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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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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新电影名叫村路带我回家，编剧是我，由王好为女士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
一九八八年将尽的时候，这部影片在各地陆续上映了。保定上映得最早，也许因为影片从选景到完成几乎都在保定。电影里的山是保定西部的山；电影里的城是保定城；连影片中那位“偷听敌台者”交待“罪行”时也用了保定话——尽管他学得更似唐山腔。
一位在电影院工作的朋友兴高采烈跑到我家，说要请我看我的电影，他们那里是上映这片子的第一家，尽管是个二轮影院。我很感谢朋友的热心，兴高采烈地去了。我坐在那里看，看见我写过的那些人在动作，在说话，脑子却总拐到别处去。想到谁请谁看这电影更得体。好像本该我请他，请为这电影支付了热情和诚意的许多保定朋友看。或者原本不该我请，请者实在应该是这电影的摄制组，用电影厂的俗话来讲便是答谢。
一部新影片公映前，总该有一次答谢之举吧。摄制组不是没有这种来保定答谢的愿望，前不久导演还来电话提及此事。再说答谢对于一个摄制单位来讲本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两个人带一部拷贝借个场地一放映，便皆大欢喜了。被答谢者获得的是一种优先感、新鲜感和满足感。
那时候摄制组的确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书记曾亲自陪导演去满城山里选景，选定了，全组人马便一头扎在县政府招待所。县委书记和县长几次三番来关照摄制组，招待所所长则用保定话告诉我：“我要让同志们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饭，烧洗澡水的锅炉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为了影片中一条“反标”出现的误会，我把电话打到市长家里，连市长也出面过问这种琐事。后来摄制组的汽车没了油，也会靠市委宣传部派人打通关节，那车才又开起来，保定警察也出动了，汗流浃背维持拍摄现场秩序；至于保定城里的百姓和保定山里的百姓，则更是重义轻利，尽管时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么，他们委实应该来保定作答谢。
那个晚上，我继继续续地看了电影。散场时只听一位观众说，女主角生是让苦日子给折腾傻了，放着那么好的人不爱，这编电影的真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电影毕竟还没在头轮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后再来答谢，不就成了那句俗话说的嘛：正月十五贴门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轮影院看了一场我的电影。这一场人很满，观众的反应之强烈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银幕上的故事和银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观众早已用他们的情绪和反应答谢了这电影。观众使我相信，一部电影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和遗憾，只要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即使你只讲述了一条村路，这路也终将为观众接受。我认真地盯着银幕，感谢摄影师把保定鲜为人知的魅力呈现给保定人———那山的浑朴，那水的妩媚；感谢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朴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变成了一个保定人，她沟通了这平凡的故事和观众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确有着好故事。应该相信观念，应该相信时间，也应该相信作者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并盼保定的大影院千万将正式上映推迟些。然而保定市报上关于这电影的广告已全面展开。
面对这一片广告，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在保定拍摄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给了红衣少女极大的热情。影片中需要一家点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仅轻而易举就承担了这种平白无故的麻烦，不仅停业两天“献”出店铺，经理还慷慨地说：“我们不要场地费，还要请演员吃点心。”如今在这大讲经济效益的时代听这类似乎神话的允诺，倒显得荒唐了。现在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摄制组与某些部门因支付场地租金而争执得一塌糊涂吗？后来红衣少女在全国上映之前，摄制组带着拷贝从成都首先赶到保定答谢来了。那次答谢盛况空前，连“谢”了好几场。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兴。
然而我却不在被“谢”之列。答谢者带着拷贝走了，我才知道曾经有过答谢之举。朋友们替我忿忿然，说：这叫什么事，怎么不给你一张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转而一想就又觉出这忿忿然的多余了：谢我哪一点呢？虽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这部新电影已在保定放映过，我却总愿意做一种幻想，幻想村路带我回家摄制组就像当年红衣少女摄制组那样，已经携了拷贝答谢了保定，只是我未从摄制组得到一张电影票罢了。忘记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迹象证明：他们没来。每每看见保定报纸上重新排出的新片广告，我心里便生出一种对这城市的歉疚，一种不期而至的惆怅。
我不知答谢这个词是否曾经出现在某种法定性极强的协议书合同书保证书里，也许它本是一个靠情感维系的字眼。靠了人与人之间毕竟存在的那么一点良知与恳切，人们有时会想起答谢。
保定依旧是从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脸面，重义气。一座城市不会因缺了一家电影厂的答谢就变脸就阴阳怪气。您不来答谢毕竟不能说您犯了错误：双方并没有定下答谢的合同。
可是，地委书记何以要陪你们进山呢？市长何以要连条标语都照顾到呢？那维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们汗流浃背呢？县招待所所长为什么不乘机跟你们大讲特讲经济效益——能接待偌大个摄制组的在县满城可只此一家。至于市委宣传部，那更不是一个专供电影厂汽油的机关。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灭的人情吧。
我曾经想劝观众别去看村路带我回家，即使只卖出一个拷贝又与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属于我的那份稿酬。但这样做未免显得小气。于是我还要借此作一个小小的广告：请看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村路带我回家吧，票价五角，比买一串糖葫芦还便宜。
因为这电影里确有保定的魅力。
岁末我期待着，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
有一部新电影名叫村路带我回家，编剧是我，由王好为女士导演，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
一九八八年将尽的时候，这部影片在各地陆续上映了。保定上映得最早，也许因为影片从选景到完成几乎都在保定。电影里的山是保定西部的山；电影里的城是保定城；连影片中那位“偷听敌台者”交待“罪行”时也用了保定话——尽管他学得更似唐山腔。
一位在电影院工作的朋友兴高采烈跑到我家，说要请我看我的电影，他们那里是上映这片子的第一家，尽管是个二轮影院。我很感谢朋友的热心，兴高采烈地去了。我坐在那里看，看见我写过的那些人在动作，在说话，脑子却总拐到别处去。想到谁请谁看这电影更得体。好像本该我请他，请为这电影支付了热情和诚意的许多保定朋友看。或者原本不该我请，请者实在应该是这电影的摄制组，用电影厂的俗话来讲便是答谢。
一部新影片公映前，总该有一次答谢之举吧。摄制组不是没有这种来保定答谢的愿望，前不久导演还来电话提及此事。再说答谢对于一个摄制单位来讲本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两个人带一部拷贝借个场地一放映，便皆大欢喜了。被答谢者获得的是一种优先感、新鲜感和满足感。
那时候摄制组的确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书记曾亲自陪导演去满城山里选景，选定了，全组人马便一头扎在县政府招待所。县委书记和县长几次三番来关照摄制组，招待所所长则用保定话告诉我：“我要让同志们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饭，烧洗澡水的锅炉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为了影片中一条“反标”出现的误会，我把电话打到市长家里，连市长也出面过问这种琐事。后来摄制组的汽车没了油，也会靠市委宣传部派人打通关节，那车才又开起来，保定警察也出动了，汗流浃背维持拍摄现场秩序；至于保定城里的百姓和保定山里的百姓，则更是重义轻利，尽管时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么，他们委实应该来保定作答谢。
那个晚上，我继继续续地看了电影。散场时只听一位观众说，女主角生是让苦日子给折腾傻了，放着那么好的人不爱，这编电影的真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电影毕竟还没在头轮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后再来答谢，不就成了那句俗话说的嘛：正月十五贴门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轮影院看了一场我的电影。这一场人很满，观众的反应之强烈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银幕上的故事和银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观众早已用他们的情绪和反应答谢了这电影。观众使我相信，一部电影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和遗憾，只要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即使你只讲述了一条村路，这路也终将为观众接受。我认真地盯着银幕，感谢摄影师把保定鲜为人知的魅力呈现给保定人———那山的浑朴，那水的妩媚；感谢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朴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变成了一个保定人，她沟通了这平凡的故事和观众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确有着好故事。应该相信观念，应该相信时间，也应该相信作者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并盼保定的大影院千万将正式上映推迟些。然而保定市报上关于这电影的广告已全面展开。
面对这一片广告，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在保定拍摄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给了红衣少女极大的热情。影片中需要一家点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仅轻而易举就承担了这种平白无故的麻烦，不仅停业两天“献”出店铺，经理还慷慨地说：“我们不要场地费，还要请演员吃点心。”如今在这大讲经济效益的时代听这类似乎神话的允诺，倒显得荒唐了。现在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摄制组与某些部门因支付场地租金而争执得一塌糊涂吗？后来红衣少女在全国上映之前，摄制组带着拷贝从成都首先赶到保定答谢来了。那次答谢盛况空前，连“谢”了好几场。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兴。
然而我却不在被“谢”之列。答谢者带着拷贝走了，我才知道曾经有过答谢之举。朋友们替我忿忿然，说：这叫什么事，怎么不给你一张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转而一想就又觉出这忿忿然的多余了：谢我哪一点呢？虽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这部新电影已在保定放映过，我却总愿意做一种幻想，幻想村路带我回家摄制组就像当年红衣少女摄制组那样，已经携了拷贝答谢了保定，只是我未从摄制组得到一张电影票罢了。忘记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迹象证明：他们没来。每每看见保定报纸上重新排出的新片广告，我心里便生出一种对这城市的歉疚，一种不期而至的惆怅。
我不知答谢这个词是否曾经出现在某种法定性极强的协议书合同书保证书里，也许它本是一个靠情感维系的字眼。靠了人与人之间毕竟存在的那么一点良知与恳切，人们有时会想起答谢。
保定依旧是从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脸面，重义气。一座城市不会因缺了一家电影厂的答谢就变脸就阴阳怪气。您不来答谢毕竟不能说您犯了错误：双方并没有定下答谢的合同。
可是，地委书记何以要陪你们进山呢？市长何以要连条标语都照顾到呢？那维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们汗流浃背呢？县招待所所长为什么不乘机跟你们大讲特讲经济效益——能接待偌大个摄制组的在县满城可只此一家。至于市委宣传部，那更不是一个专供电影厂汽油的机关。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灭的人情吧。
我曾经想劝观众别去看村路带我回家，即使只卖出一个拷贝又与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属于我的那份稿酬。但这样做未免显得小气。于是我还要借此作一个小小的广告：请看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村路带我回家吧，票价五角，比买一串糖葫芦还便宜。
因为这电影里确有保定的魅力。
岁末我期待着，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