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历史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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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园一九九0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秘密地于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松山老战士协会”其中一名是在我的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方婉拒。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象保护游客，倒像押解犯人。
事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水泥跨江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自卑。因为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
日本人在龙陵县城盘桓的那些日子，麻脸军曹很快被当地老人认出来了。时隔将近半世纪，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并未完全抹去。老人们回忆说，麻脸军曹杀人如麻，拿劈杀中国儿童取乐。原以为松山战役已将他化为灰烬，不料四十多年后，杀人魔王又回来了。
当然不是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五十年前任人宰割的“良民”况且日本官方护照写得明白，两位日本先生来华目的均为“观光旅游”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地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在当地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麻脸军曹之所以信心百倍地重返龙陵和松山，是因为他们确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但过去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些罪行可以一笔勾销。日本人的优越感令我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优越感十足的民族是不大容易记取教训，尤其不大容易记取发动战争和玩火自焚这样一类教训的。
在龙陵大坝，日本客人曾经专程登门拜访一位傅先生。傅先生年逾七十，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远征军少校军医，参加了收复滇西的战役。此次晤面，历史上的两国仇敌终于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畅叙中日友谊。
日本老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场内幕。为方便叙述，兹将其中部分细节照录于后，以备历史学家考证。
1、著名的松山大爆破，日方事先已有察觉，麻脸军曹亲往高地传达撤退命令，仅有六名官兵因通知不及而遇难。这个数字与中国方面宣布的消灭八十余人出入甚大。
2、松山大血战生还者并非木下护旗官一人。突围成功者共计二十四名，其中包括日本军妓三名。因为只有木下护旗官是奉命突围的，因此其余生还者均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被军部勒令隐姓埋名，不准抛头露面。直到七十年代，松山幸存者才在日本成立一个“松山老战士协会”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此事为麻脸军曹亲述，日本防卫厅作战室所著缅甸作战及大东亚圣战全史等书均未提及。
3、日本松山守备队司令官金光少佐最后军阶应为中佐。战争期间该守备队兵员应为八百九十一人。
兴之所至，日本客人还谈及一些小事。
松山开战前夕，日军抓住了两个中国女嫌疑犯，并从她们的发辫中搜出了日军阵地的地图。日本人对中国女人动用了一切令人发指的酷刑，这些酷刑绝对地使我们今天电影里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无地自容，据说连日本兵也为之侧目。中国女人毕竟挺住了，即使数十次地轮奸也不能使她们开口。最后她们被一刀刀割成碎片，喂了日本狼狗。
麻脸军曹回忆说，那是两个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年级最多不超过十九岁，后来查明她们是从江对面过来的学生兵。这两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女兵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麻脸军曹问：你们是否知道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修建了纪念碑？
还有一件小事，松山突围时，日本败兵中途伏击了一支正在赶路的中国运输队，打死了大约二三十名运输兵。当他们动手剥下死人的军衣好化装逃跑时，才赫然发现这些死者全都是女人。日本士兵被震撼了。当一个民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时，这个民族便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日本人破例将这些中国女兵的尸体掩埋在山谷里，并默默致敬。麻脸军曹问：你们有过关于这支失踪的女兵运输队的确切记载吗？
傅先生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当我坐在书桌前整理这些沉甸甸的记录文字时，我亦无言以对。
当我在这篇后记中一笔一划记录下历史传导给我的巨大震撼时，日本客人早已回到那个遥远的岛国，并且带去一抔松山战场的红泥土。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
据说日本天皇没有。
麻脸军曹也没有。
报载：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见一九九0年九月十五日参考消息）
历史终归是历史。如果要让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忘记曾经升起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两朵巨大而耀眼的蘑菇云一样。
——他们会忘记广岛？
——还有长崎！
公元一九八八年夏，中国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日本岛国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致使数十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的高中学生丧生。消息传来，日本举国悲痛。两个月后，这一不幸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翌年祭日，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前往中国祭祀，他们中间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日本人来说，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有的人在中国野蛮屠杀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和儿童。
在上海真如车站，日本人看到死者的陵墓才现场修葺一新，中国人没有亏待他们的子孙。
然而应当负罪的并不是中国人。当日本人的双膝牢牢跪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负罪感就因为历史的轰然苏醒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真如车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从这里攻陷大上海，然后继续攻占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岐阜位于日本本州岛，五十年前，由数万名该县官兵组成的“本州兵团”自始自终参加了对上海的作战，随后又血洗南京城，对中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半个世纪后，一个偶然的车祸鬼使神差地将一些岐阜日本人驱赶到中国，跪在这根铭刻着他们或者他们亲友罪行的耻辱柱跟前。
面对千千万万异国怨鬼，日本人能不心惊肉跳么？
公正地说，车祸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无辜并不能解释历史。
这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安排？！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始终是堆纠缠不清的乱麻。他们的努力仅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解开那些旧结，然后又打上许多新结。
我以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人的白骨。
但愿我在稿纸上录下的这些沉重的铅字能使我的读者受益。历史不会永久寂寞，历史的曲折来自历史的创造者。
这便是我写在大国之魂即将出版之际的话，既是补白，也是自述。
权作后记。
邓贤
一九九0年九月三十日急就于成都
（全文完）
当我刚刚完成手中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大国之魂并把它寄给出版社的时候，时间已经来到公园一九九0年秋。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认为秋天更适合休息，于是动身往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在风景宜人的春城昆明，我得知这样一个消息：四个月前，一行日本人终秘密地于踏上了松山的红土地。
毫无疑问，这则消息极大地震动了我，它使我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享受美好的湖光山色，而急急忙忙踏上了采访的旅程。
当事人大都回避我的采访。有一位当地作者，将日本人祭祀松山的见闻写成一部报告文学，但是未得发表。据说有关部门不希望扩散影响。
不管怎么说，日本人在今年五月确凿地实现了重返松山的夙愿，而我们中国人对此似乎不应该再有什么想法。
最初，我并不怀疑日本人的和平诚意和锲而不舍的忏悔精神。因为现在早已不是互相敌对的战争年代，何况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何况日本政府年初已经率先宣布恢复对华贷款，等等。
我本人对这则内部消息的兴趣仅仅在于它所透露的某些同我的作品有关的历史内容。
据悉，日本客人共有两名，来自日本“松山老战士协会”其中一名是在我的拙作大国之魂中曾经提及的护旗官木下中尉，另一位名不见经传，满脸麻子，战争期间职务为军曹。据说还有一位松山军妓希望同来，被中方婉拒。接待单位均为公安部门，戒备森严。不大象保护游客，倒像押解犯人。
事过境迁，怒江峡谷建起了水泥跨江大桥，滇缅公路拓宽了一倍。只有松山依旧荒芜，当年的战争遗迹历历在目。
车到大垭口，两位日本老人就坐不住了。他们身着传统的日本和服，一面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面长跪不起，抱头痛哭。日本人走走停停，寻寻觅觅，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以至于弄得一身一脸都是泥土，其心意之虔诚可见一斑。
听说他们在松山上祭祀了一整天，拍了许多照片，烧了许多香烛，最后如愿以偿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松山海拔两千六百公尺，不在乎一小包泥土。这也是中国人的胸怀。
据说日本人对此深表谢意。
我由此稍许产生了一丁点自卑。因为我独自徒步考察松山时，当地政府作了许多规定，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许拍照。
据说日本客人曾向有关部门提出一个缺乏常识的问题。日本人说，既然松山战役是你们的一次重大胜利，那么松山为什么没有纪念碑，也没有其他纪念物？这个问题自然不难应付。事实上在松山大垭口的公路边确曾有一座旧石碑，只是年代久远，不大引人注目而已。
日本人在龙陵县城盘桓的那些日子，麻脸军曹很快被当地老人认出来了。时隔将近半世纪，日本法西斯军队留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创伤和痛苦记忆并未完全抹去。老人们回忆说，麻脸军曹杀人如麻，拿劈杀中国儿童取乐。原以为松山战役已将他化为灰烬，不料四十多年后，杀人魔王又回来了。
当然不是卷土重来。因为中国早已不是五十年前的中国，中国老百姓也不是五十年前任人宰割的“良民”况且日本官方护照写得明白，两位日本先生来华目的均为“观光旅游”麻脸军曹一去四十余年，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当昔日的杀人魔王兴致勃勃地走进旅馆茶社时，当地人以淳朴宽厚的热情同客人握手，然后既往不咎地坐在一条板凳上品茗和谈笑风生。日本人在当地还造访了一些居民家庭，看到许多居民使用松下或东芝电器，他们对此感到满意。
麻脸军曹之所以信心百倍地重返龙陵和松山，是因为他们确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但过去结束并不意味着那些罪行可以一笔勾销。日本人的优越感令我震惊。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优越感十足的民族是不大容易记取教训，尤其不大容易记取发动战争和玩火自焚这样一类教训的。
在龙陵大坝，日本客人曾经专程登门拜访一位傅先生。傅先生年逾七十，战争期间任国民党远征军少校军医，参加了收复滇西的战役。此次晤面，历史上的两国仇敌终于有机会化干戈为玉帛，畅叙中日友谊。
日本老人有感于人生短暂，世事沧桑，主动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战场内幕。为方便叙述，兹将其中部分细节照录于后，以备历史学家考证。
1、著名的松山大爆破，日方事先已有察觉，麻脸军曹亲往高地传达撤退命令，仅有六名官兵因通知不及而遇难。这个数字与中国方面宣布的消灭八十余人出入甚大。
2、松山大血战生还者并非木下护旗官一人。突围成功者共计二十四名，其中包括日本军妓三名。因为只有木下护旗官是奉命突围的，因此其余生还者均有临阵脱逃的嫌疑，被军部勒令隐姓埋名，不准抛头露面。直到七十年代，松山幸存者才在日本成立一个“松山老战士协会”正式宣告自己的存在。此事为麻脸军曹亲述，日本防卫厅作战室所著缅甸作战及大东亚圣战全史等书均未提及。
3、日本松山守备队司令官金光少佐最后军阶应为中佐。战争期间该守备队兵员应为八百九十一人。
兴之所至，日本客人还谈及一些小事。
松山开战前夕，日军抓住了两个中国女嫌疑犯，并从她们的发辫中搜出了日军阵地的地图。日本人对中国女人动用了一切令人发指的酷刑，这些酷刑绝对地使我们今天电影里那些装模作样的表演无地自容，据说连日本兵也为之侧目。中国女人毕竟挺住了，即使数十次地轮奸也不能使她们开口。最后她们被一刀刀割成碎片，喂了日本狼狗。
麻脸军曹回忆说，那是两个很年轻的中国女人，年级最多不超过十九岁，后来查明她们是从江对面过来的学生兵。这两个坚强不屈的中国女兵给日本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深刻，麻脸军曹问：你们是否知道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修建了纪念碑？
还有一件小事，松山突围时，日本败兵中途伏击了一支正在赶路的中国运输队，打死了大约二三十名运输兵。当他们动手剥下死人的军衣好化装逃跑时，才赫然发现这些死者全都是女人。日本士兵被震撼了。当一个民族的男人和女人都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时，这个民族便绝对是不可战胜的。日本人破例将这些中国女兵的尸体掩埋在山谷里，并默默致敬。麻脸军曹问：你们有过关于这支失踪的女兵运输队的确切记载吗？
傅先生无言以对。
几个月后，当我坐在书桌前整理这些沉甸甸的记录文字时，我亦无言以对。
当我在这篇后记中一笔一划记录下历史传导给我的巨大震撼时，日本客人早已回到那个遥远的岛国，并且带去一抔松山战场的红泥土。我也许有理由期待日本人的忏悔，从每一个血债累累的麻脸军曹到日本天皇。
据说日本天皇没有。
麻脸军曹也没有。
报载：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谎言（见一九九0年九月十五日参考消息）
历史终归是历史。如果要让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就等于要让日本人忘记曾经升起在他们头顶上的那两朵巨大而耀眼的蘑菇云一样。
——他们会忘记广岛？
——还有长崎！
公元一九八八年夏，中国上海曾经发生一起震惊日本岛国的车祸。两列火车相撞，致使数十名来自日本岐阜县的高中学生丧生。消息传来，日本举国悲痛。两个月后，这一不幸事件得到妥善处理。
翌年祭日，数以百计的日本人前往中国祭祀，他们中间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对日本人来说，后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他们有的人在中国野蛮屠杀过不计其数的妇女和儿童。
在上海真如车站，日本人看到死者的陵墓才现场修葺一新，中国人没有亏待他们的子孙。
然而应当负罪的并不是中国人。当日本人的双膝牢牢跪在中国的土地上时，这种负罪感就因为历史的轰然苏醒而产生巨大的连锁反应。
真如车站是上海“八一三”抗战旧址，公元一九三七年秋，日军从这里攻陷大上海，然后继续攻占南京，制造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岐阜位于日本本州岛，五十年前，由数万名该县官兵组成的“本州兵团”自始自终参加了对上海的作战，随后又血洗南京城，对中国人民欠下累累血债。半个世纪后，一个偶然的车祸鬼使神差地将一些岐阜日本人驱赶到中国，跪在这根铭刻着他们或者他们亲友罪行的耻辱柱跟前。
面对千千万万异国怨鬼，日本人能不心惊肉跳么？
公正地说，车祸的死难者是无辜的。但是无辜并不能解释历史。
这是纯粹的巧合？
还是命运的安排？！
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历史始终是堆纠缠不清的乱麻。他们的努力仅仅在于孜孜不倦地解开那些旧结，然后又打上许多新结。
我以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照出人的白骨。
但愿我在稿纸上录下的这些沉重的铅字能使我的读者受益。历史不会永久寂寞，历史的曲折来自历史的创造者。
这便是我写在大国之魂即将出版之际的话，既是补白，也是自述。
权作后记。
邓贤
一九九0年九月三十日急就于成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