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家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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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小元跟王天容的正式合作是从她帮王天容解决困难入手的。
学文科的蒲小元认为，不管是以“bot”方式建设的发电厂，还是通过国外贷款建设的妈湾电厂，这些大型的发电厂都在临港市的土地上，发出的电力都直接供应临港市的电网。同样，它们也都大量消耗临港市场上的煤炭。
但当时煤炭属于紧俏商品，不是说搞到就能搞到的。这时候，蒲小元利用她在大同的关系，帮能源集团从大同搞到了煤炭。而帮能源集团搞到煤炭就是帮王天容解决困难。王天容非常想感谢蒲小元，或者说能源集团想感谢蒲小元。
“这就见外了，”蒲小元说“当初您可亲口说过，说我虽然下海了，但还是能源集团的人，说随时欢迎我回来，还说您永远都是我的大姐。怎么，说假话呀？”
“不是假话，”王天容说“还是这句话，能源集团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大姐，还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蒲小元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顺便做点事情，相当于女儿给娘家人做点事情，妹妹给姐姐出点力，还要谢谢？”
王天容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行，不说谢谢。”王天容笑着说“那么我帮你把这次的差旅费报掉，另外还有就是招待费。”
蒲小元没有说话。
王天容假装生气地说：“反正也是公家的钱，你要是不要，我也不会领你的情。”
蒲小元还是没有说话，但是眼睛转了一下，仿佛有点动心。
这时候，王天容把声音压低说：“你给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价低，我不能让你吃亏。这样，你去友谊城买几件称心的东西，发票拿来我帮你一起报销。听话，要不然姐姐不高兴。”
既然王天容都这样说了，如果蒲小元还不照办，那么就有点过分了。蒲小元觉得，即使是做好事，也不能过分，如果过分，对方就不舒服、不自在了。于是，蒲小元就真的跑到友谊城买了一件好东西，买完之后，就真的把发票和往返大同的车票、餐票交给王天容在能源集团报销了。
王天容在给蒲小元的报销单签字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友谊城的那张发票是鹿皮大衣，这件鹿皮大衣的价值超过了车票、餐票和所有其他单据合起来的总价值。
王天容一边签字一边想，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叫她去买，她就买个这么贵重的东西。也好，这样我就不欠她的了。
这就是王天容的性格，不愿意欠别人的。
王天容担任临港市能源集团一把手的这几年，她经常麻烦过去在社科院的一些老同事，但是每次麻烦之后，她都及时把人情补上。只有把人情补上了，不欠人家的了，她才安心。事实上，凭王天容当初在社科院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就是不给任何好处，别人也会帮忙。但是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还帮忙吗？并且王天容相信，即便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学者，对待无偿的帮忙和有偿的咨询，其认真的程度和负责的态度也还是有区别的。而专家们的负责态度和认真程度相差哪怕是一点点，对于自己，就相差很大。
王天容认为，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关键靠决策。正确的决策是第一重要的，一切成功首先是决策的成功。如果决策失误，那么下面操作得再好，也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小；而如果决策正确，只要操作不出大的差错，就肯定成功。所以，王天容宁可在决策的时候多咨询、多请教，即便花一点咨询费，她认为也是值得的。
现在在蒲小元的问题上，王天容也是这样想的。虽然蒲小元报销的数目稍微多了一点，但假如下次电厂的煤炭供应再发生紧张，蒲小元肯定就会热情主动地帮忙，而能源集团对煤炭的需求是长期的，很难说哪天就不发生煤炭供应不上的问题。所以，王天容宁可让蒲小元多报销点费用，占点小便宜，也要为将来能源集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留一条路子。
这么想着，王天容就非常愉快地在蒲小元的报销单上签了字。
周末，蒲小元来看望王天容。
说实话，王天容很高兴蒲小元来看她。丈夫和孩子都在北京，平常上班忙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感觉，而一到周末，王天容就想儿子。于是，就给北京打电话，但是儿子也大了，跟她好像也没有多少话讲。所以，一到周末，王天容就多少感到有点寂寞。
王天容的这个情况外人不知道。因为在外面，王天容把自己装扮成了撒切尔夫人，或者不是装扮的，她本来就像撒切尔夫人，一副没心没肺铁石心肠的女强人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她还会寂寞。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周末就经常来看望王天容。有时候拉她去购物，有时候拉她去跳舞，还有时候就纯粹两人聊天。总之，王天容是欢迎蒲小元周末来“打扰”她的。
这次蒲小元带来了一件礼物，一件非常昂贵的意大利产鹿皮大衣，一看就是友谊城买的正宗货。鲜亮而不反光，柔软而不失款形，暖和而透气，富贵而不张扬。一个字：好。
说实话，这样的东西王天容是舍不得买的，也买不起。但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特别是女人，对好看的衣服天生有一种追求和向往，所以，王天容立刻就喜欢上了。
喜欢，但并不代表想占为己有，无功不受禄。
蒲小元说：“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您穿，所以就给您买了。”
蒲小元说了一句天大的实话，好衣服当然适合人穿，不但适合王天容穿，而且适合任何女人穿。
“不要不要，”王天容说“太贵重了。不适合我穿。”
“就因为贵重才适合您。”蒲小元说“您为公司的事情经常上北京，还要出国，当然应该穿两件好衣服。”
“那好，多少钱，我给钱。”
“给钱您自己不能买呀，干吗要我送给您？”
“不给钱我不能要。”王天容坚持说。
“那我已经买了怎么办？”蒲小元说。
“你自己留着穿。”王天容仍然坚持。
“我能穿得了吗？”蒲小元说着，还往身上比划了一下。确实是穿不了。蒲小元是按照王天容的身材买的，她自己当然穿不了。
“那你退掉。”王天容还是不让步。
“退不了。”
“不可能的！”王天容说“友谊城的商品是可以退的。”
“没有发票也能退？”蒲小元问。
“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发票呢？”
“报销了。”
王天容突然反应过来，这件鹿皮大衣就是蒲小元前两天作为费用报销的那件大衣，当时她还觉得蒲小元是占了小便宜，现在看来错怪她了。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王天容说着，还有点生气。
“为什么？”蒲小元问。
“你说为什么？”王天容反问。
蒲小元停顿了一下，说：“您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报销这件衣服？”
“那倒不是，”王天容说“你为集团做了事，还替集团省了钱，应该报销。”
“既然如此，”蒲小元说“那么这件衣服是不是我的？”
“当然是你的。”王天容说。
“那么您为什么说‘更不能要’？”蒲小元问。
王天容不说话了，两眼看着鹿皮大衣发愣。
“你是不是觉得这衣服实际上是用公家钱买的？”蒲小元又问。
王天容还是没有说话，她也不敢肯定这算不算是公家钱买的了。
“是公家的钱，”蒲小元说“但公家已经奖励给我了，就是我的钱了。就跟公家的钱发工资发奖金到我们手中一样。发到我们手上了，还能说是公家的吗？再说，即便是公家的钱，又怎么了？您穿衣服为什么呀？要不是为公司，您是那种讲究穿好衣服的人吗？”
王天容的眼睛活了一些，仿佛已经认同蒲小元的话。
蒲小元接着说：“同样是国有企业，石化集团那边每年员工都有礼服费，老总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出国都是公家掏钱一身新，凭什么您就不能有礼服费？”
“那不一样。”王天容说。
“怎么不一样？”蒲小元问“他们不是国有企业呀？他们不属于投资管理公司领导呀？他们效益比我们好呀？他们贡献比我们大呀？”
王天容不说话了。既然不说话了，那么就只能收下了。
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
这就是蒲小元跟王天容正式合作的开始。在这次“合作”中，蒲小元是一分钱好处没有得，而且还倒贴了钱。倒贴的不仅是一件意大利鹿皮大衣，比这多。可以说，第一次合作蒲小元完全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为解能源集团燃眉之急，事实上，这第一批煤是蒲小元自己花高价从市场上购买的，然后再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能源集团。当然，她也不是傻瓜，她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取得王天容的信任和好感，正式建立与能源集团的业务关系，着眼长期发展。应该说，蒲小元这样做其实是很有头脑的。
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生产资料的供应是“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就是同样一件商品，有两种价格，一种叫计划内价格，一种叫计划外价格。计划内价格比计划外价格便宜很多，因此，谁能搞到计划内的商品，谁就等于白捡到了人民币。
“双轨制”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有人能利用特权特批到计划内物资，比如钢铁或煤炭，那么他马上就发财，马上就成为老板。事实上，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人能够特批到计划内指标，所以就真的发财了，真的成了老板。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一批有实权的高干的子女。
蒲小元出生在大同，生长在大同，但是她父母或父母的父母都不是高干，所以她没有办法特批到计划内煤炭指标，但是她又决意要跟能源集团建立商业关系，所以她第一批供应给能源集团的煤炭只好按计划外的价格购买，然后用略低的价格再卖给能源集团。不过，这样的赔本买卖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偶尔做一次。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赔了一点钱，但是她终于跟能源集团正式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且取得了王天容的信任与好感。现在她要施展她的第二步计划，就是设法搞到计划内指标。
蒲小元虽然不是高干子女，也不是高干子孙，但是她是大同本地人，既然是大同本地人，那么她就能摸到路。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鱼路”是大路，就是直接从中央拿到计划内指标，这对于蒲小元来说比较难办，或者说是根本走不通。“鱼路”走不通还有“虾路”“虾路”就是各产煤地自己都有“自留地”是为支持地方经济服务的。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之外，多生产出来的煤就是“自留地”归地方上支配。并且上行下效，地方上也在“自留地”上搞起“小双轨制”蒲小元现在就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因为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属于“虾路”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上次回来她已经打探出“虾路”来了。这个“虾路”就是她以前的中学老师李必恒。
李必恒严格地说是大同本地的高干子弟，或者说是“小高干子弟”“小高干子弟”李必恒曾经在矿务局子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蒲小元的课，但是蒲小元毕竟是文科班学生，而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考上大学的文科班学生，加上蒲小元自信自己出类拔萃地漂亮，估计这位李老师可能还会记得她。
蒲小元估计得没错，李必恒果然记得她。
李必恒由于是高干子弟，所以早就不当老师了，已经调到矿务局总调度处。仿佛语文老师这类的工作只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做的，如果是高干子女做，哪怕是“小高干子弟”当教师也就等于是受委屈了。受一段时间的委屈没关系，不能长期受委屈。所以，李必恒在蒲小元上大学的时候就从矿子弟中学调到了总调度室。
实践证明，李必恒的调动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爸爸从矿务局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就被提拔为副处长。矿上曾经有人传说这是一种交换，但这种传说肯定不是真实的，至少不全面，因为李必恒后来又当处长了，而李必恒当处长的时候，他爸爸已经退居二线好几年了，拿什么交换？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交换。
李必恒就是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矿务局总调度处处长的。
蒲小元去找李必恒的时候，没有说找“李处长”而是说找“李必恒”蒲小元一说是找“李必恒”守大门的马上就变得热情了，不仅直接把蒲小元带进去，而且到了里面马上就通报。
其实蒲小元是说漏嘴了，如果不是说漏嘴，那么至少会叫“李老师”而不会叫“李必恒”因为“李必恒”是她们女同学背后的称呼，当面还是喊“李老师”的。背后称“李必恒”的原因是李必恒其实比他教的学生大不了多少，并且长得眉清目秀，像个书生。蒲小元她们喜欢对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眉清目秀的男老师直呼其名。
蒲小元再次见到李必恒的时候，李必恒已经一点没有书生的味道，反倒像个杀猪的，整个人发胖了，脸盘变得贼大，胡子没刮，脸上酒气没退，像是刽子手上刑场之前抢着喝了一碗酒，或者像电影上的大刀会。
蒲小元不敢认。
“蒲小元，怎么是你呀！”“刽子手”叫起来。
李必恒这样一叫，蒲小元就确信此人正是李必恒，而且果然还认识她，于是，就莫名其妙地有点激动，一激动，差点又漏嘴。
“您好，李必李老师。”
“哈哈哈哈”李必恒一阵大笑，问“刚才你是不是说找‘李必恒’的？”
蒲小元红着脸点点头，算是说“是”
李必恒自然又是大笑一阵。笑得非常爽朗，像领袖。
蒲小元发现，李必恒不但形象变了，连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变了。蒲小元记得，李必恒当年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没有什么底气，而且笑不露齿，好像根本就不会这么大笑。
李必恒笑足了之后，或者说是爽朗够了之后，说：“幸亏你找‘李必恒’。”
“为什么？”蒲小元问。
“如果你要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那么肯定被挡驾了。”
“是吗？”
“没办法，凡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的，准是要煤的。我手里哪有煤呀！”
“是吗？”蒲小元问“那么我这次也是白跑了？”
“怎么，你也成了倒煤的？”
蒲小元一听，怎么这么别扭，真想回敬一句“你才倒霉呢”但还是忍住了。
“你不要见怪，”李必恒说“这里都这么说，就是倒腾煤炭的意思。”
“我不倒腾煤炭，我是政府采购。”蒲小元说着，呈上名片，自然还是“临港市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那张名片。
李必恒接过名片，认真看了看，说：“好，政府采购好，政府采购你直接拿着煤炭部的批文到销售处就行了，用不着找我。”
“去过了，”蒲小元说“刚刚去过。但是听说老师在这里当大处长，顺便来看一眼。怎么，当上大处长了连看一眼都不行？”
蒲小元到底是从临港市回来的。在临港市的时候，大人物见得不少，现在回到内地，对付处长一级的官员还行。再说处长也不是什么大官，蒲小元要是不下海，在秘书的位置上熬几年，下来至少也是办公室副主任，跟处长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蒲小元并没有把个“处长”看得多了不起，要不是为了“倒煤”还难得理睬他。
“厉害。”李必恒说“到底是特区来的。好，中午我请你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蒲小元温柔了许多。其实蒲小元只要想温柔，还是很会温柔的。
“您变了很多。”蒲小元说。
“是，变老了，变粗野了。”
“那倒不是，”蒲小元说“其实您现在这样子倒更像个男子汉。”
“你基本上没变。”
“一点没变？”蒲小元歪着脑袋问。
李必恒向后仰了一仰，仿佛是调整眼睛的焦距，调整好了之后，说：“变了，长大了，变洋气了，变富贵了。”
“老了。”蒲小元说“难得你还记得我。我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怎么会不认识你，”李必恒说“谁都不记得也会记得你呀。”
“是吗？”蒲小元说。
说着，脸红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不好意思。大约是没想到李必恒这么快就能把话往那上面引。这时候见李必恒竟然面不改色，暗想，真是士别三日呀。
“怎么不是，”李必恒说“那年搞诗歌朗诵，你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整个年级文科就你一个人考到了北京，我这个语文老师难道还能忘了你？”
蒲小元记起来了，高二那年学校是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她是得了第二名，而且那次诗歌朗诵会就是李必恒组织的。想起来之后，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本来以为李必恒会说是因为她漂亮才特别记得她呢。
“当然，”李必恒说“还有，还有就是你漂亮，差不多是校花了，谁能不记得？”
这下蒲小元的脸更红了，仿佛是自己心里想的秘密一下子被人家看透了。
“你们当老师的也知道‘校花’？”蒲小元问。
“老师不是人啊？”李必恒反问。
“但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的呀。”
“我现在不老实吗？”
“你现在老实吗？”
蒲小元这时候给了李必恒一个媚眼。
借着媚眼的提醒，李必恒提议：“喝点酒？”
“好啊。”蒲小元说。
蒲小元知道，光凭师生关系是不会搞到计划内指标的，哪怕是“小计划内”的指标。要想搞到计划内指标，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比如加上钱，但李必恒现在这个样子显然不缺钱，小钱肯定打不动他，给大钱就意义不大了，两头一折扣，还有赚吗？所以，蒲小元决定加上其他东西。蒲小元觉得即使加上其他东西，只要能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炭，也不吃亏。蒲小元已经彻底想开了，女人既然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漂亮的女人只要彻底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彻底好办了。
蒲小元跟王天容的正式合作是从她帮王天容解决困难入手的。
学文科的蒲小元认为，不管是以“bot”方式建设的发电厂，还是通过国外贷款建设的妈湾电厂，这些大型的发电厂都在临港市的土地上，发出的电力都直接供应临港市的电网。同样，它们也都大量消耗临港市场上的煤炭。
但当时煤炭属于紧俏商品，不是说搞到就能搞到的。这时候，蒲小元利用她在大同的关系，帮能源集团从大同搞到了煤炭。而帮能源集团搞到煤炭就是帮王天容解决困难。王天容非常想感谢蒲小元，或者说能源集团想感谢蒲小元。
“这就见外了，”蒲小元说“当初您可亲口说过，说我虽然下海了，但还是能源集团的人，说随时欢迎我回来，还说您永远都是我的大姐。怎么，说假话呀？”
“不是假话，”王天容说“还是这句话，能源集团是你的娘家，我就是你大姐，还是一家人。”
“既然是一家人，”蒲小元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顺便做点事情，相当于女儿给娘家人做点事情，妹妹给姐姐出点力，还要谢谢？”
王天容笑了，笑得非常开心。
“行，不说谢谢。”王天容笑着说“那么我帮你把这次的差旅费报掉，另外还有就是招待费。”
蒲小元没有说话。
王天容假装生气地说：“反正也是公家的钱，你要是不要，我也不会领你的情。”
蒲小元还是没有说话，但是眼睛转了一下，仿佛有点动心。
这时候，王天容把声音压低说：“你给我们的价格比市场价低，我不能让你吃亏。这样，你去友谊城买几件称心的东西，发票拿来我帮你一起报销。听话，要不然姐姐不高兴。”
既然王天容都这样说了，如果蒲小元还不照办，那么就有点过分了。蒲小元觉得，即使是做好事，也不能过分，如果过分，对方就不舒服、不自在了。于是，蒲小元就真的跑到友谊城买了一件好东西，买完之后，就真的把发票和往返大同的车票、餐票交给王天容在能源集团报销了。
王天容在给蒲小元的报销单签字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友谊城的那张发票是鹿皮大衣，这件鹿皮大衣的价值超过了车票、餐票和所有其他单据合起来的总价值。
王天容一边签字一边想，现在的年轻人到底跟我们这一代不一样，叫她去买，她就买个这么贵重的东西。也好，这样我就不欠她的了。
这就是王天容的性格，不愿意欠别人的。
王天容担任临港市能源集团一把手的这几年，她经常麻烦过去在社科院的一些老同事，但是每次麻烦之后，她都及时把人情补上。只有把人情补上了，不欠人家的了，她才安心。事实上，凭王天容当初在社科院的地位和人际关系，就是不给任何好处，别人也会帮忙。但是一次两次可以，第三次还帮忙吗？并且王天容相信，即便是德高望重的老专家、老学者，对待无偿的帮忙和有偿的咨询，其认真的程度和负责的态度也还是有区别的。而专家们的负责态度和认真程度相差哪怕是一点点，对于自己，就相差很大。
王天容认为，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关键靠决策。正确的决策是第一重要的，一切成功首先是决策的成功。如果决策失误，那么下面操作得再好，也只能是把损失降到最小；而如果决策正确，只要操作不出大的差错，就肯定成功。所以，王天容宁可在决策的时候多咨询、多请教，即便花一点咨询费，她认为也是值得的。
现在在蒲小元的问题上，王天容也是这样想的。虽然蒲小元报销的数目稍微多了一点，但假如下次电厂的煤炭供应再发生紧张，蒲小元肯定就会热情主动地帮忙，而能源集团对煤炭的需求是长期的，很难说哪天就不发生煤炭供应不上的问题。所以，王天容宁可让蒲小元多报销点费用，占点小便宜，也要为将来能源集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多留一条路子。
这么想着，王天容就非常愉快地在蒲小元的报销单上签了字。
周末，蒲小元来看望王天容。
说实话，王天容很高兴蒲小元来看她。丈夫和孩子都在北京，平常上班忙的时候，倒也没有什么感觉，而一到周末，王天容就想儿子。于是，就给北京打电话，但是儿子也大了，跟她好像也没有多少话讲。所以，一到周末，王天容就多少感到有点寂寞。
王天容的这个情况外人不知道。因为在外面，王天容把自己装扮成了撒切尔夫人，或者不是装扮的，她本来就像撒切尔夫人，一副没心没肺铁石心肠的女强人的样子，谁也不知道她还会寂寞。外人不知道，蒲小元知道，所以，蒲小元周末就经常来看望王天容。有时候拉她去购物，有时候拉她去跳舞，还有时候就纯粹两人聊天。总之，王天容是欢迎蒲小元周末来“打扰”她的。
这次蒲小元带来了一件礼物，一件非常昂贵的意大利产鹿皮大衣，一看就是友谊城买的正宗货。鲜亮而不反光，柔软而不失款形，暖和而透气，富贵而不张扬。一个字：好。
说实话，这样的东西王天容是舍不得买的，也买不起。但是，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特别是女人，对好看的衣服天生有一种追求和向往，所以，王天容立刻就喜欢上了。
喜欢，但并不代表想占为己有，无功不受禄。
蒲小元说：“我觉得这件衣服非常适合您穿，所以就给您买了。”
蒲小元说了一句天大的实话，好衣服当然适合人穿，不但适合王天容穿，而且适合任何女人穿。
“不要不要，”王天容说“太贵重了。不适合我穿。”
“就因为贵重才适合您。”蒲小元说“您为公司的事情经常上北京，还要出国，当然应该穿两件好衣服。”
“那好，多少钱，我给钱。”
“给钱您自己不能买呀，干吗要我送给您？”
“不给钱我不能要。”王天容坚持说。
“那我已经买了怎么办？”蒲小元说。
“你自己留着穿。”王天容仍然坚持。
“我能穿得了吗？”蒲小元说着，还往身上比划了一下。确实是穿不了。蒲小元是按照王天容的身材买的，她自己当然穿不了。
“那你退掉。”王天容还是不让步。
“退不了。”
“不可能的！”王天容说“友谊城的商品是可以退的。”
“没有发票也能退？”蒲小元问。
“没有发票？”
“没有发票。”
“发票呢？”
“报销了。”
王天容突然反应过来，这件鹿皮大衣就是蒲小元前两天作为费用报销的那件大衣，当时她还觉得蒲小元是占了小便宜，现在看来错怪她了。
“那我就更不能要了。”王天容说着，还有点生气。
“为什么？”蒲小元问。
“你说为什么？”王天容反问。
蒲小元停顿了一下，说：“您是不是觉得我不该报销这件衣服？”
“那倒不是，”王天容说“你为集团做了事，还替集团省了钱，应该报销。”
“既然如此，”蒲小元说“那么这件衣服是不是我的？”
“当然是你的。”王天容说。
“那么您为什么说‘更不能要’？”蒲小元问。
王天容不说话了，两眼看着鹿皮大衣发愣。
“你是不是觉得这衣服实际上是用公家钱买的？”蒲小元又问。
王天容还是没有说话，她也不敢肯定这算不算是公家钱买的了。
“是公家的钱，”蒲小元说“但公家已经奖励给我了，就是我的钱了。就跟公家的钱发工资发奖金到我们手中一样。发到我们手上了，还能说是公家的吗？再说，即便是公家的钱，又怎么了？您穿衣服为什么呀？要不是为公司，您是那种讲究穿好衣服的人吗？”
王天容的眼睛活了一些，仿佛已经认同蒲小元的话。
蒲小元接着说：“同样是国有企业，石化集团那边每年员工都有礼服费，老总就更不用说了，每次出国都是公家掏钱一身新，凭什么您就不能有礼服费？”
“那不一样。”王天容说。
“怎么不一样？”蒲小元问“他们不是国有企业呀？他们不属于投资管理公司领导呀？他们效益比我们好呀？他们贡献比我们大呀？”
王天容不说话了。既然不说话了，那么就只能收下了。
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
这就是蒲小元跟王天容正式合作的开始。在这次“合作”中，蒲小元是一分钱好处没有得，而且还倒贴了钱。倒贴的不仅是一件意大利鹿皮大衣，比这多。可以说，第一次合作蒲小元完全是做了一次赔本买卖。
为解能源集团燃眉之急，事实上，这第一批煤是蒲小元自己花高价从市场上购买的，然后再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能源集团。当然，她也不是傻瓜，她这样做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就是取得王天容的信任和好感，正式建立与能源集团的业务关系，着眼长期发展。应该说，蒲小元这样做其实是很有头脑的。
因为当时中国社会生产资料的供应是“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就是同样一件商品，有两种价格，一种叫计划内价格，一种叫计划外价格。计划内价格比计划外价格便宜很多，因此，谁能搞到计划内的商品，谁就等于白捡到了人民币。
“双轨制”有一个很大的漏洞，那就是，如果有人能利用特权特批到计划内物资，比如钢铁或煤炭，那么他马上就发财，马上就成为老板。事实上，当时确实就有一些人能够特批到计划内指标，所以就真的发财了，真的成了老板。这些人当然不是一般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一批有实权的高干的子女。
蒲小元出生在大同，生长在大同，但是她父母或父母的父母都不是高干，所以她没有办法特批到计划内煤炭指标，但是她又决意要跟能源集团建立商业关系，所以她第一批供应给能源集团的煤炭只好按计划外的价格购买，然后用略低的价格再卖给能源集团。不过，这样的赔本买卖只能在特定的时期特殊的情况下偶尔做一次。现在，她的目的达到了，虽然赔了一点钱，但是她终于跟能源集团正式建立了业务关系，并且取得了王天容的信任与好感。现在她要施展她的第二步计划，就是设法搞到计划内指标。
蒲小元虽然不是高干子女，也不是高干子孙，但是她是大同本地人，既然是大同本地人，那么她就能摸到路。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鱼有鱼路虾有虾路”“鱼路”是大路，就是直接从中央拿到计划内指标，这对于蒲小元来说比较难办，或者说是根本走不通。“鱼路”走不通还有“虾路”“虾路”就是各产煤地自己都有“自留地”是为支持地方经济服务的。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之外，多生产出来的煤就是“自留地”归地方上支配。并且上行下效，地方上也在“自留地”上搞起“小双轨制”蒲小元现在就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因为打“小双轨制”的主意属于“虾路”相对容易一些。事实上，上次回来她已经打探出“虾路”来了。这个“虾路”就是她以前的中学老师李必恒。
李必恒严格地说是大同本地的高干子弟，或者说是“小高干子弟”“小高干子弟”李必恒曾经在矿务局子弟中学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老师，虽然没有直接教过蒲小元的课，但是蒲小元毕竟是文科班学生，而且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考上大学的文科班学生，加上蒲小元自信自己出类拔萃地漂亮，估计这位李老师可能还会记得她。
蒲小元估计得没错，李必恒果然记得她。
李必恒由于是高干子弟，所以早就不当老师了，已经调到矿务局总调度处。仿佛语文老师这类的工作只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做的，如果是高干子女做，哪怕是“小高干子弟”当教师也就等于是受委屈了。受一段时间的委屈没关系，不能长期受委屈。所以，李必恒在蒲小元上大学的时候就从矿子弟中学调到了总调度室。
实践证明，李必恒的调动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爸爸从矿务局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就被提拔为副处长。矿上曾经有人传说这是一种交换，但这种传说肯定不是真实的，至少不全面，因为李必恒后来又当处长了，而李必恒当处长的时候，他爸爸已经退居二线好几年了，拿什么交换？所以，关键还是靠自己，而不是靠交换。
李必恒就是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当上矿务局总调度处处长的。
蒲小元去找李必恒的时候，没有说找“李处长”而是说找“李必恒”蒲小元一说是找“李必恒”守大门的马上就变得热情了，不仅直接把蒲小元带进去，而且到了里面马上就通报。
其实蒲小元是说漏嘴了，如果不是说漏嘴，那么至少会叫“李老师”而不会叫“李必恒”因为“李必恒”是她们女同学背后的称呼，当面还是喊“李老师”的。背后称“李必恒”的原因是李必恒其实比他教的学生大不了多少，并且长得眉清目秀，像个书生。蒲小元她们喜欢对比她们大不了多少的眉清目秀的男老师直呼其名。
蒲小元再次见到李必恒的时候，李必恒已经一点没有书生的味道，反倒像个杀猪的，整个人发胖了，脸盘变得贼大，胡子没刮，脸上酒气没退，像是刽子手上刑场之前抢着喝了一碗酒，或者像电影上的大刀会。
蒲小元不敢认。
“蒲小元，怎么是你呀！”“刽子手”叫起来。
李必恒这样一叫，蒲小元就确信此人正是李必恒，而且果然还认识她，于是，就莫名其妙地有点激动，一激动，差点又漏嘴。
“您好，李必李老师。”
“哈哈哈哈”李必恒一阵大笑，问“刚才你是不是说找‘李必恒’的？”
蒲小元红着脸点点头，算是说“是”
李必恒自然又是大笑一阵。笑得非常爽朗，像领袖。
蒲小元发现，李必恒不但形象变了，连说话的声音和笑声都变了。蒲小元记得，李必恒当年说话轻声细语，好像没有什么底气，而且笑不露齿，好像根本就不会这么大笑。
李必恒笑足了之后，或者说是爽朗够了之后，说：“幸亏你找‘李必恒’。”
“为什么？”蒲小元问。
“如果你要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那么肯定被挡驾了。”
“是吗？”
“没办法，凡是找‘李处长’或‘李老师’的，准是要煤的。我手里哪有煤呀！”
“是吗？”蒲小元问“那么我这次也是白跑了？”
“怎么，你也成了倒煤的？”
蒲小元一听，怎么这么别扭，真想回敬一句“你才倒霉呢”但还是忍住了。
“你不要见怪，”李必恒说“这里都这么说，就是倒腾煤炭的意思。”
“我不倒腾煤炭，我是政府采购。”蒲小元说着，呈上名片，自然还是“临港市人民政府能源管理办公室”那张名片。
李必恒接过名片，认真看了看，说：“好，政府采购好，政府采购你直接拿着煤炭部的批文到销售处就行了，用不着找我。”
“去过了，”蒲小元说“刚刚去过。但是听说老师在这里当大处长，顺便来看一眼。怎么，当上大处长了连看一眼都不行？”
蒲小元到底是从临港市回来的。在临港市的时候，大人物见得不少，现在回到内地，对付处长一级的官员还行。再说处长也不是什么大官，蒲小元要是不下海，在秘书的位置上熬几年，下来至少也是办公室副主任，跟处长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蒲小元并没有把个“处长”看得多了不起，要不是为了“倒煤”还难得理睬他。
“厉害。”李必恒说“到底是特区来的。好，中午我请你吃饭。”
中午吃饭的时候，蒲小元温柔了许多。其实蒲小元只要想温柔，还是很会温柔的。
“您变了很多。”蒲小元说。
“是，变老了，变粗野了。”
“那倒不是，”蒲小元说“其实您现在这样子倒更像个男子汉。”
“你基本上没变。”
“一点没变？”蒲小元歪着脑袋问。
李必恒向后仰了一仰，仿佛是调整眼睛的焦距，调整好了之后，说：“变了，长大了，变洋气了，变富贵了。”
“老了。”蒲小元说“难得你还记得我。我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怎么会不认识你，”李必恒说“谁都不记得也会记得你呀。”
“是吗？”蒲小元说。
说着，脸红了，不知道是激动还是不好意思。大约是没想到李必恒这么快就能把话往那上面引。这时候见李必恒竟然面不改色，暗想，真是士别三日呀。
“怎么不是，”李必恒说“那年搞诗歌朗诵，你获得了第二名，后来整个年级文科就你一个人考到了北京，我这个语文老师难道还能忘了你？”
蒲小元记起来了，高二那年学校是搞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她是得了第二名，而且那次诗歌朗诵会就是李必恒组织的。想起来之后，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本来以为李必恒会说是因为她漂亮才特别记得她呢。
“当然，”李必恒说“还有，还有就是你漂亮，差不多是校花了，谁能不记得？”
这下蒲小元的脸更红了，仿佛是自己心里想的秘密一下子被人家看透了。
“你们当老师的也知道‘校花’？”蒲小元问。
“老师不是人啊？”李必恒反问。
“但那时候你给我的印象是非常老实的呀。”
“我现在不老实吗？”
“你现在老实吗？”
蒲小元这时候给了李必恒一个媚眼。
借着媚眼的提醒，李必恒提议：“喝点酒？”
“好啊。”蒲小元说。
蒲小元知道，光凭师生关系是不会搞到计划内指标的，哪怕是“小计划内”的指标。要想搞到计划内指标，还必须加上其他东西，比如加上钱，但李必恒现在这个样子显然不缺钱，小钱肯定打不动他，给大钱就意义不大了，两头一折扣，还有赚吗？所以，蒲小元决定加上其他东西。蒲小元觉得即使加上其他东西，只要能搞到计划内价格的煤炭，也不吃亏。蒲小元已经彻底想开了，女人既然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好办了。漂亮的女人只要彻底想开了，那么事情就彻底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