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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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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作客，胡同里是安祥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窜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把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罗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罗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功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汇再道些“您呐、您呐”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种罗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有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
“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份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里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作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预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
少年时，由于父母去遥远的五七干校劳动，我被送至外婆家寄居，做了几年北京胡同里的孩子。
外婆家的胡同地处北京西城，胡同不长，有几个死弯。外婆的四合院是一所座北朝南的两进院子，院落不算宽敞，院门的构造却规矩齐全，大约属屋宇式院门里的中型如意门。门框上方雕着“福”“寿”的门簪，垂吊在门扇上用作敲门之用的黄铜门钹，以及迎门的青砖影壁和大门两侧各占一边的石头“抱鼓”都有。或者，厚重的黑漆门扇上还镌刻着“总集福荫，备致嘉祥”之类的对联吧。只是当我作为寄居者走进这两扇黑漆大门时，门上的对联已换作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这样的对联，为当时的胡同增添着激荡的气氛。而在从前，在我更小的时候来外婆家作客，胡同里是安祥的。那时所有的院门都关闭着，人们在自家的院子里，在自家的树下过着自家的生活。外婆的院里就有四棵大树，两棵矮的是丁香，两棵高的是枣树。五月里，丁香会喷出一院子雪白的芬芳；到了秋日，在寂静的中午我常常听见树上沉实的枣子落在青砖地上溅起的噗噗声。那时我便箭一般地窜出屋门，去寻找那些落地的大枣。
偶尔，有院门开了，那多半是哪家的女主人出门买菜或者买菜回来。她们把用一小块木纸包着的一小堆肉馅儿托在手中，或者是一小块报纸裹着的一小绺韭菜，于是胡同里就有了谦和热情、罗嗦而又不失利落的对话。说她们罗嗦，是因为那对话中总有无数个“您慢走”“您有功夫过来”“瞧您还惦记着”“您呐”等等等等。外婆隔壁院里有位旗人大妈，说话时礼儿就更多。说她们利落，是因为她们在对话中又很善于把句子简化，比如：
“春生来雪里蕻啦。”
“笔管儿有猫鱼。”
“春生”是指胡同北口的春生副食店“笔管儿”是指挨着胡同西口的笔管胡同副食店。猫鱼是商店专为养猫人家准备的小杂鱼，一毛钱一堆，够两只猫吃两天。为了“春生”的雪里蕻和“笔管儿”的猫鱼，这一阵小小的欢腾不时为胡同增加着难以置信的快乐与祥和。她们心领神会着这简约的词汇再道些“您呐、您呐”或分手，或一起去北口的“春生”、西口的“笔管儿”
当我成为外婆家长住的小客人之后，也曾无数次地去“春生”买雪里蕻，去“笔管儿”买猫鱼，剩下零钱还可以买果丹皮和棕子糖。我也学会了说“春生”和“笔管儿”才觉得自己真正被这条胡同所接纳。
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这种罗嗦而利落的对话不见了。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中必有阴谋，晚上只有规定时间门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冲着胡同也敞开了，使人觉得这院子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时，外婆院子的西屋住着一对没有子女的中年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崔先生是一个傲慢的孤僻男人，早年曾经留学日本，现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夫妇二人过得平和，都直呼着对方的名字相敬如宾。有一天忽然有人从敞开的院门冲入院子抓走了崔先生，从此十年无消息。而崔太太就在那天夜里疯了，可能属于幻听症。她说她听到的所有声音都是在骂她，于是她开始逃离这个四合院和这条胡同，胳膊上常挎着一只印花小包袱，鬼使神差似的。听人说那包袱里还有黄金。她一次次地逃跑，一次次地被街道的干部大妈抓回。街道干部们传递着情况说：
“您是在哪儿瞧见她的？”
“在‘春生’，她正掏钱买烟呢，让我一把就攥住了她的手腕儿”
或者：
“她刚出‘笔管儿’，让我发现了。”
拎着酱油瓶子的我，就在“春生”见过这样的场面——崔太太被人抓住了手腕儿。
对于崔太太，按辈份我该称她崔姥姥的，这本是一个个子偏高、鼻头有些发红的善净女人。我看着她们扭着她的胳膊把她押回院子锁进西屋，还派专人看守。我曾经站在院里的枣树下希望崔太太逃跑成功，她是多么不该在离胡同那么近的“春生”买烟啊。不久崔太太因肺病死在了里屋，死时，偏高的身子缩得很短。
这一切，我总觉着和院门的敞开有关。
十几年之后胡同又恢复了平静，那些院门又关闭起来，人们在自己的院子里做着自己的事情。当长大成人的我再次走进外婆的四合院时，我得知崔先生已回到院中。但回家之后砸开西屋的锈锁他也疯了：他常常头戴白色法国盔，穿一身笔挺的黑呢中山装，手持一根楠木拐杖在胡同里游走、演说。他并且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各贴一枚图钉（当然是无尖的），以增强脸上的恐怖。我没有听过他的演说，目击者都说，那是他模拟出的施政演说。除了作演说，他还特别喜欢在貌似悠然的行走中猛地回转身，将走在他身后的人吓那么一跳。之后，又没事人似的转过身去，继续他悠然的行走。
我曾经在夏日里一个安静的中午，穿过胡同向大街走，恰巧走在头戴法国盔的崔先生之后，便想着崔先生是否要猛然回身了。在幽深狭窄、街门紧闭的胡同里，这种猛然回身确能给后面的人以惊吓的。果然，就在我走近“笔管儿”时，离我仅两米之遥的崔先生来了一个猛然回身，于是我看见了一张黄白的略显浮肿的脸。可他并不看我，眼光绕过我，却使劲朝我的身后望去。那时我身后并无他人，只有我们的胡同和我们共同居住的那个院子。崔先生望了片刻便又返回身继续往前走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崔先生，只不断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花絮。比如，由于他的“施政演说”他再次失踪又再次出现；比如，他曾得过一笔数额不小的补发工资，又被他一个京郊侄子骗去
出人预料的是，当时我却没有受到崔先生的惊吓，只觉得那时崔先生的眼神是刹那的欣喜和欣喜之后的疑惑。他旁若无人地欣喜着自己只是向后看，然后便又疑惑着自己再转身朝前。
许多年过后，我仍然能清楚地回忆起崔先生那疾走乍停、猛向后看的神态，我也终于猜到了他驻步的缘由，那是他听见了崔太太对他那直呼其名的呼唤了吧？院门开了，崔太太站在门口告诉他，若去“笔管儿”就顺便买些猫鱼回来。然而，崔先生很快又否定了自己，带着要演说的抱负朝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