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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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案组把这件事单独立了一个案，口授电报的事。镇长供认不讳。他并且补充说，播音员祖母生病也是事实，只不过老人家早已瘫痪在床。另外，那辆货车，也是他临时安排的。后来，那个播音员从上海回来，同样是他写信通知的。回来的当天，他就给了她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推荐表上所要求的全部手续都是在他的监督下闪电式地办完的。正好是上海的一所美术院校，播音员没有几天就永远地从镇上消失了。
专案组派人去了上海找那个前镇广播站播音员出旁证，证实了上述的种种。正在上大学的播音员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那天晚上镇长为什么突然来找她，告诉她家里会有电报来，让她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到镇街口的那棵樟树下面去，那里会有一辆货车等她千万不要犹豫。镇长说，你什么也不要问，走你的就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原因，回了上海先住着，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给你去信。你要不听我的，出了事那就莫要怨我。镇长当时的样子又神秘又紧张。播音员虽然有些糊涂，但让她回上海总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镇长又来信，让她回小镇办理上大学的手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上海了，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丑的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镇长是打了她的主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这样倒使镇长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间出镇长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镇长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镇长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
镇长的辉煌很短促。像扫帚星划过小镇的空中。
先是中央的林彪，接着是省革委主任，接着是县革委主任，接着是镇长，一个一个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就像他们当初理直气壮地把别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一样。据说，他们竟是串通好了谋反的。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战略工事的一部分。他那回来小镇，主要是来看地形的，计划在小镇修一个地下指挥所，那天晚上说住下又突然撤走，就是为了保密。总之事情很严重，很可怕，大家这才晓得，一个臭癞痢当初能那么不可一世，原来竟有这样的背景，也就激起大家无比的痛恨，声讨起来一个个义愤填膺。
但这个“臭癞痢”却满不在乎，开批斗会的时候，他依旧像先前做镇长时一样神气活现。
一上台，他跪下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着，两条手臂平展着。主持人喊：“你起来，我们不搞体罚。”他说：“我自己罚自己，跟你没有关系。”主持人说：“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还看不出来？我没有文化的都认得：一个头，两只耳朵，平伸两只手，伸条腿，跪条腿，这不是个‘光’字么。不过不是光荣的‘光’，是光卵一条绳的‘光’，如今我光卵一条绳，什么都不是了，甘心情愿接受批斗。”大家听了，又看他怪模怪样，想笑又不敢笑，就开始揭批。
镇食品站的站长上去说：“你当个镇长，专搞特殊化，回回买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专要猪头肉。镇上一个月才供应几头猪？一头猪有几两猪头肉？你回回只要猪头肉，别个吃什么？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哩。”说着狠狠地跺了跺脚，高呼：“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
在台角上的镇长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食品站长，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食品站站长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镇长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镇长也是少不得他的，镇长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槁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镇长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革命，他那个公社造反最早。司令自然是他。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惜的是字依旧是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怕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又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字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
专案组把这件事单独立了一个案，口授电报的事。镇长供认不讳。他并且补充说，播音员祖母生病也是事实，只不过老人家早已瘫痪在床。另外，那辆货车，也是他临时安排的。后来，那个播音员从上海回来，同样是他写信通知的。回来的当天，他就给了她一张上大学的推荐表。推荐表上所要求的全部手续都是在他的监督下闪电式地办完的。正好是上海的一所美术院校，播音员没有几天就永远地从镇上消失了。
专案组派人去了上海找那个前镇广播站播音员出旁证，证实了上述的种种。正在上大学的播音员只是一直没有搞明白，那天晚上镇长为什么突然来找她，告诉她家里会有电报来，让她接到电报马上动身，到镇街口的那棵樟树下面去，那里会有一辆货车等她千万不要犹豫。镇长说，你什么也不要问，走你的就是，以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原因，回了上海先住着，什么时候回来，我会给你去信。你要不听我的，出了事那就莫要怨我。镇长当时的样子又神秘又紧张。播音员虽然有些糊涂，但让她回上海总是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后来镇长又来信，让她回小镇办理上大学的手续。她就赶紧去了，又快快地回上海了，就是这样。至于镇长那天为什么匆忙让她去，她后来一直也没有问，也没多想，因为没有必要。她觉得这个乡下人样子难看死了，心肠倒蛮好的。问到她晓不晓得镇长为什么对她那么好。她笑一笑，说：“谁晓得！”脸上分明现出上海人常有的优越，意思很明白的：我这样一个上海女子，能不让男人喜欢么？而且是那样丑的一个外省乡下人！给人的感觉镇长是打了她的主意，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这样倒使镇长得了一个解脱。专案组原是想从中间出镇长同播音员的私情的。看这种情形，委实也不像。回来再向镇长作最后核实，问他为什么对播音员那么关照，镇长说，你们想是为什么呢？你们怎样想怎样写就是了。结论横直是你们做的。
镇长的辉煌很短促。像扫帚星划过小镇的空中。
先是中央的林彪，接着是省革委主任，接着是县革委主任，接着是镇长，一个一个地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就像他们当初理直气壮地把别人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一样。据说，他们竟是串通好了谋反的。省革委主任大搞八字头上一口塘，是战略工事的一部分。他那回来小镇，主要是来看地形的，计划在小镇修一个地下指挥所，那天晚上说住下又突然撤走，就是为了保密。总之事情很严重，很可怕，大家这才晓得，一个臭癞痢当初能那么不可一世，原来竟有这样的背景，也就激起大家无比的痛恨，声讨起来一个个义愤填膺。
但这个“臭癞痢”却满不在乎，开批斗会的时候，他依旧像先前做镇长时一样神气活现。
一上台，他跪下一条腿，另一条腿伸着，两条手臂平展着。主持人喊：“你起来，我们不搞体罚。”他说：“我自己罚自己，跟你没有关系。”主持人说：“你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他说：“你这还看不出来？我没有文化的都认得：一个头，两只耳朵，平伸两只手，伸条腿，跪条腿，这不是个‘光’字么。不过不是光荣的‘光’，是光卵一条绳的‘光’，如今我光卵一条绳，什么都不是了，甘心情愿接受批斗。”大家听了，又看他怪模怪样，想笑又不敢笑，就开始揭批。
镇食品站的站长上去说：“你当个镇长，专搞特殊化，回回买肉，精的不要，肥的不要，专要猪头肉。镇上一个月才供应几头猪？一头猪有几两猪头肉？你回回只要猪头肉，别个吃什么？要是让你这样的人篡党夺权的阴谋得逞，劳动人民不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才怪哩。”说着狠狠地跺了跺脚，高呼：“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的！”
在台角上的镇长疑疑惑惑地瞟了瞟食品站长，说：“你是表扬我还是揭批我啊？世上哪有不吃精不吃肥只吃猪头肉的人？我是穷得没有法子啊。你要喜欢，二回我拿猪头肉跟你换精肉肥肉，你只莫加收我的钱就是。免得你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食品站站长给他说得噎住，一时不晓得怎样回复。主持人就及时地喊：“下一个上来。注意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要说大是大非问题，敌我矛盾问题。”
“我来！”
下面一个人奋勇地应了一声，挺身而出，是镇革委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主任先前是跟镇长跟得最紧的一个。大家人前人后叫他做“镇长的吊刀”他并不恼火，反而乐意，说是“跟路线”一脸的自豪。镇长也是少不得他的，镇长走到哪里都喜欢讲话，讲话便少不得槁子，稿子都是由办公室主任写。写得好不好，主要就看厚不厚，拿到手上，先掂掂分量，再看看页码，好几十页，就说要得！
但是，其实，再短的稿子，镇长也念不完的。他放牛放到十几岁才去上小学，上了没有几年，家里没有口粮了，就又回去种田。他胆大。他那个山里没有学校，他居然敢办学，一个人当校长当老师——当老师又教语文、又教算术、又教画、又教体育、当伙头、当打钟的。当了几年，教出些什么桃李自然是天晓得，倒是他自己出了名，被调到公社做干部。文化革命，他那个公社造反最早。司令自然是他。他把公社机关所有的公章用麻绳串成一串，当裤带系在腰上。大约是因为大家都晓得十个癞痢九个哈，居然当地没有人敢另立山头跟他对抗。有几个人背后嘀嘀咕咕过几回想想还是觉得惹不起癞痢，便死了心。因此，文化革命了几年，别的公社都牺牲了人，他那个公社连武斗也没有发生过。癞痢也就因此显得出类拔萃，然后就成了镇革委主任。唯一可惜的是字依旧是认得不多，跟镇长的身份远不相称。但是他决不肯因此跌价，稿子总要有一定厚度的，因为那是镇长权威的体现。至于念不全，他有法子解决。
那法子很简单，就是将稿子复写成两份，他拿一份，另一个字认得多的人拿一份。他作报告的时候那个人就站在他身后，遇到有他不认得的字（预先看一遍做好记号），就给他提词。本来这不失为一种可靠的保障，但他性子急，有时候报告作到兴头上，他就顾不得听人提词，依旧信口开河地念错。好在他不怕出丑，别人要是纠正了，他马上又改回来。比方，他把“赤裸裸”念成了“赤果果”后边提词的人赶紧轻轻地纠正：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他听见了，就放下手上的报告稿扭回头大声问：“不是赤果果？”“不是。”“是‘赤裸裸’？”“是。”“那好。”他回过头，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说：“我刚才念错了，不是‘赤果果’，是‘赤裸裸’。”对他念错字别字，大家开头常笑，后来见他坦白得可爱，就笑不起来，反而觉得他人实在。他的坦白就像他对待自己的癞痢。别的癞痢六月三伏都想方设法捂着，他则一年四季从不戴帽子，就那样暴露着，炫耀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