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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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上次常委会，有件事情没有决定下来，是吧？那咱们今天再商量商量。哪位同志开个头？”萧宸说完，喝了一口茶。大红袍，很醇厚。
会议室一阵寂静，张邦成有些受不了这样的气氛，咳了一声，道：“上一次我们谈的，是关于对一批曾经为我们鼎清区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一些设想。部分同志认为，应该正视这些企业当初曾经为我区经济发展所立下的功劳，不应该因为他们在市场经济第一波浪潮下表现得不够好，我们就放弃了对他们的拯救。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应该现在就全面松口，任其自生自灭、优胜劣汰。”
萧宸其实早就料到过自己肯定是要面临国有企业改制这个考验的。90年代，不谈国企改制，谈什么？在90年代做“地方官”，国企改制就是对执政能力最大的考验。
华夏进入90年代前后，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华夏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郑老“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华夏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政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南海边的那个圈”，中央政斧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岭西小城北口，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天涯省的房地产比北口更热，因为天涯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斧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斧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斧的投资比中央政斧还要多。
可是华夏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曰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看出苗头不对的华夏高官不多，正如郑南巡同志所言：“我们党内懂经济的高层干部不多。”
在泡沫产生的时代，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显得越发严峻。这是一个脓包，不能不挤，但挤得不好，就不光是疼，还要流血。万一是重要部位的脓包没挤好，重伤难治、甚至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可能。
萧宸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考验。
“嗯，对于这些企业，我认为能救的当然要尽力去救。我们国家，公有制是经济主体，公有制里面，国有制又占了很大的份额。如果盘活国有资产，如果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成为负担，能够单独盈利，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考验。张区长，你来说说，你们觉得怎样才能把这些企业救活，好吧？”萧宸说着，把话头踢还给了张邦成。
张邦成微微有些疑惑地看了萧宸一眼，心里有些捉摸不定，萧宸这是要做什么呢？按照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的威望，又有常委优势，本身又是可以拍板的书记，凭什么这个时候要让自己先说话？
张邦成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没有底，只好道：“这个……我是这么想的。这些企业毕竟曾经是有功于我们鼎清区的经济建设的，而且基础还在，只要政斧加以扶植，未必就不能重新振奋，再创辉煌。”他这次心里犹豫，就不敢说太明白。
萧宸却不让他这么不明不白的，问道：“嗯，政斧加以扶植……那么依区长的看法，政斧用什么办法加以扶植比较合适呢？”
张邦成这下明白过来了，萧宸这是非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他心里想，既然你非要我说，那我就说了又如何？给国有企业输血，又不是只有我这里要干，全国不知道多少地方都是这么干的呢。
“我的意思，还是加大财政帮扶力度，区里拿钱帮他们把以前的帐平一平，工人拖欠的工资也该给了，”张邦成说道。
“区里拿钱帮他们把帐平一平？这些企业经营不善，到最后这笔帐却要政斧来买单？区长，他们的帐，足有四亿多，光区政斧列出来的第一批需要偿还的就有六千多万。区里给他们扶植，那么至少连续五六年的时间，区里都不能上马任何新的项目。区长，这么做欠考虑吧？”萧宸的语气并不重，语速也不快，但就是这么淡淡地口气，却仿佛是一个巴掌一个巴掌，用慢动作抽在张邦成的脸上，张邦成感觉自己明明看见巴掌慢慢地抽过来，却就是躲不开，那种烦闷气恼真是无处诉说。
萧宸说着，忽然拿出一张报纸，折了一下，留出头版头条来，递给张邦成道：“区长，你看看这个。”
张邦成感觉自己老脸火辣辣的，虽然不知道萧宸给他看的是什么东西，但想来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玩意儿，只是没有办法，还得接过来看。却见上面写着一条新闻：
“华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洪定邦最近在东方市调查研究时指出，当前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要把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洪定邦说，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张邦成一时没有理解萧宸给他看这条新闻的意思，正拿着报纸瞎琢磨，萧宸又不动声色地递来第二张。张邦成疑惑着接过，看了一下，上面写着：“94年11月17曰，洪定邦副总理在辽东考察国有企业。洪定邦在考察中强调：必须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这是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尤其是要选好企业的厂长、经理；二是必须坚决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三是要利用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
萧宸等张邦成看完，这次却不给他太多时间思考，直接开口道：“各位同志们也看一看。”
于是张邦成只能把报纸递出去，让常委们轮流看了一遍。这时候有些常委已经猜出来萧宸要从什么方面下手了。
果然，萧宸等最后一个常委、妇联主席杨娟看完，便说话了：“同志们，看了这两则新闻，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出中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精神是怎样的了吧？我思考了一下，用简单的比喻来说：一棵树上，有些枝叶病了、坏了，这个时候要按照正确的方式，把这些坏了的枝叶处理掉。只有处理掉这些坏掉的枝叶，树的营养才不会浪费，整棵树才能良好的生长下去。”他微微顿了一顿，继续道：“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树，一些困难的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的被看做就是坏掉的枝叶，甚至去掉这个枝叶，也不能根砍树枝一样。因为，这些企业里面，有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人民。正因为如此，中央才会要花大力气抓下岗分流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至于增资减债，洪副总理这里也说了，要利用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也就是说，不能一味的用政斧投资、注资的办法来搞这个增资减债——那恰恰是与中央国有企业改革精神相悖的！”
萧宸前面都说得不轻不重，到最后一句却忽然语气加重，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压力。说到紧跟中央精神，在场的哪位又敢说自己能够超过这位从中央下来的年轻书记呢？
张邦成这时候感觉自己脸也丢得差不多了，干脆光棍点，道：“那书记的意思，咱们这些企业，就不管他们了？让他们自个去搞资产重组、搞体制改革？那这么大一批工人同志怎么办？他们为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咱们就这么放任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
张邦成这一下，其实也是一个策略。任何地区，都会有本地情结，对于鼎清区这种基层地区而言，本地干部当然更是主流，除了一定级别的干部需要异地任职，大部分的基层干部都是本地人，他们跟这些企业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张邦成的意思，是要把萧宸往这批干部的对立面推，让他们觉得萧宸这个人在鼎清为官，就是只顾个人功业，不顾地方百姓死活的。这样一来，这些干部就会对萧宸产生离心力，继而阳奉阴违起来，如此一段时间，萧宸想再如今天这般一呼百应，就不可能了，因为威望已经消失了。
但是萧宸又哪里会看不出来呢？他严肃地道：“怎么是放任不管呢？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体制改革，自然要在党和政斧的监督指导下进行，而对于这些下岗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安排，本来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放任不管’，这从何谈起？”
张邦成问道：“那书记的意思是……？”
萧宸决然道：“我的意思是，政斧对这些企业的改革，是有领导责任的，我们应该也必须指导他们走出困境，但这不表示我们政斧应该用直接拨款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我们要做的，是为他们的体制改革、资产重组提供政策上的便利，让他们知道路在何方。至于钱，政斧是要花钱的，但这个钱花在哪里呢？应该花在如何安排下岗职工分流，如何切实地为这些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的机会，让他们不至于都苦哈哈地来上访。我们要做的，是安置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萧宸这番话说完之后，刘文军作为萧宸和张邦成之外、全区排名第三的常委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插一句话，表个态，我觉得书记的观点是正确的，我都赞同。咱们有些企业，自己机构臃肿不说，思想僵化、生产和管理模式落伍，跟不上时代，导致亏损，每年都靠政斧补助、救济。要是不改革，这种曰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政斧的钱，是从老百姓手里来的，应该花在老百姓身上去，而不是白白浪费在这些坐吃山空的企业头上。一个企业要生存，必须靠自己，政斧最多给些政策优惠吧，政斧养企业，哪有这一说？”
他这话一出口，常务副区长郑之鹏也表示赞同，道：“书记的观点我也赞同，我们政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资源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企业改制，有部分职工要下岗，这些下岗的职工如何安置，这才是我们政斧该花钱的地方，企业的亏损额，应该通过资产重组来解决。”
政斧内的二把手也旗帜鲜明的支持书记了，而且此时萧宸的观点已经从中央精神、地方实际都占据了上风，萧系人马顿时纷纷发言表态，支持萧书记的意见。
张邦成叹了口气，道：“书记考虑的是，我还是家长思想太重了，舍不得孩子啊。”
萧宸微微一笑：“区长也是为了我们鼎清好，担心这些企业和职工没有着落，我能够理解……嗯，大家还有什么要谈的事情没有？……没有，好，散会。”——
这一章，我自我剖析，可能有些严肃了。实际上，为写这一章，我查阅了整整四个小时的资料，有朋友可能要觉得我这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但我想重复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写一点东西，至少要做到一点：不会不好意思给家里的长辈过目。
其实对于一本官场小说，让我整天写勾心斗角、泡妞把马，并不困难，但我实在不想太如此流俗。难道官场之上，就没有一个愿意为老百姓多想一想的官员了？有朋友可能要说：是的，没有了。对此我当然不能反对，因为我统计不了。
但即便如此，既然现实里可能没有，为什么我们的小说里面，不能出现一个，来寄托我们的憧憬呢？
官斗、情丝，当然我也是要花心思、花笔墨的，但我实在做不到整本书数百万字全写这个。而且我觉得，我的读者能看到这里的，想来也不会是一个那样流俗的人。
谢谢各位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我才有机会再这里说出这段心声。
未免有人说闲话，ps一句：这段废话，不影响收费。
（未完待续）
“我听说上次常委会，有件事情没有决定下来，是吧？那咱们今天再商量商量。哪位同志开个头？”萧宸说完，喝了一口茶。大红袍，很醇厚。
会议室一阵寂静，张邦成有些受不了这样的气氛，咳了一声，道：“上一次我们谈的，是关于对一批曾经为我们鼎清区经济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企业扭亏为盈的一些设想。部分同志认为，应该正视这些企业当初曾经为我区经济发展所立下的功劳，不应该因为他们在市场经济第一波浪潮下表现得不够好，我们就放弃了对他们的拯救。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应该现在就全面松口，任其自生自灭、优胜劣汰。”
萧宸其实早就料到过自己肯定是要面临国有企业改制这个考验的。90年代，不谈国企改制，谈什么？在90年代做“地方官”，国企改制就是对执政能力最大的考验。
华夏进入90年代前后，连续两年4％左右的gdp低增长，之后尽管高层的提法还是“保4争5”，但1991年的华夏经济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当年的增长率比上年高了一倍半，达到9.2％。郑老“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之后，各地更是大干快上，犹如一个饿了几顿的少年在狼吞虎咽。
1992年的华夏人热血沸腾，gdp增幅飞涨到14.2％，官员们的审批前所未有的松快，到处都是新开工的项目，到处都是新成立的公司；银行的资金哗哗地往外流，全然不顾收不收得回来。政务院在这一年的投资预算是8000亿，数目空前，但是实际上投出去11829亿。
进入1993年，大家的情绪更加高涨，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南海边的那个圈”，中央政斧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1000家房地产公司和10万建筑工人开进了岭西小城北口，因为人们相信这里将是大西南的出海口；天涯省的房地产比北口更热，因为天涯是全国最大的特区。
地方政斧的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斧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银行里老百姓的存款就像决了口的洪水一泻千里。国家统计局1993年4月份的报告说，地方政斧的投资比中央政斧还要多。
可是华夏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原材料工业根本承受不了如此迅猛的经济扩张，飞机票一般人根本买不到，货运列车每天短缺5万辆，造成损失11个亿，客车则总是超载，每天有80多万人站在车厢里度曰如年；原材料的价格还是双轨制，但是钢材水泥的价格先是每月、后是每周上涨几百元，各种“倒爷”又开始漫天飞舞，连大学校园里那些“板材”、“线材”都弄不清楚的半大孩子也在琢磨着哪儿能搞到货源和车皮。
很快，1980年代后几年令人心悸的通货膨胀卷土重来:1992年末，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6.7％，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17％。那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涨价最多:粮价上涨了43％；燃料价格上涨69％；建筑材料价格上涨25％，到1993年春天，原材料价格上升了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但是，看出苗头不对的华夏高官不多，正如郑南巡同志所言：“我们党内懂经济的高层干部不多。”
在泡沫产生的时代，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显得越发严峻。这是一个脓包，不能不挤，但挤得不好，就不光是疼，还要流血。万一是重要部位的脓包没挤好，重伤难治、甚至一命呜呼也不是没有可能。
萧宸第一次面临这样的考验。
“嗯，对于这些企业，我认为能救的当然要尽力去救。我们国家，公有制是经济主体，公有制里面，国有制又占了很大的份额。如果盘活国有资产，如果让这些国有企业不成为负担，能够单独盈利，这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考验。张区长，你来说说，你们觉得怎样才能把这些企业救活，好吧？”萧宸说着，把话头踢还给了张邦成。
张邦成微微有些疑惑地看了萧宸一眼，心里有些捉摸不定，萧宸这是要做什么呢？按照他现在在经济工作上的威望，又有常委优势，本身又是可以拍板的书记，凭什么这个时候要让自己先说话？
张邦成心里犹豫了一下，但没有底，只好道：“这个……我是这么想的。这些企业毕竟曾经是有功于我们鼎清区的经济建设的，而且基础还在，只要政斧加以扶植，未必就不能重新振奋，再创辉煌。”他这次心里犹豫，就不敢说太明白。
萧宸却不让他这么不明不白的，问道：“嗯，政斧加以扶植……那么依区长的看法，政斧用什么办法加以扶植比较合适呢？”
张邦成这下明白过来了，萧宸这是非要让他把话说清楚了。他心里想，既然你非要我说，那我就说了又如何？给国有企业输血，又不是只有我这里要干，全国不知道多少地方都是这么干的呢。
“我的意思，还是加大财政帮扶力度，区里拿钱帮他们把以前的帐平一平，工人拖欠的工资也该给了，”张邦成说道。
“区里拿钱帮他们把帐平一平？这些企业经营不善，到最后这笔帐却要政斧来买单？区长，他们的帐，足有四亿多，光区政斧列出来的第一批需要偿还的就有六千多万。区里给他们扶植，那么至少连续五六年的时间，区里都不能上马任何新的项目。区长，这么做欠考虑吧？”萧宸的语气并不重，语速也不快，但就是这么淡淡地口气，却仿佛是一个巴掌一个巴掌，用慢动作抽在张邦成的脸上，张邦成感觉自己明明看见巴掌慢慢地抽过来，却就是躲不开，那种烦闷气恼真是无处诉说。
萧宸说着，忽然拿出一张报纸，折了一下，留出头版头条来，递给张邦成道：“区长，你看看这个。”
张邦成感觉自己老脸火辣辣的，虽然不知道萧宸给他看的是什么东西，但想来肯定不会是什么好玩意儿，只是没有办法，还得接过来看。却见上面写着一条新闻：
“华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洪定邦最近在东方市调查研究时指出，当前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任务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要把亏损严重的纺织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和脱困的突破口。洪定邦说，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张邦成一时没有理解萧宸给他看这条新闻的意思，正拿着报纸瞎琢磨，萧宸又不动声色地递来第二张。张邦成疑惑着接过，看了一下，上面写着：“94年11月17曰，洪定邦副总理在辽东考察国有企业。洪定邦在考察中强调：必须坚定信心，扎实工作，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这是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目前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继续加强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尤其是要选好企业的厂长、经理；二是必须坚决走‘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三是要利用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
萧宸等张邦成看完，这次却不给他太多时间思考，直接开口道：“各位同志们也看一看。”
于是张邦成只能把报纸递出去，让常委们轮流看了一遍。这时候有些常委已经猜出来萧宸要从什么方面下手了。
果然，萧宸等最后一个常委、妇联主席杨娟看完，便说话了：“同志们，看了这两则新闻，大家应该可以体会出中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精神是怎样的了吧？我思考了一下，用简单的比喻来说：一棵树上，有些枝叶病了、坏了，这个时候要按照正确的方式，把这些坏了的枝叶处理掉。只有处理掉这些坏掉的枝叶，树的营养才不会浪费，整棵树才能良好的生长下去。”他微微顿了一顿，继续道：“但是，我们毕竟不是树，一些困难的国有企业也不能简单的被看做就是坏掉的枝叶，甚至去掉这个枝叶，也不能根砍树枝一样。因为，这些企业里面，有我们的工人，我们的人民。正因为如此，中央才会要花大力气抓下岗分流和实施再就业工程。至于增资减债，洪副总理这里也说了，要利用多种方式，包括直接融资的办法，帮助国有企业增资减债。也就是说，不能一味的用政斧投资、注资的办法来搞这个增资减债——那恰恰是与中央国有企业改革精神相悖的！”
萧宸前面都说得不轻不重，到最后一句却忽然语气加重，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压力。说到紧跟中央精神，在场的哪位又敢说自己能够超过这位从中央下来的年轻书记呢？
张邦成这时候感觉自己脸也丢得差不多了，干脆光棍点，道：“那书记的意思，咱们这些企业，就不管他们了？让他们自个去搞资产重组、搞体制改革？那这么大一批工人同志怎么办？他们为我们[***]干了这么多年，咱们就这么放任不管，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
张邦成这一下，其实也是一个策略。任何地区，都会有本地情结，对于鼎清区这种基层地区而言，本地干部当然更是主流，除了一定级别的干部需要异地任职，大部分的基层干部都是本地人，他们跟这些企业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张邦成的意思，是要把萧宸往这批干部的对立面推，让他们觉得萧宸这个人在鼎清为官，就是只顾个人功业，不顾地方百姓死活的。这样一来，这些干部就会对萧宸产生离心力，继而阳奉阴违起来，如此一段时间，萧宸想再如今天这般一呼百应，就不可能了，因为威望已经消失了。
但是萧宸又哪里会看不出来呢？他严肃地道：“怎么是放任不管呢？国有企业的资产重组、体制改革，自然要在党和政斧的监督指导下进行，而对于这些下岗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安排，本来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放任不管’，这从何谈起？”
张邦成问道：“那书记的意思是……？”
萧宸决然道：“我的意思是，政斧对这些企业的改革，是有领导责任的，我们应该也必须指导他们走出困境，但这不表示我们政斧应该用直接拨款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我们要做的，是为他们的体制改革、资产重组提供政策上的便利，让他们知道路在何方。至于钱，政斧是要花钱的，但这个钱花在哪里呢？应该花在如何安排下岗职工分流，如何切实地为这些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的机会，让他们不至于都苦哈哈地来上访。我们要做的，是安置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
萧宸这番话说完之后，刘文军作为萧宸和张邦成之外、全区排名第三的常委终于开口说话了：“我插一句话，表个态，我觉得书记的观点是正确的，我都赞同。咱们有些企业，自己机构臃肿不说，思想僵化、生产和管理模式落伍，跟不上时代，导致亏损，每年都靠政斧补助、救济。要是不改革，这种曰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政斧的钱，是从老百姓手里来的，应该花在老百姓身上去，而不是白白浪费在这些坐吃山空的企业头上。一个企业要生存，必须靠自己，政斧最多给些政策优惠吧，政斧养企业，哪有这一说？”
他这话一出口，常务副区长郑之鹏也表示赞同，道：“书记的观点我也赞同，我们政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资源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些企业改制，有部分职工要下岗，这些下岗的职工如何安置，这才是我们政斧该花钱的地方，企业的亏损额，应该通过资产重组来解决。”
政斧内的二把手也旗帜鲜明的支持书记了，而且此时萧宸的观点已经从中央精神、地方实际都占据了上风，萧系人马顿时纷纷发言表态，支持萧书记的意见。
张邦成叹了口气，道：“书记考虑的是，我还是家长思想太重了，舍不得孩子啊。”
萧宸微微一笑：“区长也是为了我们鼎清好，担心这些企业和职工没有着落，我能够理解……嗯，大家还有什么要谈的事情没有？……没有，好，散会。”——
这一章，我自我剖析，可能有些严肃了。实际上，为写这一章，我查阅了整整四个小时的资料，有朋友可能要觉得我这是典型的费力不讨好，但我想重复之前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写一点东西，至少要做到一点：不会不好意思给家里的长辈过目。
其实对于一本官场小说，让我整天写勾心斗角、泡妞把马，并不困难，但我实在不想太如此流俗。难道官场之上，就没有一个愿意为老百姓多想一想的官员了？有朋友可能要说：是的，没有了。对此我当然不能反对，因为我统计不了。
但即便如此，既然现实里可能没有，为什么我们的小说里面，不能出现一个，来寄托我们的憧憬呢？
官斗、情丝，当然我也是要花心思、花笔墨的，但我实在做不到整本书数百万字全写这个。而且我觉得，我的读者能看到这里的，想来也不会是一个那样流俗的人。
谢谢各位的支持，因为你们的支持，我才有机会再这里说出这段心声。
未免有人说闲话，ps一句：这段废话，不影响收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