很大，写完了，坐在一旁的邵老先生用不容置疑的声音对我们说：
“看见没有，要写，就得是这么大的字才好！”这以后，只要一提到藏丽花，我就会想到她当年的神气活现，想到她突然拿出一支笔，蘸了水，在黑板上十分潇洒地写字。我至今都不能想明白，这支笔事先藏在哪了，怎么就突然出现在她的手中。
一时间，我们傻了眼，以至于她回过身来，眼睛还都盯在黑板上。接下来，大家开始写字，模仿黑板上的那几个字。我们开始磨墨，打开大字练习本，依葫芦画瓢，按照那几个字的样子写。后来才知道写的是魏碑，当时只是觉得这几个字很新鲜，很好看，与我们平时见到的不太一样。在我们写字的时候，邵老先生坐那岿然不动，藏丽花走来走去，东张西望像个监考老师，不时地摇头。终于她很傲慢地转过身，向着我和黄效愚径直走过来，我连忙将刚写的字翻过去，用手压住，不让她看。
藏丽花已走到我们面前，冷笑着说：
“好吧，不想让看，我就不看了，反正你也写不好。”
接下来，她盯着黄效愚的字看，很认真地看着。黄效愚有些得意，他是公认写字最好的人，大家都想知道藏丽花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她看看那字，又看看黄效愚，半天不说话。最后，她拿起黄效愚的大字练习本，翻看前面写过的字，然后合起来，看了看封面的名字，问：
“你就是那个黄效愚？”
黄效愚点了点头，睁大了眼睛，看着藏丽花。
藏丽花悠悠地说：“我外公说了，你的字写得还不错，不过，要我看，一点都不怎么样！”
藏丽花接着又说了一句：“你还得好好地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