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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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农业大队先前的地名叫李八碗。李八碗这地方在传说中颇有些来历。李八碗自古穷。穷的原因据说是这个地方阴盛阳衰。这里的男人好吃懒做。他们自己这样唱：“吃八碗饭，挑八蔸秧，过八个坎，跌八个跤。”李八碗因有其名。而这里的女人则很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法，一般人当面语焉不详，谁要说破，搞不好会惹出人命。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日来到李八碗（当时自然不叫李八碗）地面，即被卖大碗茶的李凤姐迷倒，颠鸾倒凤之时，趁龙颜大悦，讨得娘娘封号。只是这位风流天子返回朝廷便不认帐，害得一个龙种只好随母姓了李。这自然终究是传说而已，无论正史野史，都决没有出处的。游龙戏凤，戏的是苏州的凤，李八碗连边也沾不上。然而却传得极神。甚至说当年御赐的一条白绫子腰带还一直在李八碗世代相传，乃至文革破四旧才抄出来付之一炬。这样的来历虽然使李八碗人难免要蒙一些羞诟，但他们心里头还是认可并且有些得意的。要不然，白绫子腰带有哪个晓得？既是这样真真假假，事情总多少有些缘故。起码证明，李八碗的风水对女人有利。
李芙蓉是李八碗土生土长的人。
李芙蓉小名叫“黄毛”（当了镇长以后就没有人再叫了），取其形似。小时候屋里穷，又生了诸多女儿，等到她投生，差一点溺了马桶，满了月就开始喝菜汤，长大了，像一匹黄菜叶子。跟她一样年纪的人xx子像麦粑一样发得老高，她的怀还像瘦伢子一样瘪，洗澡时看一看，平得跟搓衣板子一样，直想哭天。头上几根稀稀黄毛，扎一把辫子也不如别人扎两根辫子一根粗。哪个也想不到她日后会成为一镇人的父母官。
李芙蓉长到十三岁，屋里就给她说了人家。一定了亲，就是别家的人了。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屋里就让她退了学，回来作田还生养债。要是中间不发生什么事，李芙蓉一旦嫁过去，也就跟无数的生灵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生自灭，无人知晓。世上多一根黄毛不为多，少一根黄毛也决不为少。李芙蓉平常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事十分麻利泼辣：从田里归来，要割柴，要做饭，要掏猪菜，要洗洗连连，夜夜熬到鸡叫，第二天又上工，并不比别个误时。能干归能干，娘老子不抓政治思想，也就没有人给她评劳模，更上不了报纸广播。在田里做事，李芙蓉最厉害的是一张嘴。她敢跟生了伢子的老表嫂一起扯开男人的裤裆往里边抹牛屎，再村草的话，在她嘴里从来不晓得打顿，一串一串，放炮仗一样。只不过狗肉包子上不得席面，这种话，说了一箩筐也当不得一句正经话，没有哪个会把它当成本事的。
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包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李八碗屋场上，走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看就晓得是老干部：一件灰色干部装扣子全部敞着，一双圆口布鞋，露出粗纱的袜子。他来找的是李芙蓉的公公，原来他跟李芙蓉的公公在同一家人帮过几天工。那时候他是搞革命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来避风头。李芙蓉公公并不晓得这些，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却终生记得他刚到那家人家时，李芙蓉公公把碗里的一个半麦粑匀了一个给她。他现在是专员，刚调到这个专区来，上任没有几天，就抽了空下乡来寻当年共过患难的人。他以前多次写过信，不晓得怎样没有回音，只没有想到老人家已不在世上。老人是1960年春荒时死的。外头人说是饿死的，家人说是得隔食病（胃癌）死的：煮了粥都是先尽他吃，他总是吃不下，硬逼着喝了两口，又吐回碗里，让端给小的。后来就干脆咬紧牙齿骨，一直到死都不开口。专员不胜唏嘘，在老人坟头站了好久，直到陪同来的县长请，他才离开。
专员走了没有几天，就从专署和县政府来了好几位干部，说是来写李芙蓉的典型材料。什么叫“典型材料”？不晓得，横直是好事情，要上报上广播，说不定还有许多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要用小包车接到城里走一趟，要跟许多干部一起吃一桌“加餐”起码是八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尽吃）。李八碗于是像一锅开了锅的粥。
李芙蓉被从田里喊回来，泥手泥脚站在自家的堂屋中间，对着几位端端正正的干部，一时哑了口，背脊上好像有条蛇在爬。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别人屋里，手脚不干净，被当场捉住。捻了半日衣裳角，才忽然转身用扫帚把围在门口的人赶了个燕儿飞，然后进灶间抱出一摞麻兜碗，给干部们一一冲上茶水，拖过一只三条腿的板凳，低头坐下：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干部们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想请你说说思想认识。”
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站在家门口，望到天安门。”“好。”
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几把？”干部们迅速地在本子上记着，突然停下，笔尖还啄在本子上。
“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正值全国推行瓜菜代，报纸上大声疾呼饱食有害：有了一个节食的法子，并且这个法子还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在里面，当然就引起了广泛注意。
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粑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
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她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
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
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
小镇农业大队先前的地名叫李八碗。李八碗这地方在传说中颇有些来历。李八碗自古穷。穷的原因据说是这个地方阴盛阳衰。这里的男人好吃懒做。他们自己这样唱：“吃八碗饭，挑八蔸秧，过八个坎，跌八个跤。”李八碗因有其名。而这里的女人则很了不得。怎么个“了不得”法，一般人当面语焉不详，谁要说破，搞不好会惹出人命。
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日来到李八碗（当时自然不叫李八碗）地面，即被卖大碗茶的李凤姐迷倒，颠鸾倒凤之时，趁龙颜大悦，讨得娘娘封号。只是这位风流天子返回朝廷便不认帐，害得一个龙种只好随母姓了李。这自然终究是传说而已，无论正史野史，都决没有出处的。游龙戏凤，戏的是苏州的凤，李八碗连边也沾不上。然而却传得极神。甚至说当年御赐的一条白绫子腰带还一直在李八碗世代相传，乃至文革破四旧才抄出来付之一炬。这样的来历虽然使李八碗人难免要蒙一些羞诟，但他们心里头还是认可并且有些得意的。要不然，白绫子腰带有哪个晓得？既是这样真真假假，事情总多少有些缘故。起码证明，李八碗的风水对女人有利。
李芙蓉是李八碗土生土长的人。
李芙蓉小名叫“黄毛”（当了镇长以后就没有人再叫了），取其形似。小时候屋里穷，又生了诸多女儿，等到她投生，差一点溺了马桶，满了月就开始喝菜汤，长大了，像一匹黄菜叶子。跟她一样年纪的人xx子像麦粑一样发得老高，她的怀还像瘦伢子一样瘪，洗澡时看一看，平得跟搓衣板子一样，直想哭天。头上几根稀稀黄毛，扎一把辫子也不如别人扎两根辫子一根粗。哪个也想不到她日后会成为一镇人的父母官。
李芙蓉长到十三岁，屋里就给她说了人家。一定了亲，就是别家的人了。因此，高小没有念完，屋里就让她退了学，回来作田还生养债。要是中间不发生什么事，李芙蓉一旦嫁过去，也就跟无数的生灵一样，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自生自灭，无人知晓。世上多一根黄毛不为多，少一根黄毛也决不为少。李芙蓉平常也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别的地方，只是做事十分麻利泼辣：从田里归来，要割柴，要做饭，要掏猪菜，要洗洗连连，夜夜熬到鸡叫，第二天又上工，并不比别个误时。能干归能干，娘老子不抓政治思想，也就没有人给她评劳模，更上不了报纸广播。在田里做事，李芙蓉最厉害的是一张嘴。她敢跟生了伢子的老表嫂一起扯开男人的裤裆往里边抹牛屎，再村草的话，在她嘴里从来不晓得打顿，一串一串，放炮仗一样。只不过狗肉包子上不得席面，这种话，说了一箩筐也当不得一句正经话，没有哪个会把它当成本事的。
忽然有一天，一辆小包车“吭哧吭哧”地开到李八碗屋场上，走下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一看就晓得是老干部：一件灰色干部装扣子全部敞着，一双圆口布鞋，露出粗纱的袜子。他来找的是李芙蓉的公公，原来他跟李芙蓉的公公在同一家人帮过几天工。那时候他是搞革命的，从城里跑到乡下来避风头。李芙蓉公公并不晓得这些，从来没有跟家里人说过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却终生记得他刚到那家人家时，李芙蓉公公把碗里的一个半麦粑匀了一个给她。他现在是专员，刚调到这个专区来，上任没有几天，就抽了空下乡来寻当年共过患难的人。他以前多次写过信，不晓得怎样没有回音，只没有想到老人家已不在世上。老人是1960年春荒时死的。外头人说是饿死的，家人说是得隔食病（胃癌）死的：煮了粥都是先尽他吃，他总是吃不下，硬逼着喝了两口，又吐回碗里，让端给小的。后来就干脆咬紧牙齿骨，一直到死都不开口。专员不胜唏嘘，在老人坟头站了好久，直到陪同来的县长请，他才离开。
专员走了没有几天，就从专署和县政府来了好几位干部，说是来写李芙蓉的典型材料。什么叫“典型材料”？不晓得，横直是好事情，要上报上广播，说不定还有许多想不到的好处，比方要用小包车接到城里走一趟，要跟许多干部一起吃一桌“加餐”起码是八个菜一个汤（红烧肉尽吃）。李八碗于是像一锅开了锅的粥。
李芙蓉被从田里喊回来，泥手泥脚站在自家的堂屋中间，对着几位端端正正的干部，一时哑了口，背脊上好像有条蛇在爬。那副样子好像是在别人屋里，手脚不干净，被当场捉住。捻了半日衣裳角，才忽然转身用扫帚把围在门口的人赶了个燕儿飞，然后进灶间抱出一摞麻兜碗，给干部们一一冲上茶水，拖过一只三条腿的板凳，低头坐下：
“么事，说吧。”
“我们是专署和县里派来采访你的，想请你谈谈你这些年做的工作。”
“工作？不就是做田么。”
“做田也是革命工作。请你谈谈为什么做田，怎样做田。”
“怎样做田有什么好说，莳田、插秧、薅草、割谷，哪个不晓得？为什么做田呢，还不是为嘴么，我们这里分口粮是‘人七劳三’，不出工就只能分人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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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芙蓉忽然打住。她人活泛，脑子转得快，立刻悟到刚才这番话算不得“思想认识”“思想认识”是干部们开会说的话。她闷着头想了想，却不能想出几句能连得起的这一类话，不由得恨自己开会总是纳鞋底。很慌张的时候她看见了敞开的门板上已经开始缺角的春联，便脱口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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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李芙蓉之前，专、县干部先听了公社的介绍，了解到一个情况：每年春荒回供粮有限，但李芙蓉家的米饭总能吃得接上新谷。这跟李芙蓉有关系，因为是她做饭。这个情况使来总结经验的干部们很振奋。专员的意思是把李芙蓉这个典型树立起来。
李芙蓉的经验很简单，每次量好了米，下锅前又临时抓出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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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吧。”李芙蓉翻翻眼睛，搓了一下开始结壳的泥脚。
这条经验正式见报时标题是节约三把米，打倒帝修反。在李芙蓉后来的讲用稿里，每一把米又分别有自己的任务：一把打倒帝国主义；一把打倒修正主义；一把打倒各国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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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芙蓉先是上县，然后是越过专署上省介绍经验，然后又直接从省里去了北京。回来的时候，就再不是先前的“黄毛”了。
在镇上，这件事怕只有传说中的乾隆下江南宠幸李八碗先人可以相比了。李芙蓉从北京回来的那天，镇上以及李八碗全乡的人，挤在镇政府的院子里外，密密实实的人堆里透不出一丝风。那天天气好，太阳很毒，好多人支持不了多久就晕倒在地上。好几个伢子从墙头上跌下来，掉到人头上的惹一顿臭骂，掉到白地上的竟折了手，脱了脚腕子。跌只管跌，没有跌过的人又前仆后继地攀上去。事过之后，镇政府光修复院墙就花了好几百块钱。
李芙蓉是由县委书记、县长陪着，用吉普车从县城送到镇上来的。她从车门里钻出的时候，很多人都很失望。一个又瘦又细的黄毛，这样走运，只怕是天瞎了眼。
不服没有用。李芙蓉这一回真正是成了器的。她一开口，声音就像从高音喇叭里放出来的，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人怎么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这就是气足，是得了真脉的。几个老儿窃窃私议，遂把李芙蓉视作奇人。在镇上，这些人说话是最作得数的。
李芙蓉站在镇政府的台阶上，对着涌涌动动的人潮不停地摆着两只高高举起的手。隔了几层，人们就不能看到她的身子、脸，就只能看到那双划来划去的手。那手，是毛主席握过的手所握过的手。
李芙蓉先是当镇上的妇女主任，不久就当了镇长。开始，干部里有些人心里颇不以为然，总想等着捡她的过，看她的笑话，慢慢地也就公认了她的能干。她作风泼辣，办事风风火火，说干就干，说断就断。镇上许多多年的癞痢头（不是真的癞痢头，而是指难办的事），到了她手上，三下五除二就都剃下来了。比如，镇街上，屋檐水问题就是多年来最叫干部头痛的问题：邻里之间屋挨屋，倘若是山墙靠山墙，问题不大，祖上定下的宅基，哪个也不能随便往外移一寸。若是落墙贴落墙，麻烦就来了。落墙高的，屋檐水自然就流到另一家的屋顶上，这一家也就“背霉”背霉了多年，有了钱，想翻出身来，便把落墙升起，使自己的屋檐水浇到先前压住他们的那一家的屋顶上，让那一家去背背霉。这就要出纠纷。常常是那一家先戳这一家新盖起的屋顶，然后就是两家拼人命。解决这类问题，一般都以历史材料为依据，即最初起屋时两家有何协议，倘没有，就以原始面貌为准。但镇子起码有几百年历史，原始面貌哪个说得清？这一百年你的屋檐水落到我屋上头，这一百年之前的那一百年我的屋檐水未必就不落在你的屋上头。这样扯，是永远扯不清的。
李芙蓉只用了一个法子就把一团乱麻斩落了地：把双方的成分查一下，哪家成分高，那家就只能接受另一家的屋檐水。要是两家成分一样，就往祖上或亲戚中查。李芙蓉同镇上哪一家人也没有五服以内的瓜葛，哪个也无法说她偏心。她用的这个法子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阶级分析法。这是吃了她公公一个麦粑的专员教给她的。教她的当初，自然并不是解决屋檐水问题，只是她用得活。
她有创造性。春耕的时候，她就发动“三兜粪”活动，让镇上机关、商店、企事业单位、学校的广大干群，每天利用早晚捡三兜粪送到镇外的李八碗各生产队；冬季搞水利的时候，就组织“三块石”活动，形式同“三兜粪”一样，每人每天给水利工地送三块石头。至于为何一定是“三兜”“三块”这是因为一，习惯；二，写材料方便：“贡献‘三兜粪’（或三块石），打倒帝修反”这些经验都很快在全县、全专区乃至全省推广。李芙蓉的工作能力因此获得很高的评价。酝酿调她到县委工作的时候，却来了文革。
运动一开始，那位专员就被打倒。造反派把他同李芙蓉“乱搞男女关系”的漫画从城里贴到镇街上。
李芙蓉的嘴再辣也无济于事，靠边站了两年，匆匆忙忙地嫁给了镇搬运公司的一个临时工。一直到那位专员解放，李芙蓉才恢复了工作，以后又调到县上去负主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