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抄手过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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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靰鞡”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老话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现而今，过了三九是四九，虽然不用冰上走，咱也一般不出手。
这说的是北京，过去一到隆冬就人人袖着个手，然而遇见热闹，也并非只知旁观，而是积极参与，热烈评点，抱着膀子也要争夺那份“话语权”这叫“袖手而得天下”
而东北和山东一带把“袖手”叫“抄手”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零下二十来度，讲究的是不戴帽子手套，不穿棉裤棉鞋。上身穿得稍厚点，下身穿条秋裤线裤，脚上穿双塑料底“懒汉鞋”光着脑袋，两手对抄在袖中，但不时要抽出一只来，捂一捂冻得通红的耳朵，否则就有冻掉之虞。这是一种为了风度而牺牲温度的潇洒，我们称之为“耍单儿”最酷的是抄着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不光要又稳又快，还要使用灵敏微妙的动作，将他人撞倒、碰倒、拐倒、闪倒。冰上打架，也是比普通的陆战水战都好看的。这是对“下盘功夫”的真实考验，摩擦系数的变化，使得战局每每发生不可预料的转折。我就亲见附近楼里一个很有名气的高大魁梧的流氓，因为冰上平衡技术欠佳，被一个穿一身单军衣的小瘦子打得热血四溅，最后昏卧在冰面上，手和脸都冻结在鲜红的冰上。抬回家去，当天夜里就死了。
所以父亲从来反对我“冬行夏令”冬天就要穿冬装，夏天就要穿夏装。凡服饰不合时令者，父亲一律骂为“流氓”男孩子一般都喜欢以不怕冷显示英雄气概，但我爹说：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我在家里穿得虽然质量最差，然而所有的“行头”是一件也不缺的。一到冬天，头上有大棉帽子，脚上有大棉“靰鞡”上身大棉袄，下身大棉裤，手上是大“手闷子”里边还穿着毛衣毛裤秋衣秋裤之类。所以，要讲耐寒能力，东北人绝对不是一流的，最不怕冷的乃是长江流域的人。人家零度左右还可以穿着单衣到处跑，按照我爹的标准，个个都是“流氓”
父亲非常反感“抄手”尤其反感抄手之后再抽出手来捂耳朵。他把那叫做“猴头八相，没个人样”他要求人人都跟革命战士那样，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他说，国民党为什么打败仗？就因为一个个猴头八相，站岗抄着手，行军也抄着手。他又说，日本鬼子的军容军纪最好了，活着整整齐齐，死了也规规矩矩。日本鬼子的岗哨最难摸，上去两个人都按不住人家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抄着个手”伪装成汉奸，凑上去突然袭击，一摸一个准。——原来父亲心里一直把“抄手”等同于汉奸，怪不得总是对此不依不饶的呢。
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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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