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少年不识愁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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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
——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干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暴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陈冲开始管理柴米油盐了。几天后，哥哥陈川便开始嚷：“我不要天天吃冰棍，我要吃饭！”
妹妹感到奇怪：这么热的天，还有比冰棍更好吃的饭？她不理睬哥哥的抗议、埋怨，每天照样用一只广口保温瓶从街口拎回满满一瓶冰棍。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开销在冰棍上，半个月便完了。八岁的小管家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饭是做了，竟也做得颇像样。陈冲连学带发明，有了一套自己的食谱。“面拖带鱼”是她那套食谱中的高档菜，陈川看见这道菜便摩拳擦掌：“今天菜好嘛，有面拖带鱼！”
提了筷子便朝顶肥厚一块叉去。一口咬下来，陈川瞅一眼“带鱼”脸困惑了。
“没鱼呀！全是面啊！”他说。
妹妹说：“再咬两口，就有鱼了！”
陈川咬到最后，出来小极了的鱼尾巴。
陈冲笑起来.说：“谁让你贪，拣大块的！大块的是我骗骗你的！”
无论如何，哥哥还是得让妹妹把家当下去。因为妹妹毕竟是能干的，刚强的，爱负责任的。她会很早起床，提篮子去菜场，在饶舌的妇人中挤出了位置。陈川在这方面自愧不如。
既是妹妹当家，就得服妹妹管。陈冲做好晚饭，一脸一头的汗扒到窗台上喊：“哥哥，回来！”
陈川便知道开晚饭了。玩得又累又饿的他立刻往楼上跑，玩热时脱下的衣服全扔在地上，也忘了捡。妹妹总是奔下楼，一件件替他捡回来。
小兄妹就这样生活着，不断写信告诉在远方牵肠挂肚的父母：“我们一切都好。”
信上从不写他们如何在夜晚想念外婆，想念父母而掉泪。也不写他们惟一的安慰是那只饼干瓶——陈冲把它放在枕边，常是嚼着糖、饼干，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连陈川发生那么大的事故，他们都瞒住了父母。陈川是少年体校的划船运动员，一天，他结束训练回到家，告诉陈冲他的胳膊疼极了。
陈冲检查了伤处，并不见伤口，只是一大块血肿。她的诊断是“问题不大”
陈川说：“怎么会这么痛？”
陈冲想一会儿，跑到一家药房，买了一瓶“补血糖浆”气喘吁吁跑回来，督促哥哥把它喝下去，她很有经验似的把道理讲给哥哥：“你看，你这里是内出血，所以我要给你好好地补血！”
哥哥听信了妹妹——因为实在没其他人可听信，便把糖浆喝了下去。
陈冲又翻抽屉，找出所有的肉票，决定全把它们用了，给陈川大补一场。糖浆和肉都补了进去，陈川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血肿也愈发可怕。
陈冲听见陈川夜里痛得直哭，也开始慌了。她找来一位邻居，那邻居一看便说：“很可能是骨折。”
医生的诊断果然是骨折。
医生看着这个把哥哥送来就诊的小姑娘，问：“你几岁了？
陈冲说：“九岁。”
医生对着消瘦的小兄妹瞪大了眼，又问：“你们家大人呢？”
陈冲答道：“五七干校。”
医生再次看看他俩，他们不仅瘦，而且面色黑黄“那谁照看你俩的生活呢？”
陈冲说：“我。”
医生这一惊吃得可不小。不知该说什么，并且也明白说什么都不该。说“五七干校”胡闹、无人道、连个成年人都不允许留下，当然不可以。滥发同情、滥发批评都是要触犯某种“网”和“线”的。那么说孩子们的父母太忍心，太不负责？更不能。任何家长撇下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于绝对的无奈。
医生苦笑，叹气，替陈川打上了石膏。
陈川不再去少年体校锻炼了。陈冲留意哥哥脸上的阴沉，她懂得这次不是因为疼痛。她知道哥哥心情不好的原因。
“哥哥，要是你不去锻炼，会被淘汰的，是吧？”
陈川不吱声。他一向比妹妹话少。
“淘汰是件很可怕的事。”陈冲又说。
少年体校也好，少年宫绘画组也好，对少年们都是一种保障——将来可以凭一技之长不下农村。陈川迷恋画画，他可以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郊公园去画动物写生。而参加少体校的划船队，却不完全出于兴趣。是为了那个保障——假如他能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插队落户就可被免除了。
陈冲完全懂此刻的陈川。她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淘汰你——你应该坚持锻炼！要我是你，我肯定照样去锻炼，肯定不让他们淘汰我！”
陈川知道妹妹的好强和倔强“淘汰”这样的字眼她绝不可能接受。然而带伤锻炼是困难而疼痛的，陈川咬牙坚持。他不想让妹妹失望。
母亲从干校回来时，兄妹二人都明显地瘦了许多。陈川的胳膊尚打着石膏，陈冲的满嘴牙齿化脓，腮上一边鼓一个大包。
母亲心疼得泪汪汪。
听说陈川骨折后仍在妹妹怂恿下天天去体校锻炼，母亲吓坏了，斥责陈冲“瞎做主张”、“出馊主意”她马上把陈川领到医院，而那位骨科大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长好了！幸亏你坚持活动。”
母亲意外极了。
陈冲的牙病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牙周的脓肿已相当严重。牙科大夫摇着头：“哎呀小姑娘，怎么可以嘴里嚼着饼干就睡觉了呢？”
母亲不语，满心疚痛。兄妹俩人的信上从未提过他们吃的这些苦。九岁当家的女儿从未抱怨过一句日子的艰难与孤单，这么个懂事、刚强、从不怨艾的小女儿。
母亲守在牙医的椅子边。陈冲一声不吭，疼得厉害时只是将身体耸一耸，偷觑一眼母亲。
母亲的疚痛还因为她能给孩子们的实在太少。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医学院教师都属于中薪阶级），家里被一次次洗劫后，生活水准更是逐渐下降。她也常想为女儿添置些衣服——毕竟是个女孩子，并是个长相那么可爱的女孩子，但她不得不打消念头。有次她为陈川买了套新衣，是套草绿的仿军装：陈川把它穿上身时，陈冲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神色有嫉妒，有委屈，更多的是对顿时神气起来的哥哥的欣赏。
妈妈注意到女儿，轻声对她说：“等哥哥穿不下了，就是你的了。”
陈冲马上笑了。似乎她已有了预定的所有权。从此她便盯上了陈川，见他弄脏了膝盖和袖口，她会心疼地叮嘱：“你穿得小心些呀！别把它穿脏了呀！”
有时陈川和男孩子们去玩球，或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陈冲会对哥哥嚷：“今天你不用穿这么新的衣服！你穿那套旧的吧！不然钩破了怎么办？”
还有些时候陈冲嫌哥哥长得不够快，生怕这套军装不等他穿小就被他穿坏了。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边笑边感到心里不是味。
还记得那些个冬天的早晨。陈冲不肯起床，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还没决定穿哪件衣服去上学。”
母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说：“你一共只有两件衣裳！”
陈冲便躺在那里自语：“军装、小娃娃装——我穿哪件呢？”
“好啦，只有两件！”妈妈说。
“你说我穿哪件？军装，还是小娃娃装？”陈冲真的像是颇伤脑筋地做选择。似乎仅仅这两件就够她享受这种选择的快乐，抑或选择的为难。
她却从来没主动向母亲提出买新衣的要求。一个多么宽宏、体贴的女儿。母亲想着，将陈冲从牙科椅上扶下来。她已痛得满头大汗，嘴却严峻地抿着。
母亲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一种虚弱，那是被疼痛消耗的。
护士们拍着陈冲的头，说：“这个孩子好，不哭。其他孩子一进这里就哭！”
陈冲仍是严峻地抿着嘴，礼貌地看她们一眼。
母亲雇了一辆三轮车。车上了马路，见陈冲仍是愣愣的，母亲悄声地对她说：“好了，现在没人了，你要哭就哭吧！”
陈冲这才“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抱：她放开喉咙，伏在母亲胸襟上哭得酣畅淋漓，直哭到母亲衬衫被她的涕泪濡湿一片。她似乎不只为治牙的疼痛而哭，母亲懂得，她泪水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元素。这一会儿，九岁的她不必刚强，不必独当一面了。
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
——陈冲九十年代散文选
母亲如今还常是隐隐内疚：让八岁的陈冲照管她们兄妹的生活。自然是不得已的，但凡有一点办法，当妈妈的也不忍心撇下十岁的陈川和仅仅八岁的陈冲。
先是保姆被辞退。在那个到处“无产阶级”的环境中，雇保姆几乎是桩罪过。自外公去世，陈冲的家长但求最不引人注目地生活下去。
紧接着，外婆史伊凡随她单位的“五七”干校离开了上海。一去几百里。
然后轮上了在医学院执教的陈星荣夫妇。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毫无选择的。
母亲把孩子们叫到面前，留下生活费和许许多多叮嘱——煤气要这样开，电插头是那样的用法，米饭该煮多久，面条什么样叫熟了。教诲、示范，眼里仍是浓重的焦灼与不忍。
八岁的陈冲懂得妈妈的眼神，她把握十足地说：“我会的！我知道怎么烧饭。你们放心走好了！”
父母是在暴烈的太阳中被大卡车载走的。一卡车的人在锣鼓声中大声唱歌。唱得很齐，听上去快乐、劲头十足，像是一车成年人要去过少先队的夏令营。而每人的眼神却告诉了他们真实心情。没一个父亲或母亲不焦虑，不心碎——就这样撇下了还未成年的孩子。而谁家的孩子，都不像陈冲兄妹这样年幼。
陈冲开始管理柴米油盐了。几天后，哥哥陈川便开始嚷：“我不要天天吃冰棍，我要吃饭！”
妹妹感到奇怪：这么热的天，还有比冰棍更好吃的饭？她不理睬哥哥的抗议、埋怨，每天照样用一只广口保温瓶从街口拎回满满一瓶冰棍。一个月的柴米油盐钱开销在冰棍上，半个月便完了。八岁的小管家意识到长此以往是不行的。
饭是做了，竟也做得颇像样。陈冲连学带发明，有了一套自己的食谱。“面拖带鱼”是她那套食谱中的高档菜，陈川看见这道菜便摩拳擦掌：“今天菜好嘛，有面拖带鱼！”
提了筷子便朝顶肥厚一块叉去。一口咬下来，陈川瞅一眼“带鱼”脸困惑了。
“没鱼呀！全是面啊！”他说。
妹妹说：“再咬两口，就有鱼了！”
陈川咬到最后，出来小极了的鱼尾巴。
陈冲笑起来.说：“谁让你贪，拣大块的！大块的是我骗骗你的！”
无论如何，哥哥还是得让妹妹把家当下去。因为妹妹毕竟是能干的，刚强的，爱负责任的。她会很早起床，提篮子去菜场，在饶舌的妇人中挤出了位置。陈川在这方面自愧不如。
既是妹妹当家，就得服妹妹管。陈冲做好晚饭，一脸一头的汗扒到窗台上喊：“哥哥，回来！”
陈川便知道开晚饭了。玩得又累又饿的他立刻往楼上跑，玩热时脱下的衣服全扔在地上，也忘了捡。妹妹总是奔下楼，一件件替他捡回来。
小兄妹就这样生活着，不断写信告诉在远方牵肠挂肚的父母：“我们一切都好。”
信上从不写他们如何在夜晚想念外婆，想念父母而掉泪。也不写他们惟一的安慰是那只饼干瓶——陈冲把它放在枕边，常是嚼着糖、饼干，哭着哭着便睡着了。
连陈川发生那么大的事故，他们都瞒住了父母。陈川是少年体校的划船运动员，一天，他结束训练回到家，告诉陈冲他的胳膊疼极了。
陈冲检查了伤处，并不见伤口，只是一大块血肿。她的诊断是“问题不大”
陈川说：“怎么会这么痛？”
陈冲想一会儿，跑到一家药房，买了一瓶“补血糖浆”气喘吁吁跑回来，督促哥哥把它喝下去，她很有经验似的把道理讲给哥哥：“你看，你这里是内出血，所以我要给你好好地补血！”
哥哥听信了妹妹——因为实在没其他人可听信，便把糖浆喝了下去。
陈冲又翻抽屉，找出所有的肉票，决定全把它们用了，给陈川大补一场。糖浆和肉都补了进去，陈川的疼痛却有增无减，血肿也愈发可怕。
陈冲听见陈川夜里痛得直哭，也开始慌了。她找来一位邻居，那邻居一看便说：“很可能是骨折。”
医生的诊断果然是骨折。
医生看着这个把哥哥送来就诊的小姑娘，问：“你几岁了？
陈冲说：“九岁。”
医生对着消瘦的小兄妹瞪大了眼，又问：“你们家大人呢？”
陈冲答道：“五七干校。”
医生再次看看他俩，他们不仅瘦，而且面色黑黄“那谁照看你俩的生活呢？”
陈冲说：“我。”
医生这一惊吃得可不小。不知该说什么，并且也明白说什么都不该。说“五七干校”胡闹、无人道、连个成年人都不允许留下，当然不可以。滥发同情、滥发批评都是要触犯某种“网”和“线”的。那么说孩子们的父母太忍心，太不负责？更不能。任何家长撇下自己的孩子都是出于绝对的无奈。
医生苦笑，叹气，替陈川打上了石膏。
陈川不再去少年体校锻炼了。陈冲留意哥哥脸上的阴沉，她懂得这次不是因为疼痛。她知道哥哥心情不好的原因。
“哥哥，要是你不去锻炼，会被淘汰的，是吧？”
陈川不吱声。他一向比妹妹话少。
“淘汰是件很可怕的事。”陈冲又说。
少年体校也好，少年宫绘画组也好，对少年们都是一种保障——将来可以凭一技之长不下农村。陈川迷恋画画，他可以步行一个多小时到西郊公园去画动物写生。而参加少体校的划船队，却不完全出于兴趣。是为了那个保障——假如他能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插队落户就可被免除了。
陈冲完全懂此刻的陈川。她说：“一定不能让他们淘汰你——你应该坚持锻炼！要我是你，我肯定照样去锻炼，肯定不让他们淘汰我！”
陈川知道妹妹的好强和倔强“淘汰”这样的字眼她绝不可能接受。然而带伤锻炼是困难而疼痛的，陈川咬牙坚持。他不想让妹妹失望。
母亲从干校回来时，兄妹二人都明显地瘦了许多。陈川的胳膊尚打着石膏，陈冲的满嘴牙齿化脓，腮上一边鼓一个大包。
母亲心疼得泪汪汪。
听说陈川骨折后仍在妹妹怂恿下天天去体校锻炼，母亲吓坏了，斥责陈冲“瞎做主张”、“出馊主意”她马上把陈川领到医院，而那位骨科大夫说：“没想到这么快就全长好了！幸亏你坚持活动。”
母亲意外极了。
陈冲的牙病却很费了一番周折。牙周的脓肿已相当严重。牙科大夫摇着头：“哎呀小姑娘，怎么可以嘴里嚼着饼干就睡觉了呢？”
母亲不语，满心疚痛。兄妹俩人的信上从未提过他们吃的这些苦。九岁当家的女儿从未抱怨过一句日子的艰难与孤单，这么个懂事、刚强、从不怨艾的小女儿。
母亲守在牙医的椅子边。陈冲一声不吭，疼得厉害时只是将身体耸一耸，偷觑一眼母亲。
母亲的疚痛还因为她能给孩子们的实在太少。她和丈夫的工资都不高（医学院教师都属于中薪阶级），家里被一次次洗劫后，生活水准更是逐渐下降。她也常想为女儿添置些衣服——毕竟是个女孩子，并是个长相那么可爱的女孩子，但她不得不打消念头。有次她为陈川买了套新衣，是套草绿的仿军装：陈川把它穿上身时，陈冲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神色有嫉妒，有委屈，更多的是对顿时神气起来的哥哥的欣赏。
妈妈注意到女儿，轻声对她说：“等哥哥穿不下了，就是你的了。”
陈冲马上笑了。似乎她已有了预定的所有权。从此她便盯上了陈川，见他弄脏了膝盖和袖口，她会心疼地叮嘱：“你穿得小心些呀！别把它穿脏了呀！”
有时陈川和男孩子们去玩球，或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陈冲会对哥哥嚷：“今天你不用穿这么新的衣服！你穿那套旧的吧！不然钩破了怎么办？”
还有些时候陈冲嫌哥哥长得不够快，生怕这套军装不等他穿小就被他穿坏了。
母亲在这种时候总是边笑边感到心里不是味。
还记得那些个冬天的早晨。陈冲不肯起床，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还没决定穿哪件衣服去上学。”
母亲被她弄得哭笑不得，说：“你一共只有两件衣裳！”
陈冲便躺在那里自语：“军装、小娃娃装——我穿哪件呢？”
“好啦，只有两件！”妈妈说。
“你说我穿哪件？军装，还是小娃娃装？”陈冲真的像是颇伤脑筋地做选择。似乎仅仅这两件就够她享受这种选择的快乐，抑或选择的为难。
她却从来没主动向母亲提出买新衣的要求。一个多么宽宏、体贴的女儿。母亲想着，将陈冲从牙科椅上扶下来。她已痛得满头大汗，嘴却严峻地抿着。
母亲在女儿的脸上看到一种虚弱，那是被疼痛消耗的。
护士们拍着陈冲的头，说：“这个孩子好，不哭。其他孩子一进这里就哭！”
陈冲仍是严峻地抿着嘴，礼貌地看她们一眼。
母亲雇了一辆三轮车。车上了马路，见陈冲仍是愣愣的，母亲悄声地对她说：“好了，现在没人了，你要哭就哭吧！”
陈冲这才“哇”的一声哭倒在母亲怀抱：她放开喉咙，伏在母亲胸襟上哭得酣畅淋漓，直哭到母亲衬衫被她的涕泪濡湿一片。她似乎不只为治牙的疼痛而哭，母亲懂得，她泪水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元素。这一会儿，九岁的她不必刚强，不必独当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