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中流砥柱 (70)淮安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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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书做事也确实是比丁宝桢要老到许多。接到张华轩的命令之后,他便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书房,研究丁宝桢撰写的宿州土改的心得汇总,事不预而废,身为一个读书人自然要先做好研究工作,这一点也无可厚非。
底下的动作就又很迅速了,翁同书先学习后请示,然后又是与丁宝桢会晤了几次,当面请教了对方的心得体会,接着便是大张旗鼓的做了起来。
与宿州相同,翁同书先是调查了淮安十几个州县的有地产的田主与乡绅的名单,这一点就至关重要,断然出不得一星半点的错误。造册完毕,就是通知这些乡绅和田主来开会,然后就是出台减租措施。
程序相同,翁同书的措施手段却是不同,淮安这里也与宿州不一样,捻子和太平军闹的再厉害,也从来没有到淮安来闹过事,比起混乱的北方与南方,处于中间地带的淮安反而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黄河还没有改道,淮安各州县仍然是鱼米之乡,再加上漕运之便,淮军与新兴工商之利,整个淮安府说不上是多富庶,不过比起宿州来简直是天差地远。
这样一来,淮安的地主力量就便的很强大,和佃农的冲突矛盾也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且淮安向来人才辈出,高官不能说是车载斗量,进士的人数和苏南也差了一点,不过比较别的地方也是强悍了许多,如果拿宿州的那一套到淮安来施行,势必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就这一点而言,翁同书做事的难度就相对与宿州要强了许多,不过好在他是官宦世家出身,行事的手腕其实比丁宝桢要高超出不少。
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就索性软磨。超过一千人的淮安各州县的地主被集中在了城里,翁同书弄出了一套从三皇五帝时就开始的田赋制度,然后从唐诗宋词到流民图,然后又是各种民谣儿歌种种,用这些手段与佃户的苦难来教育这些冥顽不灵的地主们。事情发展到了后来,翁同书好像从张华轩那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索性在宿州和淮安挑选了一批最为赤贫的贫民佃户,让他们上台宣讲,这些贫民多半都是穷的连裤子也穿不起的,当然一个个是满腹的怨气,开始他们还只是述说自己的苦难,到后来索性就是大骂出口,把田主和那些狗腿子甚至是三班衙役对佃农们的欺压一五一十的倒了出来。要知道红军当年就是用这一手掀起了广大佃农的怨气,淮安这里的佃农过的虽然稍好一些,其实也就是比牛马稍强一些而已,佃农们的苦水一倒,立刻是怨气满天,不少田主听的满头大汗,却因为场合特殊而无法反驳,也没有办法反攻倒算,只能用白眼狠狠瞪那些佃农,准备将来秋后算账,谁知道这件事发展的越发厉害,开始还是少数被官府发动的佃农过来,后来不少穷苦的佃农听说淮安府城正在开控制会,不少人按捺不住心中的仇恨,索性带着几把镰刀和锄头过来,指手划脚的唾骂,唾沫星子飘的满天都是,可是被骂的地主和乡绅们连一个屁也没有敢放。
这次控制会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也让张华轩很是意外,在现场参观了几次之后,张华轩在后来的一次总结大会上说道:“淮安的这种控制会的形式有效的调动了广大佃农的情绪,也使得地主乡绅和中农小业主包括知识分子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教育,这种形式的控诉会,其效果不亚于在淮安开办了十几座求是大学堂。”
事实也是如此,新年一过沈葆桢就开始在淮安招生,因为事先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好,所以招生工作显的异常的顺利,到了农历二月公历三月底左右,所有的三千多名学生已经招收完毕,这在后世也就是一个稍大点的中学的规模,称不上是什么重点学府,不过在一八五五年的晚清,这座学校的规模拿到欧洲去也算不上是很落后了。况且,学习技术的艺圃的学生还没有招满。
学生招了进来,教师十成里有七成也是洋鬼子,土改的事一出来,沈葆桢就灵机一动,让这些洋人教师带着中国学生分批到会场去参观,聆听那些佃农们的诉说,让这些中外教师用中国的实际情形再结合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传统来分析眼前的一切。
这灵机一动的一招显然是做的非常漂亮,起到的效果也远远超出了沈葆桢的预料之外。求是学堂因为是投入了重资,而且在中国办学校向来是博取名声的最佳办法之一,所以虽然有西学在内,还是请到了不少名闻一时的海内大儒,他们多半是早年清贫,后来经过奋斗才能借着学术混碗饭吃,原本就对这些吸血鬼一样的地主们心怀不满,而学生们多半也不是富家子弟,这样一来,会场是佃农们声泪俱下,会场四周,都是满脸沉痛的宿儒和学生们,就是那些洋人教师,他们远渡重洋跑到中国来显然也只是为了求财,是属于在家乡混不下去的穷鬼,眼前的一切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回去在授课的时候,也就不再那么高傲和与中国人格格不入。
因为有学校和名流的介入,再加上淮安本地的知识分子的力量都见识到了这一次土改的实际情况,舆论一时汹涌起来,愤怒的民众情绪差点就控制不住,会场的四周再一次响起了淮军士兵的军靴声响,雪亮的刺刀也布满了会场四周,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威胁乡绅地主们,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要是不然,只怕那些地主中民怨较大的那些肯定走不出会场。
局势发展到这个地步,张华轩索性因势利导,到了四月中的时候,淮安时报正式出炉刊印,反正大清这时候对报纸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也根本不存在不允许办报的报禁一说,这件事他交给了薛福成的弟弟薛福保去做,薛家子弟自幼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虽然都只是秀才的功名,不过写出来的文章一百个进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报纸一刊行就拿淮安进行的土改做文章,薛福保主笔社论,把中国的土地制度从三皇五帝开始就透彻的分析了一遍,然后综合了淮安与宿州等地的现状,得出了土地改革势在必行的结论。
因为在报纸刊印之前就有了很强的舆论造势,报纸一出来,除了薛福保外,还有不少名流宿儒一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淮安这里的动静闹的如此之大,甚至还惊动了北京官场。军机和上层官员因为淮安的情况太过复杂,况且之前搞土改就是已经得到了中枢的同意,虽然同意施行的范围只在淮北宿州一带,不过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一个地方搞好了,当地的主官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继续搞下去,因为宿州土改的成功加上淮安时报搞出来的舆论压力,使得中枢大佬们就算心怀不满,却也是无法表态。
与上层相比,中下层的官僚和清流却是百分百的支持,这些官员很多都是出身贫苦,而且现在困在北京凭着俸禄和有限的冰敬和炭敬过活,他们对那些在地方上捞足了钱然后鱼肉乡里的前任同僚们很是愤怒,现在有人帮他们反攻倒算,虽然不少有识之士觉得要把眼光看的长远,不过这些还没有捞到任何处好的官员却是持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
这几项措施一实行下去,淮安各州县的乡绅地主们立刻坚持不下去了。他们白天要被不少佃农指着鼻子骂娘,然后四周是那些仇视的眼光,再加上不少名流宿儒撰写文章唾骂,本地的舆论也越来越偏向佃农,就是晚上回家之后,因为没有了淮军的保护,家宅四周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动静,比如院子里突然多了一块砖头之类的事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实在是顶不住了。很快就有人签署了第一份减租协议,紧接着就是大批的田主都签订了减租协议。
淮安减租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宿州之前施行过的一般相同,事实上不少地主之前都派人打听过,宿州自从施行了土改之后,因为减租减息给了佃农莫大的好处,再加上官府之前就调动民力大搞农田水利,而小型的基础建设则由那些突然热情高涨的佃农们自己实行,短短几个月下来,虽然距离麦子收割还有一段时间,不过宿州遍地都是修整的平实肥沃的土地和小型的水利工程,放眼看去,到处都是长的碧绿的小麦,稍有农业经验的人都能看的出来,宿州到麦收时间的丰收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这样掐指一算,虽然田主们让出了不少田赋,其实丰收之后与佃农分成也能多收不少,算起来的损失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而且淮安这里比宿州的情况还要更好一些,水利与土地的肥沃都要强上不少,再加上张华轩早就有话在先,如果田主觉得减租亏了,官府可以高价购买土地,然后地主们可以用卖土地的钱参加进淮军集团的任何一项产业,要知道淮安工业化已经初见成效,那些地主们看着天天冒烟的各大工厂早就嫉妒的眼珠子都红了。(未完待续,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www.qidian.c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未完待续)
翁同书做事也确实是比丁宝桢要老到许多。接到张华轩的命令之后,他便先连续几天几夜泡在书房,研究丁宝桢撰写的宿州土改的心得汇总,事不预而废,身为一个读书人自然要先做好研究工作,这一点也无可厚非。
底下的动作就又很迅速了,翁同书先学习后请示,然后又是与丁宝桢会晤了几次,当面请教了对方的心得体会,接着便是大张旗鼓的做了起来。
与宿州相同,翁同书先是调查了淮安十几个州县的有地产的田主与乡绅的名单,这一点就至关重要,断然出不得一星半点的错误。造册完毕,就是通知这些乡绅和田主来开会,然后就是出台减租措施。
程序相同,翁同书的措施手段却是不同,淮安这里也与宿州不一样,捻子和太平军闹的再厉害,也从来没有到淮安来闹过事,比起混乱的北方与南方,处于中间地带的淮安反而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黄河还没有改道,淮安各州县仍然是鱼米之乡,再加上漕运之便,淮军与新兴工商之利,整个淮安府说不上是多富庶,不过比起宿州来简直是天差地远。
这样一来,淮安的地主力量就便的很强大,和佃农的冲突矛盾也没有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而且淮安向来人才辈出,高官不能说是车载斗量,进士的人数和苏南也差了一点,不过比较别的地方也是强悍了许多,如果拿宿州的那一套到淮安来施行,势必将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就这一点而言,翁同书做事的难度就相对与宿州要强了许多,不过好在他是官宦世家出身,行事的手腕其实比丁宝桢要高超出不少。
既然来硬的不行,那就索性软磨。超过一千人的淮安各州县的地主被集中在了城里,翁同书弄出了一套从三皇五帝时就开始的田赋制度,然后从唐诗宋词到流民图,然后又是各种民谣儿歌种种,用这些手段与佃户的苦难来教育这些冥顽不灵的地主们。事情发展到了后来,翁同书好像从张华轩那里得到了一点启发,索性在宿州和淮安挑选了一批最为赤贫的贫民佃户,让他们上台宣讲,这些贫民多半都是穷的连裤子也穿不起的,当然一个个是满腹的怨气,开始他们还只是述说自己的苦难,到后来索性就是大骂出口,把田主和那些狗腿子甚至是三班衙役对佃农们的欺压一五一十的倒了出来。要知道红军当年就是用这一手掀起了广大佃农的怨气,淮安这里的佃农过的虽然稍好一些,其实也就是比牛马稍强一些而已,佃农们的苦水一倒,立刻是怨气满天,不少田主听的满头大汗,却因为场合特殊而无法反驳,也没有办法反攻倒算,只能用白眼狠狠瞪那些佃农,准备将来秋后算账,谁知道这件事发展的越发厉害,开始还是少数被官府发动的佃农过来,后来不少穷苦的佃农听说淮安府城正在开控制会,不少人按捺不住心中的仇恨,索性带着几把镰刀和锄头过来,指手划脚的唾骂,唾沫星子飘的满天都是,可是被骂的地主和乡绅们连一个屁也没有敢放。
这次控制会出乎意料之外的成功也让张华轩很是意外,在现场参观了几次之后,张华轩在后来的一次总结大会上说道:“淮安的这种控制会的形式有效的调动了广大佃农的情绪,也使得地主乡绅和中农小业主包括知识分子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教育,这种形式的控诉会,其效果不亚于在淮安开办了十几座求是大学堂。”
事实也是如此,新年一过沈葆桢就开始在淮安招生,因为事先的准备工作做的很好,所以招生工作显的异常的顺利,到了农历二月公历三月底左右,所有的三千多名学生已经招收完毕,这在后世也就是一个稍大点的中学的规模,称不上是什么重点学府,不过在一八五五年的晚清,这座学校的规模拿到欧洲去也算不上是很落后了。况且,学习技术的艺圃的学生还没有招满。
学生招了进来,教师十成里有七成也是洋鬼子,土改的事一出来,沈葆桢就灵机一动,让这些洋人教师带着中国学生分批到会场去参观,聆听那些佃农们的诉说,让这些中外教师用中国的实际情形再结合西方的学术与中国的传统来分析眼前的一切。
这灵机一动的一招显然是做的非常漂亮,起到的效果也远远超出了沈葆桢的预料之外。求是学堂因为是投入了重资,而且在中国办学校向来是博取名声的最佳办法之一,所以虽然有西学在内,还是请到了不少名闻一时的海内大儒,他们多半是早年清贫,后来经过奋斗才能借着学术混碗饭吃,原本就对这些吸血鬼一样的地主们心怀不满,而学生们多半也不是富家子弟,这样一来,会场是佃农们声泪俱下,会场四周,都是满脸沉痛的宿儒和学生们,就是那些洋人教师,他们远渡重洋跑到中国来显然也只是为了求财,是属于在家乡混不下去的穷鬼,眼前的一切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刺激,回去在授课的时候,也就不再那么高傲和与中国人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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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报纸刊印之前就有了很强的舆论造势,报纸一出来,除了薛福保外,还有不少名流宿儒一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淮安这里的动静闹的如此之大,甚至还惊动了北京官场。军机和上层官员因为淮安的情况太过复杂,况且之前搞土改就是已经得到了中枢的同意,虽然同意施行的范围只在淮北宿州一带,不过中国的事情就是如此,一个地方搞好了,当地的主官完全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继续搞下去,因为宿州土改的成功加上淮安时报搞出来的舆论压力,使得中枢大佬们就算心怀不满,却也是无法表态。
与上层相比,中下层的官僚和清流却是百分百的支持,这些官员很多都是出身贫苦,而且现在困在北京凭着俸禄和有限的冰敬和炭敬过活,他们对那些在地方上捞足了钱然后鱼肉乡里的前任同僚们很是愤怒,现在有人帮他们反攻倒算,虽然不少有识之士觉得要把眼光看的长远,不过这些还没有捞到任何处好的官员却是持百分之百支持的态度。
这几项措施一实行下去,淮安各州县的乡绅地主们立刻坚持不下去了。他们白天要被不少佃农指着鼻子骂娘,然后四周是那些仇视的眼光,再加上不少名流宿儒撰写文章唾骂,本地的舆论也越来越偏向佃农,就是晚上回家之后,因为没有了淮军的保护,家宅四周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动静,比如院子里突然多了一块砖头之类的事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实在是顶不住了。很快就有人签署了第一份减租协议,紧接着就是大批的田主都签订了减租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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