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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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这辆邮车曾四处分送包裹、情书、讣告以及挂号邮件，可如今却扔在拉德维山顶上的天文台旁。我坐在邮车上望着这两个爷们儿，这两位未来的顶尖人物、世界冠军，他们俩实在令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也何尝没想出人头地呢？我曾经学过跳舞，想要当个芭蕾舞蹈家，如果当不上头号芭蕾舞蹈家，至少当一名像拉杨娜一样的舞蹈演员，可如今，我却是巴黎饭店的一名女出纳员而已，下场大概跟这两个爷们儿一样。他们仍在彼此冲着对方大喊大叫，现在甚至面对面地站在那里，眼睛瞪得老大，紧握着拳头，眼看就要抓破对方的眼珠子、大打出手。可是我知道，即使这两个人打起来，他们也不会互相抛弃。这两个人彼此爱着，谁离了谁都没法活。他们可以各自呆在布拉格的另一端，然而他们在思想上还是相通的，因为他们两人都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即他们都是最出色的。
如今正是为他们这两位最棒的人物而在大喊大叫，如今正是为他们中要成为世界冠军的人在彼此嚷吵。他们吵得压根儿就没法注意到如今我看见了什么：在天文台旁边有位女敦师带着一群孩子，他们在一张圆桌旁围成一圈，这块圆桌面跟我们家餐厅里的圆桌一样大。孩子们正用小手指头指着这张桌面的边缘。我从那辆被丢弃的邮车上走下来，拿着张开的蓝伞走近这群孩子，我越过他们的肩膀扫一眼这张桌面，几乎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在这块大得像个大磨盘的石头桌面上，就像大钟楼上的钟一样，有箭头指着的一根根刻厦线，上面标着欧洲城市的名称，以及各个城市离这块石桌面中心的公里数。
女教师帮一位小女孩站到桌面上。小姑娘用手捂着眼睛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华沙！”然后转过身，弯下腰，等她读了石桌上另一个地名之后，又用手掌捂住眼睛嚷嚷道：“我看得见，看得见柏林，我一直能看到莫斯科！”然后小姑娘跳下来，换了一个小男孩上去，他也读了一下地名，然后用手捂着眼睛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维也纳，我还看得见罗马！”
我丈夫和沃拉吉米尔如今也走到这里，他们已停止争吵，两个人都看着我。我将指头贴在抹了口红的唇边，于是这两个爷们儿感动地看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看着这些孩子怎样跳到桌面上，捂着眼睛朝着越过所有国界的远处喊叫。按着圆桌面上的箭头所指，在离这儿几百几千公里的某个地方，每个孩子都能看见一座欧洲的首都，每个孩子隔着这么远都看得这么真切，从拉德维这儿一直看到那个遥远的地方。等所有孩子都轮着看了一遍，老师用下巴向他们一示意，自己便带头朝着恰布里采走去。
这时我们身后的布拉格像一幕晃动的印象派的舞台布景在闪闪发光，沃拉吉米尔和我丈夫用指头触摸着摆在拉德维山顶上的这张石桌面，读着上面的城市名称和距离这里的公里数。我拿着张开的蓝伞跳上去，站在桌面中心，用伞指着维也纳那个方向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看得见毕辛卡姑姑正走在马利亚希尔一费尔街上，如今她正走进德蒙咖啡厅。我看见了，看见了尸我转过身来，又用伞指着海德尔堡的方向喊道：“我看得见！我妈妈正牵着一条小狗走在施韦特辛根街上，如今正朝施洛斯卡登走去。我还看得见我的姐姐湖翠刚采购回来。我的三个侄女正在谢杰街2号的小房子里翻她们妈妈的采购包，挑出来可馋嘴的东西！”
说完便跳下来，在我的红高跟鞋踩到草地上之前，我靠蓝伞帮了一下忙。沃拉吉米尔放下提包，一个侧腾跃跳到石板桌上，遮住眼睛喊道：“我看见了看见了！那儿是华沙，我看见那里的斜轮展览厅和为我举办第一次隆重展览的波古谢馆长！我看见了看见了！在大海的那一边迈阿密的戴维斯先生，他为我举办了在美国的第二次展览。我看见了，现在我看见巴黎了，那里的马蒂厄正如我在一块小小的硬铝板上制作行动版画一样拿着他的笔刷在他的巨幅画布上舞动！向您致意，马蒂厄先生！您在巴黎就像我在布拉格一样是最棒的！您听得见我说话吗，马蒂厄先生？我还看见巴黎的赛伊法尔先生，就是那位写文章说抽象抒情版画是我的一大发明，我的行动版画我的爆烈主义！我看见在美国，波洛克正登着他那些恐怖的大教堂和他用滴溅颜料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画、行动绘画，我从布拉格向您致意，波洛克先生！整个世界只有两个顶尖大师，波洛克先生您和我！这同一个椭圆上的两个圆心”
沃拉吉米尔跳下来，得意洋洋地望着我丈夫。我丈夫变得开朗起来。他瞅我一眼，我看到我丈夫如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孩子的眼睛，刚哭完的孩子的眼睛，他不是跳到而是先靠膝盖爬到桌面上，还得靠双手支撑着才站立起来。沃拉吉米尔看着我，笑得直摇头，意思是说我嫁的老公已经有点儿体力不支了。
可我丈夫如今挺直了腰板儿，站到石桌中心，那上面朝着各个方向的箭头指着世界各地的城市及距离。他遮上眼睛，不是朝着他面对的方向而是朝着下面沃拉吉米尔的脸喊道：“我看见了，沃拉吉米尔！看到了我已经知道的：波洛克已经不在人世了，波洛克在‘雪松’街5号的酒吧要了最后一杯威土忌，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肯定已经喝了好几大罐这种酒，当他吸完最后一支烟，便坐到他的小轿车上，有人跟他撞了车，他死啦！沃拉吉米尔，注意！他是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死的。
他妻子丽卡拉斯涅罗娃，他滴溅颜料作画的能量，乃至他忠实的小狗都没能帮上他的忙。沃拉吉米尔呀j波洛克先生已经死啦”
我丈夫蹲下来，鞋底踩在桌面正中心，直视着沃拉吉米尔这么说。沃拉吉米尔不再微笑，他脸上的笑容冻结了。我放下伞，望着这两个爷们儿，不禁打个寒颤。我丈夫说“我看见了，看见巴黎的安东宁阿尔托也已经死了，我看见了他写的一句话，沃拉吉米尔啊，注意！这句话也是针对您的‘有一天我们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过早死亡而负责’”
“五一”节是爱情的时光，我和我丈夫都穿上了节日盛装。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五一”游行，也从来没想到过要去看。我丈夫也从没去看过“五一”游行。恰恰相反，就像我婆婆说的，我丈夫在宁城那时经常在“五一”节那天上午往外运送家畜粪水干草，惹得宁城居民老大不高兴，我婆婆还不能说，因为我丈夫那时正靠运粪水干草来写他的鉴定。
可是今天他却怀着过节的心情，像个小男孩似地盼着这个游行。于是我们便走出我们在堤坝巷这个家，我丈夫挽着我的手，对我嚷道：“小姑娘，其实你也可以当作家呀！你听着，我只能告诉你我所相信的。是这样，小姑娘，一切都始于赞赏惊羡，只要你一开始对什么表示惊异，你就会发愣；一开始变得很消极，可这不要紧，这只是一种充满着热切期待的恭顺，这是处在宣告某种什么之前的一种状况。你睁开了眼睛，敞开了心扉，你的这种消极会突然转向它的反面，你不仅愿将这一切，而且还不得不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作家就是开始把他所见到的、闪光的东西抄录下来的人。这不是任何别的，而是来自对你之外的某些东西的极大欣喜”
我丈夫叽里咕噜地在唠叨。我高兴的是他没像往常那样总是走在我的前面，如今终于像个体面的丈夫与我并排走着，甚至还挽着我的手。他这样挽着我的手也许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次吧！于是我们就这样走在赫拉夫尼街上。
雪花纷飞，我丈夫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道；“最主要的，小姑娘，你必须学会提出一些愚蠢的问题，比方说，要费多长时间才能将你那杯发酵的饮料变得只剩下纯纯的葡萄酒？你必须学会自己问自己。喂，小姑娘，你知道你先往前走，再走回到你起步的那个地方要费多长时间？还有！你自己朝着与自己相反的方向走，让你的未来成为过去，这又要费多长时间？你何时失去生命而回到那美丽的空无、非存在？何处没有始与终？何处的切线与弦混淆在一起？何处平行线一根挨着一根地流淌着？何处的水、火、空气与太阳混为一体？何处是地下小河的终点站？何处一切都会冒出来？何处的一切都达到了时空的顶峰？”
我丈夫实际上没在问我而在问他自己。巴尔莫夫卡这儿刮着风，下着雪，还有一股过堂风。游行的旗队从维索昌尼那边走过来，然后是少先队员像一群达克斯狗一样涌过来，接着便是我至今仍望而生畏的民兵队伍，后面是乐队和举着那些活着的以及死了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肖像的队伍。从卡尔林、从火车站、越过犹太墓地的围墙刮来一阵阵凉风，举着横幅标语的人被吹得歪歪倒倒，巴尔莫夫卡区的整个游行队伍都有点儿像喝醉酒的人，标语牌和旗杆一晃而过，游行队伍缓缓向前，可这“五一”游行队伍真有点儿松散踉跄。
一支进行曲已在什特拉斯堡演奏结束，第二支曲子在接近巴拉本卡的地方开始奏出。观众们站在街边人行道上望着游行队伍，也许每个人都在队伍中寻找他的熟人。可是仍旧刮着风，下着雪，而且越下越大。我丈夫抓着我的胳膊，他探着身子，眯缝着眼睛，想看到那越走越近、从麦尔古尔的大风雪中过来的大小厂子的队伍排头。
他搓搓手，向站在街边人行道上的人们点头致意。所有这些从他常去的小饭店小酒馆里结识的熟人也都只为看看热闹而来到这里，他们可没这勇气跟着游行队伍一直走到布拉格市中心去，只是这样站在巴尔莫夫卡街边上，向游行队伍招招手而已。当国旗、党旗和领袖像经过这里时，有些人摘下便帽和礼帽，这里那里偶然有顶礼帽被风刮走，而从火车站又刮来了啤酒罐和餐巾纸，大风还刮来小摊上出售的装芥末炸香肠的纸碟，那些摊位的帐篷被风抽打得噼啦作响。突然，我丈夫喊了一声：“他们来了广这时，一列游行队伍已走过去，消失在莫尔卡拉西五金商店。如今来了一排大的游行队伍，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举着国旗的沃拉吉米尔。他走路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风的干扰，他显得那么自豪而庄严，手中的大旗杆插在他腰间绑着的帆布带里，大旗像一个被急惊风折磨的小孩在拼命地撕扯抽打着，可是沃拉吉米尔将它抓得牢牢的。
我丈夫敏锐地看到沃拉吉米尔，也实在是有可看的，因为沃拉吉米尔步履轻盈，没戴帽子，理了发，即使在这大风中他的鬈发也显得很有弹性。他穿件高领衫，外面套件蓝短外套，走路那神气俨然像个什么代表。
巴尔莫夫卡街人行道上的所有观众都注意到了沃拉吉米尔，没法不注意到他。只有他在按着音乐节拍健步走着，而其他那些标语牌和画像不是朝后仰着，便是被风刮得朝前倾着，或者音乐节奏一停止，画像与标语牌便互相磕磕碰碰的或倒下去。惟独沃拉吉米尔一个人走得稳稳当当，仿佛既没下雪，也没有刮起那有节奏地拍打着他那双穿着烫有挺缝线灰色裤子的腿和膝盖的风。
如今他也看见我和我丈夫了，他用眼睛向我们致意，他继续健步朝前走着。他知道我们在看他，如今他也在为我们迈着大步，使劲让自己比在看到我们之前走得更神气些。
实际上这“五一”游行是沃拉吉米尔的游行，是他准备了，也许在维诺堡坟地某个地方练习了好久的游行。
就像我丈夫说的，沃拉吉米尔经常夜里去坟地围墙那儿给亡灵唱歌或者拉提琴。我丈夫对我说：“可是小姑娘，这还只是利本尼这一段的游行，你知道等沃拉吉米尔领着这帮切卡德的工人走过波希奇，然后再扛着那面大旗走过瓦茨拉夫广场，最后经过检阅台意味着什么吗？我都害怕接着往下想。”我丈夫这么对我说。活拉吉米尔的身影如今渐渐从莫尔卡拉西附近的小山坡上走下去，但他还是比距离更远的游行队伍中所有的背影高出一头，他这满头的鬈发在晃动着的标语牌中闪着光亮。那些头像脸面冲前，一直朝布拉格市中心的方向走去。“你今天成了一项特殊事件的见证人，”我丈夫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沃拉吉米尔将会整整半年沉醉在这次游行之中。可是小姑娘，我刚才说的那种消极、那种在做之前的倾诉和赞赏还不是全部。小姑娘，到你开始写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那(写作突然会开始给予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你从来没想过的东西，如今流出来的就是那真正的香醇，一种你以后渐渐得知而你以前从未设想过的东西，如今这才是你真正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你的东西。)这东西大概好比在工厂里有部机器突然开始生产废品。对！在厂子里这就得马上停止生产，因为生产出来的是废品，可是在写作中这废品恰恰是真正你要的。真正的作品就需等待开始写作这废品的那一刹那出现这就是酿酒的时候全家都等着的那正在发酵的葡萄酒娘，等到把葡萄渣儿挤出来，那汁儿又开始升温、发酵，变成一种浓汁儿，像白咖啡一样的这废品，于是全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来品尝这好比盘尼西林的发酵液，它有一种治疗作用。起这种治疗作用的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废品，像盘尼西林一样是一种霉菌。这就是这发酵液与写作的真正相似之处。小姑娘，在摩拉维亚那地方每一个葡萄酒地窖都有一座小阁楼，阁楼上有一个小房间，在葡萄发酵的时候，维也纳的犹太人就到这里来，整个星期都喝这废品、这盘尼西林、这发酵液，什么别的不喝只喝这发酵液，用它来清洗内脏。因为犹太人的肝、肾都不好，那发酵液能管点儿用，等他们回到维也纳时，又可放开肚皮吃鹅、吃烤鹅肉和鹅肝，大吃大喝过周末，然后再盼着到摩拉维亚酒窖上面的阁楼小房间来喝发酵液。”
我丈夫一个劲儿地说着，我在他身旁却边走边想着沃拉吉米尔。
他那种游行时举旗的方式让我吃惊，他根本不在乎那天气那风和雪，仿佛在梦中迈步领着那“五一”游行队伍，可是却像走在所有复活的茫然的人群前列的基督，沃拉吉米尔在整个这一游行队伍中就是这么个形象，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圣人，仿佛他是共产主义那早已逝世的前辈的长子。我看到沃拉吉米尔在为他代表他们工厂举着旗帜而骄傲，甚至还因这面旗子而感到荣幸，简直因为工厂恰恰选中了他扛旗、领着队伍走过布拉格市中心的检阅台而幸福至极。
我真恨不得能到瓦茨拉夫人街那检阅台下去看看他是不是在那里也昂首阔步，是不是在那里也这么一副神圣而茫然若失的面孔。
因为沃拉吉米尔此刻在巴尔莫夫卡街上给我的印象俨然像个真正的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他乐意上班，乐意工作，像其他人中的一员，什么也不图地做着自己的事业，平凡而又谦虚，同时又为自己既是工人又是艺术家而感到骄傲。
他连画室也不需要，像我丈夫说的，只想晚上有几根香烟抽，以及用六十个哈莱士买张去日什科夫的电车票回家。实际上这个沃拉吉米尔请我和我丈夫到巴尔莫夫卡来参加“五一”节，是想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站在哪一方、在什么立场上、同情谁，对沃拉吉米尔来说谁比我丈夫和我更重要，所以他才摆出那副冷峻同时又很得意的面孔，所以他的眼睛才像看我丈夫时的那模样。我丈夫与我并排走着，我看出他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耸耸肩膀，举起一个手指强调地说：“我是一个小城市的市民，自始至终是一个小城市的市民，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小市民。”
他推开门，用手使劲拉开红色帷幕，邀请我到热尼什基来喝一杯。我坐下来，环视一下酒店，这家酒店我没来过，我丈夫要了啤酒，给我要了格罗格酒。他悄声对我说：“这里曾经是教会高层和市长先生、市政府官员及其夫人们光顾的地方，这只是供利本尼的高层人物享用的酒店。如今仿佛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如今是一家早上六点钟就开门的小店，那些早上不喝杯罗姆酒干活手就哆嗦的人常上这儿来哪里是六点开门呢？”
曾几何时，这辆邮车曾四处分送包裹、情书、讣告以及挂号邮件，可如今却扔在拉德维山顶上的天文台旁。我坐在邮车上望着这两个爷们儿，这两位未来的顶尖人物、世界冠军，他们俩实在令人觉得可笑。其实我也何尝没想出人头地呢？我曾经学过跳舞，想要当个芭蕾舞蹈家，如果当不上头号芭蕾舞蹈家，至少当一名像拉杨娜一样的舞蹈演员，可如今，我却是巴黎饭店的一名女出纳员而已，下场大概跟这两个爷们儿一样。他们仍在彼此冲着对方大喊大叫，现在甚至面对面地站在那里，眼睛瞪得老大，紧握着拳头，眼看就要抓破对方的眼珠子、大打出手。可是我知道，即使这两个人打起来，他们也不会互相抛弃。这两个人彼此爱着，谁离了谁都没法活。他们可以各自呆在布拉格的另一端，然而他们在思想上还是相通的，因为他们两人都有个摆脱不掉的念头，即他们都是最出色的。
如今正是为他们这两位最棒的人物而在大喊大叫，如今正是为他们中要成为世界冠军的人在彼此嚷吵。他们吵得压根儿就没法注意到如今我看见了什么：在天文台旁边有位女敦师带着一群孩子，他们在一张圆桌旁围成一圈，这块圆桌面跟我们家餐厅里的圆桌一样大。孩子们正用小手指头指着这张桌面的边缘。我从那辆被丢弃的邮车上走下来，拿着张开的蓝伞走近这群孩子，我越过他们的肩膀扫一眼这张桌面，几乎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我看到在这块大得像个大磨盘的石头桌面上，就像大钟楼上的钟一样，有箭头指着的一根根刻厦线，上面标着欧洲城市的名称，以及各个城市离这块石桌面中心的公里数。
女教师帮一位小女孩站到桌面上。小姑娘用手捂着眼睛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华沙！”然后转过身，弯下腰，等她读了石桌上另一个地名之后，又用手掌捂住眼睛嚷嚷道：“我看得见，看得见柏林，我一直能看到莫斯科！”然后小姑娘跳下来，换了一个小男孩上去，他也读了一下地名，然后用手捂着眼睛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维也纳，我还看得见罗马！”
我丈夫和沃拉吉米尔如今也走到这里，他们已停止争吵，两个人都看着我。我将指头贴在抹了口红的唇边，于是这两个爷们儿感动地看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看着这些孩子怎样跳到桌面上，捂着眼睛朝着越过所有国界的远处喊叫。按着圆桌面上的箭头所指，在离这儿几百几千公里的某个地方，每个孩子都能看见一座欧洲的首都，每个孩子隔着这么远都看得这么真切，从拉德维这儿一直看到那个遥远的地方。等所有孩子都轮着看了一遍，老师用下巴向他们一示意，自己便带头朝着恰布里采走去。
这时我们身后的布拉格像一幕晃动的印象派的舞台布景在闪闪发光，沃拉吉米尔和我丈夫用指头触摸着摆在拉德维山顶上的这张石桌面，读着上面的城市名称和距离这里的公里数。我拿着张开的蓝伞跳上去，站在桌面中心，用伞指着维也纳那个方向喊道：“我看得见、看得见、看得见毕辛卡姑姑正走在马利亚希尔一费尔街上，如今她正走进德蒙咖啡厅。我看见了，看见了尸我转过身来，又用伞指着海德尔堡的方向喊道：“我看得见！我妈妈正牵着一条小狗走在施韦特辛根街上，如今正朝施洛斯卡登走去。我还看得见我的姐姐湖翠刚采购回来。我的三个侄女正在谢杰街2号的小房子里翻她们妈妈的采购包，挑出来可馋嘴的东西！”
说完便跳下来，在我的红高跟鞋踩到草地上之前，我靠蓝伞帮了一下忙。沃拉吉米尔放下提包，一个侧腾跃跳到石板桌上，遮住眼睛喊道：“我看见了看见了！那儿是华沙，我看见那里的斜轮展览厅和为我举办第一次隆重展览的波古谢馆长！我看见了看见了！在大海的那一边迈阿密的戴维斯先生，他为我举办了在美国的第二次展览。我看见了，现在我看见巴黎了，那里的马蒂厄正如我在一块小小的硬铝板上制作行动版画一样拿着他的笔刷在他的巨幅画布上舞动！向您致意，马蒂厄先生！您在巴黎就像我在布拉格一样是最棒的！您听得见我说话吗，马蒂厄先生？我还看见巴黎的赛伊法尔先生，就是那位写文章说抽象抒情版画是我的一大发明，我的行动版画我的爆烈主义！我看见在美国，波洛克正登着他那些恐怖的大教堂和他用滴溅颜料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画、行动绘画，我从布拉格向您致意，波洛克先生！整个世界只有两个顶尖大师，波洛克先生您和我！这同一个椭圆上的两个圆心”
沃拉吉米尔跳下来，得意洋洋地望着我丈夫。我丈夫变得开朗起来。他瞅我一眼，我看到我丈夫如今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孩子的眼睛，刚哭完的孩子的眼睛，他不是跳到而是先靠膝盖爬到桌面上，还得靠双手支撑着才站立起来。沃拉吉米尔看着我，笑得直摇头，意思是说我嫁的老公已经有点儿体力不支了。
可我丈夫如今挺直了腰板儿，站到石桌中心，那上面朝着各个方向的箭头指着世界各地的城市及距离。他遮上眼睛，不是朝着他面对的方向而是朝着下面沃拉吉米尔的脸喊道：“我看见了，沃拉吉米尔！看到了我已经知道的：波洛克已经不在人世了，波洛克在‘雪松’街5号的酒吧要了最后一杯威土忌，他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肯定已经喝了好几大罐这种酒，当他吸完最后一支烟，便坐到他的小轿车上，有人跟他撞了车，他死啦！沃拉吉米尔，注意！他是在四十四岁的时候死的。
他妻子丽卡拉斯涅罗娃，他滴溅颜料作画的能量，乃至他忠实的小狗都没能帮上他的忙。沃拉吉米尔呀j波洛克先生已经死啦”
我丈夫蹲下来，鞋底踩在桌面正中心，直视着沃拉吉米尔这么说。沃拉吉米尔不再微笑，他脸上的笑容冻结了。我放下伞，望着这两个爷们儿，不禁打个寒颤。我丈夫说“我看见了，看见巴黎的安东宁阿尔托也已经死了，我看见了他写的一句话，沃拉吉米尔啊，注意！这句话也是针对您的‘有一天我们也不得不对自己的过早死亡而负责’”
“五一”节是爱情的时光，我和我丈夫都穿上了节日盛装。我从来没有去看过“五一”游行，也从来没想到过要去看。我丈夫也从没去看过“五一”游行。恰恰相反，就像我婆婆说的，我丈夫在宁城那时经常在“五一”节那天上午往外运送家畜粪水干草，惹得宁城居民老大不高兴，我婆婆还不能说，因为我丈夫那时正靠运粪水干草来写他的鉴定。
可是今天他却怀着过节的心情，像个小男孩似地盼着这个游行。于是我们便走出我们在堤坝巷这个家，我丈夫挽着我的手，对我嚷道：“小姑娘，其实你也可以当作家呀！你听着，我只能告诉你我所相信的。是这样，小姑娘，一切都始于赞赏惊羡，只要你一开始对什么表示惊异，你就会发愣；一开始变得很消极，可这不要紧，这只是一种充满着热切期待的恭顺，这是处在宣告某种什么之前的一种状况。你睁开了眼睛，敞开了心扉，你的这种消极会突然转向它的反面，你不仅愿将这一切，而且还不得不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作家就是开始把他所见到的、闪光的东西抄录下来的人。这不是任何别的，而是来自对你之外的某些东西的极大欣喜”
我丈夫叽里咕噜地在唠叨。我高兴的是他没像往常那样总是走在我的前面，如今终于像个体面的丈夫与我并排走着，甚至还挽着我的手。他这样挽着我的手也许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一次吧！于是我们就这样走在赫拉夫尼街上。
雪花纷飞，我丈夫对着我的耳朵大声喊道；“最主要的，小姑娘，你必须学会提出一些愚蠢的问题，比方说，要费多长时间才能将你那杯发酵的饮料变得只剩下纯纯的葡萄酒？你必须学会自己问自己。喂，小姑娘，你知道你先往前走，再走回到你起步的那个地方要费多长时间？还有！你自己朝着与自己相反的方向走，让你的未来成为过去，这又要费多长时间？你何时失去生命而回到那美丽的空无、非存在？何处没有始与终？何处的切线与弦混淆在一起？何处平行线一根挨着一根地流淌着？何处的水、火、空气与太阳混为一体？何处是地下小河的终点站？何处一切都会冒出来？何处的一切都达到了时空的顶峰？”
我丈夫实际上没在问我而在问他自己。巴尔莫夫卡这儿刮着风，下着雪，还有一股过堂风。游行的旗队从维索昌尼那边走过来，然后是少先队员像一群达克斯狗一样涌过来，接着便是我至今仍望而生畏的民兵队伍，后面是乐队和举着那些活着的以及死了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家肖像的队伍。从卡尔林、从火车站、越过犹太墓地的围墙刮来一阵阵凉风，举着横幅标语的人被吹得歪歪倒倒，巴尔莫夫卡区的整个游行队伍都有点儿像喝醉酒的人，标语牌和旗杆一晃而过，游行队伍缓缓向前，可这“五一”游行队伍真有点儿松散踉跄。
一支进行曲已在什特拉斯堡演奏结束，第二支曲子在接近巴拉本卡的地方开始奏出。观众们站在街边人行道上望着游行队伍，也许每个人都在队伍中寻找他的熟人。可是仍旧刮着风，下着雪，而且越下越大。我丈夫抓着我的胳膊，他探着身子，眯缝着眼睛，想看到那越走越近、从麦尔古尔的大风雪中过来的大小厂子的队伍排头。
他搓搓手，向站在街边人行道上的人们点头致意。所有这些从他常去的小饭店小酒馆里结识的熟人也都只为看看热闹而来到这里，他们可没这勇气跟着游行队伍一直走到布拉格市中心去，只是这样站在巴尔莫夫卡街边上，向游行队伍招招手而已。当国旗、党旗和领袖像经过这里时，有些人摘下便帽和礼帽，这里那里偶然有顶礼帽被风刮走，而从火车站又刮来了啤酒罐和餐巾纸，大风还刮来小摊上出售的装芥末炸香肠的纸碟，那些摊位的帐篷被风抽打得噼啦作响。突然，我丈夫喊了一声：“他们来了广这时，一列游行队伍已走过去，消失在莫尔卡拉西五金商店。如今来了一排大的游行队伍，走在队伍前头的是举着国旗的沃拉吉米尔。他走路的样子，仿佛根本没有风的干扰，他显得那么自豪而庄严，手中的大旗杆插在他腰间绑着的帆布带里，大旗像一个被急惊风折磨的小孩在拼命地撕扯抽打着，可是沃拉吉米尔将它抓得牢牢的。
我丈夫敏锐地看到沃拉吉米尔，也实在是有可看的，因为沃拉吉米尔步履轻盈，没戴帽子，理了发，即使在这大风中他的鬈发也显得很有弹性。他穿件高领衫，外面套件蓝短外套，走路那神气俨然像个什么代表。
巴尔莫夫卡街人行道上的所有观众都注意到了沃拉吉米尔，没法不注意到他。只有他在按着音乐节拍健步走着，而其他那些标语牌和画像不是朝后仰着，便是被风刮得朝前倾着，或者音乐节奏一停止，画像与标语牌便互相磕磕碰碰的或倒下去。惟独沃拉吉米尔一个人走得稳稳当当，仿佛既没下雪，也没有刮起那有节奏地拍打着他那双穿着烫有挺缝线灰色裤子的腿和膝盖的风。
如今他也看见我和我丈夫了，他用眼睛向我们致意，他继续健步朝前走着。他知道我们在看他，如今他也在为我们迈着大步，使劲让自己比在看到我们之前走得更神气些。
实际上这“五一”游行是沃拉吉米尔的游行，是他准备了，也许在维诺堡坟地某个地方练习了好久的游行。
就像我丈夫说的，沃拉吉米尔经常夜里去坟地围墙那儿给亡灵唱歌或者拉提琴。我丈夫对我说：“可是小姑娘，这还只是利本尼这一段的游行，你知道等沃拉吉米尔领着这帮切卡德的工人走过波希奇，然后再扛着那面大旗走过瓦茨拉夫广场，最后经过检阅台意味着什么吗？我都害怕接着往下想。”我丈夫这么对我说。活拉吉米尔的身影如今渐渐从莫尔卡拉西附近的小山坡上走下去，但他还是比距离更远的游行队伍中所有的背影高出一头，他这满头的鬈发在晃动着的标语牌中闪着光亮。那些头像脸面冲前，一直朝布拉格市中心的方向走去。“你今天成了一项特殊事件的见证人，”我丈夫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沃拉吉米尔将会整整半年沉醉在这次游行之中。可是小姑娘，我刚才说的那种消极、那种在做之前的倾诉和赞赏还不是全部。小姑娘，到你开始写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那(写作突然会开始给予你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你从来没想过的东西，如今流出来的就是那真正的香醇，一种你以后渐渐得知而你以前从未设想过的东西，如今这才是你真正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你的东西。)这东西大概好比在工厂里有部机器突然开始生产废品。对！在厂子里这就得马上停止生产，因为生产出来的是废品，可是在写作中这废品恰恰是真正你要的。真正的作品就需等待开始写作这废品的那一刹那出现这就是酿酒的时候全家都等着的那正在发酵的葡萄酒娘，等到把葡萄渣儿挤出来，那汁儿又开始升温、发酵，变成一种浓汁儿，像白咖啡一样的这废品，于是全家都会争先恐后地来品尝这好比盘尼西林的发酵液，它有一种治疗作用。起这种治疗作用的实际上是一种有组织的废品，像盘尼西林一样是一种霉菌。这就是这发酵液与写作的真正相似之处。小姑娘，在摩拉维亚那地方每一个葡萄酒地窖都有一座小阁楼，阁楼上有一个小房间，在葡萄发酵的时候，维也纳的犹太人就到这里来，整个星期都喝这废品、这盘尼西林、这发酵液，什么别的不喝只喝这发酵液，用它来清洗内脏。因为犹太人的肝、肾都不好，那发酵液能管点儿用，等他们回到维也纳时，又可放开肚皮吃鹅、吃烤鹅肉和鹅肝，大吃大喝过周末，然后再盼着到摩拉维亚酒窖上面的阁楼小房间来喝发酵液。”
我丈夫一个劲儿地说着，我在他身旁却边走边想着沃拉吉米尔。
他那种游行时举旗的方式让我吃惊，他根本不在乎那天气那风和雪，仿佛在梦中迈步领着那“五一”游行队伍，可是却像走在所有复活的茫然的人群前列的基督，沃拉吉米尔在整个这一游行队伍中就是这么个形象，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是圣人，仿佛他是共产主义那早已逝世的前辈的长子。我看到沃拉吉米尔在为他代表他们工厂举着旗帜而骄傲，甚至还因这面旗子而感到荣幸，简直因为工厂恰恰选中了他扛旗、领着队伍走过布拉格市中心的检阅台而幸福至极。
我真恨不得能到瓦茨拉夫人街那检阅台下去看看他是不是在那里也昂首阔步，是不是在那里也这么一副神圣而茫然若失的面孔。
因为沃拉吉米尔此刻在巴尔莫夫卡街上给我的印象俨然像个真正的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他乐意上班，乐意工作，像其他人中的一员，什么也不图地做着自己的事业，平凡而又谦虚，同时又为自己既是工人又是艺术家而感到骄傲。
他连画室也不需要，像我丈夫说的，只想晚上有几根香烟抽，以及用六十个哈莱士买张去日什科夫的电车票回家。实际上这个沃拉吉米尔请我和我丈夫到巴尔莫夫卡来参加“五一”节，是想让我们亲眼看到他站在哪一方、在什么立场上、同情谁，对沃拉吉米尔来说谁比我丈夫和我更重要，所以他才摆出那副冷峻同时又很得意的面孔，所以他的眼睛才像看我丈夫时的那模样。我丈夫与我并排走着，我看出他也有着同样的想法。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耸耸肩膀，举起一个手指强调地说：“我是一个小城市的市民，自始至终是一个小城市的市民，但我从来不是一个小市民。”
他推开门，用手使劲拉开红色帷幕，邀请我到热尼什基来喝一杯。我坐下来，环视一下酒店，这家酒店我没来过，我丈夫要了啤酒，给我要了格罗格酒。他悄声对我说：“这里曾经是教会高层和市长先生、市政府官员及其夫人们光顾的地方，这只是供利本尼的高层人物享用的酒店。如今仿佛一切都翻了个个儿，如今是一家早上六点钟就开门的小店，那些早上不喝杯罗姆酒干活手就哆嗦的人常上这儿来哪里是六点开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