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坪村的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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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28日，山西大学中文系、教育系、历史系、物理系、艺术系、外语系等千余名一、二年级同学，以及尚能步行的青壮年教师与部分老年讲师、教授，无一例外的背着行李和简单的生活日用品，在教学主楼毛主席塑像前庄严隆重地宣誓后，冒着严寒，由驻校军宣队、工宣队打着红旗带领，列队徒步80里住宿榆次县的什贴、徒步60里住宿寿阳县的南燕竹、徒步55里住宿寿阳县的芹泉、徒步55里住宿阳泉市的赛鱼阳泉矿务局四矿、徒步60里住宿平定县的锁簧，第六天徒步35里到达终点－－－昔阳县的安坪村，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战备疏散。此短暂却又漫长、意料之中却又节外生枝、心里诅咒却又身不由己的八个月，成为我们这批推迟分配一年的学子们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不可理喻、最为风云突变、最为恓惶难耐的岁月。
山西大学中文系，属于五年制的本科院系，我们于1964年9月进校，本应在1969年的七、八月份毕业分配，谁知道这时候中苏关系突然交恶，东北边境黑龙江流域一时剑拔弩张，黑云压城，据传要发生难以逆料的大战事，中央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运动，那时候大街上的标语主要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防修反修”、“备战、备荒、为人民”一类。小道消息说要把可能搬迁得动的军工单位及大学通通转移到偏僻山区三线去，为的是保存有生力量，防止苏修侵略打核战争。毛主席发出号召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当时就听说这是“战备疏散”后来才知道，这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早已下达了。山西大学是三晋最高学府，要“疏散”也得“疏”到一个红色的革命之地去。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红极一时，昔阳就在山西，山西大学去昔阳当然是首选了。一边是资深最高学府，一边是全国学习榜样，两厢情愿，达成共识，经过先遣队预先安排定制路线，战备疏散到昔阳就势在必行了。当时的革命气氛无处不在，越是人多的地方就越显得“革命”一路上几个系上千人浩浩荡荡，迤逦数里长，蔚为壮观。每当临时休息时“革命”的师生们便抓紧这短暂的十几分钟，将本系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走资派揪出来，围在中间，狠批猛斗一番，喊一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看着这些原本受人敬重的老先生们不但长途奔波后不得休息，还得颤巍巍的背着行李低头弯腰，接受批斗，心中怜悯、茫然、以及无所适从的思绪不觉阵阵涌来。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人走在班级前头，跟在某系大队伍的后头。其后头有个造反上来的系领导压阵，他居然不顾自己身份尊严及众目睽睽，非要帮一个长得漂亮梳两条大辫子的女学生背行李；女学生碍于人多眼杂不好意思让他背，他却死乞白赖拖拖拽拽硬要把女学生的行李拿下来背上。这可把我们中一个脾气倔强嫉恶如仇的董姓同学惹怒了，一番先是旁敲侧击指桑骂槐跟着借题发挥大加挞伐之后，某领导的丑行竟然随之偃旗息鼓戛然而止，非但不敢回头看看是谁这么胆大直言抨击，而且一路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涎皮赖脸的丑态，算是一盆蠢蠢欲动的色火被飞沫之风顷刻吹灭，讨了个大大的没趣儿。
由于同学们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徒步走路的经验，所以六天的连续步行似乎情景重现，又回当初。革命精神革命人，一路语录一路歌。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边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想靠舵手的歌子，雄纠纠，气昂昂，俨然是不穿军装的战士。晚上睡在农村的教室里，玉米秸秆或干草铺地，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什么睡前洗脚、打呼噜影响他人、丢失东西等等好像压根就没有过这种概念。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响应党的号召，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到昔阳去，看大寨去，受教育去，得其所哉，其乐无穷。
记不清哪个系有个老教授，无论白天休息吃饭还是晚上就寝入睡，他都把一个破网兜兜着的破脸盆，以及脸盆上七颠八倒放着的几双破鞋，很随意的撂在一边儿。到了昔阳后，才知道他把大半生积攒的几千元现金都放在那几双破鞋里。那时候的几千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有人问起他不怕丢了？他居然笑着说，这叫打破思维定势，反其道而行之。其中蕴含的哲理，虽近似戏谑，却耐人寻味。
12月31日晚上，我们住在赛鱼，大家被统一安排在阳泉四矿的楼道里集体听取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以当时之认识及心智，很能被喇叭里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声音所煽情鼓舞，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一定能够解放全人类，不由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记得似有这样的句子：“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美帝、苏修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而其中“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这样的句子似乎又预示着一场什么运动。
到昔阳后，校总部设在下思乐，艺术系师生住在这里。物理系住河西村，中文系与教育系在安坪，历史系师生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
到了安坪，大家被几个一组分别安排到农户家。我和陈、杨、李四人分在一个据说曾经当过村团支部书记的名叫曹圪都、媳妇叫三月妮儿的家中。主人执行大队命令专门给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实际上就是半间火炕，另半间盘有一个火炉。冷天就用院子里早已备好的秸秆在炕下方的火道中把炕烧热，这样一晚上就无冰凉之虞了。我乃农家子弟，习惯了农家生活，虽说有些差异，无非大同小异罢了。对于城里来的同学，可就得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了。期间发生过许多至今记忆犹新的逸闻趣事。
昔阳的厕所不像晋城的又大又深又阔，也不像雁北的完事后撂上几锹土盖住即可，而是小小的口径下面嵌着一口缸。冬天结了冰，蹲便时就得格外小心。女同学李某内急不小心便滑了进去，怎么使劲儿也挣扎不出来，不得已便大喊大叫起来，惊动某男同学“见义勇为”顾不得回避与掩鼻，一把就拽了上来，一时传为笑谈。
房东曹圪都先前患有癫痫病。我们住进去后的一天深夜，突然被一阵似乎是有人在炕上滚打碰撞夹杂着呼噜呼噜的声响吵醒，吓得我们个个如临大敌，心惊胆战，正要起床看个究竟，被懂点儿医学常识的陈姓同学提醒，是否那边有人羊癫疯发作了？孩子未有哭闹，大人没有喊叫，肯定不是小偷或者什么坏人作案，一阵过后，果然安静了下来。第二天一问，不出所料，曹圪都夫妇照旧参加队里的“农业学大寨”他们的五岁大女孩儿负责照顾一岁多的弟弟，一天三担饭，晚上挑灯干，忙得不亦乐乎，连我们这新来的邻居也难得见上几面。此后隔三差五的夜里便有一次不定式情景再现，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去掉病根，不知是没有钱，还是没有功夫？
家住农村，不比城市，夏天苍蝇乱飞，蚊子叮咬，冬天老鼠出入，横行无忌。可把平时爱干净的人折腾苦了。尤其是老鼠，咬啮衣物，扰人睡眠。我们跟邻居借了个捕鼠笼子，头一天夜里便有收获。清晨起来，我们几个烧了一壶开水，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鼠辈。谁知一壶水快倒完了，老鼠仍然在垂死挣扎，之后才慢慢死去。又一天，逮了第二只，我们准备用冷冻法来消遣它。那天清早，大概有零下十多度。一壶冷水还未倒出多少，老鼠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动弹不得，一时三刻便呜呼哀哉了。看来寒冷比火热还要厉害！怪不得民间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
每天我们来去的路旁要经过一户房屋破败的人家，男主人大概因为贫穷娶了个憨憨女人，生了三四个傻乎乎的子女，一年四季基本上是裸身而居，就连解大小便也在自家的院子里。几个人相对而蹲，旁若无人，那情景令人匪夷所思，叫人扼腕而叹。贫穷耶，愚昧耶！
邻近分配时，安坪大队干部安排支起两口海锅，要为我们几百人做一顿送行的好饭－－－猪肉拉面－－－因为八个月中我们师生也为大队挑粪垫土收割等农活出了不少力气。消息传出，不胫而走，老师同学，皆大欢喜。同屋老杨同学，端着空碗到厨房找酱油，以期将猪肉拉面再行加工－－－因为人多排队等候，面条未等煮熟就捞了出来，难以下咽。谁知竟把生豆油舀了回来。没法吃它又不忍弃之，就倒在水里煮，想着如此这般也可食用，哪里晓得入口就想呕吐。真是一物一用，各有千秋，错配鸳鸯，适得其反。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大家望着天空，细心聆听着隐隐约约的东方红乐曲，情不自禁腾起自豪感。后来偶然看到一张参考消息报纸，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对蒋介石来说，这是把他重返大陆的愚蠢梦想和他硬说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的呓语，彻底埋进坟墓的最后一铲土。那时国外的新闻报道除了参考消息便一无所知，收听外电一律被冠以偷听敌台的罪名。和我同屋的陈同学就是因为偷听所谓“敌台”被办了几个月的“学习班”个中甘苦，如是我闻。
班里一个张同学丢了个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据分析可能是有人拿了去听，张同学回来没有找见，四处询问皆无下落，就臆断有人偷了。拿了去听的同学估计也不好意思再送还回去，只好将错就错。怀疑对象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张三李四王麻子了。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运而生的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与“八？一四”两派群众组织，从口诛笔伐到肢体冲突再到武斗流血，从班里系里到学校社会再到五专三市，可谓势不两立。那时候，派性如长风浩荡，亦如寒流呼啸，普天之下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1970年后，明争变成了暗斗，每个班里都有事实上的两派，大事小情无不被烙上深深的派性印记。有人举报偷窃收音机的人是陈某某，理由是见他在洪洞县偷听过敌台，于是很快便给他办起了名为学习班、实为批判、斗争的专案。我和另外几位同学成了看管并帮助其彻底交代问题的专案组成员，组长是一个姓李和一个姓安的同学。具体任务就是每天一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件，敦促其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学习班办了多少天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会场的气氛周而复始的经历过上纲上线、疾风暴雨、不厌其烦、煞有介事、故弄玄虚、先入为主、大呼小叫、车轮战术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接近尾声实际上是陈同学主动创造出尾声的某一天，我和他溜达到安坪村前的河边儿，他几次欲言又止，似有隐情吐露。专案组指派我看管陈同学－－－就是要保证其不能出现意外、不能自杀－－－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因为学校里曾经发生过被办学习班者夜里乘人不备撕破床单绾成布条上吊的案例。我当时一面履行着应尽责任，一面诚恳地与他谈心，谈文学，谈人生，谈运动，谈家庭，谈父母，谈恋人，谈着谈着，陈同学突然情绪激动，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真心话。他说，看你厚道诚信，无害人之心，是个男子汉，我有件心事，想了好几天，要告诉你，并诚恳地求你帮忙，且要严守秘密，帮我跨过这道坎儿；我爽快表示答应，保证不会做那种出卖同学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之徒，便引出了他一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语。他说，其实收音机他见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偷听敌台了，是有人借派性诬陷他。不如违心地承认了，一来可以尽快结束没完没了无聊之极的学习班，二来也保护了真正拿走收音机的同学。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替人受过，古已有之，不足为奇，承认偷了个收音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有雪冤之日，君可与我作证。如陈同学所预言，学习班很快定案宣布结束，陈同学也随即予以解放，获得久违的自由，直到八月十一日离开昔阳安坪，各奔前程。当时，仅仅班里被办过学习班的同学就有李吾岱、戴良贵、韩子秀、郭勤等一二十个人，有所谓恶攻的、侮辱伟大领袖的，有所谓偷盗图书馆图书的、散布反革命言论的，比起他们来，陈同学的所谓偷收音机确实无关宏旨，既非政治问题，亦非经济问题，区区自己装配价值不过一二十元钱的矿石收音机，在同学眼里不过如此罢了。
事有凑巧，或曰无巧不成书，后来我和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居然在大约两年以后某某同学兄长的家里，见到了那个丢失了的收音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学习班无数次的描述过收音机的形貌，特别是上面涂了清漆的一幅画，不由得眼前一亮，凑近一看，似曾相识，就是它。可见陈同学当时所言不缪。而某某同学当初也不一定就是起意偷的，最有可能就是阴差阳错，木已成舟，生怕欲盖弥彰，不得已而为之了。可见世上之事，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李某某同学说话信口开河，戏谑不恭，被人举报也办了学习班。那是在学校时，派性高音大喇叭一天到晚震耳欲聋，喋喋不休，当播音员反复念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睡意朦胧的李某某随即骂了句“照你妈的x办事”一上纲上线，不是恶攻是什么？还有，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唱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李某某大放厥词，改成“买上一根红萝卜，给我喜儿插起来。”不是攻击样板戏、攻击江青同志是什么？诸如此类，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焉有不被批斗之人？
戴某某同学在自己简陋的小木箱上贴了一张画报，开会时板凳不够坐，他便坐在了上面，起身后，被人发现上有伟大领袖的形象，这还了得？于是乎，几十天的学习班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
文三甲有个叫贺中笑的人，据说是中文系老教授贺凯在定襄县的本家侄子，因为在中学时成立过一个什么组织，被定为反革命性质。该班级同学已经毕业分配，纷纷走上工作岗位，贺中笑却因为反动组织问题被留在了文二乙班，用以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记得贺中笑同学高高的个子，却过早的被阶级斗争压得佝偻了腰脊，在安坪的八个月中，郁郁寡欢，形单影只，没有见他笑过，除了在学习班上也没有见他说过话。
我们常常要到校总部所在地下思乐去开大会，大会提出要大张旗鼓地抓大案要案：如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特务集团案”、“里通外国案”、“反标案”、“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案”以及“纵火烧楼案”、“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等。由集团案件滋生出外围案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卫。正如一副对联所言：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下过台，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谁都挨过整，横联，阶级斗争为纲。
山大校党委统战部部长王西先生，原先当过中文系的系主任，在清队中被押回中文系办学习班，罪名是隐瞒历史，混入党内，令其交代入党介绍人。因长期患有脱肛等老年疾病，不堪忍受几天几夜车轮战术的批斗，半夜乘人不备偷偷起来，一头栽进老乡院里的茅厕坑中。昔阳的厕所其实是一口缸上面砌了几圈儿砖而已，浅浅的大约不到一人深。王西先生想栽进去一死了之，却未料到只能头颅进去，肩膀以上根本淹不住，所以屎尿吸了不少，呼噜呼噜地被郭志仁等同学发现拖了出来，满身粪便，臭不可闻，用水冲洗多遍，仍难以近身。他盘坐在院子当中，一边摇动着惨不忍睹的身子，一边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和林彪语录，一边诉说着某某与某某等同学的长长短短，似乎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迹象。后来果不其然，未等医生接手诊治，几个人用小平车拉他到县医院的半路上，就一命呜乎了。他用自尽来抗议，来声辩，来维系高贵的自尊。然而，这边尸骨未寒，这边就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会接二连三，什么“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大寨毗邻的安坪老乡们可不尿这一套，寻到系总支、工宣队，声称：你们不许来我们这里宣传什么“上帝”之类的迷信；系领导解释说这是毛主席语录，老乡们反唇相讥说，那也只能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你们都不许说。
教育系吴倜教授，高度近视，有洁癖。听教育系的学生们说，他出身寒门，学业超群，英语极其出色，参与编写大学教材。仅仅因为吃不惯又粗又硬的包皮面条，又不知如何处置，就悄悄倒进了厕所，被另一个“专政对象”打了小报告。工宣队便带着学生狠批猛斗吴教授。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糟蹋劳动人民血汗”“反动学术权威本性不改”推推搡搡，恶言冷语。吴先生瞬间受辱，痛不欲生，当晚就跳了井。据说他临死前将自己所有物品拾掇得井井有条，后事交代得明明白白，衣服穿得齐齐楚楚，足见其愤世嫉俗，以死明志之节操。
历史系有位炊事员，因解放前在阎锡山的特务连当过兵，于是被当成大特务批斗。此特务连不过是阎锡山部队中某团负责通讯联络的，此连有报话机，还养着些骡马和信鸽，此人就是专门负责豢养信鸽的特务兵。他如实交待了，却无人相信，工宣队怀疑他是老奸巨猾的潜伏大特务，必定负有不同寻常的特定使命，用尽手段逼其就范。此人大喊冤枉，刀捅肚子，自寻短见，幸亏未及要害，终得死里逃生。
仅仅所谓“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一案，校内外被牵连受审查的就有一百多人。在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8人被迫害致死，7人无辜坐牢，80人挨过打。如物理系教师王政久跳井自杀，化学系学生王新亮投窑自尽，校武装部长巩二成、中文系学生王志安在批斗会上背捆绳索，又被扭至胸前，在声振屋瓦的口号声中，终使双肩脱臼，大汗淋漓，不忍目睹。
历史系的韩石山因为写日记也办了学习班。他后来被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他曾回忆说：“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吾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半年多时间里，你批我，我斗你，在老师和学生中，随时都可揪出阶级敌人来。那种恐怖气氛，非经历者难以想象。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被批斗时能排成长长的队伍，是那个时候司空见惯的“景观”
还有，包括“一打三反”运动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残生命，摧残灵魂，更摧残文化，摧残青年。让你啼笑皆非，让你无所适从。
有一天，几个同学相约去周边村庄溜达，见一墙报在前，便上前浏览：“曰：红太阳从心脏升起，，此乃文硕无胜也，众思术高也”落款是天津在昔阳县的插队知青。大家琢磨半天，不知所云，中有一位脑筋灵活者再三推敲后作恍然大悟状说，应该是插队知青想用古文来表达这样的意思：“红太阳”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心脏”指首都北京；“文硕”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胜”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众思术高”指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技术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古文学到这种路数，真叫人忍俊不禁，无言以对。
我们在昔阳安坪所亲历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高潮时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标语，展现了运动的恐怖和肃杀气氛。据统计，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的批示是：照办。
2月3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经周恩来审阅后，于1月31日发出。指示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在全国“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做出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也于2月5日同时发出。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中央还重申：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山西大学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斗批改”随之中断为止，学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就有265人；还有虽未被立案，但在各种场合受到批判斗争的教职工147人；两项共412人，占当时全校教职工的34.3％，有的系、部门竟高达60％。除此以外，还有100多名家属和学生被审查、批斗，很多人受到株连。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
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
其中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自杀身亡达二十万人。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人。
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二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摘自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安坪村的老百姓把老师们称作是老大学生，把同学们称作是小大学生。我们从入学算起。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学制本来是五年，因为来昔阳县战备疏散推迟一年分配，也是六年。三六一十八年，年龄最小的也都二十五六岁了，何况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也都结婚成家甚至生儿育女了。更有甚者，家在农村糠菜半年粮的父母妻小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快快挣钱养家糊口，而我们却在昔阳县战天斗地“一打三反”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啊？
安坪村的八个月，既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多少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970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怀揣着好不容易盼来的毕业分配通知书，乘上几辆大卡车，迤逦奔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最终通通集合到阳泉火车站。经过“一打三反”大家不约而同，心知肚明，相顾无言，噤若寒蝉，没有激动人心的告别，没有恋恋不舍的温情，没有语重心长的祝福，没有踌躇满志的期冀，有的只是默默无语的眼神，藏在心底的良知；有的只是割不断的同学情，忘不了的乡土味儿。再见了，昔阳县，再见了，安坪村！
1969年12月28日，山西大学中文系、教育系、历史系、物理系、艺术系、外语系等千余名一、二年级同学，以及尚能步行的青壮年教师与部分老年讲师、教授，无一例外的背着行李和简单的生活日用品，在教学主楼毛主席塑像前庄严隆重地宣誓后，冒着严寒，由驻校军宣队、工宣队打着红旗带领，列队徒步80里住宿榆次县的什贴、徒步60里住宿寿阳县的南燕竹、徒步55里住宿寿阳县的芹泉、徒步55里住宿阳泉市的赛鱼阳泉矿务局四矿、徒步60里住宿平定县的锁簧，第六天徒步35里到达终点－－－昔阳县的安坪村，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战备疏散。此短暂却又漫长、意料之中却又节外生枝、心里诅咒却又身不由己的八个月，成为我们这批推迟分配一年的学子们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最为不可理喻、最为风云突变、最为恓惶难耐的岁月。
山西大学中文系，属于五年制的本科院系，我们于1964年9月进校，本应在1969年的七、八月份毕业分配，谁知道这时候中苏关系突然交恶，东北边境黑龙江流域一时剑拔弩张，黑云压城，据传要发生难以逆料的大战事，中央要求全国各地立即开展“深挖洞，广积粮”的运动，那时候大街上的标语主要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防修反修”、“备战、备荒、为人民”一类。小道消息说要把可能搬迁得动的军工单位及大学通通转移到偏僻山区三线去，为的是保存有生力量，防止苏修侵略打核战争。毛主席发出号召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当时就听说这是“战备疏散”后来才知道，这叫“林副统帅一号命令”早已下达了。山西大学是三晋最高学府，要“疏散”也得“疏”到一个红色的革命之地去。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红极一时，昔阳就在山西，山西大学去昔阳当然是首选了。一边是资深最高学府，一边是全国学习榜样，两厢情愿，达成共识，经过先遣队预先安排定制路线，战备疏散到昔阳就势在必行了。当时的革命气氛无处不在，越是人多的地方就越显得“革命”一路上几个系上千人浩浩荡荡，迤逦数里长，蔚为壮观。每当临时休息时“革命”的师生们便抓紧这短暂的十几分钟，将本系所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走资派揪出来，围在中间，狠批猛斗一番，喊一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某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的口号。看着这些原本受人敬重的老先生们不但长途奔波后不得休息，还得颤巍巍的背着行李低头弯腰，接受批斗，心中怜悯、茫然、以及无所适从的思绪不觉阵阵涌来。有意思的是，我们几个人走在班级前头，跟在某系大队伍的后头。其后头有个造反上来的系领导压阵，他居然不顾自己身份尊严及众目睽睽，非要帮一个长得漂亮梳两条大辫子的女学生背行李；女学生碍于人多眼杂不好意思让他背，他却死乞白赖拖拖拽拽硬要把女学生的行李拿下来背上。这可把我们中一个脾气倔强嫉恶如仇的董姓同学惹怒了，一番先是旁敲侧击指桑骂槐跟着借题发挥大加挞伐之后，某领导的丑行竟然随之偃旗息鼓戛然而止，非但不敢回头看看是谁这么胆大直言抨击，而且一路上再也没有出现过涎皮赖脸的丑态，算是一盆蠢蠢欲动的色火被飞沫之风顷刻吹灭，讨了个大大的没趣儿。
由于同学们1966年红卫兵大串联徒步走路的经验，所以六天的连续步行似乎情景重现，又回当初。革命精神革命人，一路语录一路歌。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一边高唱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海航想靠舵手的歌子，雄纠纠，气昂昂，俨然是不穿军装的战士。晚上睡在农村的教室里，玉米秸秆或干草铺地，几十个人挤在一起，什么睡前洗脚、打呼噜影响他人、丢失东西等等好像压根就没有过这种概念。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响应党的号召，走毛主席指引的路，到昔阳去，看大寨去，受教育去，得其所哉，其乐无穷。
记不清哪个系有个老教授，无论白天休息吃饭还是晚上就寝入睡，他都把一个破网兜兜着的破脸盆，以及脸盆上七颠八倒放着的几双破鞋，很随意的撂在一边儿。到了昔阳后，才知道他把大半生积攒的几千元现金都放在那几双破鞋里。那时候的几千元可不是个小数目，有人问起他不怕丢了？他居然笑着说，这叫打破思维定势，反其道而行之。其中蕴含的哲理，虽近似戏谑，却耐人寻味。
12月31日晚上，我们住在赛鱼，大家被统一安排在阳泉四矿的楼道里集体听取学习“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以当时之认识及心智，很能被喇叭里气势磅礴慷慨激昂的声音所煽情鼓舞，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很快就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中国即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一定能够解放全人类，不由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记得似有这样的句子：“旧世界风雨飘摇，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在整个地球上，再也找不到一块帝国主义的‘安定的绿洲’了。”“革命在发展，人民在前进。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的曙光就在前头。”“美帝、苏修们的日子不会太长了。”而其中“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这样的句子似乎又预示着一场什么运动。
到昔阳后，校总部设在下思乐，艺术系师生住在这里。物理系住河西村，中文系与教育系在安坪，历史系师生住在一个叫红土沟的村子里。
到了安坪，大家被几个一组分别安排到农户家。我和陈、杨、李四人分在一个据说曾经当过村团支部书记的名叫曹圪都、媳妇叫三月妮儿的家中。主人执行大队命令专门给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实际上就是半间火炕，另半间盘有一个火炉。冷天就用院子里早已备好的秸秆在炕下方的火道中把炕烧热，这样一晚上就无冰凉之虞了。我乃农家子弟，习惯了农家生活，虽说有些差异，无非大同小异罢了。对于城里来的同学，可就得脱胎换骨、凤凰涅槃了。期间发生过许多至今记忆犹新的逸闻趣事。
昔阳的厕所不像晋城的又大又深又阔，也不像雁北的完事后撂上几锹土盖住即可，而是小小的口径下面嵌着一口缸。冬天结了冰，蹲便时就得格外小心。女同学李某内急不小心便滑了进去，怎么使劲儿也挣扎不出来，不得已便大喊大叫起来，惊动某男同学“见义勇为”顾不得回避与掩鼻，一把就拽了上来，一时传为笑谈。
房东曹圪都先前患有癫痫病。我们住进去后的一天深夜，突然被一阵似乎是有人在炕上滚打碰撞夹杂着呼噜呼噜的声响吵醒，吓得我们个个如临大敌，心惊胆战，正要起床看个究竟，被懂点儿医学常识的陈姓同学提醒，是否那边有人羊癫疯发作了？孩子未有哭闹，大人没有喊叫，肯定不是小偷或者什么坏人作案，一阵过后，果然安静了下来。第二天一问，不出所料，曹圪都夫妇照旧参加队里的“农业学大寨”他们的五岁大女孩儿负责照顾一岁多的弟弟，一天三担饭，晚上挑灯干，忙得不亦乐乎，连我们这新来的邻居也难得见上几面。此后隔三差五的夜里便有一次不定式情景再现，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到医院里去看一看，去掉病根，不知是没有钱，还是没有功夫？
家住农村，不比城市，夏天苍蝇乱飞，蚊子叮咬，冬天老鼠出入，横行无忌。可把平时爱干净的人折腾苦了。尤其是老鼠，咬啮衣物，扰人睡眠。我们跟邻居借了个捕鼠笼子，头一天夜里便有收获。清晨起来，我们几个烧了一壶开水，要好好教训教训这个鼠辈。谁知一壶水快倒完了，老鼠仍然在垂死挣扎，之后才慢慢死去。又一天，逮了第二只，我们准备用冷冻法来消遣它。那天清早，大概有零下十多度。一壶冷水还未倒出多少，老鼠已经冻得瑟瑟发抖，动弹不得，一时三刻便呜呼哀哉了。看来寒冷比火热还要厉害！怪不得民间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
每天我们来去的路旁要经过一户房屋破败的人家，男主人大概因为贫穷娶了个憨憨女人，生了三四个傻乎乎的子女，一年四季基本上是裸身而居，就连解大小便也在自家的院子里。几个人相对而蹲，旁若无人，那情景令人匪夷所思，叫人扼腕而叹。贫穷耶，愚昧耶！
邻近分配时，安坪大队干部安排支起两口海锅，要为我们几百人做一顿送行的好饭－－－猪肉拉面－－－因为八个月中我们师生也为大队挑粪垫土收割等农活出了不少力气。消息传出，不胫而走，老师同学，皆大欢喜。同屋老杨同学，端着空碗到厨房找酱油，以期将猪肉拉面再行加工－－－因为人多排队等候，面条未等煮熟就捞了出来，难以下咽。谁知竟把生豆油舀了回来。没法吃它又不忍弃之，就倒在水里煮，想着如此这般也可食用，哪里晓得入口就想呕吐。真是一物一用，各有千秋，错配鸳鸯，适得其反。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大家望着天空，细心聆听着隐隐约约的东方红乐曲，情不自禁腾起自豪感。后来偶然看到一张参考消息报纸，清楚地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对蒋介石来说，这是把他重返大陆的愚蠢梦想和他硬说自己代表中国人民的呓语，彻底埋进坟墓的最后一铲土。那时国外的新闻报道除了参考消息便一无所知，收听外电一律被冠以偷听敌台的罪名。和我同屋的陈同学就是因为偷听所谓“敌台”被办了几个月的“学习班”个中甘苦，如是我闻。
班里一个张同学丢了个自制的半导体收音机，据分析可能是有人拿了去听，张同学回来没有找见，四处询问皆无下落，就臆断有人偷了。拿了去听的同学估计也不好意思再送还回去，只好将错就错。怀疑对象自然是出身不好的张三李四王麻子了。1966年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运而生的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与“八？一四”两派群众组织，从口诛笔伐到肢体冲突再到武斗流血，从班里系里到学校社会再到五专三市，可谓势不两立。那时候，派性如长风浩荡，亦如寒流呼啸，普天之下可谓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1970年后，明争变成了暗斗，每个班里都有事实上的两派，大事小情无不被烙上深深的派性印记。有人举报偷窃收音机的人是陈某某，理由是见他在洪洞县偷听过敌台，于是很快便给他办起了名为学习班、实为批判、斗争的专案。我和另外几位同学成了看管并帮助其彻底交代问题的专案组成员，组长是一个姓李和一个姓安的同学。具体任务就是每天一同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文件，敦促其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学习班办了多少天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会场的气氛周而复始的经历过上纲上线、疾风暴雨、不厌其烦、煞有介事、故弄玄虚、先入为主、大呼小叫、车轮战术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接近尾声实际上是陈同学主动创造出尾声的某一天，我和他溜达到安坪村前的河边儿，他几次欲言又止，似有隐情吐露。专案组指派我看管陈同学－－－就是要保证其不能出现意外、不能自杀－－－尤其是晚上睡觉时。因为学校里曾经发生过被办学习班者夜里乘人不备撕破床单绾成布条上吊的案例。我当时一面履行着应尽责任，一面诚恳地与他谈心，谈文学，谈人生，谈运动，谈家庭，谈父母，谈恋人，谈着谈着，陈同学突然情绪激动，说出了藏在心底的真心话。他说，看你厚道诚信，无害人之心，是个男子汉，我有件心事，想了好几天，要告诉你，并诚恳地求你帮忙，且要严守秘密，帮我跨过这道坎儿；我爽快表示答应，保证不会做那种出卖同学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之徒，便引出了他一番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语。他说，其实收音机他见都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偷听敌台了，是有人借派性诬陷他。不如违心地承认了，一来可以尽快结束没完没了无聊之极的学习班，二来也保护了真正拿走收音机的同学。此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替人受过，古已有之，不足为奇，承认偷了个收音机，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有雪冤之日，君可与我作证。如陈同学所预言，学习班很快定案宣布结束，陈同学也随即予以解放，获得久违的自由，直到八月十一日离开昔阳安坪，各奔前程。当时，仅仅班里被办过学习班的同学就有李吾岱、戴良贵、韩子秀、郭勤等一二十个人，有所谓恶攻的、侮辱伟大领袖的，有所谓偷盗图书馆图书的、散布反革命言论的，比起他们来，陈同学的所谓偷收音机确实无关宏旨，既非政治问题，亦非经济问题，区区自己装配价值不过一二十元钱的矿石收音机，在同学眼里不过如此罢了。
事有凑巧，或曰无巧不成书，后来我和另外一个同班同学居然在大约两年以后某某同学兄长的家里，见到了那个丢失了的收音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因为学习班无数次的描述过收音机的形貌，特别是上面涂了清漆的一幅画，不由得眼前一亮，凑近一看，似曾相识，就是它。可见陈同学当时所言不缪。而某某同学当初也不一定就是起意偷的，最有可能就是阴差阳错，木已成舟，生怕欲盖弥彰，不得已而为之了。可见世上之事，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李某某同学说话信口开河，戏谑不恭，被人举报也办了学习班。那是在学校时，派性高音大喇叭一天到晚震耳欲聋，喋喋不休，当播音员反复念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时，睡意朦胧的李某某随即骂了句“照你妈的x办事”一上纲上线，不是恶攻是什么？还有，样板戏白毛女中杨白劳唱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李某某大放厥词，改成“买上一根红萝卜，给我喜儿插起来。”不是攻击样板戏、攻击江青同志是什么？诸如此类，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焉有不被批斗之人？
戴某某同学在自己简陋的小木箱上贴了一张画报，开会时板凳不够坐，他便坐在了上面，起身后，被人发现上有伟大领袖的形象，这还了得？于是乎，几十天的学习班是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
文三甲有个叫贺中笑的人，据说是中文系老教授贺凯在定襄县的本家侄子，因为在中学时成立过一个什么组织，被定为反革命性质。该班级同学已经毕业分配，纷纷走上工作岗位，贺中笑却因为反动组织问题被留在了文二乙班，用以批深批透、肃清其流毒。记得贺中笑同学高高的个子，却过早的被阶级斗争压得佝偻了腰脊，在安坪的八个月中，郁郁寡欢，形单影只，没有见他笑过，除了在学习班上也没有见他说过话。
我们常常要到校总部所在地下思乐去开大会，大会提出要大张旗鼓地抓大案要案：如所谓“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特务集团案”、“里通外国案”、“反标案”、“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案”以及“纵火烧楼案”、“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等。由集团案件滋生出外围案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风声鹤唳，人人自卫。正如一副对联所言：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下过台，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谁都挨过整，横联，阶级斗争为纲。
山大校党委统战部部长王西先生，原先当过中文系的系主任，在清队中被押回中文系办学习班，罪名是隐瞒历史，混入党内，令其交代入党介绍人。因长期患有脱肛等老年疾病，不堪忍受几天几夜车轮战术的批斗，半夜乘人不备偷偷起来，一头栽进老乡院里的茅厕坑中。昔阳的厕所其实是一口缸上面砌了几圈儿砖而已，浅浅的大约不到一人深。王西先生想栽进去一死了之，却未料到只能头颅进去，肩膀以上根本淹不住，所以屎尿吸了不少，呼噜呼噜地被郭志仁等同学发现拖了出来，满身粪便，臭不可闻，用水冲洗多遍，仍难以近身。他盘坐在院子当中，一边摇动着惨不忍睹的身子，一边念诵着毛主席语录和林彪语录，一边诉说着某某与某某等同学的长长短短，似乎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迹象。后来果不其然，未等医生接手诊治，几个人用小平车拉他到县医院的半路上，就一命呜乎了。他用自尽来抗议，来声辩，来维系高贵的自尊。然而，这边尸骨未寒，这边就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大字报铺天盖地，声讨会接二连三，什么“带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大寨毗邻的安坪老乡们可不尿这一套，寻到系总支、工宣队，声称：你们不许来我们这里宣传什么“上帝”之类的迷信；系领导解释说这是毛主席语录，老乡们反唇相讥说，那也只能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你们都不许说。
教育系吴倜教授，高度近视，有洁癖。听教育系的学生们说，他出身寒门，学业超群，英语极其出色，参与编写大学教材。仅仅因为吃不惯又粗又硬的包皮面条，又不知如何处置，就悄悄倒进了厕所，被另一个“专政对象”打了小报告。工宣队便带着学生狠批猛斗吴教授。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糟蹋劳动人民血汗”“反动学术权威本性不改”推推搡搡，恶言冷语。吴先生瞬间受辱，痛不欲生，当晚就跳了井。据说他临死前将自己所有物品拾掇得井井有条，后事交代得明明白白，衣服穿得齐齐楚楚，足见其愤世嫉俗，以死明志之节操。
历史系有位炊事员，因解放前在阎锡山的特务连当过兵，于是被当成大特务批斗。此特务连不过是阎锡山部队中某团负责通讯联络的，此连有报话机，还养着些骡马和信鸽，此人就是专门负责豢养信鸽的特务兵。他如实交待了，却无人相信，工宣队怀疑他是老奸巨猾的潜伏大特务，必定负有不同寻常的特定使命，用尽手段逼其就范。此人大喊冤枉，刀捅肚子，自寻短见，幸亏未及要害，终得死里逃生。
仅仅所谓“伪中国大学潜伏特务集团”一案，校内外被牵连受审查的就有一百多人。在一打三反运动刚刚开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就有8人被迫害致死，7人无辜坐牢，80人挨过打。如物理系教师王政久跳井自杀，化学系学生王新亮投窑自尽，校武装部长巩二成、中文系学生王志安在批斗会上背捆绳索，又被扭至胸前，在声振屋瓦的口号声中，终使双肩脱臼，大汗淋漓，不忍目睹。
历史系的韩石山因为写日记也办了学习班。他后来被分配到吕梁山里的汾西县。他曾回忆说：“全班学生，一辆卡车拉到就近的阳泉火车站，然后各奔前程。就在从红土沟到阳泉的路上，站在汽车里，我还作了一首诗：思乐村里不思乐，红土沟中脸不红，吾师良言犹在耳，车未发动途已穷。”
半年多时间里，你批我，我斗你，在老师和学生中，随时都可揪出阶级敌人来。那种恐怖气氛，非经历者难以想象。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被批斗时能排成长长的队伍，是那个时候司空见惯的“景观”
还有，包括“一打三反”运动在内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摧残生命，摧残灵魂，更摧残文化，摧残青年。让你啼笑皆非，让你无所适从。
有一天，几个同学相约去周边村庄溜达，见一墙报在前，便上前浏览：“曰：红太阳从心脏升起，，此乃文硕无胜也，众思术高也”落款是天津在昔阳县的插队知青。大家琢磨半天，不知所云，中有一位脑筋灵活者再三推敲后作恍然大悟状说，应该是插队知青想用古文来表达这样的意思：“红太阳”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心脏”指首都北京；“文硕”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丰硕成果“无胜”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众思术高”指群众的思想觉悟与技术水平得到了空前提高。把古文学到这种路数，真叫人忍俊不禁，无言以对。
我们在昔阳安坪所亲历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但运动的重心，在于“打”（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运动高潮时到处悬挂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指示：“杀！杀！杀！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的标语，展现了运动的恐怖和肃杀气氛。据统计，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
1月30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的批示是：照办。
2月3日，周恩来又审阅修改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稿。
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经周恩来审阅后，于1月31日发出。指示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在全国“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指示做出六条规定，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号召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检举、揭发、清查、批判，从而把隐藏的敌人挖出来。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叛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杀人不可过多，杀的应是极少数，关的亦不应多，管的是大多数。不论是杀、是关、是管，都要搞得很准，必须罪证确凿，判处得当；都要交给群众批判、斗争，把他斗倒斗臭。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
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后也于2月5日同时发出。中央认为，在经济领域内，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与暗藏在国家财经部门的坏人相勾结，利用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煽动经济主义妖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有些单位大兴土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此，中央提出，有必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坚决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活动“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要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中央还重申：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除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一切地下工厂、商店、包工队、运输队必须坚决取缔；严禁新建、扩建和改建楼堂馆所，已施工的要一律暂停下来；任何地方不许兴建高标准的城市建设工程；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学校、企业、事业单位，一律停止添置非生产性设备。
上述3个文件下达后，一个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一打三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从山西大学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到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斗批改”随之中断为止，学校被立案审查的对象就有265人；还有虽未被立案，但在各种场合受到批判斗争的教职工147人；两项共412人，占当时全校教职工的34.3％，有的系、部门竟高达60％。除此以外，还有100多名家属和学生被审查、批斗，很多人受到株连。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经过两年七个月的调查，核实“文革”有关数字是：
七百四十五万人受迫害，四百二十万人关押审查，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人自杀
其中单高级知识分子被逼自杀身亡达二十万人。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被“从重从快”的现行反革命就有十三万五千人。
武斗死亡二十三万七千人，七百零三万伤残，七万一千二百个家庭彻底被毁，非正常死亡者至少七百七十三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遭受残酷迫害的人有一个亿（占全国总人数的九分之一），冤枉死亡的人数超过二千万，损失了国民经济八千亿人民币。
（摘自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
安坪村的老百姓把老师们称作是老大学生，把同学们称作是小大学生。我们从入学算起。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学制本来是五年，因为来昔阳县战备疏散推迟一年分配，也是六年。三六一十八年，年龄最小的也都二十五六岁了，何况有相当一部分同学也都结婚成家甚至生儿育女了。更有甚者，家在农村糠菜半年粮的父母妻小眼巴巴地盼着我们快快挣钱养家糊口，而我们却在昔阳县战天斗地“一打三反”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啊？
安坪村的八个月，既不堪回首，又难以忘怀。多少事，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1970年八月十一日，我们怀揣着好不容易盼来的毕业分配通知书，乘上几辆大卡车，迤逦奔驰在尘土飞扬的乡间公路上，最终通通集合到阳泉火车站。经过“一打三反”大家不约而同，心知肚明，相顾无言，噤若寒蝉，没有激动人心的告别，没有恋恋不舍的温情，没有语重心长的祝福，没有踌躇满志的期冀，有的只是默默无语的眼神，藏在心底的良知；有的只是割不断的同学情，忘不了的乡土味儿。再见了，昔阳县，再见了，安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