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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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安德烈用中国话对我悄语：快夸夸她的孩子。
我马上说：你的孩子真可爱。
她说：谢谢。
她再次捡起奶嘴，说：没想到会这么近的和一个中国人坐在一块儿吃早餐。她脸上是经历奇遇的表情。
我笑笑。你的孩子真可爱，简直是个天使。
安德烈说：你不会别的词儿？
她说：谢谢，谢谢。她把胶皮奶嘴在衣服上蹭一蹭，塞进孩子嘴里。欢迎你来华盛顿。她说。
谢谢你。我说。
她从侍应生手里接过菜单，眼睛却仍看着我。她说：你喜欢美国早餐吗？
很喜欢。我说。
安德烈对她说：对不起。他脸转回来对着我，说：他要问你取消谈话的原因，你就告诉他：这毫不关他的事。你来这儿看我，纯属私人的事；你是来和我约会的，约会是该反犯罪最高机构过问的吗？
就说这和他无关？
本来也和他无关。
可是这样回答是不是故弄玄虚？我和安德烈讨论着。黑姑娘明澈的大圆眼一时看我，一时又看安德烈，我们笑，她稍稍迟疑，马上就跟上来，笑得远比我们好。
什么叫故弄玄虚？安德烈碰到中文中的成语偶尔会有点儿问题。
我解释说：故弄玄虚就是吊人胃口。
他说：噢。他在把这个成语仔细储藏到记忆中。吊胃口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人家吊我胃口。
我觉得他对某些中文词汇的理解还是有微妙偏差。
黑姑娘一直目送我们，直到我和安德烈走出她的视野，我知道她至少比我年轻十岁，但她看我的目光是长辈式的，就像年轻的牧师太太，时常对我冒出一句：你昨夜工作到两点——喔，小可怜儿。
早晨我醒来，发现外面下了场大雪。一场新雪，就像早春的新绿一样好。
安德烈还睡得很沉。我看见自己的手指轻轻触碰他曲蜷的黑发；那些弯曲都相当犟，刚弄直它，我手一松，它马上拳回去，还原它本来的模样。我看见我的手指心事仲忡，欲说还休。气氛如此太平温馨，谁忍心来损坏它。我想告诉他的话会血淋淋地撕坏这好气氛。从昨天早上到这时，整整二十六个钟头，我一直想告诉安德烈：别为我断送前程，这可不值。这年头的爱情该是件方便的事，而便衣福茨踌蹰满志，要把它弄得极其重大，何苦陪他玩下去？对，我正是这意思，我看见福茨来劲儿就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你为我将付出的代价。何苦？美国是样样方便的国家，我们干嘛要找顶不方便的这桩事来做；这桩被称做“正式罗曼史”的事？是的，我就是这意思：我们拉倒吧；就此分手。这样一来、大家都松一口气：你、我，还有福茨。
我发现自己在心里口若悬河，对着睡得踏踏实实的安德烈，满心的道理。他现在只要一睁眼，我立刻把这些话讲给他听，他一定承认我有道理，他会在我的劝导下想开。可是他就是不肯醒来。
我翻个身，面朝窗子。外面雪停了好一阵了，沉淀的雪使四野白亮。阳光照在这个初冬的早晨，被雪多倍扩张了亮度。亮度饱胀得厉害，从卧室拉得严丝合缝的窗帘上溢出来；不是从缝隙，而是渗透密度极高的经纬，使这乳白窗帘成了白亮冬天的一部分。卧室的一切都有了柔软的白亮轮廓，像是刚刚从埃及沙漠出土、被考古者的刷子刚刚刷去最后一层细沙的物件，西班牙式的五斗橱上一层硬币——安德烈一进卧室先把口袋里的硬币掏出，扔到橱上。一把圆形沙发是供人坐在落地窗前读书的。另外一个英国式的秘书写字台，上面的花瓶和写字台一样保守。花瓶里的花是我十月底来的时候安德烈买给我的，这时全干了，是普希金讲到的那种样子：在多年后令人想到一个不完整的浪漫往事的那种样子。
但愿一切都在眨眼间过去，一步跨入未来。从未来回头，来看这个初雪的早晨，这束干花，是不是像此刻这样事关重大？这个无从说起，辗转反侧的时刻还会显得折磨人吗？可能不会，可能像是任何时刻一样，无足轻重，可以被错过去，过度到普希金所隐喻的那种晚年：意外地在一本书里发现一些干花，淡淡地回想起它是一个浪漫事件留下来的，那事件究竟是怎么个前前后后，全不清楚了，隐约记得它在当时显得致命。然而普希金对晚年有什么发言权呢？他又没等得及晚年，让致命的致了命。
我看见乳汁一样的光线中，安德烈的沉睡面容。他这些天一定没睡好。其实他相当紧张。对于fbi搅进我的生活，他表现出的嘻哈态度，是为了宽我的心，实质上他非常不安；我和他出门散步，吃馆子，游荡各个博物馆，他一刻不停地在注意身前身后。他对我究竟是谁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我的父亲到底干过什么，他也觉得心里无底。他没有彻底信赖我。因为假如我像我自述得那样简单，fbi真的会吃饱了撑的，如此兴师动众？
我轻手轻脚起床，走到楼下。打开客厅的百叶窗，外面果然白亮得让我睁不开眼。四周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一切都还在星期日的大懒觉里。我在壁炉前的沙发上坐下来，无所事事原来很舒服。安德烈戴维斯的妻子会在这样的早晨坐在长沙发上看报或看账单，或者全心全意地无所事事，就坐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是个感到幸运、惜福、感恩的女子，为此刻能在窗内而不是在窗外而感恩。那个安详的、穿着厚实柔软的洁白毛巾浴袍的主妇会是谁？
会是我吗？
芝加哥的劳累、贫困和粗野的风一块儿横扫向我和我的艺术瘪三同学与朋友。我在那里感到的力量，那种类似英雄气概的自我感觉和这个暖洋洋的客厅完全不搭调。在那里吃的苦头在这里看是自找，是荒谬。我发现自己悠闲地叠着洗衣筐里洗净烘干的衣服，柔软剂家常的香气和着一股猛烈的庆幸涌进我身心——幸亏我没把分手之类的话告诉安德烈。我需要这份悠闲舒适暖洋洋的日子。
我来到浴室，开了水龙头。水流充足、温煦。我想到每次牧师夫妇家洗澡的顾虑，总是竖起耳朵听许久，确定没人使用淋浴，没人洗手，没人坐在马桶上读杂志。我才影子一样闪进去。我总以最快速度洗澡，尽管人体在淋浴中多么想犯犯懒，我都在冲去肥皂泡沫后决然地关掉水龙头。稍稍磨蹭，我就听到自己斥责自己：真好意思啊，连房租水电费都还没交呢这时我让水流完全包裹住我，舒服得直发呆。完美的温度和源源不尽的水流让我意识到能这样浴洗是幸运的；浴洗该是种铺张得起的铺张。
浴盆旁边有个电子体重磅秤，靠墙的木架上，是一摞蓬松的毛巾。大部分毛巾是乳白色，有两三块是浅沙黄，一切都自然方便，似乎生活本身就该这样方便，并不需要人去恶狠狠奋斗，什么都称心如意，安德烈戴维斯的爱妻将抹去巨大镜子上的水蒸气，顺便看看自己的裸体：还不错吧？还算年轻吧？满意了，她梳起水淋淋的头发来，两个嘴角自得地往上翘起。未来的主妇看着看着，抹乱的热雾变成一柱柱细小水流，从镜面上淌下，她的身体于是变成被风吹皱的水面上的倒影。
我一步跨上电子体重磅秤，看着红色显示灯在几个数码间吞吞吐吐。我想，安德烈未来的爱妻会像这样，在每天浴后站在我现在的位置上。那个女人会是我吗？
我再次觉得惊险，一念之差险些就断送了我正享受的这一切。
我拿起马桶旁边的电话，拨了个号码，响了六遍铃，阿书沙哑地说：知道是你。我以为你昨天一到就给我打电话呢。
我说：我坐“红眼睛”航班来的，昨天补觉补了半天。
她说：我以为你特急着知道我的“招供”呢！
我问：你都供什么了？
她说：你放心，凡是我知道的，我全招了。那家伙长得不错，挺精神的。
我怕她接着瞎扯，马上要她挂断电话，我十分钟之后再给她打。
她骂骂咧咧，说：有监听器怕什么？无非把大实话再讲一遍。打死我也就这些话；打死谁我都是这几句话！他妈的让你监听！
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江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挣多少钱一个月？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装着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理查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