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的三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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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2）国魂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项办法，因此社会上就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学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源增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
（7）双官诰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
（8）四杰村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
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将他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9）刘玄德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10）李景林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一九二五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准备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1）“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12）顺我者“通”这是作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5页注（4）。
（13）“减膳”执政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九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
（15）甲寅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13页注（3）。
从京报副刊上知道有一种叫国魂（2）的期刊，曾有一篇文章说章士钊固然不好，然而反对章士钊的“学匪”们也应该打倒。我不知道大意是否真如我所记得？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过引起我想到一个题目，和那原文是不相干的。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
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又因为我的见闻很偏隘，所以未敢悉指中国全社会，只好缩而小之曰“学界”
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3）宋重理学（4）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5）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但仍然不知道从谁的口中说出，所以还不外乎一种“流言”
但这也足见去年学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学匪。以大点的国事来比罢，太平盛世，是没有匪的；待到群盗如毛时，看旧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当国，即使大打一通官话，那结果也还是“呜呼哀哉”当这“呜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为盗，所以我相信源增（6）先生的话：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与强盗，其实是农民革命军。”（国民新报副刊四三）那么，社会不是改进了么？并不，我虽然也是被谥为“土匪”之一，却并不想为老前辈们饰非掩过。农民是不来夺取政权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但这时候，匪便被称为帝，除遗老外，文人学者却都来恭维，又称反对他的为匪了。
所以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这也并非硬要将我辈的魂挤进国魂里去，贪图与教授名流的魂为伍，只因为事实仿佛是这样。社会诸色人等，爱看双官诰（7），也爱看四杰村（8），望偏安巴蜀的刘玄德成功，也愿意打家劫舍的宋公明（9）得法；至少，是受了官的恩惠时候则艳羡官僚，受了官的剥削时候便同情匪类。但这也是人情之常；
倘使连这一点反抗心都没有，岂不就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了？
然而国情不同，国魂也就两样。记得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些同学问我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什么，我答道：“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流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根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道：‘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按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道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子’、‘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马弁们的眼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道’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子花园或运入深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子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点上这轨道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奶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一月二十五日东壁灯下写。”
（2）国魂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种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马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按马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3）汉朝选用人材的制度中，有推举“孝子”和“廉士”做官的一项办法，因此社会上就产生了许多虚伪矫情的事情。太平御览卷四一一引刘向孝子图记郭巨埋儿的事说：“郭巨，河内温人。甚富，父没，分财二千万为两，分与两弟，己独取母供养。妻产男，虑养之则妨供养，乃令妻抱儿，欲掘地埋之。于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铁券云：‘赐孝子郭巨。’遂得兼养儿。”又卷四八二引干宝搜神记记丁兰刻木的事说：“丁兰，河内野王人。年十五，丧母，乃刻木作母事之，供养如生。邻人有所借，木母颜和则与，不和不与。后邻人忿兰，盗斫木母，应刀血出。兰乃殡殓，报仇。汉宣帝嘉之，拜中大夫。”
（4）理学亦称道学，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那些理学家在服装上也往往和一般人不同。如程氏外书记程颐的服装说：“先生常服茧袍，高帽檐劣半寸，系绦。曰：此野人之服也。”
（5）帖括科举考试文体之名。唐代考试制度，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文献通考选举二：“凡举司课试之法：帖经者，以所习之经，掩其两端，中间惟开一行，裁纸为帖。”后考生因帖经难记，就总括经文编成歌诀，叫帖括。后世因称科举应试的文章为帖括；这里是指清代的制义，即八股文。“且夫”、“然则”是这一类文字中的滥调。
（6）源增姓谷，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法文系学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国民新报副刊载有他翻译的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一文，这里的引文即见于该文的译后记中。
（7）双官诰戏曲名。明代杨善之著有传奇双官诰。后来京剧中也有此剧，内容是：薛广出外经商，讹传已死，他的第二妾王春娥守节抚养儿子薛倚。后来薛广做了高官回家，薛倚也及第还乡，由此王春娥便得了双重的官诰。
（8）四杰村京剧名。故事出自清代无名氏著绿牡丹。
内容是：骆宏勋被历城县知县贺世赖诬为强盗，在解往京城途中，又被四杰村恶霸朱氏兄弟将囚车夺去，欲加杀害，幸为几个绿林好汉将他救出，并放火烧了四杰村。
（9）刘玄德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三国时在西蜀称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以他作为主要人物之一。宋公明，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主要人物宋江，其原型是北宋末山东一带农民起义的领袖。
（10）李景林字芳岑，河北枣强人，奉系军阀，曾任直隶督军。
一九二五年冬，奉军郭松龄倒戈与张作霖作战，冯玉祥国民军也乘机对李景林发动攻击，占领天津。李逃匿租界，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到济南收拾残部，与张宗昌联合，称为直鲁联军，准备反攻。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就是这时发表的。
（11）“整顿学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通过了章士钊草拟的“整顿学风令”并由执政府明令发表。参看本卷第120页注（4）。
（12）顺我者“通”这是作者对章士钊、陈西滢等人的讽刺。
参看本卷第5页注（4）。
（13）“减膳”执政指段祺瑞。一九二五年五月，北京学生因章士钊禁止纪念“五七”国耻，于九日向北洋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罢免章士钊的要求；章即采取以退为进的手段，于十一日向段祺瑞辞职，并在辞呈中向段献媚说：“钊诚举措失当。众怒齐撄。一人之祸福安危。自不足计。万一钧座因而减膳。时局为之不宁。钊有百身。亦何能赎。”
（14）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群众为反对关税会议要求关税自主举行游行示威，提出“驱逐段祺瑞”、“打死朱深、章士钊”等口号，章士钊即潜逃天津。
（15）甲寅指甲寅周刊。参看本卷第113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