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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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团支书王掖生拿了一大摞文件来念。他把“螳螂捕蝉”的“蝉”字读成了“单”陶小童马上替他纠正：“念蝉。这个字读蝉。”
团支书的四方脸涨红起来。一抬头，发现徐北方满怀景仰地凝视他。每到这种时候，这家伙总是很有耐心地等着他把洋相出大。
“你再重念一遍，我们没听清。”徐北方做出天真的样子说。
不料团支书很快放下面子，用颇谦卑的语气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陶小童你刚才说它念什么来着？”他虚心而诚恳，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蝉，就是知了知了的学名叫蝉”她怯生生解释道。
“好了。”团支书打了个手势。
孙煤却叫起来：“谁说念‘蝉’？就念‘单’！我在体校时就一直念‘单，——‘单连冠军’嘛！”
“是蝉连冠军。”
“你刚才不是说蝉是知了？”
“对呀！”
“知了跟冠军有什么相干？”
陶小童耐心地说：“知了有个习惯”
彭沙沙突然蹦起来指着陶小童：“她舌头有问题！有一次她对门诊部医生说她咳嗽，咳出很多‘蛋’（吴语‘痰’与‘蛋’同音），把医生吓坏了！”
大家嘿嘿嘿地笑起来。
彭沙沙又举一例证明陶小童口音的靠不住：她曾把她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误叫成“嘣嚓嚓”害得别人老要想起那种怪下流的三步舞。
“就是华尔兹！”有人眉飞色舞地解释。
“华尔兹？”
“看，就这样——嘣嚓嚓、嘣嚓嚓”
“喂！是一男一女！”
团支书简直已经被人忘了。他无论是跺脚还是把文件翻得哗哗响都继续被忽略。他的四方脸忽然涨得紫红：“现在是听中央文件，你们在搞啥名堂？！”
徐北方扯起嗓子说：“对呀！听中央文件，你们蛋啊蛋的像话吗？”他嬉皮笑脸的面孔转向团支书“我差点以为你念错了字呢。”
团支书老实地说：“我是念错了字。”
徐北方立刻严肃起来：“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对呢？”
团支书愤怒而窘迫地沉默着。徐北方简直开心得要死了。
过一会儿，蔡玲突然懵懵懂懂地叹一声：“哎呀烦死人。”
“咱们干吗老这么坐着？”有人问。
徐北方说：“嗨，瞧你说的。不在这坐着就到其他地方坐着，除非你没有屁股。”
最后有人指出问问伊农，他当年险些考上南开大学，要不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话。
伊农最恨谁提他很有学问的历史，立刻飞快地说：“蝉、蝉、蝉，那字读、读、读蝉！”他整天沉默寡言，当众说话就像要他命一样难。他越是惧怕讲话，别人越要千方百计逗他开口。他从来不笑。总是憋一肚子气，再通过那支小号把气撤出去。他之所以爱吹号就因为通过这支铜管他多少能消掉点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生来就对一切都有气。
有人发现伊农私下说话很正常。但谈话对象超过两个，他就结巴了。
徐北方说口吃现象有着古老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过口吃。说口吃是人的四种基本情绪发生混乱的结果，即喜怒哀乐彼此厮扭。
伊农不乐意了，反驳说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规矩，向来不发生什么混乱。伊农吃力地辩解道：“用用用医学来解释口吃，不过是极简单的病理：因因因为口腔送气不足，不不不能把要讲的话音连续发出。就就就这么回事。”
陶小童对这个讨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口吃源于初学语时。一般儿童都是模仿父母说话，如果父母说话过分的快和流利，必然使孩子学语时急躁。要不就是父母过分严厉，在他们面前，孩子始终畏缩，所以说话便迟迟疑疑，久而形成口吃。
徐北方说陶小童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名家理论做依据，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专家指出，人的敌意或焦虑使语言表达发生阻碍——也就是结巴。他们认为，口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
伊农抗议他总把这问题往精神病上扯。
“是精神性疾病，不是精神病。”孙煤帮徐北方解释。好半天她因插不上嘴而不悦。在大家争论“蝉”字时，她认真查了字典。她不得不承认，体育学校毕竟不是训练脑子的地方。她认为陶小童这时简直洋洋得意，跟徐北方有来有往地争论。他俩几乎甩开所有人，所有人都只有糊里糊涂跟着傻笑的份。
伊农口吃得更凶，往往张好多次口都发不出音，所以没等他有效地驳证，女兵们就一齐哈哈大笑，笑得他捶胸顿足。徐北方再趁机加强攻势，认定口吃决不是口腔缺陷而是精神缺陷，起码是脑子有问题。陶小童马上接着说，她曾看过一位外国精神病大师著的书，说口吃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体争夺对语言的控制权，而造成的冲突；这冲突使发音器官无所适从，便出现口吃。
伊农被种种玄而又玄的学术分析差点气疯。他脸成了紫色，嘴一龇一龇露出那颗虎牙。他这样子更让女兵们开心。陶小童觉得他有点可怜，便安慰他说：世界上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口吃，他大可不必感到孤独。
然而徐北方却咬着精神性疾病不放。
“我不是精神病！”伊农突然喊了一句，把大家吓一跳。他这句话说得不能再流利了。他忽然倒抽一口气，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这叫作一刹那的精神愈合。”徐北方立刻又手舞足蹈地讲解“这说明精神性疾病的不稳定性和神秘性。它往往出现一刹那令人意外的灵光。所以口吃现象在当今世界仍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疑谜。有的精神病学者专门设立研究口吃的学科。”见伊农又在椅子上耸了几耸，他双手—按：“你别一听精神病几个字就难受。用国外精神病专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精神病。所以国外平均每个精神病大夫要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心理健康。伊农同志，这有什么不合情理呢？”
团支书王掖生真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连他自己也把自己忘了。他开始认为他们不像话，撇下他和一大堆文件去讨论结巴问题。渐渐他听得有点入神了，觉得那不是胡说八道，那是一些挺深的学问。他觉得徐北方这人稀松散漫，但那个聪明劲还是讨人喜欢的。他就凭这点讨人喜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的讨论，但忍住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胆怯，或说是自卑。
团支书第一次感到有种奇妙的东西在吸引他。他默默坐着，装作心不在焉，其实他对每个陌生的词汇都抓住不放。
正式的批判会在饭堂里举行。
炊事班长吴太宽读批判稿时大哭。他最近心情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总想找个合适地方发作一下。他批判稿中联系到苦难的家史，说他家过去从来吃不起肉，最了不得就是到屠宰场弄些猪尾巴回来吃。他是为这哭吗？不是，他还想到母亲的沙眼，父亲的罗锅背，妹妹十二岁才上小学，还留级，以及他最近错了笔账、炊事员小周不安分等等。他哭着控诉，那么宽大个人竟瑟瑟发抖。他恨不得把一辈子的不顺心都清算了。
刘队长松了口气，一台配合形势的新节目终于排出来了。除了八路军来了烧开水还接着唱，其他一律换新节目。有个歌舞表演叫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具有很复杂的悲剧情节。他拿不定主意让谁担任剧中女主角。
“队长，是你叫我吗？”彭沙沙一蹦，趴到他家窗台上。她跟队长讲话总是特别天真。
“我说，你别见天到处扫地，有时间抓抓自己的业务”队长说。
彭沙沙一会儿把头偏向左边，一会儿又偏向右边。她在人群里一贯扮演小淘气之类的角色，但分寸总掌握不好。她虽然晃着头，却也把队长摊在桌上的“演员表”看清了。那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并用红笔把名字打了个框。跟着她又看到陶小童名字也打了红框。
在彭沙沙看来，陶小童的表演才华根本不在她话下。上西藏之前精简演出人员，陶小童差点让减下去。后来排了个表演唱，里面有个哑巴角色，陶小童赶紧声明她可以演这哑巴。彭沙沙说既是哑巴，我也能演。刘队长就把专业文工团那套搬来了，安排ab角，让她俩替换着演。可b角彭沙沙一出场就大放光彩。于是她自作主张连续演下去。起初陶小童不好意思提出异议，有一天实在忍不住暗示彭沙沙，她们是ab角关系。
彭沙沙却人五人六叹了口气说：“你这样争角色可不对啊。”
班长孙煤也插手了这件事，明确说，她反感任何人争角色。她认为那是旧文艺界最令人恶心的事。争着出风头是最糟糕的作风。班务会上，她就这么说的。大家一致反映陶小童演得不如彭沙沙。虽然演得蛮像哑巴，但剧场效果不如彭沙沙强烈。彭沙沙一上台就有人笑。陶小童还不服，说：剧情在此处并无喜剧性发展，观众不是笑错了地方吗？
“什么剧情，管它呢。让人笑总是好事！”大家都这么说。并劝陶小童应该虛心把彭沙沙那套学到手。那些层出不穷的噱头真把人逗死了。
陶小童闷闷不乐。后来她忍无可忍地大声说：“你们说得不对！”她脸通红，圆脑门也红得厉害。她正告众人；艺术的第一要素是准确。随心所欲地出洋相，靠这个取悦观众是江湖艺人廉价的技艺。
大家起初愣了一会，没反应过来。后来彭沙沙跳起来，指着陶小童对大家说：“什么呀！什么呀！你们都听见没有？”
“江湖艺人怎么啦？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你贬低劳动人民！”彭沙沙说得很有力量。
“我没贬低”
大家一口咬定她对劳动人民确实不大恭敬。连一向温和、无所谓是非的蔡玲也义愤地跺跺脚，因为她讲不出什么。
“我们不是在讨论表演方法吗？”陶小童寡不敌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你明明贬低劳动人民！”
“我没说”
“你没说江湖艺人？”
“我说了”
“那你说你没说！”
“我说了江湖艺人”
“那你说你没说什么？”
陶小童眨着眼睛：“啊？不是你们说我说了什么什么吗？”不知是她被大家搞糊涂了还是她搞糊涂了大家。后来彭沙沙一直把“哑巴”演下去，越演越来劲，直到有回在某兵站饭堂演出，地方太小，她险些给观众来个耳掴子，才有人意识到她那表演已夸张得不成话了。
刘队长把彭沙沙和陶小童比较的结果，还是把主角给了前者。别人说他对矮矮胖胖的人存在偏爱，是他对小半拉儿的剩余感情所致。他觉得这样说的人无聊。
炊事班长吴太宽把“颗勒”那狗踢得大声惨叫。小半拉儿哭着跑来，叫他爸管管这事。吴太宽心里有火，这是谁也管不了的。他干了四年火头军，却让小周那小子捞着改行了。那个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里缺人数，小周就去当演员了。他天天在伙房练习拿大顶，原来有图头。
小周聪明伶俐，在一帮演员里不显得碍手碍脚。他一边排练一边对吴太宽挤眼，下来又说：“老吴你不行。你那张大宽脸要化起妆来还不跟漆门板似的。”吴太宽那笔账算错就因为怄气。
但到了正式演出，并没让小周上场。有人反映他神经有毛病。症状是他常对几头猪唱歌，还说猪听了音乐胃口好，容易上膘；有时却到猪圈去猛敲一通大锣，吓得猪乱跑，他说这样吓吓，它们体型会好，不至于全长肥肉。他学会吹笛子，却不用嘴吹，用鼻孔。每天夜里很晚不睡，发明一只腌咸蛋的坛子，使腌熟的蛋自动顺一个小口跑进槽里。据他说这是根据比重改变的原理，结果发明搞砸了，津贴赔了蛋钱。总之他有很多可疑行径。总之让估上台是不妥的。这么严肃的演出，万一让他闹出政治事故大家倒霉。幕拉开了。
由彭沙沙扮演的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在台上东倒西歪地舞着。灯光惨淡，表示旧社会暗无天日。天幕是徐北方挖空心思制造的机关布景：一片灰白的芦苇被风刮得左摇右伏。他告诉人们，这是象征生命在挣扎。
彭沙沙演得很来情绪。这姑娘有个好处是干任何事都劲头十足。比如她扫地，简直像跟地有深仇大恨似的。有回陶小童见她对准一小块地方横扫竖扫，扫得非常认真吃力，便奇怪地凑上去问：“彭沙沙，你在扫什么呀？”
她头也不抬地说：“你看谁扔了块纸，粘在地上了。怎么也扫不下来！”
陶小童乐了：“什么纸呀，你再仔细看看！”
她稍冷静了些，一看，原来屋顶漏下一缕阳光，投在地上形成一块白斑，被扫地心切的彭沙沙当成纸了。因为大家都很看重扫地，所以能找到一点可扫的东西颇难。后来陶小童到处跟别人讲，彭沙沙是近视眼。彭沙沙为了下台阶，就此真像近视那样眯起眼来。
不过彭沙沙在舞台上从不眯眼。她只有一个优势就是眼睛。她的眼睛说流泪就流泪。她扮演给地主放鹅的小女孩，不断有泪水从她腮帮上滚下来。
陶小童跟在孙煤后面，舞台上有十个姑娘为彭沙沙伴唱伴舞。年底有两个女兵复员，宿舍作了调整，孙煤把陶小童换到另一间寝室去了。搬床的时候，俩人的目光右点心照不宣。陶小童凭直觉感到离班长的秘密已非常近了，可班长来了这一手。孙煤知道自己这一手是很有效的。
彭沙沙穿着烂成丝丝缕缕的衣服在台上咚咚作响地舞着，烂衣衫紧裹着她的胖身材。剧情发展到后面，这放鹅的小女孩饿死在芦苇荡里。音乐是由一位新调来的作曲家写的，到此处简直像台风警报。小号蠢头蠢脑地冒出几串高音，给人恐怖感。小提琴手们闭着眼拉着没完没了的颤音。而作曲家刻意在大家谱子上标明：“此处悲痛欲绝，怒火中烧，催人泪下”这曲子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他全不管乐队奏出的效果如何，只管一个劲注视舞台上的孙煤。他觉得这姑娘简直美得要了他的命。他这样美的乐曲全是为她写的，让矮胖子彭沙沙给糟践了。彭沙沙已跳得颠三倒四，她踉跄着，趔趄着，表演生命垂危。她准备奋不顾身地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往地上一倒。这一倒要倒得真实就得不怕疼。只听“砰”的一声，彭沙沙在舞台中央倒下去。
观众们呆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这“砰”的一声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从这“砰”一声中感到上了当。台上这个“穷孩子”那圆滚滚的小腿真结实啊；还有那屁股，拱得像座小山！这孩子哪能是饿死的，活活是撑死的！
观众笑了！这还了得！侧幕里的男演员也笑出声来。担任伴舞的十个姑娘努力忍住，但还是有人开了头。笑在舞台上是多米诺骨牌，有个开端，后面的妄想抵挡。开始她们还闷在嗓子眼里笑，不一会儿就浑身抽筋，腮帮子作酸。后来她们索性撒开来笑，虽然有一丝明智在提醒着：再笑下去要倒霉的，但谁也停不下来。刘队长在幕边呐喊：“不准笑！不准！”乐队拉出的颤音一点不心酸，听上去也是笑。
直到观众们先醒过神，意识到这类节目是不该笑的。他们全惊愕地睁大眼，望着这帮失去理智的演员。这事态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只有彭沙沙一个人稳住气，躺在台上纹丝不动。听见有人笑，她简直悲愤透顶。她想，这样笑还有点原则吗？她决定就这样躺着，让自己苦难的姿态给一切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团支书王掖生拿了一大摞文件来念。他把“螳螂捕蝉”的“蝉”字读成了“单”陶小童马上替他纠正：“念蝉。这个字读蝉。”
团支书的四方脸涨红起来。一抬头，发现徐北方满怀景仰地凝视他。每到这种时候，这家伙总是很有耐心地等着他把洋相出大。
“你再重念一遍，我们没听清。”徐北方做出天真的样子说。
不料团支书很快放下面子，用颇谦卑的语气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陶小童你刚才说它念什么来着？”他虚心而诚恳，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蝉，就是知了知了的学名叫蝉”她怯生生解释道。
“好了。”团支书打了个手势。
孙煤却叫起来：“谁说念‘蝉’？就念‘单’！我在体校时就一直念‘单，——‘单连冠军’嘛！”
“是蝉连冠军。”
“你刚才不是说蝉是知了？”
“对呀！”
“知了跟冠军有什么相干？”
陶小童耐心地说：“知了有个习惯”
彭沙沙突然蹦起来指着陶小童：“她舌头有问题！有一次她对门诊部医生说她咳嗽，咳出很多‘蛋’（吴语‘痰’与‘蛋’同音），把医生吓坏了！”
大家嘿嘿嘿地笑起来。
彭沙沙又举一例证明陶小童口音的靠不住：她曾把她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误叫成“嘣嚓嚓”害得别人老要想起那种怪下流的三步舞。
“就是华尔兹！”有人眉飞色舞地解释。
“华尔兹？”
“看，就这样——嘣嚓嚓、嘣嚓嚓”
“喂！是一男一女！”
团支书简直已经被人忘了。他无论是跺脚还是把文件翻得哗哗响都继续被忽略。他的四方脸忽然涨得紫红：“现在是听中央文件，你们在搞啥名堂？！”
徐北方扯起嗓子说：“对呀！听中央文件，你们蛋啊蛋的像话吗？”他嬉皮笑脸的面孔转向团支书“我差点以为你念错了字呢。”
团支书老实地说：“我是念错了字。”
徐北方立刻严肃起来：“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对呢？”
团支书愤怒而窘迫地沉默着。徐北方简直开心得要死了。
过一会儿，蔡玲突然懵懵懂懂地叹一声：“哎呀烦死人。”
“咱们干吗老这么坐着？”有人问。
徐北方说：“嗨，瞧你说的。不在这坐着就到其他地方坐着，除非你没有屁股。”
最后有人指出问问伊农，他当年险些考上南开大学，要不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话。
伊农最恨谁提他很有学问的历史，立刻飞快地说：“蝉、蝉、蝉，那字读、读、读蝉！”他整天沉默寡言，当众说话就像要他命一样难。他越是惧怕讲话，别人越要千方百计逗他开口。他从来不笑。总是憋一肚子气，再通过那支小号把气撤出去。他之所以爱吹号就因为通过这支铜管他多少能消掉点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生来就对一切都有气。
有人发现伊农私下说话很正常。但谈话对象超过两个，他就结巴了。
徐北方说口吃现象有着古老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过口吃。说口吃是人的四种基本情绪发生混乱的结果，即喜怒哀乐彼此厮扭。
伊农不乐意了，反驳说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规矩，向来不发生什么混乱。伊农吃力地辩解道：“用用用医学来解释口吃，不过是极简单的病理：因因因为口腔送气不足，不不不能把要讲的话音连续发出。就就就这么回事。”
陶小童对这个讨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口吃源于初学语时。一般儿童都是模仿父母说话，如果父母说话过分的快和流利，必然使孩子学语时急躁。要不就是父母过分严厉，在他们面前，孩子始终畏缩，所以说话便迟迟疑疑，久而形成口吃。
徐北方说陶小童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名家理论做依据，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专家指出，人的敌意或焦虑使语言表达发生阻碍——也就是结巴。他们认为，口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
伊农抗议他总把这问题往精神病上扯。
“是精神性疾病，不是精神病。”孙煤帮徐北方解释。好半天她因插不上嘴而不悦。在大家争论“蝉”字时，她认真查了字典。她不得不承认，体育学校毕竟不是训练脑子的地方。她认为陶小童这时简直洋洋得意，跟徐北方有来有往地争论。他俩几乎甩开所有人，所有人都只有糊里糊涂跟着傻笑的份。
伊农口吃得更凶，往往张好多次口都发不出音，所以没等他有效地驳证，女兵们就一齐哈哈大笑，笑得他捶胸顿足。徐北方再趁机加强攻势，认定口吃决不是口腔缺陷而是精神缺陷，起码是脑子有问题。陶小童马上接着说，她曾看过一位外国精神病大师著的书，说口吃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体争夺对语言的控制权，而造成的冲突；这冲突使发音器官无所适从，便出现口吃。
伊农被种种玄而又玄的学术分析差点气疯。他脸成了紫色，嘴一龇一龇露出那颗虎牙。他这样子更让女兵们开心。陶小童觉得他有点可怜，便安慰他说：世界上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口吃，他大可不必感到孤独。
然而徐北方却咬着精神性疾病不放。
“我不是精神病！”伊农突然喊了一句，把大家吓一跳。他这句话说得不能再流利了。他忽然倒抽一口气，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这叫作一刹那的精神愈合。”徐北方立刻又手舞足蹈地讲解“这说明精神性疾病的不稳定性和神秘性。它往往出现一刹那令人意外的灵光。所以口吃现象在当今世界仍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疑谜。有的精神病学者专门设立研究口吃的学科。”见伊农又在椅子上耸了几耸，他双手—按：“你别一听精神病几个字就难受。用国外精神病专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精神病。所以国外平均每个精神病大夫要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心理健康。伊农同志，这有什么不合情理呢？”
团支书王掖生真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连他自己也把自己忘了。他开始认为他们不像话，撇下他和一大堆文件去讨论结巴问题。渐渐他听得有点入神了，觉得那不是胡说八道，那是一些挺深的学问。他觉得徐北方这人稀松散漫，但那个聪明劲还是讨人喜欢的。他就凭这点讨人喜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的讨论，但忍住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胆怯，或说是自卑。
团支书第一次感到有种奇妙的东西在吸引他。他默默坐着，装作心不在焉，其实他对每个陌生的词汇都抓住不放。
正式的批判会在饭堂里举行。
炊事班长吴太宽读批判稿时大哭。他最近心情不好，不知为什么。他总想找个合适地方发作一下。他批判稿中联系到苦难的家史，说他家过去从来吃不起肉，最了不得就是到屠宰场弄些猪尾巴回来吃。他是为这哭吗？不是，他还想到母亲的沙眼，父亲的罗锅背，妹妹十二岁才上小学，还留级，以及他最近错了笔账、炊事员小周不安分等等。他哭着控诉，那么宽大个人竟瑟瑟发抖。他恨不得把一辈子的不顺心都清算了。
刘队长松了口气，一台配合形势的新节目终于排出来了。除了八路军来了烧开水还接着唱，其他一律换新节目。有个歌舞表演叫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具有很复杂的悲剧情节。他拿不定主意让谁担任剧中女主角。
“队长，是你叫我吗？”彭沙沙一蹦，趴到他家窗台上。她跟队长讲话总是特别天真。
“我说，你别见天到处扫地，有时间抓抓自己的业务”队长说。
彭沙沙一会儿把头偏向左边，一会儿又偏向右边。她在人群里一贯扮演小淘气之类的角色，但分寸总掌握不好。她虽然晃着头，却也把队长摊在桌上的“演员表”看清了。那上面写着她的名字，并用红笔把名字打了个框。跟着她又看到陶小童名字也打了红框。
在彭沙沙看来，陶小童的表演才华根本不在她话下。上西藏之前精简演出人员，陶小童差点让减下去。后来排了个表演唱，里面有个哑巴角色，陶小童赶紧声明她可以演这哑巴。彭沙沙说既是哑巴，我也能演。刘队长就把专业文工团那套搬来了，安排ab角，让她俩替换着演。可b角彭沙沙一出场就大放光彩。于是她自作主张连续演下去。起初陶小童不好意思提出异议，有一天实在忍不住暗示彭沙沙，她们是ab角关系。
彭沙沙却人五人六叹了口气说：“你这样争角色可不对啊。”
班长孙煤也插手了这件事，明确说，她反感任何人争角色。她认为那是旧文艺界最令人恶心的事。争着出风头是最糟糕的作风。班务会上，她就这么说的。大家一致反映陶小童演得不如彭沙沙。虽然演得蛮像哑巴，但剧场效果不如彭沙沙强烈。彭沙沙一上台就有人笑。陶小童还不服，说：剧情在此处并无喜剧性发展，观众不是笑错了地方吗？
“什么剧情，管它呢。让人笑总是好事！”大家都这么说。并劝陶小童应该虛心把彭沙沙那套学到手。那些层出不穷的噱头真把人逗死了。
陶小童闷闷不乐。后来她忍无可忍地大声说：“你们说得不对！”她脸通红，圆脑门也红得厉害。她正告众人；艺术的第一要素是准确。随心所欲地出洋相，靠这个取悦观众是江湖艺人廉价的技艺。
大家起初愣了一会，没反应过来。后来彭沙沙跳起来，指着陶小童对大家说：“什么呀！什么呀！你们都听见没有？”
“江湖艺人怎么啦？他们都是劳动人民，你贬低劳动人民！”彭沙沙说得很有力量。
“我没贬低”
大家一口咬定她对劳动人民确实不大恭敬。连一向温和、无所谓是非的蔡玲也义愤地跺跺脚，因为她讲不出什么。
“我们不是在讨论表演方法吗？”陶小童寡不敌众“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说什么！”
“你明明贬低劳动人民！”
“我没说”
“你没说江湖艺人？”
“我说了”
“那你说你没说！”
“我说了江湖艺人”
“那你说你没说什么？”
陶小童眨着眼睛：“啊？不是你们说我说了什么什么吗？”不知是她被大家搞糊涂了还是她搞糊涂了大家。后来彭沙沙一直把“哑巴”演下去，越演越来劲，直到有回在某兵站饭堂演出，地方太小，她险些给观众来个耳掴子，才有人意识到她那表演已夸张得不成话了。
刘队长把彭沙沙和陶小童比较的结果，还是把主角给了前者。别人说他对矮矮胖胖的人存在偏爱，是他对小半拉儿的剩余感情所致。他觉得这样说的人无聊。
炊事班长吴太宽把“颗勒”那狗踢得大声惨叫。小半拉儿哭着跑来，叫他爸管管这事。吴太宽心里有火，这是谁也管不了的。他干了四年火头军，却让小周那小子捞着改行了。那个历史车轮决不能倒转里缺人数，小周就去当演员了。他天天在伙房练习拿大顶，原来有图头。
小周聪明伶俐，在一帮演员里不显得碍手碍脚。他一边排练一边对吴太宽挤眼，下来又说：“老吴你不行。你那张大宽脸要化起妆来还不跟漆门板似的。”吴太宽那笔账算错就因为怄气。
但到了正式演出，并没让小周上场。有人反映他神经有毛病。症状是他常对几头猪唱歌，还说猪听了音乐胃口好，容易上膘；有时却到猪圈去猛敲一通大锣，吓得猪乱跑，他说这样吓吓，它们体型会好，不至于全长肥肉。他学会吹笛子，却不用嘴吹，用鼻孔。每天夜里很晚不睡，发明一只腌咸蛋的坛子，使腌熟的蛋自动顺一个小口跑进槽里。据他说这是根据比重改变的原理，结果发明搞砸了，津贴赔了蛋钱。总之他有很多可疑行径。总之让估上台是不妥的。这么严肃的演出，万一让他闹出政治事故大家倒霉。幕拉开了。
由彭沙沙扮演的孤苦伶仃的小女孩在台上东倒西歪地舞着。灯光惨淡，表示旧社会暗无天日。天幕是徐北方挖空心思制造的机关布景：一片灰白的芦苇被风刮得左摇右伏。他告诉人们，这是象征生命在挣扎。
彭沙沙演得很来情绪。这姑娘有个好处是干任何事都劲头十足。比如她扫地，简直像跟地有深仇大恨似的。有回陶小童见她对准一小块地方横扫竖扫，扫得非常认真吃力，便奇怪地凑上去问：“彭沙沙，你在扫什么呀？”
她头也不抬地说：“你看谁扔了块纸，粘在地上了。怎么也扫不下来！”
陶小童乐了：“什么纸呀，你再仔细看看！”
她稍冷静了些，一看，原来屋顶漏下一缕阳光，投在地上形成一块白斑，被扫地心切的彭沙沙当成纸了。因为大家都很看重扫地，所以能找到一点可扫的东西颇难。后来陶小童到处跟别人讲，彭沙沙是近视眼。彭沙沙为了下台阶，就此真像近视那样眯起眼来。
不过彭沙沙在舞台上从不眯眼。她只有一个优势就是眼睛。她的眼睛说流泪就流泪。她扮演给地主放鹅的小女孩，不断有泪水从她腮帮上滚下来。
陶小童跟在孙煤后面，舞台上有十个姑娘为彭沙沙伴唱伴舞。年底有两个女兵复员，宿舍作了调整，孙煤把陶小童换到另一间寝室去了。搬床的时候，俩人的目光右点心照不宣。陶小童凭直觉感到离班长的秘密已非常近了，可班长来了这一手。孙煤知道自己这一手是很有效的。
彭沙沙穿着烂成丝丝缕缕的衣服在台上咚咚作响地舞着，烂衣衫紧裹着她的胖身材。剧情发展到后面，这放鹅的小女孩饿死在芦苇荡里。音乐是由一位新调来的作曲家写的，到此处简直像台风警报。小号蠢头蠢脑地冒出几串高音，给人恐怖感。小提琴手们闭着眼拉着没完没了的颤音。而作曲家刻意在大家谱子上标明：“此处悲痛欲绝，怒火中烧，催人泪下”这曲子由作曲家亲自指挥，他全不管乐队奏出的效果如何，只管一个劲注视舞台上的孙煤。他觉得这姑娘简直美得要了他的命。他这样美的乐曲全是为她写的，让矮胖子彭沙沙给糟践了。彭沙沙已跳得颠三倒四，她踉跄着，趔趄着，表演生命垂危。她准备奋不顾身地完成最后一个动作，往地上一倒。这一倒要倒得真实就得不怕疼。只听“砰”的一声，彭沙沙在舞台中央倒下去。
观众们呆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这“砰”的一声把他们吓坏了。他们从这“砰”一声中感到上了当。台上这个“穷孩子”那圆滚滚的小腿真结实啊；还有那屁股，拱得像座小山！这孩子哪能是饿死的，活活是撑死的！
观众笑了！这还了得！侧幕里的男演员也笑出声来。担任伴舞的十个姑娘努力忍住，但还是有人开了头。笑在舞台上是多米诺骨牌，有个开端，后面的妄想抵挡。开始她们还闷在嗓子眼里笑，不一会儿就浑身抽筋，腮帮子作酸。后来她们索性撒开来笑，虽然有一丝明智在提醒着：再笑下去要倒霉的，但谁也停不下来。刘队长在幕边呐喊：“不准笑！不准！”乐队拉出的颤音一点不心酸，听上去也是笑。
直到观众们先醒过神，意识到这类节目是不该笑的。他们全惊愕地睁大眼，望着这帮失去理智的演员。这事态发展下去可不得了。
只有彭沙沙一个人稳住气，躺在台上纹丝不动。听见有人笑，她简直悲愤透顶。她想，这样笑还有点原则吗？她决定就这样躺着，让自己苦难的姿态给一切人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