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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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是在柏林大学校长任内去世的，而在黑格尔去世的二十年前，费希特也担任过该校校长。当然，这个学校的校名还出现在更多其它文化名人的履历中。我前些年来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学看看，问了两位导游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罢了，但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大名的学府既不可能停办也不可能迁走，导游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次刚开口一问便有了答案，原来它早已改名为洪堡大学，纪念一个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的人有两个，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杰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主张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齐头并进；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这些原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发展，后来也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弟弟亚历山大洪堡，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近代很多重要学科如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举世公认是自然科学由十八世纪通向十九世纪的桥梁，柏林大学名誉教授，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举行国葬。这两个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么洪堡大学的命名是在纪念谁呢就整体学术地位论，弟弟亚历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为大学，还会取名于那位哥哥威廉洪堡。
这样一所大学，却没有校门，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区，各系各科的楼房就散落在街边，任何人抬脚就可以进入，没有警卫来阻拦。多数房屋都很有年代，苍老而又庄严地留住了一代代文化伟人的身影，让后生学子远远揣想。由此更加明白，世间的老楼真是不应该乱拆的，特别是著名大学里的老楼。
那幢主楼显得更有历史，我进进出出、上楼下楼无数次，几乎把每个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间有一层层木门，这些门都很高，有些新装了自动感应开关，有些还须用手去推，很重。想当年黑格尔和爱因斯坦们，也总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夹在臂下，然后用力去推。还是这些纹饰，还是这些把手，从未更改。欧洲人对传统的触摸，总是非常质感。
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
二楼门前有一个小型的教授酒会，好像是在庆祝一项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却没有什么人致词，各人来到后便在签到簿上签个名，然后拿一杯酒站着轻声聊天，一片斯文。他们身后的过道墙上，随意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伸脖细读便吃惊。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象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道边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连照片下的说明，都印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
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左证。
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和官员们来访的照片。外涂的脂粉证明不了身份，涂得太浓，倒会成为反面证明。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纔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
黑格尔是在柏林大学校长任内去世的，而在黑格尔去世的二十年前，费希特也担任过该校校长。当然，这个学校的校名还出现在更多其它文化名人的履历中。我前些年来柏林匆匆忙忙，想到柏林大学看看，问了两位导游都茫然不知，也就作罢了，但这事使我十分奇怪，如此鼎鼎大名的学府既不可能停办也不可能迁走，导游怎么会不知道呢？这次刚开口一问便有了答案，原来它早已改名为洪堡大学，纪念一个叫洪堡的人。
叫洪堡而又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的人有两个，是兄弟。哥哥威廉洪堡，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杰出的教育家。正是他，首先主张大学除了教育之外还要注重科学研究，齐头并进；大学里实行充分的学术自由，国家行政不得干涉。这些原则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发展，后来也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纳。弟弟亚历山大洪堡，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近代很多重要学科如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举世公认是自然科学由十八世纪通向十九世纪的桥梁，柏林大学名誉教授，去世时普鲁士政府举行国葬。这两个洪堡，都非常了不起，那么洪堡大学的命名是在纪念谁呢就整体学术地位论，弟弟亚历山大洪堡高得多，但我猜想作为大学，还会取名于那位哥哥威廉洪堡。
这样一所大学，却没有校门，城市的街道直穿校区，各系各科的楼房就散落在街边，任何人抬脚就可以进入，没有警卫来阻拦。多数房屋都很有年代，苍老而又庄严地留住了一代代文化伟人的身影，让后生学子远远揣想。由此更加明白，世间的老楼真是不应该乱拆的，特别是著名大学里的老楼。
那幢主楼显得更有历史，我进进出出、上楼下楼无数次，几乎把每个角落都走遍了。走廊间有一层层木门，这些门都很高，有些新装了自动感应开关，有些还须用手去推，很重。想当年黑格尔和爱因斯坦们，也总得先把厚厚的皮包夹在臂下，然后用力去推。还是这些纹饰，还是这些把手，从未更改。欧洲人对传统的触摸，总是非常质感。
也有一些中国人推过这些木门，像蔡元培，作为留学生在这里轻步恭行，四处留心，然后把威廉洪堡的办学主张带回中国，成功地主持了北京大学。还有陈寅恪，不知在这里推了多少次门，回去后便推开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大门。
二楼门前有一个小型的教授酒会，好像是在庆祝一项科研项目通过鉴定，却没有什么人致词，各人来到后便在签到簿上签个名，然后拿一杯酒站着轻声聊天，一片斯文。他们身后的过道墙上，随意挂着一些不大的黑白照片，朦胧中觉得有几幅十分眼熟，走近一看，每幅照片下有一行极小的字，伸脖细读便吃惊。原来，这所学校获诺贝尔奖的多达二十九人。这是许多大国集全国之力都很难想象的数字，这里却不声不响，只在过道边留下一些没有色彩的面影，连照片下的说明，都印得若有若无、模糊不清。
这种淡然，正是大学等级的左证。
想到这里我笑了起来，觉得中国大学的校长们能到这里来看看，回去也许会撤除悬挂在校园里的那些自我陶醉的大话和官员们来访的照片。外涂的脂粉证明不了身份，涂得太浓，倒会成为反面证明。
空空的书架
从洪堡大学的主楼出来，发现马路斜对面是图书馆，便觉得应该去看看。图书馆靠马路的一边，有一个石铺的小广场，我正待越过，却看见有几个行人停步低头在看地下，也就走了过去。地下石块上刻了几行字，是德文，便冒昧地请边上的一位观看者翻译成英文。原来石块上刻的是：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一群受纳粹思想驱使的学生，在这里烧毁了大量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石块的另一半刻的是：
烧书，可能是人们自我毁灭的前兆。
———海涅
就在这块刻石的前面，地面上嵌了一块厚玻璃，低头探望，底下是书库一角，四壁全是劫烧过后的空书架。
我不知道这是当年真实的地下书库，还是后人为纪念那个事件所设计的一个形象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种，看了都让人震撼。心与书架一样空了，随即又被揪紧。反复地从四个方向看仔细了，再移步过来把海涅的那句话重读一遍。
一所世界级的学府在自己门前留下如此一景，是一种铭记，一种警示，也是一种坦陈：烧书的是我们自己的学生，一切文化的毁损行为，都有文化的名义和身份，因此匆匆路人啊，不要对这里过于信任这便是大学的良心。
由烧书不能不想到中国的文革”那样的空书架在中国的哪个地方都出现过，而且比这里的更近了三十多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他们这样铭记、警示和坦陈。这一次出发前曾与国内一些朋友一起叹息“文革”纔过去二十几年，它的真相却已被有些人用“文革”的方式胡乱搓捏和改写。
对于重要的历史，任何掩饰的后果只能是歪曲。灾难是一部历史，对灾难的阐释过程也是一部历史，而后一部历史又很容易制造新的灾难。要想避免这种新的灾难，唯一的办法是不作掩饰，就像这儿，哪怕发生在地下书库，也要开一个天窗，让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裸呈于后代子孙眼前。
可以想象，一切刚刚考入洪堡大学的各国学生都会来看看学校的图书馆，还没进门就发现了这块铭石，这个窗口。他们似懂非懂，注视半晌，然后进入书库，俯仰今天的书架。他们中的部分人也许会由此去研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史，即使不去研读，绝大多数人也会对今天社会上一切讨伐文化的行为产生警惕。这些行为未必是烧书，现在连德国境内的“新纳粹”也不再烧书，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激烈口号下的毁损，批判面具下的暴力，道德名义下的恐怖，而这些又经常与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争斗欲望互依互溶。
因此，这块铭石，这个窗口，可看作是洪堡大学的第一师训，首项校规，不容轻视，无可辩驳，凿石埋地，铭誓对天。
就这样，这个学府用一页污浊，换来了万般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