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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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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云笼罩下的武汉三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凋敝破败和物资匮乏，相反呈现一种回光反照的畸形繁荣来。当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就成为国人逃避战火的避难所和安全岛。国民政府和外国驻华机构临时迁往武汉，由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党派群团、工厂学校以及数目庞大的战争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大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武汉，从而使得这座原本并不十分拥挤的华中大都市呈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爆炸趋势。携带金银财宝的富人占据了城里的饭店宾馆，许多人还在租界抢购别墅洋房，依然过着一掷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当时日机轰炸尚未给这座城市造成实质性破坏，加上华南沿海尚未陷落，从香港、澳门走私的各种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只要有钱无论什么奢侈品包括英国皇室的专用香水都能买到。汉口“大世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歌星舞星艳星的马路广告漫天飞舞。只有当战事渐渐逼近，荷枪实弹的城防团在武汉街头垒起沙袋修筑工事，这才提醒人们和平日子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声已经隐约可闻。
人口膨胀带来的最紧迫问题是吃饭。
1938年南方大旱，原本称为“米粮仓”的华中各省赤地千里，灾民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如果灾害发生在和平年代，各级政府当可组织民众抗灾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调集粮食号召赈灾，或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等等。可是值此兵荒马乱，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试图灭亡中国，前方打仗需要粮食，后方救灾也需要粮食，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即使丰年粮食也不富裕的中国，哪有多余存粮救济灾民呢？一些省份官商勾结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一面是灾民饿殍遍地惨绝人寰，另一面则是奸商囤积居奇财源滚滚，于是各地相继发生抢粮风潮，军队出动弹压，射杀灾民无数。
我父亲说，汉口出事那天是个阴雨天气，街头到处都是积水，行人举着油纸伞低头赶路，马路上跑动的多是人力黄包车，偶尔也有一辆小汽车急驶而过，向道路两旁溅起肮脏的泥水来。放学时我父亲看见从江汉关方向噼噼啪啪跑过来许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老人孩子，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声嚷嚷，弄得人心跳加速。他跟着跑了一阵，才明白他们都是赶去“恒昌米店”买米的。
“恒昌米店”门外早已人头攒动，有消息说米店夜里从四川运来数船大米，但是米店大门紧闭，并无开门营业的迹象。买米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不耐烦，大吼大叫捶打大门，但是店内仍无动静。于是就有一些更加狂躁的年轻人开始砸门，还抬来一根粗大的圆木，居然把一座厚实的大门撞得松动起来。正在这时一队挥舞警棍的警察跑步赶来驱散民众，人们正在火头上，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事态激化的后果是激怒的人群不仅缴了警察的械，还把一个警察扔进河水里。等人们砸开米店，赫然看见仓库里大米堆积如山，于是抢米事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消息一经传开，更多人赶来加入抢米者的行列，抢米风潮殃及武汉多家米店。不久全副武装的军队开来镇压，枪声一响，原本混乱不堪的场面立刻就炸开锅。被子弹击中的人仆倒在地，鲜血同淅淅沥沥的小雨汇合在一起，惊恐万状的人群在逃命中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抗战八年，中国天灾人祸不断，被饥饿疾病夺走生命的民众难以统计。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接近战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认为高于战争死亡人数。有一组可供参考的研究数字表明：抗战结束中国人口比抗战前的1937年减少约五千万，加上八年期间应当正常增长的人口，两个数目相加当在一亿上下。
这笔天文数字的血债必须记在至今仍不认罪的日本侵略者头上。
2
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决心不惜代价歼灭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他派出两位总参谋长赶赴开封前线，蒋介石对薛岳下达的手令只有短短六个字：不成功，则成仁！
在外人眼里，中央军应该都是蒋介石嫡系队伍，没有远近亲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实不然。中央军非铁板一块，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掌握着戴笠军统派、复兴社、陈（立夫）氏“中统派”、“cc派”、何（应钦）派、陈（诚）派、宋（子文）氏税警派、孔（祥熙）派等等，这些党派组织同军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同为蒋介石心腹的黄埔嫡系也大有区别，比方“江浙帮”陈诚就远比其他将领更加得势，因为江浙帮大都来自蒋介石老家，许多人还与蒋氏沾亲带故，他们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一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豫东会战伊始，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忽然接到一道来自武汉的指令，要他“暂时脱离第七十一军建制，配属第二十七军指挥”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这不过是指挥系统临时变动而已，何况命令来自大本营，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深谙官场内幕的龙师长却暗暗吃惊不小，他对这两支同为国民党王牌军的派系背景再清楚不过，第七十一军被公认是“何应钦派”而第二十七军则属于“陈诚派”“何”、“陈”两派争斗激烈，大本营为何偏偏要将第八十八师配属给不怀好意的老对手第二十七军指挥呢？这不是明摆着有人在背后捣鬼吗？
原来早在郑州开会之前，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就向委员长当面请缨；所辖之铁军已秣马厉兵，摩拳擦掌，官兵热血贲发一举歼灭土肥原师团主力，当为学生之神圣使命。云云。
蒋介石深为嘉许，勉励有加。不料军政部长陈诚又以集中兵力作战为由，建议将先期抵达的宋希濂第七十一军配属给桂永清统一指挥，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宋、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为中央军主力和王牌军长，两人还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核心人物，与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一道并称“十三太保”都是国民党军界的后起之秀。论战力两支部队不分伯仲，论地位两人均为红得发紫的少壮派宠将，只是二人眼下境遇稍有区别，南京失守后宋希濂受到蒋介石呵斥，一度遭受冷遇；而桂永清则在湖南大力整训部队，推行新式练兵运动，打造现代化军队，深受蒋介石赞赏和器重。
军政部长的建议果然起了作用，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由第二十七军担任主攻，但从维护第七十一军建制出发，他从武汉发布命令时只将其中最精锐的第八十八师暂时划归桂永清指挥。这样桂永清不仅彻底超越竞争对手，而且还得到宋希濂一个主力师。如果此役大胜，一举消灭日本王牌土肥原师团，第二十七军理所当然誉满天下，中国抗战的头号功臣非桂永清莫属。相比之下，第七十一军被釜底抽薪，三师人马只剩下两师，宋军长就是有心担当重任杀敌立功，恐怕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但是签署命令的那个人却是校长，宋希濂敢怒不敢言。年轻气盛的宋军长还是忍不住在随后召开的开封作战会议上拍案而起，发泄胸中怨愤和不满。薛岳总司令出面调停，他一句话就熄灭了宋希濂的怒火，总司令意味深长地说：校长下令调走你一个师，恐怕还是给你宋军长一个面子呢。
宋希濂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如果校长索性把第七十一军撤销，剥夺他的权力，他这个军长又能怎么样呢？说到底第七十一军不是他宋军长的军队，第二十七军也不是桂永清的军队，都是校长和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直到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国民党战犯的宋希濂在监牢里依然对这段往事耿耿于怀，他写道：蒋直接命令第八十八师划归第二十七军指挥这是桂永清他们在老头子（蒋介石）面前搞的鬼，心里不乐意也只好忍受而已。（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大战前夕，大本营临时调整军队战斗序列，第八十八师的上级指挥单位发生变更，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小插曲却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乃至龙师长命运变化埋下一个重要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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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东进，十万火急，敌情传报，刻不容缓。第八十八师连夜转进兰封县城，前卫部队当日即在城外与日军遭遇。
气壮山河的豫东大战全面爆发。
战斗一开始双方便展开殊死搏杀，战场立刻呈现白热化状态。师长龙慕韩亲自赶到前线，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已有数百名敌人在坦克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我军扑来。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自恃有坦克开路，连腰都不弯地举着太阳旗冲锋。见此龙师长不由得暗自庆幸校长电话的英明决断，要不是第八十八师及时赶到，敌人一旦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啊。
参谋长报告说，炮兵已经赶到，随时准备射击。龙师长大手一挥，命令全体齐射，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狂妄的敌人哪里知道，此刻他们的对手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杂牌军，而是装备精良身经百战的“天下第一师”我军大炮怒吼起来，冰雹般的炮弹飞向敌人，很快就有一辆坦克中弹瘫痪，其他坦克见势不妙纷纷掉头后撤。与此同时，我军步兵的轻重机枪一齐射击，强大的火力风暴顷刻间席卷敌人步兵，敌人遭受重创，攻势很快崩溃，扔下一大片尸体豕奔狼突。
我军官兵岂能轻易放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已经运动到侧翼的突击队快速出击包抄，他们像一张兜捕兔子的大网张开来，眼看就要把那些逃得慢或者来不及逃命的日本鬼子统统装进网里。这时一辆敌人坦克突然调转车头赶来救援，车上机枪小炮一齐开火，许多突击队官兵躲避不及纷纷中弹倒下。龙师长不由得两眼喷火心急如焚，因为两军短兵相接大炮已经不起作用，如果不能打掉敌人坦克我军必将遭受更大损失。危急时刻一个人影忽然从敌人坦克侧面一跃而起，机智沉着地扔出一捆集束手榴弹，随着浓烟腾起，敌人坦克被炸中油箱，顿时燃起熊熊大火。
初战告捷，敌人大败而逃。第八十八师取得毙敌百余人，击毁击伤坦克多辆的重大胜利。龙师长心情激动精神振奋，他在前卫团长陪同下亲自走进战壕里接见炸毁敌人坦克的有功之臣。出乎将军意料的是，站在他面前的英勇无畏的战士竟是个娃娃脸的腼腆军人，名字叫高敬远，是个从军校毕业还不到三个月的见习排长。将军不禁啧啧称赞，勉励有加。龙慕韩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多年，他主张建军之本在于武装精神，在于提高军人素质。所以他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非军校毕业生一律不得提拔担任军官。换言之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见习排长就是未来的将军，统帅的起点就是排长。高敬远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完全可将其击毁，要是全师官兵人人都能像这个见习排长一样，那么消灭土肥原师团乃至打败日本侵略者决非一句空话。龙师长当即下令提升高敬远为正式排长，立功受奖，军饷提升一级。
吃了败仗的日本人恼羞成怒，频频调动兵力发动进攻，敌我双方在兰封城外展开拉锯战。不久我军各路主力陆续赶到，豫东战场大军云集战云密布，只待部署完毕对敌人发起总攻击。这时候一辆军部开来的军用三轮摩托车驶上阵地，把一份军长命令送达龙师长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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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威赫赫的中国王牌第二十七军前身为南京中央教导总队，下辖四个“德式师”和直属部队，近五万人，无论其规模还是装备均创下中国军队之最。1937年蒋介石南京阅兵，留德归来的桂永清亲自驾驶一辆德国三轮摩托车开道，率领部队列队通过阅兵台。中国官兵一律头戴德式钢盔，胸挎德国冲锋枪，腰间挂着德国制式牛皮子弹盒，其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与欧洲德军如出一辙，因此有人干脆将这支王牌军称为“中国党卫军”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德国，黑头发的国人也非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何况这些装备还大大打了折扣。比如除了军直属部队配备摩托车和汽车外，部队官兵主要还是依靠双脚行军走路，这样对外宣称的“机械化师”当然就有些名不副实。又比如本来大本营应德国顾问要求为“德式师”配备无线电台，当时即使在西方军队中电台也远未普及，而中国大多数军队乃至兵团级单位也没有一部电台，1937年川军两个集团军（兵团）出川抗日，一去半年无消息，究其原因是缺少先进的通讯工具。可是“德式师”的电台很快被搁置起来，原因是缺少进口电池，所以传递命令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人工方式来完成。
1938年5月，第二十七军派出一辆三轮摩托车，前往第八十八师传送军长桂永清的紧急命令。这道命令被写在一张纸烟盒背面，内容为第八十八师立即放弃兰封县城，向东北方向的红庙阵地转移。由于这项命令十分重要，关系到全军作战部署的成败，所以军部专门指派一位姓秦的通讯参谋执行任务。秦参谋将命令装进公文包，摩托手发动马达，三轮摩托车驶出军部箭一般绝尘而去。
命令于当天中午顺利送达第八十八师指挥部，秦参谋得到龙师长签字作为回执，许多目击者都看见那辆德国制造的三轮摩托车一溜烟开出阵地，然后消失在道路两旁即将成熟的滚滚麦海之中。但是摩托车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军部，秦参谋和摩托车手一起失踪了，后来人们在田野里找到摩托车残骸和两具烧焦的尸体，才据此推测他们可能遭遇空袭不幸牺牲。
这道军部命令却使正在指挥作战的龙师长眉头紧蹙颇费踌躇。
本来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谁敢拿军长命令当耳边风呢？然而问题在于，第八十八师转进兰封是校长亲自下达的电话指示，那个严厉的浙江口音犹在耳畔，令龙慕韩一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如果第八十八师的上级长官还是宋军长，他当可悄悄加以请示，但是现在已经换成桂军长，桂、宋不和为人所共知的秘密，他绝对没有胆量去碰这个钉子。
龙慕韩站在作战地图跟前思考。
情报表明，来犯的土肥原师团十分狡猾，其主力盘踞在黄河岸边考城一线，这个位置恰好不利于我优势大军运动围歼，说明土肥原对于全线压上还是有所顾忌。桂永清下令放弃兰封的目的恰恰在于调动敌人，以兰封城为诱饵诱敌深入，而第八十八师即将转移的红庙阵地就是这只口袋的袋口，一俟土肥原钻进去就好扎紧口袋断其退路。
公正地说，这是一个相当有气魄的作战部署，即使他心存芥蒂也不得不佩服桂永清的大将风度，敢于主动把敌人放进城来决战。可是兰封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他拿不准校长会是什么态度。既然他是校长信任的学生，就该替校长守好兰封县城，万一校长不同意怎么办？可是他绝对没有胆量越级禀报委员长，于是左右为难的龙幕韩只得悄悄派人把命令呈送老长官第七十一军宋军长知晓。派去的人很快回来说，宋长官只说知道了，别无他话。
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奥妙。只说知道了，就是不表态的表态，如今第八十八师已不归宋希濂指挥，他只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否则就是手伸得太长，犯了官场大忌，所以怎么做还得龙师长自己拿主意。龙幕韩召集幕僚商议，参谋长谏言道：桂军长现在是师长的长官，谁敢不服从长官命令呢？再说军长奉命全权指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他的命令等于就是校长命令啊，如果将来校长怪罪当以军长命令为凭。
龙慕韩停止犹豫徘徊，决心执行军部命令。他指示副官在陆军第八十八师作战日志上详细记录军部命令到达的时间、地点、传令人员、命令内容以及执行时间，该作战日志现存于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天下第一师”中将师长龙慕韩因放弃兰封而招来杀身之祸，被扣上“擅自逃跑”的罪名押送武汉执行死刑。当枪决龙慕韩的枪声响起几十年之后，历史为我们留下许多破绽百出的问号；既然军长桂永清下令诱敌深入，为何被枪毙的人却是龙慕韩？既然龙慕韩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率部参加抗战以来多次重大战役，难道蒋介石不了解他的学生，犯了用人失察的错误，把“天下第一师”交给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指挥吗？蒋介石为何亲自下令枪毙他信任的学生，大全独揽的委员长有何迫不得已的难处和不为人知的苦衷？凡此种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历史常常是一团乱麻，整理它需要时间，好在当事人为我们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和文字记载，从而使得厘清这段无头公案成为可能。
第八十八师于命令到达当天放弃兰封县城，转移到红庙阵地准备战斗。后经查明，兰封县城至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处于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说明狡猾的土肥原心存狐疑并不肯轻易上钩。直到次日下午，敌人才小心翼翼地开进城来，随即在兰封城头和火车站升起象征占领的太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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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肥原师团占领豫东要地兰封之后，一直守候在作战室的寺内寿一总司令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他立即给第十四师团拍发电报指示说：你部必须不惜代价坚守兰封县城，尤其要保证火车站不被敌人占领，直到派遣军主力到达为止。
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也指示土肥原说：你应派出坚强有力之部队增援罗王寨火车站，不使敌人打通陇海铁路的企图得逞。
本来生性多疑的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对这场深入中原腹地的冒险行动一直顾虑重重，所以始终将其主力猬集在考城、东坝头一带的黄河沿岸，小心翼翼步伐缓慢。派遣军对于第十四师团的战斗进展很不满意，多次来电催促土肥原坚决进攻。寺内总司令更是怒不可遏，斥责土肥原为“不称职的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贻误战机他将为严重后果负责。
兰封守军忽然撤离县城去向不明，这个意外情况令一向老谋深算的土肥原提高警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主动放弃兰封是个陷阱，目的当然是引诱他继续深入。可是他的师团渡过黄河长途奔袭数百里，目的不就是为了切断陇海铁路，与敌人决战中原吗？他相信中国人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把一座空城摆在他的面前，等于下了一道挑战书。
现在轮到土肥原举棋不定。派遣军得知这一情报大为高兴，督促土肥原立刻大举压上，寺内总司令甚至打了这样一个自豪乐观的比方：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如果陷阱是为兔子设下的话，那么大象会在乎吗？帝国皇军就是这头无往不胜的大象，它会把设下陷阱的敌人无情踩死。
土肥原经过短暂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倾巢出动，这就是为何过了二十四小时日军才姗姗来迟占领一座空城的原因。
不久各路情报纷纷传来，先前消失的敌人主力果然出现在他身后的红庙，更多中国军队也从不同方向拥来。空中侦察表明，土肥原面对的敌人至少是他的几倍之多，而且还有大批中国军队集结在洛阳和武汉，他们只需四十八小时就会沿着京汉、陇海两大铁路源源不断地开上来。现在最令土肥原担心的是部队携带弹药给养最多只够维持一周，如果战斗激烈，炮弹可在两天内打光，坦克则会因为汽油告罄而变成一堆废铁，耗光弹药的日本官兵只能与敌人拼刺刀。如果出现那样局面的话，日本人的末日就来临了。
化装成中国军队的侦察兵捕捉到两个掉队的俘虏。根据俘虏口供，土肥原得知原来兰封守军正是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而中国战斗力最强的两大王牌主力第二十七军和第七十一军正在开上战场，这个重要情报如同一座泰山险些压垮了日本将军的战斗决心。身为特务头子和“中国通”的土肥原曾经多次告诫部下：当你面对一百个中国士兵，只要你像个真正的日本武士那样视死如归，他们立刻就会转身逃跑。但是如果你的敌人是黄埔军人，那么你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杀死他，要么被他杀死。华北登陆十个月，第十四师团扫荡的都是那些战斗力低下一触即溃的地方杂牌军，现在他终于要面对真正的强敌——黄埔军人。
土肥原对参谋长下达作战命令：以第二十八旅团坚守兰封县城和火车站，直到派遣军到达为止。另以师团直属部队和第二十七旅团火速增援罗王寨火车站，师团司令部就设在那个地名叫做罗王寨的小村子里。
参谋长佐野忠义大佐当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身为职业军人的参谋长和许多军官私下不大瞧得起特工出身的土肥原师团长，他们认为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不懂规矩的日本“浪人”常常自行其是和不按军事大纲来指挥作战。比如大敌当前，他已经犯下分散兵力的第一个常识性错误，即把两个旅团分散开来作战。他的第二个错误更是匪夷所思，不是把师团部摆在战略位置更加重要的兰封县城而是前出到狭小的罗王寨火车站，何况师团长本人也决意上前线冒险，这样战法真是闻所未闻啊。事实上后来的战斗结果证明，土肥原正是犯了非职业军人的致命错误以至于兵败如山倒，连他本人也险些成为中国军队的瓮中之鳖。但是一惯刚愎自用的土肥原毫不理会参谋长的激烈反对和抗议，他冷冷地说：这是指挥官的命令，请执行吧。
至此，日军第十四师团一分为二，分别进入兰封县城和罗王寨火车站。中国大军随即蜂拥而至，把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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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觉醒来得到报告说，日本人已经占领兰封县城，与先前偷袭得手的罗王寨火车站互为犄角之势，令他不由得大为震惊。按照大本营的设想，中国大军当以兰封县城为据点，像磁铁一样吸引土肥原师团前来进攻，然后一举围歼之。可是薛岳居然不执行命令，擅自把战略要地兰封扔给敌人，这岂不是变主动为被动吗？
但是开封前线的薛岳总司令大声叫屈，他把电话打到武汉来告状说，都是桂永清不听命令，自作主张放弃兰封县城。蒋介石更是火上浇油，他训斥说你是总司令嘛，怎么不向我报告？
薛岳大诉其苦，他说第二十七军自恃王牌老大，不把前敌指挥部放在眼里，建议削减其部分权力，将第八十八师重新配属给第七十一军，使得两大主力互相制约，配合作战云云。
蒋介石立刻警觉起来，他从薛岳总司令的不满中嗅出派系斗争的熟悉气味来。薛岳同何应钦关系密切，他当然不会乐见“陈诚帮”的桂永清坐大。蒋介石打断薛岳话头说：你告诉我，桂永清现在什么位置？龙慕韩在哪里？我军对敌人采取何种反制措施？
薛岳一一回答。
蒋介石仔细审视地图，他看见虽然土肥原占领兰封，获得一块立足之地，表面上看暂时达到切断陇海铁路的战略目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主力就完全暴露在我大军的攻击范围之内。桂永清第二十七军主力已经全部抵达兰封前线，尤其第八十八师抢占红庙阵地是个相当坚决的行动，断敌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包围态势。加上我军拥有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优势，正将援军和重型武器源源不断地运上前线，相信这就是桂永清敢于主动诱敌深入和逼敌决战的信心所在吧。
蒋介石略略放下心来。
本来战场形势风云变幻，自古打胜仗并无一定之规，如何排兵布阵调兵遣将，进攻还是防守，阵地战还是运动战，主动放弃还是坚守城池，哪个局部放弃，而哪个局部又须坚守等等，这些都应当由前线指挥官自己决定，统帅不宜过多干涉。事实上任何战略战术都可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不好说哪种战法一定高明，只有打胜仗才是硬道理。
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完全消除内心恼怒。
尽管黄埔嫡系都是他的亲信和学生，他却无法容忍他们目中无人自以为是，桂永清连放弃兰封这样重大行动也不向他报告，长此以往岂不是连他这个校长都不放在眼里了吗？身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深谙治人之道，那就是必须随时敲打下级，让他们心存敬畏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僭越之心。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第二十七军指挥部。
校长的声音听上去平稳轻松，丝毫没有发怒的迹象。只是在询问敌情和听取汇报之后忽然话锋一转，很生气地对桂永清说：对了，我打电话叫龙慕韩替我看守兰封县城，他的第八十八师怎么跑到红庙去了你告诉他，赶快给我收复失地，将功折罪，否则我要按军法从事。
桂永清立刻大汗淋漓。
校长的怒火不仅针对龙慕韩，同样也把他逼上悬崖，除非大获全胜，否则他们都难逃上军事法庭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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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战云笼罩下的武汉三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凋敝破败和物资匮乏，相反呈现一种回光反照的畸形繁荣来。当首都南京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之后，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就成为国人逃避战火的避难所和安全岛。国民政府和外国驻华机构临时迁往武汉，由来自东北、华北、华东各沦陷区的政府机关、党派群团、工厂学校以及数目庞大的战争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大军也从四面八方汇集武汉，从而使得这座原本并不十分拥挤的华中大都市呈现一种人满为患的爆炸趋势。携带金银财宝的富人占据了城里的饭店宾馆，许多人还在租界抢购别墅洋房，依然过着一掷千金和仆役成群的奢靡生活。当时日机轰炸尚未给这座城市造成实质性破坏，加上华南沿海尚未陷落，从香港、澳门走私的各种西方商品充斥黑市，所以只要有钱无论什么奢侈品包括英国皇室的专用香水都能买到。汉口“大世界”夜总会依然灯火通明，歌星舞星艳星的马路广告漫天飞舞。只有当战事渐渐逼近，荷枪实弹的城防团在武汉街头垒起沙袋修筑工事，这才提醒人们和平日子好景不长，日本侵略者的脚步声已经隐约可闻。
人口膨胀带来的最紧迫问题是吃饭。
1938年南方大旱，原本称为“米粮仓”的华中各省赤地千里，灾民纷纷离乡背井外出逃荒要饭。如果灾害发生在和平年代，各级政府当可组织民众抗灾自救，或向富裕省份调集粮食号召赈灾，或向国际社会呼吁救援等等。可是值此兵荒马乱，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试图灭亡中国，前方打仗需要粮食，后方救灾也需要粮食，在当时生产力低下，即使丰年粮食也不富裕的中国，哪有多余存粮救济灾民呢？一些省份官商勾结趁机囤积粮食哄抬物价，一面是灾民饿殍遍地惨绝人寰，另一面则是奸商囤积居奇财源滚滚，于是各地相继发生抢粮风潮，军队出动弹压，射杀灾民无数。
我父亲说，汉口出事那天是个阴雨天气，街头到处都是积水，行人举着油纸伞低头赶路，马路上跑动的多是人力黄包车，偶尔也有一辆小汽车急驶而过，向道路两旁溅起肮脏的泥水来。放学时我父亲看见从江汉关方向噼噼啪啪跑过来许多人，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老人孩子，他们都在激动地大声嚷嚷，弄得人心跳加速。他跟着跑了一阵，才明白他们都是赶去“恒昌米店”买米的。
“恒昌米店”门外早已人头攒动，有消息说米店夜里从四川运来数船大米，但是米店大门紧闭，并无开门营业的迹象。买米的人越聚越多，有人开始不耐烦，大吼大叫捶打大门，但是店内仍无动静。于是就有一些更加狂躁的年轻人开始砸门，还抬来一根粗大的圆木，居然把一座厚实的大门撞得松动起来。正在这时一队挥舞警棍的警察跑步赶来驱散民众，人们正在火头上，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事态激化的后果是激怒的人群不仅缴了警察的械，还把一个警察扔进河水里。等人们砸开米店，赫然看见仓库里大米堆积如山，于是抢米事件就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消息一经传开，更多人赶来加入抢米者的行列，抢米风潮殃及武汉多家米店。不久全副武装的军队开来镇压，枪声一响，原本混乱不堪的场面立刻就炸开锅。被子弹击中的人仆倒在地，鲜血同淅淅沥沥的小雨汇合在一起，惊恐万状的人群在逃命中互相践踏，死伤无数。
抗战八年，中国天灾人祸不断，被饥饿疾病夺走生命的民众难以统计。有学者估计这个数字接近战争死亡人口，也有人认为高于战争死亡人数。有一组可供参考的研究数字表明：抗战结束中国人口比抗战前的1937年减少约五千万，加上八年期间应当正常增长的人口，两个数目相加当在一亿上下。
这笔天文数字的血债必须记在至今仍不认罪的日本侵略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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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调集精兵强将，决心不惜代价歼灭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他派出两位总参谋长赶赴开封前线，蒋介石对薛岳下达的手令只有短短六个字：不成功，则成仁！
在外人眼里，中央军应该都是蒋介石嫡系队伍，没有远近亲疏和内外差别之分，其实不然。中央军非铁板一块，国民政府派系林立“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比如国民党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分别掌握着戴笠军统派、复兴社、陈（立夫）氏“中统派”、“cc派”、何（应钦）派、陈（诚）派、宋（子文）氏税警派、孔（祥熙）派等等，这些党派组织同军队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同为蒋介石心腹的黄埔嫡系也大有区别，比方“江浙帮”陈诚就远比其他将领更加得势，因为江浙帮大都来自蒋介石老家，许多人还与蒋氏沾亲带故，他们自然成为亲信中的亲信，核心中的核心，一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豫东会战伊始，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龙慕韩师长忽然接到一道来自武汉的指令，要他“暂时脱离第七十一军建制，配属第二十七军指挥”在不明内情的人看来，这不过是指挥系统临时变动而已，何况命令来自大本营，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深谙官场内幕的龙师长却暗暗吃惊不小，他对这两支同为国民党王牌军的派系背景再清楚不过，第七十一军被公认是“何应钦派”而第二十七军则属于“陈诚派”“何”、“陈”两派争斗激烈，大本营为何偏偏要将第八十八师配属给不怀好意的老对手第二十七军指挥呢？这不是明摆着有人在背后捣鬼吗？
原来早在郑州开会之前，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就向委员长当面请缨；所辖之铁军已秣马厉兵，摩拳擦掌，官兵热血贲发一举歼灭土肥原师团主力，当为学生之神圣使命。云云。
蒋介石深为嘉许，勉励有加。不料军政部长陈诚又以集中兵力作战为由，建议将先期抵达的宋希濂第七十一军配属给桂永清统一指挥，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宋、桂都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同为中央军主力和王牌军长，两人还是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核心人物，与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一道并称“十三太保”都是国民党军界的后起之秀。论战力两支部队不分伯仲，论地位两人均为红得发紫的少壮派宠将，只是二人眼下境遇稍有区别，南京失守后宋希濂受到蒋介石呵斥，一度遭受冷遇；而桂永清则在湖南大力整训部队，推行新式练兵运动，打造现代化军队，深受蒋介石赞赏和器重。
军政部长的建议果然起了作用，蒋介石考虑再三最终决定由第二十七军担任主攻，但从维护第七十一军建制出发，他从武汉发布命令时只将其中最精锐的第八十八师暂时划归桂永清指挥。这样桂永清不仅彻底超越竞争对手，而且还得到宋希濂一个主力师。如果此役大胜，一举消灭日本王牌土肥原师团，第二十七军理所当然誉满天下，中国抗战的头号功臣非桂永清莫属。相比之下，第七十一军被釜底抽薪，三师人马只剩下两师，宋军长就是有心担当重任杀敌立功，恐怕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但是签署命令的那个人却是校长，宋希濂敢怒不敢言。年轻气盛的宋军长还是忍不住在随后召开的开封作战会议上拍案而起，发泄胸中怨愤和不满。薛岳总司令出面调停，他一句话就熄灭了宋希濂的怒火，总司令意味深长地说：校长下令调走你一个师，恐怕还是给你宋军长一个面子呢。
宋希濂如醍醐灌顶幡然醒悟。
如果校长索性把第七十一军撤销，剥夺他的权力，他这个军长又能怎么样呢？说到底第七十一军不是他宋军长的军队，第二十七军也不是桂永清的军队，都是校长和国民政府的中央军。直到若干年后已经成为国民党战犯的宋希濂在监牢里依然对这段往事耿耿于怀，他写道：蒋直接命令第八十八师划归第二十七军指挥这是桂永清他们在老头子（蒋介石）面前搞的鬼，心里不乐意也只好忍受而已。（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大战前夕，大本营临时调整军队战斗序列，第八十八师的上级指挥单位发生变更，这个看似不经意的小插曲却为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乃至龙师长命运变化埋下一个重要伏笔。
3
大军东进，十万火急，敌情传报，刻不容缓。第八十八师连夜转进兰封县城，前卫部队当日即在城外与日军遭遇。
气壮山河的豫东大战全面爆发。
战斗一开始双方便展开殊死搏杀，战场立刻呈现白热化状态。师长龙慕韩亲自赶到前线，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已有数百名敌人在坦克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我军扑来。敌人气焰十分嚣张，他们自恃有坦克开路，连腰都不弯地举着太阳旗冲锋。见此龙师长不由得暗自庆幸校长电话的英明决断，要不是第八十八师及时赶到，敌人一旦长驱直入后果不堪设想啊。
参谋长报告说，炮兵已经赶到，随时准备射击。龙师长大手一挥，命令全体齐射，坚决消灭这股敌人。
狂妄的敌人哪里知道，此刻他们的对手不再是那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杂牌军，而是装备精良身经百战的“天下第一师”我军大炮怒吼起来，冰雹般的炮弹飞向敌人，很快就有一辆坦克中弹瘫痪，其他坦克见势不妙纷纷掉头后撤。与此同时，我军步兵的轻重机枪一齐射击，强大的火力风暴顷刻间席卷敌人步兵，敌人遭受重创，攻势很快崩溃，扔下一大片尸体豕奔狼突。
我军官兵岂能轻易放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已经运动到侧翼的突击队快速出击包抄，他们像一张兜捕兔子的大网张开来，眼看就要把那些逃得慢或者来不及逃命的日本鬼子统统装进网里。这时一辆敌人坦克突然调转车头赶来救援，车上机枪小炮一齐开火，许多突击队官兵躲避不及纷纷中弹倒下。龙师长不由得两眼喷火心急如焚，因为两军短兵相接大炮已经不起作用，如果不能打掉敌人坦克我军必将遭受更大损失。危急时刻一个人影忽然从敌人坦克侧面一跃而起，机智沉着地扔出一捆集束手榴弹，随着浓烟腾起，敌人坦克被炸中油箱，顿时燃起熊熊大火。
初战告捷，敌人大败而逃。第八十八师取得毙敌百余人，击毁击伤坦克多辆的重大胜利。龙师长心情激动精神振奋，他在前卫团长陪同下亲自走进战壕里接见炸毁敌人坦克的有功之臣。出乎将军意料的是，站在他面前的英勇无畏的战士竟是个娃娃脸的腼腆军人，名字叫高敬远，是个从军校毕业还不到三个月的见习排长。将军不禁啧啧称赞，勉励有加。龙慕韩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多年，他主张建军之本在于武装精神，在于提高军人素质。所以他指挥的第八十八师，非军校毕业生一律不得提拔担任军官。换言之他认为一个优秀的见习排长就是未来的将军，统帅的起点就是排长。高敬远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敌人坦克并不可怕，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完全可将其击毁，要是全师官兵人人都能像这个见习排长一样，那么消灭土肥原师团乃至打败日本侵略者决非一句空话。龙师长当即下令提升高敬远为正式排长，立功受奖，军饷提升一级。
吃了败仗的日本人恼羞成怒，频频调动兵力发动进攻，敌我双方在兰封城外展开拉锯战。不久我军各路主力陆续赶到，豫东战场大军云集战云密布，只待部署完毕对敌人发起总攻击。这时候一辆军部开来的军用三轮摩托车驶上阵地，把一份军长命令送达龙师长手中。
4
军威赫赫的中国王牌第二十七军前身为南京中央教导总队，下辖四个“德式师”和直属部队，近五万人，无论其规模还是装备均创下中国军队之最。1937年蒋介石南京阅兵，留德归来的桂永清亲自驾驶一辆德国三轮摩托车开道，率领部队列队通过阅兵台。中国官兵一律头戴德式钢盔，胸挎德国冲锋枪，腰间挂着德国制式牛皮子弹盒，其不可战胜的威武气概与欧洲德军如出一辙，因此有人干脆将这支王牌军称为“中国党卫军”
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德国，黑头发的国人也非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何况这些装备还大大打了折扣。比如除了军直属部队配备摩托车和汽车外，部队官兵主要还是依靠双脚行军走路，这样对外宣称的“机械化师”当然就有些名不副实。又比如本来大本营应德国顾问要求为“德式师”配备无线电台，当时即使在西方军队中电台也远未普及，而中国大多数军队乃至兵团级单位也没有一部电台，1937年川军两个集团军（兵团）出川抗日，一去半年无消息，究其原因是缺少先进的通讯工具。可是“德式师”的电台很快被搁置起来，原因是缺少进口电池，所以传递命令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人工方式来完成。
1938年5月，第二十七军派出一辆三轮摩托车，前往第八十八师传送军长桂永清的紧急命令。这道命令被写在一张纸烟盒背面，内容为第八十八师立即放弃兰封县城，向东北方向的红庙阵地转移。由于这项命令十分重要，关系到全军作战部署的成败，所以军部专门指派一位姓秦的通讯参谋执行任务。秦参谋将命令装进公文包，摩托手发动马达，三轮摩托车驶出军部箭一般绝尘而去。
命令于当天中午顺利送达第八十八师指挥部，秦参谋得到龙师长签字作为回执，许多目击者都看见那辆德国制造的三轮摩托车一溜烟开出阵地，然后消失在道路两旁即将成熟的滚滚麦海之中。但是摩托车从此再也没能返回军部，秦参谋和摩托车手一起失踪了，后来人们在田野里找到摩托车残骸和两具烧焦的尸体，才据此推测他们可能遭遇空袭不幸牺牲。
这道军部命令却使正在指挥作战的龙师长眉头紧蹙颇费踌躇。
本来下级服从上级天经地义，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谁敢拿军长命令当耳边风呢？然而问题在于，第八十八师转进兰封是校长亲自下达的电话指示，那个严厉的浙江口音犹在耳畔，令龙慕韩一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如果第八十八师的上级长官还是宋军长，他当可悄悄加以请示，但是现在已经换成桂军长，桂、宋不和为人所共知的秘密，他绝对没有胆量去碰这个钉子。
龙慕韩站在作战地图跟前思考。
情报表明，来犯的土肥原师团十分狡猾，其主力盘踞在黄河岸边考城一线，这个位置恰好不利于我优势大军运动围歼，说明土肥原对于全线压上还是有所顾忌。桂永清下令放弃兰封的目的恰恰在于调动敌人，以兰封城为诱饵诱敌深入，而第八十八师即将转移的红庙阵地就是这只口袋的袋口，一俟土肥原钻进去就好扎紧口袋断其退路。
公正地说，这是一个相当有气魄的作战部署，即使他心存芥蒂也不得不佩服桂永清的大将风度，敢于主动把敌人放进城来决战。可是兰封为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他拿不准校长会是什么态度。既然他是校长信任的学生，就该替校长守好兰封县城，万一校长不同意怎么办？可是他绝对没有胆量越级禀报委员长，于是左右为难的龙幕韩只得悄悄派人把命令呈送老长官第七十一军宋军长知晓。派去的人很快回来说，宋长官只说知道了，别无他话。
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奥妙。只说知道了，就是不表态的表态，如今第八十八师已不归宋希濂指挥，他只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否则就是手伸得太长，犯了官场大忌，所以怎么做还得龙师长自己拿主意。龙幕韩召集幕僚商议，参谋长谏言道：桂军长现在是师长的长官，谁敢不服从长官命令呢？再说军长奉命全权指挥“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他的命令等于就是校长命令啊，如果将来校长怪罪当以军长命令为凭。
龙慕韩停止犹豫徘徊，决心执行军部命令。他指示副官在陆军第八十八师作战日志上详细记录军部命令到达的时间、地点、传令人员、命令内容以及执行时间，该作战日志现存于南京国家第二档案馆。
但是仅仅一个月后“天下第一师”中将师长龙慕韩因放弃兰封而招来杀身之祸，被扣上“擅自逃跑”的罪名押送武汉执行死刑。当枪决龙慕韩的枪声响起几十年之后，历史为我们留下许多破绽百出的问号；既然军长桂永清下令诱敌深入，为何被枪毙的人却是龙慕韩？既然龙慕韩出生入死战功卓著，率部参加抗战以来多次重大战役，难道蒋介石不了解他的学生，犯了用人失察的错误，把“天下第一师”交给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指挥吗？蒋介石为何亲自下令枪毙他信任的学生，大全独揽的委员长有何迫不得已的难处和不为人知的苦衷？凡此种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历史常常是一团乱麻，整理它需要时间，好在当事人为我们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和文字记载，从而使得厘清这段无头公案成为可能。
第八十八师于命令到达当天放弃兰封县城，转移到红庙阵地准备战斗。后经查明，兰封县城至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处于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说明狡猾的土肥原心存狐疑并不肯轻易上钩。直到次日下午，敌人才小心翼翼地开进城来，随即在兰封城头和火车站升起象征占领的太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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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土肥原师团占领豫东要地兰封之后，一直守候在作战室的寺内寿一总司令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他立即给第十四师团拍发电报指示说：你部必须不惜代价坚守兰封县城，尤其要保证火车站不被敌人占领，直到派遣军主力到达为止。
第一军军长香月清司也指示土肥原说：你应派出坚强有力之部队增援罗王寨火车站，不使敌人打通陇海铁路的企图得逞。
本来生性多疑的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对这场深入中原腹地的冒险行动一直顾虑重重，所以始终将其主力猬集在考城、东坝头一带的黄河沿岸，小心翼翼步伐缓慢。派遣军对于第十四师团的战斗进展很不满意，多次来电催促土肥原坚决进攻。寺内总司令更是怒不可遏，斥责土肥原为“不称职的军人”甚至警告说如果贻误战机他将为严重后果负责。
兰封守军忽然撤离县城去向不明，这个意外情况令一向老谋深算的土肥原提高警惕，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主动放弃兰封是个陷阱，目的当然是引诱他继续深入。可是他的师团渡过黄河长途奔袭数百里，目的不就是为了切断陇海铁路，与敌人决战中原吗？他相信中国人正是因为清楚这一点，才把一座空城摆在他的面前，等于下了一道挑战书。
现在轮到土肥原举棋不定。派遣军得知这一情报大为高兴，督促土肥原立刻大举压上，寺内总司令甚至打了这样一个自豪乐观的比方：战争是实力的较量，如果陷阱是为兔子设下的话，那么大象会在乎吗？帝国皇军就是这头无往不胜的大象，它会把设下陷阱的敌人无情踩死。
土肥原经过短暂犹豫，终于下定决心倾巢出动，这就是为何过了二十四小时日军才姗姗来迟占领一座空城的原因。
不久各路情报纷纷传来，先前消失的敌人主力果然出现在他身后的红庙，更多中国军队也从不同方向拥来。空中侦察表明，土肥原面对的敌人至少是他的几倍之多，而且还有大批中国军队集结在洛阳和武汉，他们只需四十八小时就会沿着京汉、陇海两大铁路源源不断地开上来。现在最令土肥原担心的是部队携带弹药给养最多只够维持一周，如果战斗激烈，炮弹可在两天内打光，坦克则会因为汽油告罄而变成一堆废铁，耗光弹药的日本官兵只能与敌人拼刺刀。如果出现那样局面的话，日本人的末日就来临了。
化装成中国军队的侦察兵捕捉到两个掉队的俘虏。根据俘虏口供，土肥原得知原来兰封守军正是号称“天下第一师”的第八十八师，而中国战斗力最强的两大王牌主力第二十七军和第七十一军正在开上战场，这个重要情报如同一座泰山险些压垮了日本将军的战斗决心。身为特务头子和“中国通”的土肥原曾经多次告诫部下：当你面对一百个中国士兵，只要你像个真正的日本武士那样视死如归，他们立刻就会转身逃跑。但是如果你的敌人是黄埔军人，那么你只有一个选择，要么杀死他，要么被他杀死。华北登陆十个月，第十四师团扫荡的都是那些战斗力低下一触即溃的地方杂牌军，现在他终于要面对真正的强敌——黄埔军人。
土肥原对参谋长下达作战命令：以第二十八旅团坚守兰封县城和火车站，直到派遣军到达为止。另以师团直属部队和第二十七旅团火速增援罗王寨火车站，师团司令部就设在那个地名叫做罗王寨的小村子里。
参谋长佐野忠义大佐当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身为职业军人的参谋长和许多军官私下不大瞧得起特工出身的土肥原师团长，他们认为这位将军更像一个不懂规矩的日本“浪人”常常自行其是和不按军事大纲来指挥作战。比如大敌当前，他已经犯下分散兵力的第一个常识性错误，即把两个旅团分散开来作战。他的第二个错误更是匪夷所思，不是把师团部摆在战略位置更加重要的兰封县城而是前出到狭小的罗王寨火车站，何况师团长本人也决意上前线冒险，这样战法真是闻所未闻啊。事实上后来的战斗结果证明，土肥原正是犯了非职业军人的致命错误以至于兵败如山倒，连他本人也险些成为中国军队的瓮中之鳖。但是一惯刚愎自用的土肥原毫不理会参谋长的激烈反对和抗议，他冷冷地说：这是指挥官的命令，请执行吧。
至此，日军第十四师团一分为二，分别进入兰封县城和罗王寨火车站。中国大军随即蜂拥而至，把敌人包围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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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觉醒来得到报告说，日本人已经占领兰封县城，与先前偷袭得手的罗王寨火车站互为犄角之势，令他不由得大为震惊。按照大本营的设想，中国大军当以兰封县城为据点，像磁铁一样吸引土肥原师团前来进攻，然后一举围歼之。可是薛岳居然不执行命令，擅自把战略要地兰封扔给敌人，这岂不是变主动为被动吗？
但是开封前线的薛岳总司令大声叫屈，他把电话打到武汉来告状说，都是桂永清不听命令，自作主张放弃兰封县城。蒋介石更是火上浇油，他训斥说你是总司令嘛，怎么不向我报告？
薛岳大诉其苦，他说第二十七军自恃王牌老大，不把前敌指挥部放在眼里，建议削减其部分权力，将第八十八师重新配属给第七十一军，使得两大主力互相制约，配合作战云云。
蒋介石立刻警觉起来，他从薛岳总司令的不满中嗅出派系斗争的熟悉气味来。薛岳同何应钦关系密切，他当然不会乐见“陈诚帮”的桂永清坐大。蒋介石打断薛岳话头说：你告诉我，桂永清现在什么位置？龙慕韩在哪里？我军对敌人采取何种反制措施？
薛岳一一回答。
蒋介石仔细审视地图，他看见虽然土肥原占领兰封，获得一块立足之地，表面上看暂时达到切断陇海铁路的战略目的，但是如此一来其主力就完全暴露在我大军的攻击范围之内。桂永清第二十七军主力已经全部抵达兰封前线，尤其第八十八师抢占红庙阵地是个相当坚决的行动，断敌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包围态势。加上我军拥有京汉、陇海两大铁路优势，正将援军和重型武器源源不断地运上前线，相信这就是桂永清敢于主动诱敌深入和逼敌决战的信心所在吧。
蒋介石略略放下心来。
本来战场形势风云变幻，自古打胜仗并无一定之规，如何排兵布阵调兵遣将，进攻还是防守，阵地战还是运动战，主动放弃还是坚守城池，哪个局部放弃，而哪个局部又须坚守等等，这些都应当由前线指挥官自己决定，统帅不宜过多干涉。事实上任何战略战术都可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不好说哪种战法一定高明，只有打胜仗才是硬道理。
但是蒋介石还是无法完全消除内心恼怒。
尽管黄埔嫡系都是他的亲信和学生，他却无法容忍他们目中无人自以为是，桂永清连放弃兰封这样重大行动也不向他报告，长此以往岂不是连他这个校长都不放在眼里了吗？身为中国领袖的蒋介石深谙治人之道，那就是必须随时敲打下级，让他们心存敬畏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僭越之心。
蒋介石把电话打到第二十七军指挥部。
校长的声音听上去平稳轻松，丝毫没有发怒的迹象。只是在询问敌情和听取汇报之后忽然话锋一转，很生气地对桂永清说：对了，我打电话叫龙慕韩替我看守兰封县城，他的第八十八师怎么跑到红庙去了你告诉他，赶快给我收复失地，将功折罪，否则我要按军法从事。
桂永清立刻大汗淋漓。
校长的怒火不仅针对龙慕韩，同样也把他逼上悬崖，除非大获全胜，否则他们都难逃上军事法庭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