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微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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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体元是四川省川东道绥定府东乡县人,东乡就是今天的宣汉县。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学堂肄业,熟识的同学里,有参加同盟会的,在他们手里看过民报、浙江潮等杂志。1911年他参加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石体元和许多同学一样,觉得省城运动已是瓶颈,打算回家乡看看,能否相机而行。
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形也颇隔膜,难道拿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说说,他们就能起来革命?
石体元想到一个人:冉崇根。
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袖的一切特质: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时即加入袍哥帮会,位置还不低,又被选为县谘议局议员,兼川路公司董事。
说曹操曹操到,冉大爷也不在乡下,他到宜昌去看铁路情况,现在跑回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要回县闹独立,很感兴趣。恰好这时武昌事变的消息传来,两个小伙子更没了顾虑,纠结几个同乡就往东乡赶。
沿途打听情况,发现下东各县,只有万县有巡防军一标——这就意味着在东乡独立基本不会有官方干涉。但是各县的帮会很发达,除了江湖会(就是袍哥)之外,有个叫孝义会的组织也搞得热闹,尤其保路风潮起后,各县舵把子来往频繁。
到了县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筹备独立。第一大问题,倒不是号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广,又是袍哥大爷,怕只怕树起义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纳,未免良莠不齐,影响声誉;予以选择,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闲话。最后觉得全部欢迎,但不定职务,等到独立成功,再依据表现分派职位。
县里虽然没有军队,但“堂勇”还是有的,没有枪杆子何来政权?于是大伙儿议定,由冉崇根下令,以离城八十里范围内的乡镇为限,每个“场”(以集市为中心的村社范围)调二十至六十,队伍总额三百人,有枪带枪,无枪带刀矛。进城的队伍必须严守纪律,绝对禁止自由行动。当然这些军队操典跟进城农民军说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帮会的条规来约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义时间定在阴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谁知起义日期与调集团队办法刚刚确定,正要派人出去传述各乡,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见参与核心的人就很复杂。知县吴巽赶忙跑来拜会冉大爷,进门一看:几个裁缝正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是摆明要造反。但是吴知县根本没有力量捉拿这帮反贼,他回署的措施,无非是将堂勇全部调来县衙,层层守卫,又将巡街警察的枪都收走。
起义者们也吓了一大跳。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强,但也不能亮明牌来打吧?就算亮明牌来打,也不能连什么时间出牌都让对手一清二楚吧?马上决定:提前两天起义,飞速传达各场。
石体元在省城,是见识过赵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吴知县有样学样,建议立即去找警佐李树滋,要县城四门的钥匙。这事本来之前就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不过李警佐胆子小,交出钥匙就溜回家中闭门不出,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制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义者派人把文昌宫打扫干净,布置整齐。冉崇根冉大爷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们就跟倒来人跑来维持秩序。十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晓得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得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一位是在大邑当教谕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当过县视学的景昌运,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于是定盘。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巽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后来的团队一看这阵仗,更加兴奋,一声令下,夹岸都是一枝枝后膛枪、大刀、红缨枪指着那艘还没装完货的大船。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罗绅粮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提倡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革除烟赌恶习。冉大爷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这种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蜀军政府派人颁下地方组织条例,军事部分为军谋、军政、军需、军书四处,政治部分为行政、财政、司法、学务四科,参督改成县知事。政府部门整齐多了,人员增衍,花费也就上去了,一个政法科长,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调城口县知事,石体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庆地方议会联合会当代表去了。回想起这“从本县宣布光复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个月,石体元不禁感慨:“机构组织已经三度改变,人事的变动尤大,从前树立的优良风气,更是昙花一现,仍归腐化。”
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变动极小,这对于东乡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冉大爷治下“优良风气”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换个人会不会急速腐化?要是外来的同盟会员领导起义,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将如何?东乡虽小,或许可以喻大。
断了皇帝的后路
石体元是四川省川东道绥定府东乡县人,东乡就是今天的宣汉县。1910年,他在成都高等巡警学堂肄业,熟识的同学里,有参加同盟会的,在他们手里看过民报、浙江潮等杂志。1911年他参加了保路运动。成都血案后,石体元和许多同学一样,觉得省城运动已是瓶颈,打算回家乡看看,能否相机而行。
但是这几年一直在外读书,家乡的情形也颇隔膜,难道拿民报上的道理去跟乡里人说说,他们就能起来革命?
石体元想到一个人:冉崇根。
这个人具备了石体元在成都看到的运动领袖的一切特质:出身本土世家,少年时即加入袍哥帮会,位置还不低,又被选为县谘议局议员,兼川路公司董事。
说曹操曹操到,冉大爷也不在乡下,他到宜昌去看铁路情况,现在跑回成都来探听风声。一听要回县闹独立,很感兴趣。恰好这时武昌事变的消息传来,两个小伙子更没了顾虑,纠结几个同乡就往东乡赶。
沿途打听情况,发现下东各县,只有万县有巡防军一标——这就意味着在东乡独立基本不会有官方干涉。但是各县的帮会很发达,除了江湖会(就是袍哥)之外,有个叫孝义会的组织也搞得热闹,尤其保路风潮起后,各县舵把子来往频繁。
到了县里,自然是一班同志筹备独立。第一大问题,倒不是号召力不足——冉崇根交游很广,又是袍哥大爷,怕只怕树起义旗,投效的人太多。全都收纳,未免良莠不齐,影响声誉;予以选择,又恐引起反感,招人闲话。最后觉得全部欢迎,但不定职务,等到独立成功,再依据表现分派职位。
县里虽然没有军队,但“堂勇”还是有的,没有枪杆子何来政权?于是大伙儿议定,由冉崇根下令,以离城八十里范围内的乡镇为限,每个“场”(以集市为中心的村社范围)调二十至六十,队伍总额三百人,有枪带枪,无枪带刀矛。进城的队伍必须严守纪律,绝对禁止自由行动。当然这些军队操典跟进城农民军说不通,由冉崇根“拿出帮会的条规来约束各公口的兄弟”就行了。起义时间定在阴历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谁知起义日期与调集团队办法刚刚确定,正要派人出去传述各乡,消息不知怎地就泄漏了,通城皆知。由此也可见参与核心的人就很复杂。知县吴巽赶忙跑来拜会冉大爷,进门一看:几个裁缝正在缝制白布旗帜和袖章标记。这是摆明要造反。但是吴知县根本没有力量捉拿这帮反贼,他回署的措施,无非是将堂勇全部调来县衙,层层守卫,又将巡街警察的枪都收走。
起义者们也吓了一大跳。虽说县里防卫力量不强,但也不能亮明牌来打吧?就算亮明牌来打,也不能连什么时间出牌都让对手一清二楚吧?马上决定:提前两天起义,飞速传达各场。
石体元在省城,是见识过赵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吴知县有样学样,建议立即去找警佐李树滋,要县城四门的钥匙。这事本来之前就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不过李警佐胆子小,交出钥匙就溜回家中闭门不出,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制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义者派人把文昌宫打扫干净,布置整齐。冉崇根冉大爷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们就跟倒来人跑来维持秩序。十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晓得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得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一位是在大邑当教谕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当过县视学的景昌运,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于是定盘。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巽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后来的团队一看这阵仗,更加兴奋,一声令下,夹岸都是一枝枝后膛枪、大刀、红缨枪指着那艘还没装完货的大船。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罗绅粮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提倡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革除烟赌恶习。冉大爷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这种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蜀军政府派人颁下地方组织条例,军事部分为军谋、军政、军需、军书四处,政治部分为行政、财政、司法、学务四科,参督改成县知事。政府部门整齐多了,人员增衍,花费也就上去了,一个政法科长,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调城口县知事,石体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庆地方议会联合会当代表去了。回想起这“从本县宣布光复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个月,石体元不禁感慨:“机构组织已经三度改变,人事的变动尤大,从前树立的优良风气,更是昙花一现,仍归腐化。”
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变动极小,这对于东乡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冉大爷治下“优良风气”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换个人会不会急速腐化?要是外来的同盟会员领导起义,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将如何?东乡虽小,或许可以喻大。
断了皇帝的后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