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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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与捷克分家后，首都设在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在我们嘴上还没有读顺溜的地名。沿途景象表明，这里还相当贫困。
两位同伴上街后回来说：“快去看看，人家毕竟是欧洲”
欧洲是什么？我在街上寻找。是灰墙巴洛克？是阳伞咖啡座？是尖顶老教堂？突然我肃然停步：路边一个真实的地下井口的铁盖已经打开，正有一个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头爬将出来，而这一切其实是一尊街头雕塑。
初见到它的行人都会微微一惊，在辨别真假的过程中发现幽默，然后愉快地轻步绕过。
这种幽默陈之于街市，与前后左右的咖啡座达成默契，这种默契订立已久，因此浇铸它的不是闪亮的钢铁而是古旧的黄铜。
其实即使不是街头雕塑，欧洲处处可见这种阻碍人们快速行走的调侃和从容。
于是我可以找到词句来概括欧洲了。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长久以来生存状态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这种深层风度，我看有一半应归功于艺术家。艺术家奉献了这样的雕塑，而他们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钻在地下，疏通着欧洲文明的管脉。
布拉迪斯拉发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黄昏时分，这里人头济济，风华四溢，丝毫不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逊色。
但是，这里的行人过于漂亮，说明除了最自信的恋人们，别的人还没有逍遥于户外的闲情；这里的行人过于年轻，说明历史如何亏待了上一代，使他们还没有可能牵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门玩乐的事，完全交给儿孙。
那么，论天下贫富，亮丽的青春不足为据。青春可以遮盖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盖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懒的眼神里，深深的皱纹中。
同样，看城市潜力，拥挤的市中心不是标志。市中心是一个旋涡，把衰草污浊旋到了外缘。真正的潜力忽闪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园里。
布拉迪斯拉发属于春潮初动，精彩始发，不能不表现出集中的消耗状态和表演状态。如果社会发展状况稳定，几十年后，今天的年轻人老了仍然敢于抛头露面，而他们的儿孙，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闲，两相结合，就会比今天的景象丰满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欧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边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大概各有去处吧，例如海边，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们把街道交给了爷爷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见都年轻亮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谐。
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郎盛妆、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精致散漫。
城市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追询德国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柏林的时候，我想，有关普鲁士精神的问题可以暂时搁一搁。既然这里又成了统一德国的首都，那么我们就要用自己的脚步和眼睛追问一些有关德国的难题。例如———人类一共就遇到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都是它策动，又都是它惨败，那么，它究竟如何看待世界，看待人类在策动世界大战前艺术文化已经光芒万丈，遭到惨败后经济恢复又突飞猛进，是一种什么力量，能使它在喧嚣野蛮背后，保存起沈静而强大的高贵历史上它的思想启蒙运动远比法国缓慢、曲折和隐蔽，却为什么能在这种落后状态中悄然涌出莱辛、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这样的精神巨峰而雄视欧洲有人说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用德语写的，为什么它能在如此抽象的领域后来居上、独占鳌头一个民族的邪恶行为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在世人面前大幅度贬值，为什么唯有这片土地，世人一方面严厉地向它追讨生存的尊严，一方面又恭敬地向它索求思维的尊严它的文化价值，为什么能浮悬在灾难之上不受污染歌德曾经说过，德意志人就个体而言十分理智，而整体却经常迷路。这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问题是，是什么力量能让理智的个体迷失得那么整齐迷失之后又不让个人理智完全丧失基辛格说，近三百年，欧洲的稳定取决于德国。一个经常迷路的群体究竟凭着什么支点来频频左右全欧，连声势浩大的拿破仑战争也输它一筹俄罗斯总统普京冷战时代曾在德国做过情报工作，当选总统后宣布，经济走德国的路，世人都说他这项情报做得不错。那么，以社会公平和人道精神为目标的“社会市场经济”为什么偏偏能成功地实施于人道纪录不佳的德国
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势：深沈、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青光柳岸。有冲天乔木懮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纔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斯洛伐克与捷克分家后，首都设在布拉迪斯拉发，一个在我们嘴上还没有读顺溜的地名。沿途景象表明，这里还相当贫困。
两位同伴上街后回来说：“快去看看，人家毕竟是欧洲”
欧洲是什么？我在街上寻找。是灰墙巴洛克？是阳伞咖啡座？是尖顶老教堂？突然我肃然停步：路边一个真实的地下井口的铁盖已经打开，正有一个修理工人慢悠悠地伸头爬将出来，而这一切其实是一尊街头雕塑。
初见到它的行人都会微微一惊，在辨别真假的过程中发现幽默，然后愉快地轻步绕过。
这种幽默陈之于街市，与前后左右的咖啡座达成默契，这种默契订立已久，因此浇铸它的不是闪亮的钢铁而是古旧的黄铜。
其实即使不是街头雕塑，欧洲处处可见这种阻碍人们快速行走的调侃和从容。
于是我可以找到词句来概括欧洲了。所谓欧洲，就是用古旧黄铜雕铸于街市的闲散和幽默。
斯洛伐克长久以来生存状态不佳，而居然能保留住这种深层风度，我看有一半应归功于艺术家。艺术家奉献了这样的雕塑，而他们自己就像雕塑中的修理工人，一直默默地钻在地下，疏通着欧洲文明的管脉。
布拉迪斯拉发的市中心是一圈步行街，黄昏时分，这里人头济济，风华四溢，丝毫不比发达国家的城市逊色。
但是，这里的行人过于漂亮，说明除了最自信的恋人们，别的人还没有逍遥于户外的闲情；这里的行人过于年轻，说明历史如何亏待了上一代，使他们还没有可能牵着小狗在街上消停，只把出门玩乐的事，完全交给儿孙。
那么，论天下贫富，亮丽的青春不足为据。青春可以遮盖一切，就像花草可以遮盖荒山。真正的富裕躲藏在慵懒的眼神里，深深的皱纹中。
同样，看城市潜力，拥挤的市中心不是标志。市中心是一个旋涡，把衰草污浊旋到了外缘。真正的潜力忽闪在小巷的窗台下，近郊的庭园里。
布拉迪斯拉发属于春潮初动，精彩始发，不能不表现出集中的消耗状态和表演状态。如果社会发展状况稳定，几十年后，今天的年轻人老了仍然敢于抛头露面，而他们的儿孙，也有工夫在街上悠闲，两相结合，就会比今天的景象丰满得多。
但奇怪的是，我在一些充分成熟的欧洲都市看到，除了旅行者，街边坐着的大多是老年人，他们的年轻人到哪里去了大概各有去处吧，例如海边，只是不想逛街、坐街。他们把街道交给了爷爷和奶奶。
因此，就城市而言，如果所遇所见都年轻亮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谐。
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郎盛妆、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座，座间闲谈，精致散漫。
城市这篇文章，也是这样。
追询德国
只有柏林，隐隐然回荡着一种让人不敢过于靠近的奇特气势。
我之所指，非街道，非建筑，而是一种躲在一切背后的缥缈浮动或寂然不动；看不见，摸不着，却是一种足以包围感官的四处弥漫或四处聚合；说不清，道不明，却引起了各国政治家的千言万语或冷然不语罗马也有气势，那是一种诗情苍老的远年陈示；巴黎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热烈高雅的文化聚会；伦敦也有气势，那是一种繁忙有序的都市风范。柏林与它们全然不同，它并不年老，到十三世纪中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货商集散地，比罗马建城晚了足足二千年，比伦敦建城晚了一千多年，比巴黎建城也晚了六百多年，但它却显得比谁都老练含蓄，静静地让人捉摸不透。
成为德意志帝国首都还只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但仅仅几十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几乎夷为平地。纵然这样，当时新当选的德国领导人阿登纳还是要躲开这个废墟，他说：“一当柏林再度成为首都，国外的不信任更是不可消除。谁把柏林作为新的首都，精神上就造成一个新的普鲁士。”
那么，什么叫做精神上的普鲁士，或者叫普鲁士精神更是众说纷纭。最有名的是丘吉尔的说法：“普鲁士是万恶之源。”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正义的声音，战后盟军正式公告永久地解散普鲁士，国际间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五十年后两个德国统一，国民投票仍然决定选都柏林，而且也不讳言要复苏普鲁士精神。当然不是复苏丘吉尔所憎恶的那种酿造战争和灾难的东西，但究竟复苏什么，却谁也说不明白。说不明白又已存在，这就是柏林的神秘、老练和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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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具体的答案，但我觉得，所有的答案都会与那种隐隐然的气势、冥冥间的精神有关。
世上真正的大问题都鸿蒙难解，过于清晰的回答只是一种逻辑安慰。我宁肯接受像赵鑫珊先生那样诗意的说法：“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头，好像有种大森林的气势：深沈、内向、稳重和静穆。”
泰勒说，德国人有过空前的自由，又有过空前的专制，却未曾有过温和、中庸。这就很像森林，而不像平畴浅草、青光柳岸。有冲天乔木懮郁问天，也有荆棘刺藤遍地蔓延，有神性，也有魔性，都是极端化的存在，可以敬之仰之，恨之斩之，却很难找到一个庸俗无聊的巨大平台。至于迷路，也只有在森林里纔迷得生杀予夺、地覆天翻。
现在，这个森林里瑞气上升，祥云盘旋，但森林终究是森林，不欢悦、不敞亮，静静地茂盛勃发，一眼望去，不知深浅。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