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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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刺。就在北方革命党人最优秀的领导者身首异处前几个时辰，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
定格。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启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一共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身在武昌的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之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南北和谈势不可免，这个时候，清廷腹地直隶山东一带，革命形势越好，越能为湖北军政府在谈判中赢得更多主动。这一点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可见有多困窘。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十一天即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但滦州仍是北方举事最大的希望，虽然张绍曾已被清廷免去统制职务，离开滦州，但各营士兵，加入铁血会的人极多，尤其三位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都是铁血会成员。问题是这几位关系一般，互相猜忌，不能协同作战。因此现在的关键是派人去滦州，沟通上下，待机发动。
又有人提出：海阳镇驻军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冯玉祥是否可以动员他响应革命？负责联络滦州方面的孙谏声摇头反对，他给了冯玉祥一句评语：“多谋而无学，多言而无信，非可以共死生者。”他既如此说，别人也就不再提。
正计议间，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说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进攻清室之用。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江南北，腾传人口，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烈士”的称号。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又在筹划北京举事，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
胡鄂公大是诧异，问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汪兆铭等三人出狱，原是袁世凯会同两广总督张鸣岐保释，释放诏令中虽有“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等语，其实不过是一道幌子。汪兆铭等一出狱，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诸人，称“请诸君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其余两人闻听大惊，催促汪兆铭一起出京躲避。汪不听。于是一人连夜赴上海，一人逃到天津租界匿居，只有汪兆铭留在北京等袁世凯。
等到袁世凯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接见汪兆铭，并让他与杨度、汪大燮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压革命。
我听说那个国事共济会很快就解散了？
是。后来汪兆铭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自己当了会长。但他他跟老袁一直有来往，不少同志都认为他是在给老袁办事最近老袁要求清廷罢免载沣、奕劻、载洵、载涛等人的军政大权，满清亲贵大不高兴，很有反对之声，因此我瞧汪兆铭搞的这个事，多半是在帮老袁吓唬亲贵咧。
哦。虽然如此，现在不能因为这个怀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
1911年11月7日凌晨，吴禄贞在石家庄火车站遇刺。就在北方革命党人最优秀的领导者身首异处前几个时辰，北京刑部诏狱大门缓缓开启，三名囚犯被释放，走在前面的那个人，叫汪兆铭。
定格。时间点往前推，武昌事变半月后，以国风日报为中心的北京同盟会以及北京、天津、保定等处的共和会、铁血会等革命团体，联合派出同志冷公剑，前往武昌，请求派人北上主持革命——武昌战事正紧，为什么北方的革命要请求湖北的支援？显然，北方同志等待的不仅仅是一个领袖，他们更需要的，是湖北军政府的经济支援。
冷公剑10月25日自北京启程，沿京汉线到了孝感，火车停开，他只能步行，一共走了十天，11月9日才抵达武昌。
他这才知道，在这些天的辛苦跋涉中，北方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山西独立，吴禄贞授山西巡抚，娘子关和谈，燕晋联军组成，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武昌的同志一面翻着报纸与来电，一面叹惜：如果阎锡山、吴禄贞、张绍曾能三路进兵，北取京师，南断汉口清军归路，诛袁世凯于彰德，革命已经成功了！
“其实之前的机会更好，”身在武昌的共和会创始人之一胡鄂公对冷公剑说“武昌举义之初，清廷震恐，束手无策，京师谣言横行，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那时，若有数百人于正阳门、宣武门、***之间奋臂狂呼，兵不血刃，可取北京！”
冷公剑没有反驳，其时他在京师，非常清楚那时混乱之极的情形，胡鄂公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是，哪儿来的“数百人”？北京革命势力本就薄弱，又没有新军，办报呐喊的人有，要得数百死士，除非经费充足，从北京周边会匪流民里招募。
“北方革命确实需要推动，”胡鄂公转头对黎元洪说“如今吴禄贞被刺，北方军政大权一统于袁世凯之手，有消息说过几天他就会自彰德进京。这一来，北方革命形势将更趋暗淡”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特使蔡廷干、刘承恩二人已经抵武昌，希望与鄂方谈判。胡鄂公主张拒绝接见，并通电各省揭露袁氏阴谋。但孙武等多数人赞成答复。
南北和谈势不可免，这个时候，清廷腹地直隶山东一带，革命形势越好，越能为湖北军政府在谈判中赢得更多主动。这一点黎元洪看得也很清楚。
北京同盟会又派了人来，仍是请求派人北上主持。于是黎元洪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胡鄂公此前久处北方，人地两熟，就派他为鄂军政府全权代表，前赴北京、天津一带，主持北方革命。“国库拨款一万元，作为办公之费，到北方后，如有急需，当陆续汇寄”
当时北京同盟会的经费支绌，已达极致。国风日报全靠四处打秋风勉强维持，景梅九甚至干出过写信敲诈的勾当：他写信给一位朋友，要求他出资若干，否则“将在报纸上登载君一件隐事”哪知该朋友看穿了这些革命党色厉内荏，回信说“好极了！请你编出来，奇文共欣赏，大家看！”逼得景梅九莫办法，只好在同志间搜求，连某人冬天的狐皮马褂都当掉了，也才当了三十元，可见有多困窘。而今胡鄂公携有万元，要算一笔巨款了。
胡鄂公是革命党中的激进派，坚决反对以大总统为饵诱袁世凯反正，他更认同吴禄贞的判断：清室已败，革命党的对手就是袁世凯。路过上海时，他去会见宋教仁与陈其美，提出只有速取南京，早日北伐，北方同志从内部响应，方可以“击败袁氏而消灭清室”宋、陈二人也深以为然。
十月初四（11月24日），胡鄂公抵天津，住在法租界紫竹林长发栈，召集北方同志开会。天津一带的同志，同盟会加上共和会、铁血会，大约也就一百来人。这一天，正好山东巡抚孙宝琦通电全国，宣布取消11月13日发起的山东独立。据滦州来的同志说，二十镇官兵颇有加入革命团体者，本来希望山东独立，与滦州互相呼应，可以择机起义，现在山东十一天即取消独立，对士气肯定打击很大。
但滦州仍是北方举事最大的希望，虽然张绍曾已被清廷免去统制职务，离开滦州，但各营士兵，加入铁血会的人极多，尤其三位营长施从云、王金铭、张建功，都是铁血会成员。问题是这几位关系一般，互相猜忌，不能协同作战。因此现在的关键是派人去滦州，沟通上下，待机发动。
又有人提出：海阳镇驻军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营长冯玉祥是否可以动员他响应革命？负责联络滦州方面的孙谏声摇头反对，他给了冯玉祥一句评语：“多谋而无学，多言而无信，非可以共死生者。”他既如此说，别人也就不再提。
正计议间，汪兆铭从北京派人来，请胡鄂公拨款二千八百元，说是十月初九，即五天后北京同志起事，进攻清室之用。汪兆铭此时名头极响，他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被捕后在狱中写的绝命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大江南北，腾传人口，有人甚至预先给了他“烈士”的称号。现在汪被放出来十多天，又在筹划北京举事，胡鄂公当然不会对他有任何怀疑，当即指派人携款往北京交付。
天津共和会负责人白雅雨冷哼一声：“不过是袁世凯用来威吓爱新觉罗家族罢咧！”
胡鄂公大是诧异，问他是怎么回事。
白雅雨就谈起他的见闻：汪兆铭等三人出狱，原是袁世凯会同两广总督张鸣岐保释，释放诏令中虽有“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等语，其实不过是一道幌子。汪兆铭等一出狱，袁世凯即从彰德电令其子袁克定往见诸人，称“请诸君勿他去，宫保来京时，尚欲一见汝等”其余两人闻听大惊，催促汪兆铭一起出京躲避。汪不听。于是一人连夜赴上海，一人逃到天津租界匿居，只有汪兆铭留在北京等袁世凯。
等到袁世凯11月13日自彰德入京任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接见汪兆铭，并让他与杨度、汪大燮等人组织“国事共济会”表面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国体，私下却帮助袁要求满清亲贵捐款镇压革命。
我听说那个国事共济会很快就解散了？
是。后来汪兆铭在天津成立京津同盟会分会，自己当了会长。但他他跟老袁一直有来往，不少同志都认为他是在给老袁办事最近老袁要求清廷罢免载沣、奕劻、载洵、载涛等人的军政大权，满清亲贵大不高兴，很有反对之声，因此我瞧汪兆铭搞的这个事，多半是在帮老袁吓唬亲贵咧。
哦。虽然如此，现在不能因为这个怀疑同志。胡鄂公仍然打发人把二千八百元送去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