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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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去年暑假，徐悦悦从美国回来探亲，到我家来看我。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一条短裤，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披肩发，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也许是因为那时她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显不出身材的美来。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唉——！”
“怎么‘唉’？”
“就是。唉——！”她自己也笑，沉一下，说：“嘿，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我负责找女生，咱们清平湾的一块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财大气粗。”
“唉——”她又笑，耸耸肩，有点美国毛病。“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得在北京的，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买些熟食回来。可以好好聊一聊。吃扁食怎么样？嘿！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为的是大家一块边包边聊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也都说这种病”她摇摇头。
“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真好。”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真对。唉——”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又勉强笑笑：“也许正像你所说，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嗅，行。”
男生来了六个。女生来了三个，庄宁、沈梦苹和徐悦悦。徐悦悦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一遍。她自己住一套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兼书房，厕所、厨房、洗澡间都有。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处处是草坪，小树林，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幽静的小路。春夏一片绿色环绕，秋天色彩斑澜，天发亮时各种鸟儿就叫起来。吃的东西非常便宜，（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那可受不了），一个大冰箱装满了鸡、肉、蛋、菜、水果、饮料和鱼，够吃一星期；花一点时间自己做做饭，吃得很好。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艺术，我说）把那些美国人都谅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仲伟说。
“嗯？”
“房子！你知道我现在住几乎米？三口人，十平米，其中四平米漏雨。”
她说她本也想买一辆旧汽车，可她不敢开得太快，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所以没买。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车开起来飞一样。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是在密西西比河边，还是在密苏里河边，我又没记清），总之是乡下，是牧场（还是农场？我这记性真不行）。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或农场），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忙于各种运动，譬如为残疾儿童募捐，为一些其它国家的难民募捐，或者去游行，抗议核军备竞赛什么的。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太阳出来时，雾气渐渐退散，露水依然闪光，牛叫，羊叫
“你们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湾。”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你们不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湾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的房子，房子后面不远，有一片水塘。晚上他母亲总弹一会钢琴。
我就想起陕北那些揽营生的吹手，喔儿哩哇啦的唢呐声。还有那时仲伟总在晚上拉小提琴。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划一条漂亮的木船。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我忽然想哭，当然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他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他说他当然懂，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大约都想起徐悦悦已经三十多，还没结婚。徐悦悦带回来一道难题：那个美国人爱上了她，她也喜欢那个美国人。可是她知道她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现在还谈不上。我大骂过他两回。我这人怪，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可是我不许他说，他一说我就来火。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失国格。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呆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可不知怎么的，我想我要是不回来，非忧郁而死不可。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可我不行，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他有他的祖国、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他永远在中国。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回国后会不会？”
“够呛。我有点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不如就当个医生。要不就回国当老师，光讲理论，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庄宁问。
她不说话。
“那怎么办？”
“唉——”她强作欢颜，对我说：“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我说真对。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要么回来，”小彬干了一杯酒，说：“再找一个，好人有的是，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你们都成家了。只有他，”她说我。“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徐悦悦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应该为徐悦悦干一杯，为她将来的好运，也为她不再像插队时那样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她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这没错儿。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
二十六
去年暑假，徐悦悦从美国回来探亲，到我家来看我。她穿了一件结构非常简单的针织衫，一条短裤，戴一副金丝眼镜，留着披肩发，显得比十几年前插队的时候还年轻。也许是因为那时她们都穿又肥又大的蓝制服，显不出身材的美来。她已经拿下了硕士学位，正在攻读博士，专业是什么“细胞免疫”一类，我搞不太清。
“还要学几年？”
“两年。或者三年。唉——！”
“怎么‘唉’？”
“就是。唉——！”她自己也笑，沉一下，说：“嘿，你负责把你们那伙男生都找来，我负责找女生，咱们清平湾的一块聚一聚怎么样？”
“你请客？”
“当然我请。”
“气真粗。财大气粗。”
“唉——”她又笑，耸耸肩，有点美国毛病。“怎么样？”
“都找来恐怕办不到。”
“当然，得在北京的，能找来几个找几个。”
“去烤鸭店？”
“不如就在家里。买些熟食回来。可以好好聊一聊。吃扁食怎么样？嘿！吃扁食！”
“那就便宜了你。”
“咱们可以把馅弄得好些。为的是大家一块边包边聊有气氛。”
“在谁家？”
“当然在你家。你这腿有什么变化没有？”
“很稳定，雷打不动。”
“我在美国问了不少大夫，也都说这种病”她摇摇头。
“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真好。”
“没办法。没办法的事太多。”
“真是真是。真对。唉——”
“怎么回事你？”
她勉强笑笑，又勉强笑笑：“也许正像你所说，没办法的事太多。”
“就下星期日？”
“什么？嗅，行。”
男生来了六个。女生来了三个，庄宁、沈梦苹和徐悦悦。徐悦悦又把她在美国的生活介绍一遍。她自己住一套房子，一间卧室，一间客厅兼书房，厕所、厨房、洗澡间都有。住处周围的环境很美，处处是草坪，小树林，白色和红色的小楼房，幽静的小路。春夏一片绿色环绕，秋天色彩斑澜，天发亮时各种鸟儿就叫起来。吃的东西非常便宜，（只要你别老去下馆子，那可受不了），一个大冰箱装满了鸡、肉、蛋、菜、水果、饮料和鱼，够吃一星期；花一点时间自己做做饭，吃得很好。过节时请几个朋友来，施展一下中国的烹调技术，（艺术，我说）把那些美国人都谅倒。
“你已经把我惊倒了，”仲伟说。
“嗯？”
“房子！你知道我现在住几乎米？三口人，十平米，其中四平米漏雨。”
她说她本也想买一辆旧汽车，可她不敢开得太快，那样在高速公路上开就要被罚款，所以没买。她总搭她的美国老师的车，车开起来飞一样。她到她美国老师的家乡去玩过一趟（是在密西西比河边，还是在密苏里河边，我又没记清），总之是乡下，是牧场（还是农场？我这记性真不行）。她在那儿住了一星期。她老师的父亲经营着牧场（或农场），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忙于各种运动，譬如为残疾儿童募捐，为一些其它国家的难民募捐，或者去游行，抗议核军备竞赛什么的。她在那儿学会了骑马，在一望无际的牧场上跑。太阳出来时，雾气渐渐退散，露水依然闪光，牛叫，羊叫
“你们知道我忽然想起了什么。”
“清平湾。”
“唉——”
“谢谢你的中国心。”
“别逗了。你们不理解，这是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垂下眼睛包饺子。
“其实那儿和清平湾一点儿都不像。他们家是一座很大的白色的房子，房子后面不远，有一片水塘。晚上他母亲总弹一会钢琴。
我就想起陕北那些揽营生的吹手，喔儿哩哇啦的唢呐声。还有那时仲伟总在晚上拉小提琴。水塘那儿总有几个孩子在游泳，钓鱼，划一条漂亮的木船。有一天我一个人坐在水塘边，从日落一直到月光很亮，白房子那边又传来钢琴声，我忽然想哭，当然中国人善于不出声地哭。他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你们美国人不会懂。他说他当然懂，很遗憾我会觉得他不会懂。“大家又都沉默了一会。大约都想起徐悦悦已经三十多，还没结婚。徐悦悦带回来一道难题：那个美国人爱上了她，她也喜欢那个美国人。可是她知道她必须要回中国来。
“怎么必须？”
“没人强迫我。而且那儿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
“挺好的。确实挺好的。”
“模范丈夫？”
“少废话，现在还谈不上。我大骂过他两回。我这人怪，我也知道我这人太怪，中国的很多弊端我可以说，可是我不许他说，他一说我就来火。他倒是不光说中国的，也说美国的。”
“这反而有失国格。好像中国人都跟你一样是极左分子。”
“少废话！”
“而且不一定只有呆在国内，才是爱国。”
“这我比谁都懂。可不知怎么的，我想我要是不回来，非忧郁而死不可。我不知道我干的一切事，都是在为谁。”
“不一定在中国才能为中国干事。杨振宁的成就对全人类都有益，其中也包括中国人。”
“这我比谁都懂。可我不行，我好像只有看见我是在为谁干事，我才能相信我是在为谁干事。我大概是个感情型的人。”
“那——，他不能到中国来吗？”
“也许能来，但他能不能永远在中国，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那么要求他，他有他的祖国、事业。我也不相信我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能让他永远在中国。他的研究课题，目前在中国搞起来就很困难。”
“你呢？”
“什么我呢？”
“你的专业，回国后会不会？”
“够呛。我有点后悔当初选了这个专业，不如就当个医生。要不就回国当老师，光讲理论，不需要很多设备。”
“你离开他觉得怎么样？”庄宁问。
她不说话。
“那怎么办？”
“唉——”她强作欢颜，对我说：“所以那天你跟我说，没办法的事太多了，我说真对。你们几个男生喝酒呀？”
“要么留在美国，要么回来，”小彬干了一杯酒，说：“再找一个，好人有的是，没什么难办的。”
“找谁？你们都成家了。只有他，”她说我。“可他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不移。”徐悦悦显出美国式的开放和幽默，为了把心底的忧郁冲淡。
大家说应该为徐悦悦干一杯，为她将来的好运，也为她不再像插队时那样是个极左分子了。
“谁是极左分子？！”她又跳起来。
“就是你，阁下，这没错儿。后沟里的果树不是你领头砍的？”
“废话！没有你们？！”
只有金涛一直不怎么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