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消失的古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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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墙——拔地而起，砖砌土夯；御敌安民，威镇一方。这些饱经朝代更迭、惯闻鼓角争鸣、雄踞郡县州府的庞然大物，如今要想一睹她的真容实貌，除了专程奔赴八达岭、嘉峪关以及平遥县等少数几个历史文化遗产之地，或者到屈指可数的几家人工雕琢的影视城里，才能略见其一斑外，那就只有钻进二十五史和浩瀚的文艺作品中寻踪觅迹了。
然而，我却在上世纪的70年至76年，以四新矿唯一紧靠城墙的单身住民身份，不！不是唯一的，还有那么多老师、学生、职工与家属，一同见证了矿子弟学校北面那段足足一百多米长的高耸的古城墙，据当地老人说，那就是凤台县（晋城县前身）之因凤凰在此城墙高台上降落过而得名的风水宝地，在经历了它痛苦的战栗和频繁的剥蚀后，默默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钢铁履带之下，并以它的牺牲迎来了矿山的振兴。提起那段日子，那段古城墙，就象一场难以忘怀的梦境，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七零年九月初的一天，我们山西大学中文系六四届乙班的三位同学，一起被国家对文革中最后两届大专院校毕业生所谓“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山区、面向边疆”的“四个面向”政策，分配到了家乡所在县的晋城矿务局四新矿子弟学校任教。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后，已有“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头脑中装满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观念，光在昔阳县战备疏散的八个月中就把“毛选四卷”集体通读通学了至少五遍，所以来到矿务局机关组干处报到时，问去哪里，回答服从分配；到四新矿组干科报到时，问去哪里，回答服从分配。可能因为我们仨都是学文的缘故吧，最后一块分到了矿子弟学校。到了学校，回答校领导的依然是服从分配，学校因时制宜的安排我任语文教师，另两位一个任体育教师，一个任美术教师。更有所学非所用的，分配到矿上的山大外语系的一位女生到选煤楼拣矸，山大生物系的一位女生到生活科发文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大学六年（本来是五年制的本科，因文革推迟分配一年）中，一年搞半农半读，一年搞四清，一年串联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年“文攻武卫”一年回家逍遥躲武斗，一年在昔阳县战备疏散、搞一批双打、种大寨田。特别是在昔阳县的那段岁月，已经厌倦“文革”派战的大龄男女们，对“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谁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下过台”的生活，由六六年的忠于六七年的狂热六八年的迷惘到六九年的麻木再加上许多人结婚生子以寻求慰藉与逃避，导致穷愁潦倒免不了觍着脸皮向贫穷的父母伸手要钱聊以度日，所以，想都没想过花费些时日去找个关系后门分配个好工作，便不假思索地悉听分配，赶快到岗去上班，熬够一个月好领取每月43。5元的薪酬，都二十六岁了，不好意思还让父母养活啊！
仨人背着行李，我的行李上还插着洞箫与笛子，有点像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只是耳旁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从四新矿办公楼出来，沿着工人师傅指点的朝城墙方向的一条土路向小学校走去。十八年寒窗苦用功，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能为国家效力了，能为父母孝敬了，能为妻女赚钱了，能以学以致用了，脚下登登的，心中热热的，眼中潮潮的，突然，路西一座大楼（后来知道就是被炸毁过的西大楼）的墙上从北到南贴了一条人身攻击的长长的标语好家伙，四十多个字，不吸一口气还真一下子念不下来呢。我们仨人相视窃笑，没有标点，语句不通，尤其让人不解的是，远离省城的煤矿“文革”的火药味儿怎么还这么浓呢？
小学校很好找，就在城墙之南。城墙约有三层楼高，因了年代的久远，外面的墙砖早已不知去向，裸露出夯捣过的一层层土塄。这就是凤凰落过的高台吗？这就是凤台县的屏障吗？当年该是如何的固若金汤坚如磐石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沧桑，这就是岁月。我们仨被校领导安排在城墙西南侧的单身职工宿舍内。说是宿舍其实只是放了三张铁皮焊框架碎木板拼接的床而已，称家徒四壁一点也不夸张。不久我便被重新调整到新成立的工读班（相当于技校的职业技术班），一边代语文课一边当铁匠——在学校为工读班开办的校办工厂里负责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与劳动技能，并为矿上提供道钉、螺丝等。因了在农村劳动锻炼的基础，我在同龄人中可谓有力气、能吃苦、不怕脏，从初中到大学，班里要评劳动模范，我肯定名列前茅。所以，我不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被矿务局报社的摄影记者拍了照片，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得好的典范，往光明日报投过稿呢；而且整日双手抡着大锤，眼前火星飞迸，还创作了一首不短的诗歌，被晋东南报（太行日报）发表“丁丁当，火花飞，师傅掌钳我抡锤”就是我四年铁匠生活的写照。当一位双职工教师搬到矿家属房后，我便搬到了他那里——紧靠城墙的那间房——虽然据说十分潮湿，墙皮不时地沙沙沙剥落，但总算单身“有其屋”了，要知道，妻子在“农业学大寨”的繁忙间隙，来城里逛逛商店看看电影时好歹有个落脚之处了，何况这时我女儿已开始呀呀学语、蹒跚学步了，城里和矿上比起农村来毕竟是“大世面”哩。
渐渐地便和师生们熟悉并“打成一片”了，交流中，我不断得知一些来自“解放四新矿”时的惊人信息，特别是被炸死的几十具尸体，当年居然都血肉模糊、白骨森森地停放在我代过课的那些个教室里——因为当铁匠可以有更多可调剂的机动时间吧，我居然先后给好几个初中班代过语文、历史、地理、农业基础知识和生理卫生，还兼任过图书管理员，到过的班级教室自然多些。他们中当时见过那情景的形容说恕我按下不表省略了吧，否则会做噩梦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新近有一本记实晋东南文革武斗的书叫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此中有专篇血火四新矿记述那段动乱的岁月，叫人不忍卒读。但其中我所熟悉的两个人不说出来这辈子会不安的。
1967年10月31日，海字0115部队文工团晚上在四新矿二食堂（那时还没有俱乐部、大礼堂）慰问演出时，突然震天动地一声巨响，西大楼爆炸了，十三人当场死亡，十二人重伤，轻伤数十人，那可是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格平同志当天来过晋城县、到过四新矿，来解决两派武斗问题刚刚离开不久发生的惨烈事件。据说半座大楼被炸得不翼而飞，那从天而降的瓦砾与血肉洒满了大楼周围，洒向距离几十米外的城墙上下，离奇的是一位躺在床上休息的矿工，被那爆炸的气浪整个端起，在空中飞了几十米后还平平地落在了城墙脚下，居然还在床上躺着没掉下来，其人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惊恐之余的职工不无庆幸地说，要不是那天大部分职工去看演出，那就不是伤亡这点人了。
死亡的十三个人中，竟然有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刘子谦，一个是我同村同姓的在四新矿保卫科工作的段完德，两人都是二十来岁，正是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刘子谦是大同人，身体十分结实，讲一口浓重的大同话，酷爱文艺，吹得一手好口琴，那时的流行歌曲，没有他不会的。对电影刘三姐里的一首首对歌那是唱得滚瓜烂熟，而且十分动听；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天生一个乐天派，因未考上大学而被招为四新矿工人，他心灵手巧，颇讲义气，不想“上班未几身先死”矿山少了唱歌人。段完德与我同宗同族，从小丧母，饱受恓惶。娶了邻村一位漂亮姑娘。妻子为他生了两个白胖的儿子，属于村里寥寥几个在外工作让人羡慕的家庭。完德上小学时和我在过一个复式班里，人很精明，手又灵巧，记得他会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头像，雕好后用融化好的锡液浇灌进去，经冷却变成硬模，沾上墨汁或水彩就能在书中或纸上印出来，我当时对他很是佩服。据目击者讲，完德当晚爆炸前正在擦洗自行车，准备次日回家探看老父及妻小，正当娇妻爱子巴望时，不料一响命归西。要不然，我到四新矿后岂不又多一个同学，多一位老乡？
还有一件巧合得令人窒息叫人心痛的酷烈事件，就是“解放四新矿”时一发横空而来的炮弹，据说是群众组织土法制造出来的，尖叫着，飞舞着，不偏不倚地正好滚进了城墙下临时挖出的防空洞里，将躲藏在那里的11名家属、孩子们炸得血肉横飞，尸骨不全，死者中有我教过的学生们的母亲和弟妹们，其中还有一名孕妇；其平均年龄竟不足18岁。呜呼“文革”之伤，何烈如此！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尤其是那位母亲怀中的胎儿，未见天日，先闻炮声，可怜小命，不亦哀哉！
城墙，我诅咒你，你不是矗立在那里阻挡枪炮箭簇吗？为何偏偏让那些手无寸铁孱弱无助的妇女与儿童遭此荼毒死于非命呢？唉，也怨不得你，连堂堂国家主席、赫赫功勋元帅也自身不保，何况尔等乎？
我硬着头皮忍着泪滴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杜撰小说演义，而是三十多年前矿山真实的存在，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愿那一声巨响成为终结“文革”史的最后绝响，永不重演。
五八年的大跃进，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长期学校吃份饭的定量伙食，再加上先天瀑布型胃的大食量，造就了我一顿没有一斤粮食就觉得饥饿的肚子。因此当铁匠对外人来说是听从领导安排，不怕脏，不嫌累，其实我内心还有一层小九九，看中了一天能补助半斤粮票的铁匠待遇，那等于每月增加了15斤定量啊！就这，我见月还得托人买食堂的内部粗粮票一、二十斤。
每月43。5元的工资，除了要买自己28斤的定量，还要把打铁赚的粮票、另买的粗粮票兑成粮食，所剩就不多了。家里劳力少，每年要花几百元买农业社的口粮，还要准备盖房子——我和妻子结婚后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五平米的房子，女儿、儿子都很快长大了，住房形势紧迫啊，得想办法开源节流呀！于是下小灶自己做饭，并跟另两位同来的同学商量，闲着荒着的城墙上不是有能长庄稼的土吗？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找来当时亩产量最高的高粱籽，翻地，播种，担粪，浇水；出芽，拔节，扬花，秀穗，这古城墙真还甜还人，都多少年过去了，居然滋养出一片片红灿灿的高粱来。眼看着收成在望了，今年的肚子将会有若干天享用高粱米饭的香美了。哪知忽然有一天，校领导把我们仨叫去，说是有老师提意见了：“城墙是公家的，凭什么让你们三个人收果实？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校领导站在什么立场上？私心这么严重还能为人师表吗？种了自留地，荒了自家田，教学质量还有保证吗？等着瞧吧，假期学习班上有你们好看的呢。”几十个人的教师队伍，有看不惯的，有眼红的，有好事者推波助澜的，起哄的，而我们只有三个人，还是新来的，在森严的阶级斗争理论面前，在“文革”无情的政治威慑面前，结果可想而知。高粱当年是丰收了，但也无条件充公了，连种籽也不敢要了。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穷都穷，谁也不能先富起来，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长资本主义的苗呀。城墙啊，惊动了你千年的酣梦，让你见怪见笑了。
总不能白白动一回城墙的土，得找个台阶下来吧，我不是还担任着初中地理课的教学吗？便在有关人员的支持下，在城墙最高处设置了一个百叶箱，安装了风向标、量雨器、温度计，总算给枯燥的地理课程增添了一抹亮色吧。1974年7月，这大概是我离开学校到机关前，最后几次登上那段冬天积有冰雪，热天长满野草的高高的土城墙。
那时的教师队伍，来自五花八门，学历参差不齐，有老师范生，老高中生，也有工农兵学员，更有体力不适应井下繁重劳动强度调上来的矿工。尤其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生，还多次闹出过笑话来。
就在我等分配到学校不久，矿上又分来一个省属师范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是南五县的，宿舍也离城墙不远，和我隔着一间房。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闲聊，见他拉开的抽屉里有一封信，大概是他写给未婚妻的情书吧，我开玩笑地说我看看吧，他居然大方地说，看看吧；我看了一遍忍俊不禁，又试探性地说把信给了我吧，他说那给了你吧，显示出他少有的厚道与豪爽。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而又喜欢的密切战友同志：
我提笔喜看向阳花，心中跳动心不安，请问同志的身体还是象那青春的花朵那样的美丽的在开放着吗？
朝霞升起在东方，芦花放，稻花香，我心情舒畅，就奔向了红花的大草原，就看到了一切的光景，就看到了四海在翻腾，五洲在振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革掉了传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流行的语录了。难怪当时学校的同行们告诉我的试卷上的笑话了：
“印度支那有哪三个国家？答曰：巴公、高都、大阳。”
“分数和除法是什么关系？答曰：分数和除法搞关系。”
“火车刹车后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停下来？答曰：社会主义的列车要不断前进，所以不能停下来。”
城墙，你别看笑话，这能怨孩子们吗？书上满是语录、口号，银幕上都是高、大、全，学校天天斗、批、改，工宣队出出进进，搞高产家属、学生总动员“白卷先生”及“知识无用论”盛极一时，还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
1974年7月，我被矿上以理论教员的名义调入政治处宣教科，工作到了机关，可宿舍仍在学校。因为北墙有两米高紧挨城墙，所以宿舍那面墙皮天天往下掉渣，老鼠每天都在盗土，我几乎每月要从床底弄出一两框湿土去。一到夏天，我住的宿舍里就成了小昆虫、小动物的乐园，什么青蛙、蚯蚓、蟋蟀、老鼠、蚊子、壁虎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信，我亲手在被窝里抓过壁虎，在炉台上抓过老鼠呢。我儿子晚饭后在床上睡觉，等我端着碗回来拉开灯时，看到光着身子酣然大睡的儿子身上居然趴着好几十只蚊子。舍不得买蚊帐，只好任咬；家属农村户口，不住这房住什么？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嘛。
每天上班到办公楼，至少两趟从城墙边路过。风天灰土迷眼，雨天泥浆涴脚，不穿高筒雨鞋，一准要戳到污泥浊水里——雨水冲刷古城墙，土全成了泥啦。当矿工的哥哥送给我一双旧高筒雨鞋，让我走过了最初几年的雨季。
重灾区里派性浓，职工厌倦盼和谐。时任矿革委会主任的是一位戴领章帽徽的军代表，人称李政委，风度翩翩，颇有威仪，敢说敢为，求真务实。他一到任，便不管什么“二八”不“二八”只要你出煤，只要你工作，只要你干活，就重用，就奖掖，就力排众议。他不仅很快让生产有了起色，而且文体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他本人还亲自登台表演魔术，矿区面貌自然也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利用业余时间，他发动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将“刮风一天土，下雨一路泥”的矿区马路都变成了平展展的水泥路，路旁栽树，责任到人，说到做到，毫不含糊。
我就亲耳听到李政委在遍布矿区各个角落的高音喇叭里，点着姓名大声呼叫矿工会主席跑步到办公楼去，解决新铺路旁所栽之树间距与护挡不合格的问题。连对堂堂副矿级的工会主席都这么叫真，而且是在全矿职工家属面前，何况其他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呢！
马路宽了，平了，干净了，人走在上边也比从前精神多了；俱乐部舞台上的节目也丰富多彩起来了，歌剧洪湖赤卫队、星光啊星光等也由本矿职工排练上演了。派性随之也渐渐淡化并远去了，子弟学校轮到鸟枪换炮——盖新教学大楼了，古城墙该给大楼腾地方了。
承接四新矿子弟学校教学大楼施工任务的是矿务局工程处土建二队，凑巧的是二队队长乃我高中低一届的同学，太原工业学院学工民建的。见天戴着个柳圈帽，出没在城墙前后。他告诉我，城墙要推平，然后才能打桩奠基，大楼要盖四层，基础必须牢靠。随后，推土机就开进来了，眼见着飞转的钢铁大履带隆隆地后退前进，不几天就没入它北边的护城河，不，河早没了，是一条干壕沟，没入护城壕了。
有一天，队长同学拿着一个砖头样的白面馒头，路过我住的陋室门前，碰见我七、八岁的儿子，就顺手给了他。这可把我那很少吃白面馍的馋儿子高兴坏了。他啃了几口，放回家里，玩一会儿回来再啃几口，差不多一天才啃完它。平时哪敢吃纯白面馍呀，老是玉茭面、三和面、杂面什么的，连大米都少见呢。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谁家孩子不带“三分饥和寒”啊！
古城墙默默地消失了，在它上面新起了巍峨的教学大楼，新建了宽阔的大操场。操场周围远远近近地先后落成了漂亮的旅馆化单身楼，碧波粼粼的水池公园，高大气派的职工礼堂四新矿的“文革”名称后来也恢复成了原先的古书院矿，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1976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矿上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令人刮目相看，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职工家属的生活水平更是丰衣足食，后顾无忧。超市里熙来攘往，私家车川流不息，数字化电视目不暇接，休闲娱乐者悠哉游哉，比比皆是，特别是职工们脸上洋溢着的对未来的信心与憧憬的喜悦之情和乐观之色，让人如沐春风，如披霞光。只有我脑海中的那段古城墙，在梦中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假如它要是留在现在，经过修缮，不是一处可供职工们观瞻的十分难得且绝无仅有的好景点吗？
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
城墙——拔地而起，砖砌土夯；御敌安民，威镇一方。这些饱经朝代更迭、惯闻鼓角争鸣、雄踞郡县州府的庞然大物，如今要想一睹她的真容实貌，除了专程奔赴八达岭、嘉峪关以及平遥县等少数几个历史文化遗产之地，或者到屈指可数的几家人工雕琢的影视城里，才能略见其一斑外，那就只有钻进二十五史和浩瀚的文艺作品中寻踪觅迹了。
然而，我却在上世纪的70年至76年，以四新矿唯一紧靠城墙的单身住民身份，不！不是唯一的，还有那么多老师、学生、职工与家属，一同见证了矿子弟学校北面那段足足一百多米长的高耸的古城墙，据当地老人说，那就是凤台县（晋城县前身）之因凤凰在此城墙高台上降落过而得名的风水宝地，在经历了它痛苦的战栗和频繁的剥蚀后，默默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钢铁履带之下，并以它的牺牲迎来了矿山的振兴。提起那段日子，那段古城墙，就象一场难以忘怀的梦境，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九七零年九月初的一天，我们山西大学中文系六四届乙班的三位同学，一起被国家对文革中最后两届大专院校毕业生所谓“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山区、面向边疆”的“四个面向”政策，分配到了家乡所在县的晋城矿务局四新矿子弟学校任教。那时的大学毕业生，在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后，已有“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头脑中装满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观念，光在昔阳县战备疏散的八个月中就把“毛选四卷”集体通读通学了至少五遍，所以来到矿务局机关组干处报到时，问去哪里，回答服从分配；到四新矿组干科报到时，问去哪里，回答服从分配。可能因为我们仨都是学文的缘故吧，最后一块分到了矿子弟学校。到了学校，回答校领导的依然是服从分配，学校因时制宜的安排我任语文教师，另两位一个任体育教师，一个任美术教师。更有所学非所用的，分配到矿上的山大外语系的一位女生到选煤楼拣矸，山大生物系的一位女生到生活科发文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在大学六年（本来是五年制的本科，因文革推迟分配一年）中，一年搞半农半读，一年搞四清，一年串联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年“文攻武卫”一年回家逍遥躲武斗，一年在昔阳县战备疏散、搞一批双打、种大寨田。特别是在昔阳县的那段岁月，已经厌倦“文革”派战的大龄男女们，对“你整我，我整你，整来整去谁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谁都下过台”的生活，由六六年的忠于六七年的狂热六八年的迷惘到六九年的麻木再加上许多人结婚生子以寻求慰藉与逃避，导致穷愁潦倒免不了觍着脸皮向贫穷的父母伸手要钱聊以度日，所以，想都没想过花费些时日去找个关系后门分配个好工作，便不假思索地悉听分配，赶快到岗去上班，熬够一个月好领取每月43。5元的薪酬，都二十六岁了，不好意思还让父母养活啊！
仨人背着行李，我的行李上还插着洞箫与笛子，有点像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只是耳旁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从四新矿办公楼出来，沿着工人师傅指点的朝城墙方向的一条土路向小学校走去。十八年寒窗苦用功，终于盼来了出头之日，能为国家效力了，能为父母孝敬了，能为妻女赚钱了，能以学以致用了，脚下登登的，心中热热的，眼中潮潮的，突然，路西一座大楼（后来知道就是被炸毁过的西大楼）的墙上从北到南贴了一条人身攻击的长长的标语好家伙，四十多个字，不吸一口气还真一下子念不下来呢。我们仨人相视窃笑，没有标点，语句不通，尤其让人不解的是，远离省城的煤矿“文革”的火药味儿怎么还这么浓呢？
小学校很好找，就在城墙之南。城墙约有三层楼高，因了年代的久远，外面的墙砖早已不知去向，裸露出夯捣过的一层层土塄。这就是凤凰落过的高台吗？这就是凤台县的屏障吗？当年该是如何的固若金汤坚如磐石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沧桑，这就是岁月。我们仨被校领导安排在城墙西南侧的单身职工宿舍内。说是宿舍其实只是放了三张铁皮焊框架碎木板拼接的床而已，称家徒四壁一点也不夸张。不久我便被重新调整到新成立的工读班（相当于技校的职业技术班），一边代语文课一边当铁匠——在学校为工读班开办的校办工厂里负责培养学生的劳动态度与劳动技能，并为矿上提供道钉、螺丝等。因了在农村劳动锻炼的基础，我在同龄人中可谓有力气、能吃苦、不怕脏，从初中到大学，班里要评劳动模范，我肯定名列前茅。所以，我不但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被矿务局报社的摄影记者拍了照片，作为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得好的典范，往光明日报投过稿呢；而且整日双手抡着大锤，眼前火星飞迸，还创作了一首不短的诗歌，被晋东南报（太行日报）发表“丁丁当，火花飞，师傅掌钳我抡锤”就是我四年铁匠生活的写照。当一位双职工教师搬到矿家属房后，我便搬到了他那里——紧靠城墙的那间房——虽然据说十分潮湿，墙皮不时地沙沙沙剥落，但总算单身“有其屋”了，要知道，妻子在“农业学大寨”的繁忙间隙，来城里逛逛商店看看电影时好歹有个落脚之处了，何况这时我女儿已开始呀呀学语、蹒跚学步了，城里和矿上比起农村来毕竟是“大世面”哩。
渐渐地便和师生们熟悉并“打成一片”了，交流中，我不断得知一些来自“解放四新矿”时的惊人信息，特别是被炸死的几十具尸体，当年居然都血肉模糊、白骨森森地停放在我代过课的那些个教室里——因为当铁匠可以有更多可调剂的机动时间吧，我居然先后给好几个初中班代过语文、历史、地理、农业基础知识和生理卫生，还兼任过图书管理员，到过的班级教室自然多些。他们中当时见过那情景的形容说恕我按下不表省略了吧，否则会做噩梦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家赵瑜新近有一本记实晋东南文革武斗的书叫牺牲者——太行文革之战，此中有专篇血火四新矿记述那段动乱的岁月，叫人不忍卒读。但其中我所熟悉的两个人不说出来这辈子会不安的。
1967年10月31日，海字0115部队文工团晚上在四新矿二食堂（那时还没有俱乐部、大礼堂）慰问演出时，突然震天动地一声巨响，西大楼爆炸了，十三人当场死亡，十二人重伤，轻伤数十人，那可是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刘格平同志当天来过晋城县、到过四新矿，来解决两派武斗问题刚刚离开不久发生的惨烈事件。据说半座大楼被炸得不翼而飞，那从天而降的瓦砾与血肉洒满了大楼周围，洒向距离几十米外的城墙上下，离奇的是一位躺在床上休息的矿工，被那爆炸的气浪整个端起，在空中飞了几十米后还平平地落在了城墙脚下，居然还在床上躺着没掉下来，其人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惊恐之余的职工不无庆幸地说，要不是那天大部分职工去看演出，那就不是伤亡这点人了。
死亡的十三个人中，竟然有两个是我非常熟悉的人。一个是我高中同班同学刘子谦，一个是我同村同姓的在四新矿保卫科工作的段完德，两人都是二十来岁，正是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刘子谦是大同人，身体十分结实，讲一口浓重的大同话，酷爱文艺，吹得一手好口琴，那时的流行歌曲，没有他不会的。对电影刘三姐里的一首首对歌那是唱得滚瓜烂熟，而且十分动听；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天生一个乐天派，因未考上大学而被招为四新矿工人，他心灵手巧，颇讲义气，不想“上班未几身先死”矿山少了唱歌人。段完德与我同宗同族，从小丧母，饱受恓惶。娶了邻村一位漂亮姑娘。妻子为他生了两个白胖的儿子，属于村里寥寥几个在外工作让人羡慕的家庭。完德上小学时和我在过一个复式班里，人很精明，手又灵巧，记得他会在木板上雕刻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头像，雕好后用融化好的锡液浇灌进去，经冷却变成硬模，沾上墨汁或水彩就能在书中或纸上印出来，我当时对他很是佩服。据目击者讲，完德当晚爆炸前正在擦洗自行车，准备次日回家探看老父及妻小，正当娇妻爱子巴望时，不料一响命归西。要不然，我到四新矿后岂不又多一个同学，多一位老乡？
还有一件巧合得令人窒息叫人心痛的酷烈事件，就是“解放四新矿”时一发横空而来的炮弹，据说是群众组织土法制造出来的，尖叫着，飞舞着，不偏不倚地正好滚进了城墙下临时挖出的防空洞里，将躲藏在那里的11名家属、孩子们炸得血肉横飞，尸骨不全，死者中有我教过的学生们的母亲和弟妹们，其中还有一名孕妇；其平均年龄竟不足18岁。呜呼“文革”之伤，何烈如此！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幸免，尤其是那位母亲怀中的胎儿，未见天日，先闻炮声，可怜小命，不亦哀哉！
城墙，我诅咒你，你不是矗立在那里阻挡枪炮箭簇吗？为何偏偏让那些手无寸铁孱弱无助的妇女与儿童遭此荼毒死于非命呢？唉，也怨不得你，连堂堂国家主席、赫赫功勋元帅也自身不保，何况尔等乎？
我硬着头皮忍着泪滴写下这些文字，不是杜撰小说演义，而是三十多年前矿山真实的存在，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愿那一声巨响成为终结“文革”史的最后绝响，永不重演。
五八年的大跃进，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长期学校吃份饭的定量伙食，再加上先天瀑布型胃的大食量，造就了我一顿没有一斤粮食就觉得饥饿的肚子。因此当铁匠对外人来说是听从领导安排，不怕脏，不嫌累，其实我内心还有一层小九九，看中了一天能补助半斤粮票的铁匠待遇，那等于每月增加了15斤定量啊！就这，我见月还得托人买食堂的内部粗粮票一、二十斤。
每月43。5元的工资，除了要买自己28斤的定量，还要把打铁赚的粮票、另买的粗粮票兑成粮食，所剩就不多了。家里劳力少，每年要花几百元买农业社的口粮，还要准备盖房子——我和妻子结婚后一直住着一间不到五平米的房子，女儿、儿子都很快长大了，住房形势紧迫啊，得想办法开源节流呀！于是下小灶自己做饭，并跟另两位同来的同学商量，闲着荒着的城墙上不是有能长庄稼的土吗？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找来当时亩产量最高的高粱籽，翻地，播种，担粪，浇水；出芽，拔节，扬花，秀穗，这古城墙真还甜还人，都多少年过去了，居然滋养出一片片红灿灿的高粱来。眼看着收成在望了，今年的肚子将会有若干天享用高粱米饭的香美了。哪知忽然有一天，校领导把我们仨叫去，说是有老师提意见了：“城墙是公家的，凭什么让你们三个人收果实？这不是搞资本主义又是什么？校领导站在什么立场上？私心这么严重还能为人师表吗？种了自留地，荒了自家田，教学质量还有保证吗？等着瞧吧，假期学习班上有你们好看的呢。”几十个人的教师队伍，有看不惯的，有眼红的，有好事者推波助澜的，起哄的，而我们只有三个人，还是新来的，在森严的阶级斗争理论面前，在“文革”无情的政治威慑面前，结果可想而知。高粱当年是丰收了，但也无条件充公了，连种籽也不敢要了。这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要穷都穷，谁也不能先富起来，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能长资本主义的苗呀。城墙啊，惊动了你千年的酣梦，让你见怪见笑了。
总不能白白动一回城墙的土，得找个台阶下来吧，我不是还担任着初中地理课的教学吗？便在有关人员的支持下，在城墙最高处设置了一个百叶箱，安装了风向标、量雨器、温度计，总算给枯燥的地理课程增添了一抹亮色吧。1974年7月，这大概是我离开学校到机关前，最后几次登上那段冬天积有冰雪，热天长满野草的高高的土城墙。
那时的教师队伍，来自五花八门，学历参差不齐，有老师范生，老高中生，也有工农兵学员，更有体力不适应井下繁重劳动强度调上来的矿工。尤其是工农兵大学毕业生，还多次闹出过笑话来。
就在我等分配到学校不久，矿上又分来一个省属师范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也是南五县的，宿舍也离城墙不远，和我隔着一间房。有一天，我到他宿舍闲聊，见他拉开的抽屉里有一封信，大概是他写给未婚妻的情书吧，我开玩笑地说我看看吧，他居然大方地说，看看吧；我看了一遍忍俊不禁，又试探性地说把信给了我吧，他说那给了你吧，显示出他少有的厚道与豪爽。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而又喜欢的密切战友同志：
我提笔喜看向阳花，心中跳动心不安，请问同志的身体还是象那青春的花朵那样的美丽的在开放着吗？
朝霞升起在东方，芦花放，稻花香，我心情舒畅，就奔向了红花的大草原，就看到了一切的光景，就看到了四海在翻腾，五洲在振荡，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革掉了传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流行的语录了。难怪当时学校的同行们告诉我的试卷上的笑话了：
“印度支那有哪三个国家？答曰：巴公、高都、大阳。”
“分数和除法是什么关系？答曰：分数和除法搞关系。”
“火车刹车后为什么不能一下子停下来？答曰：社会主义的列车要不断前进，所以不能停下来。”
城墙，你别看笑话，这能怨孩子们吗？书上满是语录、口号，银幕上都是高、大、全，学校天天斗、批、改，工宣队出出进进，搞高产家属、学生总动员“白卷先生”及“知识无用论”盛极一时，还能培养出什么人才来？
1974年7月，我被矿上以理论教员的名义调入政治处宣教科，工作到了机关，可宿舍仍在学校。因为北墙有两米高紧挨城墙，所以宿舍那面墙皮天天往下掉渣，老鼠每天都在盗土，我几乎每月要从床底弄出一两框湿土去。一到夏天，我住的宿舍里就成了小昆虫、小动物的乐园，什么青蛙、蚯蚓、蟋蟀、老鼠、蚊子、壁虎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信，我亲手在被窝里抓过壁虎，在炉台上抓过老鼠呢。我儿子晚饭后在床上睡觉，等我端着碗回来拉开灯时，看到光着身子酣然大睡的儿子身上居然趴着好几十只蚊子。舍不得买蚊帐，只好任咬；家属农村户口，不住这房住什么？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嘛。
每天上班到办公楼，至少两趟从城墙边路过。风天灰土迷眼，雨天泥浆涴脚，不穿高筒雨鞋，一准要戳到污泥浊水里——雨水冲刷古城墙，土全成了泥啦。当矿工的哥哥送给我一双旧高筒雨鞋，让我走过了最初几年的雨季。
重灾区里派性浓，职工厌倦盼和谐。时任矿革委会主任的是一位戴领章帽徽的军代表，人称李政委，风度翩翩，颇有威仪，敢说敢为，求真务实。他一到任，便不管什么“二八”不“二八”只要你出煤，只要你工作，只要你干活，就重用，就奖掖，就力排众议。他不仅很快让生产有了起色，而且文体活动也有声有色地开展了起来，他本人还亲自登台表演魔术，矿区面貌自然也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利用业余时间，他发动机关干部参加义务劳动，将“刮风一天土，下雨一路泥”的矿区马路都变成了平展展的水泥路，路旁栽树，责任到人，说到做到，毫不含糊。
我就亲耳听到李政委在遍布矿区各个角落的高音喇叭里，点着姓名大声呼叫矿工会主席跑步到办公楼去，解决新铺路旁所栽之树间距与护挡不合格的问题。连对堂堂副矿级的工会主席都这么叫真，而且是在全矿职工家属面前，何况其他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问题呢！
马路宽了，平了，干净了，人走在上边也比从前精神多了；俱乐部舞台上的节目也丰富多彩起来了，歌剧洪湖赤卫队、星光啊星光等也由本矿职工排练上演了。派性随之也渐渐淡化并远去了，子弟学校轮到鸟枪换炮——盖新教学大楼了，古城墙该给大楼腾地方了。
承接四新矿子弟学校教学大楼施工任务的是矿务局工程处土建二队，凑巧的是二队队长乃我高中低一届的同学，太原工业学院学工民建的。见天戴着个柳圈帽，出没在城墙前后。他告诉我，城墙要推平，然后才能打桩奠基，大楼要盖四层，基础必须牢靠。随后，推土机就开进来了，眼见着飞转的钢铁大履带隆隆地后退前进，不几天就没入它北边的护城河，不，河早没了，是一条干壕沟，没入护城壕了。
有一天，队长同学拿着一个砖头样的白面馒头，路过我住的陋室门前，碰见我七、八岁的儿子，就顺手给了他。这可把我那很少吃白面馍的馋儿子高兴坏了。他啃了几口，放回家里，玩一会儿回来再啃几口，差不多一天才啃完它。平时哪敢吃纯白面馍呀，老是玉茭面、三和面、杂面什么的，连大米都少见呢。在物资短缺的年代里，谁家孩子不带“三分饥和寒”啊！
古城墙默默地消失了，在它上面新起了巍峨的教学大楼，新建了宽阔的大操场。操场周围远远近近地先后落成了漂亮的旅馆化单身楼，碧波粼粼的水池公园，高大气派的职工礼堂四新矿的“文革”名称后来也恢复成了原先的古书院矿，一切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特别是1976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矿上的变化更是日新月异，令人刮目相看，简直就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职工家属的生活水平更是丰衣足食，后顾无忧。超市里熙来攘往，私家车川流不息，数字化电视目不暇接，休闲娱乐者悠哉游哉，比比皆是，特别是职工们脸上洋溢着的对未来的信心与憧憬的喜悦之情和乐观之色，让人如沐春风，如披霞光。只有我脑海中的那段古城墙，在梦中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假如它要是留在现在，经过修缮，不是一处可供职工们观瞻的十分难得且绝无仅有的好景点吗？
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