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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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邓一群休假，回了一次老家。
邓一群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他已经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能适应乡下的生活，那里是另一种世界，和城里有着明显的区别。稀稀落落的民房，破旧低矮，当中有一幢二层的小楼，那绝对是鹤立鸡群，从十里地外也能看得到。而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静得要命，连一两声狗叫都听不到（这些年，农村也不准养狗——它会传播狂犬病）。没有照明电，全村只有少数人家有电视，使用的却是充电瓶。节目最多只有两个台，收到的图像模糊不清。邓一群到了晚上只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围坐在桌前说些村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家还买不起电视。而邓一群对家人说的那些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那些事让他听起来恍如在另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问题还不仅如此，问题是他家里总是有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明摆着受人欺负，但邓一群却无力解决这些烦心的问题。他虽然在省城工作，但村里的老百姓也逐渐知道，他在省城并没有当什么大干部，于是有了纠纷，对他家一点也不必谦让。
从省城到他家里坐长途公共汽车需要十几个小时，路况不好，非常不好走，而且车子也破旧。邓一群最怕坐这样马拉松一样的长途车。车子只能到县城，他还必须先在县城住一夜。回家，对他已经没有了原动力。老家的情况并不好，这些年来，除了粮食充裕，并没有积下什么钱来。报纸上到处都有关于发家致富的报道，但他老家的村里却没有什么人致富。农民，还是缺少教育，脑子不活。邓一群对这一点有着特别深的感受。他平时从报纸上读到养鱼养鸡能致富，他就写信回家让二哥邓一明养，可二哥对他的建议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感觉老二还算是一个聪明人。
在二哥身上的还不仅是懒惰，主要的还是思想保守，习惯于过穷日子。他们内心当然也渴望致富，但却又不想动太多的脑筋。农民，就是农民。像二哥邓一明这样的，在广大农村，有无数啊。另一方面，他们却愿意去城里打工，出苦力。邓一明到上海打工后，给邓一群写过两封信，介绍了他打工的一些情况。似乎还好，每月也能挣一些钱。于是，邓一群想，这样也罢。
乡政府在农村还有些什么作用呢？他调查村里的一些老百姓。百姓们对乡政府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最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一下子感到身上的担子轻了，束缚少了。乡干部们也有很多感慨，他们一下子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田地都分到农户了，每个人都是自顾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发现除了种地打粮，他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致富门路，而乡里对此却没有什么作为。
邓一群的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已是乡里的党委秘书了，他对邓一群说：乡里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从县委农工部调来的一个党委书记，工作上积极开动脑筋，办了一个砖瓦厂，开始生意挺红火，后来名气大了，有权有势的人都来赊账买砖，硬撑了三年就垮了。后来又办过一个刺绣厂，手工编织桌布、女式内裤、胸罩，港商包销，结果一次被骗了五十多万，去掉了乡财政的三分之二，大伤了元气。在农业上，乡里的农副业多种经营公司从外地购进了树木，鼓励老百姓种树，但现在各家都分田到户，根本就指挥不动。
在大哥的家里，邓一群看到他家的晒场上堆了不少桑树干，像是砍倒的。他问老大邓一彬怎么回事，嫂子气呼呼地说：“还不是乡里那些倒霉干部，说种桑树养蚕可以致富，你哥禁不住村民小组的动员，种了三亩多地的树苗，好不容易三年长大长高了，蚕茧却根本卖不出钱来，还不如种粮呢。”嫂子是真的心疼。他家一年辛苦下来，还不如她妹妹刘正红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半年的收入。
刘正红隔三差五来邓一群他哥嫂家一次，反正镇上离村里不远，而且她还买了一辆小轻骑，红色的，开起来非常神气。邓一彬现在很羡慕他的小姨子这么有钱，她每次来总要给她的姨侄和侄女带些什么好吃的，有时他们家临时缺钱用了，也会向她暂借。刘正红现在在乡里镇上蛮有名气的，她开小轻骑能不用自己掏钱买汽油，供销社油库里的保管跟她很熟，常常悄悄地送她一小桶。而紧俏的农药、化肥，刘正红也能搞到。邓一彬一家平时没有少沾小姨子的好处。可是，最叫刘正菊伤心的是，但凡两口子吵架，邓一彬总要说到她的妹妹，好像刘正红真的在镇上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最让刘正菊操心的就是她的妹妹的婚事。妹妹现在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惹人眼了。她在镇上开理发店，认识不少人。于是知名度自然就提高了。镇上后来也新开了两家理发店，但她们说话办事都不如她活络，自然客源也就比不过她。到她店里去理发的，更多的是那些小伙子，他们在镇上没有地种，也没有正当的手艺，所以他们经常泡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吹牛。每个人都打扮得油头粉面，说话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他们当然都想追求刘正红，但刘正红却看不上他们。追求不上，甚至有在半夜里去撬她的门，如果可能，他们甚至想集体强奸她。然而，她却把门抵得很死。他们在失望之余，就编派她的坏话——这是一种快乐。于是在镇子上，人们都有个秘而不宣的印象：那个开理发店的年轻女子刘正红，原来是个骚货。
刘正红谈过朋友，在镇上最早一个朋友是乡供销社的一个男营业员，姓陈。那个小伙子瘦瘦的，刀子脸，长满了小红疙瘩，说话飞快，喜欢不停地眨眼睛。刘正红还把他带到过刘正菊的家里。邓一彬和刘正菊把他当个人物来招待，又是杀鸡，又是杀鱼。村里好多人都来看。他们都认识他。他在柜台上是卖烟酒的。刘正菊不喜欢他那种说话时不停眨眼的样子，感觉他内心里有点不实在。她更多的还是担心，他是个城镇户口的国家正式职工，会娶她妹妹吗？
事情就像刘正菊担心的一样，他们谈了半年就分手了。事后那个小伙子否认自己是谈恋爱，他说，像她那样一个名誉不好的姑娘，他怎么能够看上呢？他不过是因为剪头而认识她，后来又因为他家在县城，不常回去，没有朋友，而同她相交而已。他同她不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刘正红已经不是处女了。这就是说他同她已经睡过了，而她却没有流血。小伙子对性爱是有经验的，他兴奋地告诉别人，自己不是一个傻子，他一上她的身，就知道她已经被别人弄过了。
镇上那些人都有点同情这个小伙子，觉得他纯洁的感情受到了像刘正红这样的女子的玷污。至少他们也只是打了一个平手，谁也没吃亏，但谁也没讨便宜。刘正红对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流血解释不出任何理由（当然即使有理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只有刘正菊相信，她妹妹在这之前没有同任何人睡过觉，至于为什么不流红，她当然也解释不出。自己的丈夫有一天就说：“小姨过去一定是有过的，要是没有过，她怎么会不流红？”她勃然大怒，骂道：“放你妈的屁！你妹妹才被人睡过呢。你一家都被人睡过！你倒是说我妹妹跟谁睡过？”邓一彬就说：“我怎么知道？事情又不是我做的。”
刘正红和陈营业员恋爱又分手的事，镇子上谁都知道。她自己感觉没脸活了。她想撕开了脸皮找他们领导理论，但她确实又张不开那个口。那种事怎么能说得清呢？一气之下，她就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安眠药是她向镇卫生院的一名熟悉的医生要的，那个医生说：“你要这么多安眠药做什么？”她说：“你知道的，我被那个姓陈的玩弄了，又把我像破鞋垫一样甩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哥哥他们早晚有一天要来打他一顿，好好收拾他的。现在，我晚上整晚整晚地睡不着。我需要它帮助我不想那些破事。”医生就好心地劝说：“那你可不能多吃啊，吃多了要出问题的。出了问题我担当不起啊。”刘正红就说：“你放心吧。我被人害了，难道还会再害你？我不会死。我死也要死个清清白白，绝不连累你。”
那个下午她回到自己的理发店，叫一个徒弟帮她烫了发，然后把她们打发了回家，天一擦黑，晚饭也没吃，坐在镜子前发了一会怔，然后写了一封遗书。遗书里说：陈雨奇（就是供销社的那个青年营业员）玩弄了我，我这辈子死不瞑目。他先是花言巧语，说是怎么怎么爱我，不嫌我是农村姑娘，不嫌我没有职业只是个理发的。为了让我和他发生关系，他第一次的那天晚上还送了一只黄黄的戒指给我，说那是他妈妈传下来的。我以为他是真心的，就让他日。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共日过我二十九次。我的床边有二十九道印子，是我每次事后用小刀刻的。除了和他，我再也没有被别人日过。镇子上说我的那些闲话，使我觉得我的冤比海还要深，比天还要大。我变成鬼，我也饶不掉陈雨奇！另外，我的死跟医院药房的朱医生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药不是从他那里拿的。写完遗书，她就吃了药，然后躺在了床上等待自己昏死过去。
但她却没能死成。她的一个姓李的徒弟走的时候就感觉她不对。她家就在镇子的边上，回到家里感觉放心不下，就来了。打门打不开，就叫来了人。来了一群人赶紧把已经昏迷的她送到了医院。
出了这样的事，影响很大。后来那个供销社的小青年就调离了这里，调到了另外一个乡的供销社去了。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淡了。
刘正红还在镇上开理发店。
邓一群从陵州临回来前，就想着他这回一定要找着红旗旅馆的那个服务员林湄湄。几年了，有时他还会不时地想到那件事。不管如何，她是他生活里的第一个女人。是她，让他做了一回真正的男人。即使她对他的那份感情是假的，但她毕竟贡献了身体。为了她那份在他记忆里保存完好的肉体感觉，他心存一份感激。感激的感情。他记住并保存了这份感情。他还是比较守旧的，在这个城市里，与别的青年相比，他自觉真是太保守了。
有空的时候，邓一群偶尔还到南方大学的校园里去逛逛。校园真是很美，美丽的不光是景色，重要的是这里的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在这个城市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进了校园，他就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他也曾是这里的一员。这是一所全国知名的学府，从这个校园里出来了好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政治的，经济的，这些人物就像天空中为数不多的几颗星星，在中国历史的夜空，闪闪发光。这些人物，邓一群感觉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他们的选择，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变得非常的不可理喻。如果出现同样的情况，他觉得他是不会做出那种选择的。邓一群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在单位里当个一官半职。在失去理想的今天，他的目标变得格外现实。
校园里的那些旧建筑都还保存完好，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建筑，但百年来的风雨，反倒更添了异样的魅力。邓一群喜欢这个地方。南方大学的校园很大，到处都是绿树，而那些青砖洋楼或是全木结构的小红楼就掩映在那茂盛的绿树林里。他每感受一次昔日的气氛，心里就会生出很多感慨。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想象自己当年也是他们一种类型，脸上写满了幼稚，而当时还自以为是。那些孩子真年轻，而他已经成熟得过分了，他想。
他碰见过两次班主任，交谈得并不热烈。过去为了毕业分配的事，班主任关心过他。那时候班主任在他眼里，可以说是他命运的主宰（可惜他根本不起作用），但现在不一样了。班主任还是那个样子，头发稀疏，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色很不好看，像是身体有病的样子。他问他是不是这样，班主任就说，果然如此，他这两年感觉身体有好多地方不舒服，胆囊炎、腰椎病、胃病，肝脏也不好。问及他家里的情况，班主任说，他家还住在原来那房子，五口人挤在那两室半里。上有老，下有小，挤得他一间书房都没有。他心底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自己的一间书房，可以安静地工作。学术上，他已经出了五本专著，但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教授职称。至于工资，也还是那样低。
与自己的这个学生相比，一个教授真的是可怜得很，一点社会地位也没有。邓一群在心里就不由深刻地同情起他来。读书只能起到一种敲门砖的作用，绝对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他读了十几年的书，就绝对不是为做学问，而是为了从农村出来，不再过父母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成为城里人，到机关里当上一名干部。
邓一群庆幸自己分配在了省级机关，自己所经历的那种圈子是他的老师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感受过的。
邓一群有两个同学现在重新回到了南方大学，他们在读研究生。走进如今的大学校园，发现风气真是开放得多了。据邓一群的一位同学说，现在从读完大三的女生中再找什么处女，那简直比在大海里捞针还难。邓一群知道，他这样的说法含有太多的偏激，但学校里确实与外面的世界缩短了距离。学校不是封闭的，也封闭不起来，社会上的风气自然影响到校园里来。开始学校在风气方面还管理得很严，后来终于不得不一再放松标准。恋爱，终于不再是个问题了。
田小悦对这方面也有感慨，大学，不再那么纯真了。
田小悦对他心里一定存了一种内疚，最近半年里，她连续给他介绍了两位女朋友，一个是她的同学，也已经是大龄了，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见面居然是在红楼影院门前。邓一群心想：这真是很有戏剧性。他过去在这里等田小悦没有等到，今天等到的却不仅有田小悦，还有她的同学。看得出来，田小悦的那个同学对他感觉不错，在那见面的短短时间里，她不停地偷偷打量他。邓一群却一直装作很坦然的样子。但邓一群心里对她却并不满意，他发现要是单独她一个，给人的印象可能还不错，可与田小悦在一起就显得缺少女性的那种媚劲。一个女人身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女人的味道。她的味道淡了一些。问题当然远远不止这个，尤为重要的是邓一群这时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田小悦看不上他，却介绍这样的女友给他，而他邓一群并不是一个饥不择食的人。所以，他要拒绝。
在田小悦的眼里，他们肯定是相配的。多年以后，邓一群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事情也确实如此。那位女青年在大学里学的是古典文献，毕业后分配在陵州图书馆工作。论条件一点也不比他差，而且家庭条件比他家好。她家就在城里，父母都在部属著名的一家大企业工作，父亲还是位处级干部。
田小悦肯定误解了邓一群的意思，所以她后来为他介绍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这个小姐当然也并不是田小悦所熟悉的，而是田小悦的熟人托她介绍的。那姑娘在一家医药公司当会计，非常地时髦漂亮。看了邓一群之后，就不再愿意再处下去了。邓一群并不知道，从一开始她听说了邓一群的条件之后，她就不愿意接触——她不愿意他的老家在乡下。她从进医药公司上班开始，就听她的同事说丈夫在乡下有多么地不好。那位同事的丈夫是位转业军人，在乡下有数不清的亲戚。这些亲戚探亲、治病、旅游都到她家来，而且来了之后就毫不客气地安营扎寨，一呆就是十几天，把家里搞得乌七八糟。在她那位同事的嘴里，乡下亲戚就像是农民怕蝗虫，就像是还乡团来搞扫荡。太糟心了，她当然不能接受。
这次见面对邓一群是个打击。田小悦事实上非常照顾他的情绪，骗他说，那个女孩所以不愿意，是因为感觉邓一群个子太高了。邓一群自己听了笑一笑，心里也能感觉一些东西，就算了。他还是相当聪明的，不必说透。
有一个相声里有这样一句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却多的是。邓一群心里就这样安慰自己。机关的小伙子，有的比他后进机关的，都已经谈好了对象，甚至结了婚，像和他当时住同一个宿舍里的机关党委的小赵，都已经有了孩子啦，只有他还没有明确的目标。表面上他不动声色，处里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当然不会同别人谈什么真实的想法。他在心里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急，他母亲已经让他妹妹写了好多封信来，他每回一次家，他母亲也会催他。他母亲以为他在城里找不到，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让他在县里娶一个，然后带到省城里去。
邓一群知道他事实上不仅缺少女性对他的温情，他想得最多的还是那种对性的渴望与强烈的需要。他身上积蓄了太多的男性荷尔蒙，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得不依靠自慰来解决。他需要自慰，利用自慰来进行平衡。这样的自慰，让他深深地感觉自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喊：我是多么地需要，多么地喜欢性的快乐啊！愈快乐，愈堕落；愈堕落，愈快乐。这是谁说的？
回到县城，在车站里，他看到还有一趟末班车可以回去，但他没有走，他要找到林湄湄。邓一群感觉小县城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要说变化也就是多了一些楼房，沿街多了一些商场和广告牌。他知道事实上对于一个县城来说，这变化已经很明显了，他现在完全是用大城市的眼光看县城，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过去，县城在他的眼里是多么地繁华啊。
街上有三轮车，他坐上去，到了红旗旅馆。在服务台，他问林湄湄在不在，那个登记的服务员说她不在，要晚上才能来。邓一群没有再惊动他的那些同学，他一个人吃了晚饭，在楼下逛了一圈，又回到房间里等她上班。
他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他想放纵一回。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在机关里作为一个小人物，太压抑啦！都他妈的快疯掉了。他感觉自己永远受着那些人的压迫。一切都必须按照别人的标准来行事，他不敢大声地说笑，不敢放胆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现在，他回到乡下来了，远离了机关。他现在是一只逃出牢笼的自由的小鸟。他可以大声地笑，大声地骂，可以在小县城的街头装疯，可以扔掉行李，张开双臂，作小鸟在天空自由飞翔状。
没有人再来干涉他，更不用担心有谁会来批评他。
我就要越轨！
我要越轨！我要越轨！我要越轨越轨越轨越越越轨！
在乡下的家里，邓一群没有呆上几天。家里的环境和气氛简直让他感觉很沉闷和无聊。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非常适应过城里的那种文明生活了。农村的条件太简陋了。这让他感觉害怕，同时也感到庆幸：幸亏他考上了大学，要是在农村他这一辈子可就惨了。
在县城滞留期间，他的心情并不愉快。平庸压抑的生活，看不到出路和未来。他幸运的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到一个好工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而他们这一代没有。他们这一代的理想就是有个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这是现实。邓一群也没有理想。我能有什么理想？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考上了大学，分配到了好的工作。我的理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共同的理想。
他能做的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很好地生活。我想努力在机关里站稳脚跟，然后得到领导的赏识，得到提拔，然后拥有荣耀，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可以腐败堕落的资本。说到底，我不就是想当这样的一个坏官吗？不！心里又有另外一个声音。我追求我想得到的东西，我也可以做得好一些。我能够当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吗？不能，他心里的一个声音这样说。首先的问题是你能够做到正直起来吗？
在县城的那个晚上，他特别想再见一次林湄湄，他想他应该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只是想见到她。
一直等到十点多钟，林湄湄才来上班。她见了他也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她当然想不到他会来，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发现她已经变化了很多。她身上多了一种生活的平实，有一种不为人轻易觉察的疲惫。她对生活的态度可能更现实了。她也不像过去那样鲜嫩了。她的打扮也完全是妇人的打扮，体现一种小城女人的土气，与省城里的妇女相比，确实缺少了魅力，但她身上的女人味还在。
“你看上去好像还那样嘛！”她说。
邓一群开玩笑说：“老了。”
她笑起来，说：“你还老？我才是老了呢。你结婚了没有啊？”
“没有，还没有。”他说。
“你的要求不要太高。”她说。
邓一群最初的想象里，他们见面的刹那，会有一些尴尬。毕竟她作为一个女性对他献出过自己隐秘的肉体，然而，事实上，她除了有一点惊喜之外，表现得非常正常，就像他们之间根本不曾有过肉体关系一样。
他却马上就想到了她那具他曾经得到过的肉体。但他却努力使自己平静，做出关心的样子，问她的一些情况，她就告诉他：她现在一切都还好，丈夫还在厂里上班，现在经常打麻将，下了班也不大及时回家。但她对这一切已经麻木了，习惯了。家里的事情也不指望他做。她除了上班，还要到幼儿园接送孩子，更有大量的家务。她生的是个女孩，因此丈夫不怎么喜欢。
邓一群和她聊了一会，就忍不住去抱她。他想，过去的那次是她主动，而这一次他要积极。他积极的意义在于他要向她表明：他现在成熟了，他不再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大男孩。他学会了索取和征服。
她身上没有了浓烈的香水味。他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闻到了一股劣质的烟草味道。这烟味一定来自于她的丈夫。除了烟味，当然还有些他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混合起来的味道。他在她耳边说：“我想你。我经常想你。想你那年跑到南大去和我做ài。有时我晚上想得睡不着。”他一边说，一边就把手伸进她的上衣里。他摸到了她的乳房。那乳房已经稀松了。她却努力地掰他的手。她吭哧吭哧地很用力。她说：“你不会想我的，想我做什么？城里的姑娘多得很。她们很漂亮的。”
邓一群心想她居然还吃醋，真是好笑。他说：“我就是想你，怎么也忘不掉你。我特地开了这个房间，没有人，你今晚能不走么？”她身子不再那么僵直，稍稍松软了一些，但嘴上却说：“不行啊。”邓一群说：“为什么？我难得回来，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她说：“我身上不方便。”他不怎么相信，以为她是什么借口。她说：“不骗你。”
他们后来黑了房里的灯，脱光了身子躺在被窝里。他吃她的乳房，吃了半天也没有昔日的感觉。那种欲望烧得他难受得要命，他感觉自己要爆炸了。他努力地在她身上折腾，咬她的肩膀，拧她的大腿。“你还和别人搞过吗？”他忽然这样无耻地问她，他感觉这样问很打击她。打击她让他体会到一种快感。她的脸又红又烫，全身散发着一种特别的体味。“没有，我只有和你。”她说。
那天晚上大约三点钟才起身离去，不知为什么在那过程里，她有点不高兴，甚至还流了泪。在黑暗里，他看着她一件一件地穿着衣服。她的裸体在黑暗里白晃晃的。她的离去让他感觉相当地失望。他躺在床上许久睡不着，想：我不过是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因为考上了大学，现在就可以这样对待女人。我是多么无耻啊。我已经堕落了，是这现实生活让我变得如此的。与另外一些人相比，我还是个好人。好人？我这样子也算是好人？
他想他并没有存心打算污辱她。几年前是她主动的。如果不是她主动，他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女人，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没有了一点的尊严了。他想。
邓一群的妈妈对他这么匆匆离开，表示很有点挂念。她长时间以来一直盼着她这个唯一有出息在省城里当干部的儿子回家，能和她拉拉家常。但真正等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和儿子已经没有了共同的话题。邓一群的妹妹也有点失望，由于哥哥的反对，她没有能跟嫂子的妹妹刘正红学理发手艺。家里人的反对，她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怕她跟刘正红学坏了。但她想，她是她，刘正红是刘正红，她跟着她学手艺，并不一定就会像她那样学坏。她希望三哥邓一群能给她指明一条出路。因为，哥哥是个有文化的人哪。她多么希望能走出这个小村子，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啊。但哥哥却好像对她并不怎么热心。她不知道她哥哥还有什么更需要操心的事情。
邓一群走出村口的时候，看见他的妈妈还在目送他。他看见他妈妈眼里当时盈着泪水。妈妈老啦！妈妈看上去有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掉了，腰也佝了。农村妇女和城里妇女差别太大了，城里的七十岁妇女看上去只有六十岁。妈妈是被农活和穷苦的日子给榨的，把身上的鲜活全榨干了，结果就像是一棵缺少水分的枯树。她的一生都没有什么幸福，一个农妇能有什么样的幸福呢？邓一群想：农村妇女一生中能有的快乐，就是青年时代能有点性爱，丈夫对她好一点，但这种性爱的快乐其实是非常短暂的。晚年的幸福，就是儿女能孝顺，能够给她饱饭吃。而中年，对妇女来说，只有生活的重负。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
邓一群庆幸自己能从农村出来。出来了，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外面的世界是那样复杂，也非常地精彩。
所以，他对老家的一切毫不留恋。
除了他的妈妈。
［25］
由于这样匆匆，邓一群就没有再能在县城里逗留。
车子驶过县城的外环路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城，想到了红旗旅馆的林湄湄，想到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心里说：算了吧，下次再说。本来他想自己应该同她谈谈感情问题，他想告诉她：其实自己对她是很有一份好感的。虽然她现在生活很单调，在县城里同她那个工人丈夫厮守，但是她在他心里是有一个位置的。他感激她，感激她让他成为一个男人。
［26］
机械厅新调来好几位干部，陆陆续续的，其中一位就是邓一群认识的赵娟，而且一下子就被提拔为计划处的副处长——成了邓一群他们的新上司。她的这种速度，就像是放火箭。这真是让邓一群吃惊不小。他最初心里甚至有些懊悔，过去怎么就没有好好拍拍马屁。机关里的好多人都感到吃惊，不过很快也就习惯了。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整个社会就像一片汪洋大海，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在大海的深处却是深藏着暗礁、沟壑和潜流，变幻莫测，凶险无比。看起来赵娟表面上没有什么，但她背后必然有那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否则，这一切就不好解释。
邓一群多么想有自己的关系啊！
厅里调来了一位新的副厅长，是从省委组织部来的，姓龚。龚副厅长之前在省委组织部担任组织干部处处长，只有四十多岁，四十来岁的副厅级，应该算得上是位年轻干部。虽然是副厅长，但他的排名却仅次于周润南厅长，而且他还同时兼任厅党组副书记和机关党委书记。大家都猜度他到这里来，是省里安排接周润南的班。据说周润南厅长对他的到来心里一直有些疙瘩。这样的心情大家也都能理解。机械工业厅过去就像一只铁桶，很多干部都是在全省机械系统内部进行流动。省委组织部一直就努力地往这里掺沙子，据说这能刺激机关的活力，又叫活鱼效应。厅里的地下消息不胫而走，说周厅很可能调到别的厅局去，侨办或是纺织厅，而周厅当然不肯走——他在机械工业厅这么多年，这里是他的地盘，一切都那么得心应手，大批中层干部都是由他培养带出来的，他怎么舍得走啊！传言的根据是因为省委领导班子作了大调整，原省委书记到了年龄，去省人大担任主任。而新的省委书记是从国家林业部调来的。北京来的书记自然要对省里原来的干部作一次调整。周厅长就是属于原来的那位书记线上的。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可靠，没有人知道，但这样的说法的确让人感到很有趣。至少反映了机关一般工作人员都想让周润南滚蛋。他们早已经不耐烦他了。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周润南厅长仍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或者，这种变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出来的。
邓一群早就不再对周厅抱有什么天真的想法了。
周厅怎么可能照顾他这样一个小人物呢？
［27］
邓一群就在那年的秋天认识了肖如玉。
那是不太平静的一年，但他平安地过来了，他在心里感到非常的庆幸。现在，邓一群再也不会那样冲动了。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他想。但所有那些都是生活里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他做得是相当隐蔽。毫无疑问，在那样的一种年龄是非常易于激动而缺乏理智的。他心底是冲动的——无论对待政治生活还是日常生活。问题是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和葛素芹的那种关系，处理不好，就容易出事；一个是在政治上的，他正好在入党的考验期。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也是捆在一起的，哪方面出了问题，他都有可能葬送掉他的前途与名誉。
命运当中也许有福星哪，他平安地度过了。他想。
［24］
邓一群休假，回了一次老家。
邓一群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他已经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能适应乡下的生活，那里是另一种世界，和城里有着明显的区别。稀稀落落的民房，破旧低矮，当中有一幢二层的小楼，那绝对是鹤立鸡群，从十里地外也能看得到。而一到晚上，整个村子静得要命，连一两声狗叫都听不到（这些年，农村也不准养狗——它会传播狂犬病）。没有照明电，全村只有少数人家有电视，使用的却是充电瓶。节目最多只有两个台，收到的图像模糊不清。邓一群到了晚上只能和他的家人在一起围坐在桌前说些村里的张家长李家短，他们家还买不起电视。而邓一群对家人说的那些事情一点也不感兴趣，那些事让他听起来恍如在另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问题还不仅如此，问题是他家里总是有这样那样不顺心的事，明摆着受人欺负，但邓一群却无力解决这些烦心的问题。他虽然在省城工作，但村里的老百姓也逐渐知道，他在省城并没有当什么大干部，于是有了纠纷，对他家一点也不必谦让。
从省城到他家里坐长途公共汽车需要十几个小时，路况不好，非常不好走，而且车子也破旧。邓一群最怕坐这样马拉松一样的长途车。车子只能到县城，他还必须先在县城住一夜。回家，对他已经没有了原动力。老家的情况并不好，这些年来，除了粮食充裕，并没有积下什么钱来。报纸上到处都有关于发家致富的报道，但他老家的村里却没有什么人致富。农民，还是缺少教育，脑子不活。邓一群对这一点有着特别深的感受。他平时从报纸上读到养鱼养鸡能致富，他就写信回家让二哥邓一明养，可二哥对他的建议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感觉老二还算是一个聪明人。
在二哥身上的还不仅是懒惰，主要的还是思想保守，习惯于过穷日子。他们内心当然也渴望致富，但却又不想动太多的脑筋。农民，就是农民。像二哥邓一明这样的，在广大农村，有无数啊。另一方面，他们却愿意去城里打工，出苦力。邓一明到上海打工后，给邓一群写过两封信，介绍了他打工的一些情况。似乎还好，每月也能挣一些钱。于是，邓一群想，这样也罢。
乡政府在农村还有些什么作用呢？他调查村里的一些老百姓。百姓们对乡政府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最初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一下子感到身上的担子轻了，束缚少了。乡干部们也有很多感慨，他们一下子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好做的了，田地都分到农户了，每个人都是自顾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发现除了种地打粮，他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致富门路，而乡里对此却没有什么作为。
邓一群的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已是乡里的党委秘书了，他对邓一群说：乡里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情，特别是刚从县委农工部调来的一个党委书记，工作上积极开动脑筋，办了一个砖瓦厂，开始生意挺红火，后来名气大了，有权有势的人都来赊账买砖，硬撑了三年就垮了。后来又办过一个刺绣厂，手工编织桌布、女式内裤、胸罩，港商包销，结果一次被骗了五十多万，去掉了乡财政的三分之二，大伤了元气。在农业上，乡里的农副业多种经营公司从外地购进了树木，鼓励老百姓种树，但现在各家都分田到户，根本就指挥不动。
在大哥的家里，邓一群看到他家的晒场上堆了不少桑树干，像是砍倒的。他问老大邓一彬怎么回事，嫂子气呼呼地说：“还不是乡里那些倒霉干部，说种桑树养蚕可以致富，你哥禁不住村民小组的动员，种了三亩多地的树苗，好不容易三年长大长高了，蚕茧却根本卖不出钱来，还不如种粮呢。”嫂子是真的心疼。他家一年辛苦下来，还不如她妹妹刘正红在镇上开的那个理发店半年的收入。
刘正红隔三差五来邓一群他哥嫂家一次，反正镇上离村里不远，而且她还买了一辆小轻骑，红色的，开起来非常神气。邓一彬现在很羡慕他的小姨子这么有钱，她每次来总要给她的姨侄和侄女带些什么好吃的，有时他们家临时缺钱用了，也会向她暂借。刘正红现在在乡里镇上蛮有名气的，她开小轻骑能不用自己掏钱买汽油，供销社油库里的保管跟她很熟，常常悄悄地送她一小桶。而紧俏的农药、化肥，刘正红也能搞到。邓一彬一家平时没有少沾小姨子的好处。可是，最叫刘正菊伤心的是，但凡两口子吵架，邓一彬总要说到她的妹妹，好像刘正红真的在镇上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最让刘正菊操心的就是她的妹妹的婚事。妹妹现在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惹人眼了。她在镇上开理发店，认识不少人。于是知名度自然就提高了。镇上后来也新开了两家理发店，但她们说话办事都不如她活络，自然客源也就比不过她。到她店里去理发的，更多的是那些小伙子，他们在镇上没有地种，也没有正当的手艺，所以他们经常泡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吹牛。每个人都打扮得油头粉面，说话都是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他们当然都想追求刘正红，但刘正红却看不上他们。追求不上，甚至有在半夜里去撬她的门，如果可能，他们甚至想集体强奸她。然而，她却把门抵得很死。他们在失望之余，就编派她的坏话——这是一种快乐。于是在镇子上，人们都有个秘而不宣的印象：那个开理发店的年轻女子刘正红，原来是个骚货。
刘正红谈过朋友，在镇上最早一个朋友是乡供销社的一个男营业员，姓陈。那个小伙子瘦瘦的，刀子脸，长满了小红疙瘩，说话飞快，喜欢不停地眨眼睛。刘正红还把他带到过刘正菊的家里。邓一彬和刘正菊把他当个人物来招待，又是杀鸡，又是杀鱼。村里好多人都来看。他们都认识他。他在柜台上是卖烟酒的。刘正菊不喜欢他那种说话时不停眨眼的样子，感觉他内心里有点不实在。她更多的还是担心，他是个城镇户口的国家正式职工，会娶她妹妹吗？
事情就像刘正菊担心的一样，他们谈了半年就分手了。事后那个小伙子否认自己是谈恋爱，他说，像她那样一个名誉不好的姑娘，他怎么能够看上呢？他不过是因为剪头而认识她，后来又因为他家在县城，不常回去，没有朋友，而同她相交而已。他同她不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发现刘正红已经不是处女了。这就是说他同她已经睡过了，而她却没有流血。小伙子对性爱是有经验的，他兴奋地告诉别人，自己不是一个傻子，他一上她的身，就知道她已经被别人弄过了。
镇上那些人都有点同情这个小伙子，觉得他纯洁的感情受到了像刘正红这样的女子的玷污。至少他们也只是打了一个平手，谁也没吃亏，但谁也没讨便宜。刘正红对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流血解释不出任何理由（当然即使有理由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相信）。只有刘正菊相信，她妹妹在这之前没有同任何人睡过觉，至于为什么不流红，她当然也解释不出。自己的丈夫有一天就说：“小姨过去一定是有过的，要是没有过，她怎么会不流红？”她勃然大怒，骂道：“放你妈的屁！你妹妹才被人睡过呢。你一家都被人睡过！你倒是说我妹妹跟谁睡过？”邓一彬就说：“我怎么知道？事情又不是我做的。”
刘正红和陈营业员恋爱又分手的事，镇子上谁都知道。她自己感觉没脸活了。她想撕开了脸皮找他们领导理论，但她确实又张不开那个口。那种事怎么能说得清呢？一气之下，她就吃了整整一瓶安眠药。安眠药是她向镇卫生院的一名熟悉的医生要的，那个医生说：“你要这么多安眠药做什么？”她说：“你知道的，我被那个姓陈的玩弄了，又把我像破鞋垫一样甩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哥哥他们早晚有一天要来打他一顿，好好收拾他的。现在，我晚上整晚整晚地睡不着。我需要它帮助我不想那些破事。”医生就好心地劝说：“那你可不能多吃啊，吃多了要出问题的。出了问题我担当不起啊。”刘正红就说：“你放心吧。我被人害了，难道还会再害你？我不会死。我死也要死个清清白白，绝不连累你。”
那个下午她回到自己的理发店，叫一个徒弟帮她烫了发，然后把她们打发了回家，天一擦黑，晚饭也没吃，坐在镜子前发了一会怔，然后写了一封遗书。遗书里说：陈雨奇（就是供销社的那个青年营业员）玩弄了我，我这辈子死不瞑目。他先是花言巧语，说是怎么怎么爱我，不嫌我是农村姑娘，不嫌我没有职业只是个理发的。为了让我和他发生关系，他第一次的那天晚上还送了一只黄黄的戒指给我，说那是他妈妈传下来的。我以为他是真心的，就让他日。他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共日过我二十九次。我的床边有二十九道印子，是我每次事后用小刀刻的。除了和他，我再也没有被别人日过。镇子上说我的那些闲话，使我觉得我的冤比海还要深，比天还要大。我变成鬼，我也饶不掉陈雨奇！另外，我的死跟医院药房的朱医生没有任何关系。我的药不是从他那里拿的。写完遗书，她就吃了药，然后躺在了床上等待自己昏死过去。
但她却没能死成。她的一个姓李的徒弟走的时候就感觉她不对。她家就在镇子的边上，回到家里感觉放心不下，就来了。打门打不开，就叫来了人。来了一群人赶紧把已经昏迷的她送到了医院。
出了这样的事，影响很大。后来那个供销社的小青年就调离了这里，调到了另外一个乡的供销社去了。
时间长了，人们也就淡了。
刘正红还在镇上开理发店。
邓一群从陵州临回来前，就想着他这回一定要找着红旗旅馆的那个服务员林湄湄。几年了，有时他还会不时地想到那件事。不管如何，她是他生活里的第一个女人。是她，让他做了一回真正的男人。即使她对他的那份感情是假的，但她毕竟贡献了身体。为了她那份在他记忆里保存完好的肉体感觉，他心存一份感激。感激的感情。他记住并保存了这份感情。他还是比较守旧的，在这个城市里，与别的青年相比，他自觉真是太保守了。
有空的时候，邓一群偶尔还到南方大学的校园里去逛逛。校园真是很美，美丽的不光是景色，重要的是这里的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在这个城市里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进了校园，他就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他也曾是这里的一员。这是一所全国知名的学府，从这个校园里出来了好些出类拔萃的人物，政治的，经济的，这些人物就像天空中为数不多的几颗星星，在中国历史的夜空，闪闪发光。这些人物，邓一群感觉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他们的选择，在今天人们的眼里，变得非常的不可理喻。如果出现同样的情况，他觉得他是不会做出那种选择的。邓一群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有一天能够在单位里当个一官半职。在失去理想的今天，他的目标变得格外现实。
校园里的那些旧建筑都还保存完好，那都是一百多年前的建筑，但百年来的风雨，反倒更添了异样的魅力。邓一群喜欢这个地方。南方大学的校园很大，到处都是绿树，而那些青砖洋楼或是全木结构的小红楼就掩映在那茂盛的绿树林里。他每感受一次昔日的气氛，心里就会生出很多感慨。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想象自己当年也是他们一种类型，脸上写满了幼稚，而当时还自以为是。那些孩子真年轻，而他已经成熟得过分了，他想。
他碰见过两次班主任，交谈得并不热烈。过去为了毕业分配的事，班主任关心过他。那时候班主任在他眼里，可以说是他命运的主宰（可惜他根本不起作用），但现在不一样了。班主任还是那个样子，头发稀疏，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脸色很不好看，像是身体有病的样子。他问他是不是这样，班主任就说，果然如此，他这两年感觉身体有好多地方不舒服，胆囊炎、腰椎病、胃病，肝脏也不好。问及他家里的情况，班主任说，他家还住在原来那房子，五口人挤在那两室半里。上有老，下有小，挤得他一间书房都没有。他心底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自己的一间书房，可以安静地工作。学术上，他已经出了五本专著，但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教授职称。至于工资，也还是那样低。
与自己的这个学生相比，一个教授真的是可怜得很，一点社会地位也没有。邓一群在心里就不由深刻地同情起他来。读书只能起到一种敲门砖的作用，绝对不能一条道走到黑。他读了十几年的书，就绝对不是为做学问，而是为了从农村出来，不再过父母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成为城里人，到机关里当上一名干部。
邓一群庆幸自己分配在了省级机关，自己所经历的那种圈子是他的老师可能一辈子也没有感受过的。
邓一群有两个同学现在重新回到了南方大学，他们在读研究生。走进如今的大学校园，发现风气真是开放得多了。据邓一群的一位同学说，现在从读完大三的女生中再找什么处女，那简直比在大海里捞针还难。邓一群知道，他这样的说法含有太多的偏激，但学校里确实与外面的世界缩短了距离。学校不是封闭的，也封闭不起来，社会上的风气自然影响到校园里来。开始学校在风气方面还管理得很严，后来终于不得不一再放松标准。恋爱，终于不再是个问题了。
田小悦对这方面也有感慨，大学，不再那么纯真了。
田小悦对他心里一定存了一种内疚，最近半年里，她连续给他介绍了两位女朋友，一个是她的同学，也已经是大龄了，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见面居然是在红楼影院门前。邓一群心想：这真是很有戏剧性。他过去在这里等田小悦没有等到，今天等到的却不仅有田小悦，还有她的同学。看得出来，田小悦的那个同学对他感觉不错，在那见面的短短时间里，她不停地偷偷打量他。邓一群却一直装作很坦然的样子。但邓一群心里对她却并不满意，他发现要是单独她一个，给人的印象可能还不错，可与田小悦在一起就显得缺少女性的那种媚劲。一个女人身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女人的味道。她的味道淡了一些。问题当然远远不止这个，尤为重要的是邓一群这时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田小悦看不上他，却介绍这样的女友给他，而他邓一群并不是一个饥不择食的人。所以，他要拒绝。
在田小悦的眼里，他们肯定是相配的。多年以后，邓一群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事情也确实如此。那位女青年在大学里学的是古典文献，毕业后分配在陵州图书馆工作。论条件一点也不比他差，而且家庭条件比他家好。她家就在城里，父母都在部属著名的一家大企业工作，父亲还是位处级干部。
田小悦肯定误解了邓一群的意思，所以她后来为他介绍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这个小姐当然也并不是田小悦所熟悉的，而是田小悦的熟人托她介绍的。那姑娘在一家医药公司当会计，非常地时髦漂亮。看了邓一群之后，就不再愿意再处下去了。邓一群并不知道，从一开始她听说了邓一群的条件之后，她就不愿意接触——她不愿意他的老家在乡下。她从进医药公司上班开始，就听她的同事说丈夫在乡下有多么地不好。那位同事的丈夫是位转业军人，在乡下有数不清的亲戚。这些亲戚探亲、治病、旅游都到她家来，而且来了之后就毫不客气地安营扎寨，一呆就是十几天，把家里搞得乌七八糟。在她那位同事的嘴里，乡下亲戚就像是农民怕蝗虫，就像是还乡团来搞扫荡。太糟心了，她当然不能接受。
这次见面对邓一群是个打击。田小悦事实上非常照顾他的情绪，骗他说，那个女孩所以不愿意，是因为感觉邓一群个子太高了。邓一群自己听了笑一笑，心里也能感觉一些东西，就算了。他还是相当聪明的，不必说透。
有一个相声里有这样一句话：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却多的是。邓一群心里就这样安慰自己。机关的小伙子，有的比他后进机关的，都已经谈好了对象，甚至结了婚，像和他当时住同一个宿舍里的机关党委的小赵，都已经有了孩子啦，只有他还没有明确的目标。表面上他不动声色，处里人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他当然不会同别人谈什么真实的想法。他在心里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急，他母亲已经让他妹妹写了好多封信来，他每回一次家，他母亲也会催他。他母亲以为他在城里找不到，甚至异想天开地想让他在县里娶一个，然后带到省城里去。
邓一群知道他事实上不仅缺少女性对他的温情，他想得最多的还是那种对性的渴望与强烈的需要。他身上积蓄了太多的男性荷尔蒙，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得不依靠自慰来解决。他需要自慰，利用自慰来进行平衡。这样的自慰，让他深深地感觉自己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一个声音在他心里喊：我是多么地需要，多么地喜欢性的快乐啊！愈快乐，愈堕落；愈堕落，愈快乐。这是谁说的？
回到县城，在车站里，他看到还有一趟末班车可以回去，但他没有走，他要找到林湄湄。邓一群感觉小县城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要说变化也就是多了一些楼房，沿街多了一些商场和广告牌。他知道事实上对于一个县城来说，这变化已经很明显了，他现在完全是用大城市的眼光看县城，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在过去，县城在他的眼里是多么地繁华啊。
街上有三轮车，他坐上去，到了红旗旅馆。在服务台，他问林湄湄在不在，那个登记的服务员说她不在，要晚上才能来。邓一群没有再惊动他的那些同学，他一个人吃了晚饭，在楼下逛了一圈，又回到房间里等她上班。
他不想放弃这样的机会。他想放纵一回。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在机关里作为一个小人物，太压抑啦！都他妈的快疯掉了。他感觉自己永远受着那些人的压迫。一切都必须按照别人的标准来行事，他不敢大声地说笑，不敢放胆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现在，他回到乡下来了，远离了机关。他现在是一只逃出牢笼的自由的小鸟。他可以大声地笑，大声地骂，可以在小县城的街头装疯，可以扔掉行李，张开双臂，作小鸟在天空自由飞翔状。
没有人再来干涉他，更不用担心有谁会来批评他。
我就要越轨！
我要越轨！我要越轨！我要越轨越轨越轨越越越轨！
在乡下的家里，邓一群没有呆上几天。家里的环境和气氛简直让他感觉很沉闷和无聊。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非常适应过城里的那种文明生活了。农村的条件太简陋了。这让他感觉害怕，同时也感到庆幸：幸亏他考上了大学，要是在农村他这一辈子可就惨了。
在县城滞留期间，他的心情并不愉快。平庸压抑的生活，看不到出路和未来。他幸运的就是大学毕业然后分配到一个好工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理想，而他们这一代没有。他们这一代的理想就是有个好的工作，有好的收入。这是现实。邓一群也没有理想。我能有什么理想？我的理想已经实现了：考上了大学，分配到了好的工作。我的理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了农村出身的青年学生共同的理想。
他能做的就是在这个社会里很好地生活。我想努力在机关里站稳脚跟，然后得到领导的赏识，得到提拔，然后拥有荣耀，拥有了权力，拥有了可以腐败堕落的资本。说到底，我不就是想当这样的一个坏官吗？不！心里又有另外一个声音。我追求我想得到的东西，我也可以做得好一些。我能够当一个正直的人。能够吗？不能，他心里的一个声音这样说。首先的问题是你能够做到正直起来吗？
在县城的那个晚上，他特别想再见一次林湄湄，他想他应该实现自己的诺言。他只是想见到她。
一直等到十点多钟，林湄湄才来上班。她见了他也有一种意外的惊喜。她当然想不到他会来，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他发现她已经变化了很多。她身上多了一种生活的平实，有一种不为人轻易觉察的疲惫。她对生活的态度可能更现实了。她也不像过去那样鲜嫩了。她的打扮也完全是妇人的打扮，体现一种小城女人的土气，与省城里的妇女相比，确实缺少了魅力，但她身上的女人味还在。
“你看上去好像还那样嘛！”她说。
邓一群开玩笑说：“老了。”
她笑起来，说：“你还老？我才是老了呢。你结婚了没有啊？”
“没有，还没有。”他说。
“你的要求不要太高。”她说。
邓一群最初的想象里，他们见面的刹那，会有一些尴尬。毕竟她作为一个女性对他献出过自己隐秘的肉体，然而，事实上，她除了有一点惊喜之外，表现得非常正常，就像他们之间根本不曾有过肉体关系一样。
他却马上就想到了她那具他曾经得到过的肉体。但他却努力使自己平静，做出关心的样子，问她的一些情况，她就告诉他：她现在一切都还好，丈夫还在厂里上班，现在经常打麻将，下了班也不大及时回家。但她对这一切已经麻木了，习惯了。家里的事情也不指望他做。她除了上班，还要到幼儿园接送孩子，更有大量的家务。她生的是个女孩，因此丈夫不怎么喜欢。
邓一群和她聊了一会，就忍不住去抱她。他想，过去的那次是她主动，而这一次他要积极。他积极的意义在于他要向她表明：他现在成熟了，他不再是个什么也不懂的大男孩。他学会了索取和征服。
她身上没有了浓烈的香水味。他把脸埋在她的头发里，闻到了一股劣质的烟草味道。这烟味一定来自于她的丈夫。除了烟味，当然还有些他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混合起来的味道。他在她耳边说：“我想你。我经常想你。想你那年跑到南大去和我做ài。有时我晚上想得睡不着。”他一边说，一边就把手伸进她的上衣里。他摸到了她的乳房。那乳房已经稀松了。她却努力地掰他的手。她吭哧吭哧地很用力。她说：“你不会想我的，想我做什么？城里的姑娘多得很。她们很漂亮的。”
邓一群心想她居然还吃醋，真是好笑。他说：“我就是想你，怎么也忘不掉你。我特地开了这个房间，没有人，你今晚能不走么？”她身子不再那么僵直，稍稍松软了一些，但嘴上却说：“不行啊。”邓一群说：“为什么？我难得回来，你怎么就这么狠心呢？”她说：“我身上不方便。”他不怎么相信，以为她是什么借口。她说：“不骗你。”
他们后来黑了房里的灯，脱光了身子躺在被窝里。他吃她的乳房，吃了半天也没有昔日的感觉。那种欲望烧得他难受得要命，他感觉自己要爆炸了。他努力地在她身上折腾，咬她的肩膀，拧她的大腿。“你还和别人搞过吗？”他忽然这样无耻地问她，他感觉这样问很打击她。打击她让他体会到一种快感。她的脸又红又烫，全身散发着一种特别的体味。“没有，我只有和你。”她说。
那天晚上大约三点钟才起身离去，不知为什么在那过程里，她有点不高兴，甚至还流了泪。在黑暗里，他看着她一件一件地穿着衣服。她的裸体在黑暗里白晃晃的。她的离去让他感觉相当地失望。他躺在床上许久睡不着，想：我不过是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因为考上了大学，现在就可以这样对待女人。我是多么无耻啊。我已经堕落了，是这现实生活让我变得如此的。与另外一些人相比，我还是个好人。好人？我这样子也算是好人？
他想他并没有存心打算污辱她。几年前是她主动的。如果不是她主动，他现在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这个女人，现在在他的面前，已经没有了一点的尊严了。他想。
邓一群的妈妈对他这么匆匆离开，表示很有点挂念。她长时间以来一直盼着她这个唯一有出息在省城里当干部的儿子回家，能和她拉拉家常。但真正等他回来以后，却发现自己和儿子已经没有了共同的话题。邓一群的妹妹也有点失望，由于哥哥的反对，她没有能跟嫂子的妹妹刘正红学理发手艺。家里人的反对，她觉得有一定的道理：怕她跟刘正红学坏了。但她想，她是她，刘正红是刘正红，她跟着她学手艺，并不一定就会像她那样学坏。她希望三哥邓一群能给她指明一条出路。因为，哥哥是个有文化的人哪。她多么希望能走出这个小村子，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啊。但哥哥却好像对她并不怎么热心。她不知道她哥哥还有什么更需要操心的事情。
邓一群走出村口的时候，看见他的妈妈还在目送他。他看见他妈妈眼里当时盈着泪水。妈妈老啦！妈妈看上去有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牙齿也掉了，腰也佝了。农村妇女和城里妇女差别太大了，城里的七十岁妇女看上去只有六十岁。妈妈是被农活和穷苦的日子给榨的，把身上的鲜活全榨干了，结果就像是一棵缺少水分的枯树。她的一生都没有什么幸福，一个农妇能有什么样的幸福呢？邓一群想：农村妇女一生中能有的快乐，就是青年时代能有点性爱，丈夫对她好一点，但这种性爱的快乐其实是非常短暂的。晚年的幸福，就是儿女能孝顺，能够给她饱饭吃。而中年，对妇女来说，只有生活的重负。
生活，就是这样残酷。
邓一群庆幸自己能从农村出来。出来了，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
外面的世界是那样复杂，也非常地精彩。
所以，他对老家的一切毫不留恋。
除了他的妈妈。
［25］
由于这样匆匆，邓一群就没有再能在县城里逗留。
车子驶过县城的外环路时，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城，想到了红旗旅馆的林湄湄，想到了那天晚上的事情，心里说：算了吧，下次再说。本来他想自己应该同她谈谈感情问题，他想告诉她：其实自己对她是很有一份好感的。虽然她现在生活很单调，在县城里同她那个工人丈夫厮守，但是她在他心里是有一个位置的。他感激她，感激她让他成为一个男人。
［26］
机械厅新调来好几位干部，陆陆续续的，其中一位就是邓一群认识的赵娟，而且一下子就被提拔为计划处的副处长——成了邓一群他们的新上司。她的这种速度，就像是放火箭。这真是让邓一群吃惊不小。他最初心里甚至有些懊悔，过去怎么就没有好好拍拍马屁。机关里的好多人都感到吃惊，不过很快也就习惯了。这年头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整个社会就像一片汪洋大海，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在大海的深处却是深藏着暗礁、沟壑和潜流，变幻莫测，凶险无比。看起来赵娟表面上没有什么，但她背后必然有那盘根错节、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否则，这一切就不好解释。
邓一群多么想有自己的关系啊！
厅里调来了一位新的副厅长，是从省委组织部来的，姓龚。龚副厅长之前在省委组织部担任组织干部处处长，只有四十多岁，四十来岁的副厅级，应该算得上是位年轻干部。虽然是副厅长，但他的排名却仅次于周润南厅长，而且他还同时兼任厅党组副书记和机关党委书记。大家都猜度他到这里来，是省里安排接周润南的班。据说周润南厅长对他的到来心里一直有些疙瘩。这样的心情大家也都能理解。机械工业厅过去就像一只铁桶，很多干部都是在全省机械系统内部进行流动。省委组织部一直就努力地往这里掺沙子，据说这能刺激机关的活力，又叫活鱼效应。厅里的地下消息不胫而走，说周厅很可能调到别的厅局去，侨办或是纺织厅，而周厅当然不肯走——他在机械工业厅这么多年，这里是他的地盘，一切都那么得心应手，大批中层干部都是由他培养带出来的，他怎么舍得走啊！传言的根据是因为省委领导班子作了大调整，原省委书记到了年龄，去省人大担任主任。而新的省委书记是从国家林业部调来的。北京来的书记自然要对省里原来的干部作一次调整。周厅长就是属于原来的那位书记线上的。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可靠，没有人知道，但这样的说法的确让人感到很有趣。至少反映了机关一般工作人员都想让周润南滚蛋。他们早已经不耐烦他了。
但事情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周润南厅长仍然坐在这个位置上，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或者，这种变化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得出来的。
邓一群早就不再对周厅抱有什么天真的想法了。
周厅怎么可能照顾他这样一个小人物呢？
［27］
邓一群就在那年的秋天认识了肖如玉。
那是不太平静的一年，但他平安地过来了，他在心里感到非常的庆幸。现在，邓一群再也不会那样冲动了。一切行动，都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决定。他想。但所有那些都是生活里的秘密，没有人知道。他做得是相当隐蔽。毫无疑问，在那样的一种年龄是非常易于激动而缺乏理智的。他心底是冲动的——无论对待政治生活还是日常生活。问题是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和葛素芹的那种关系，处理不好，就容易出事；一个是在政治上的，他正好在入党的考验期。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也是捆在一起的，哪方面出了问题，他都有可能葬送掉他的前途与名誉。
命运当中也许有福星哪，他平安地度过了。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