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时评界成为谣言的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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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盛产谣言的国度――因为中国的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难得有长久太平的时候，人们不管身处乱世还是太平之世，总是缺少安全感，是故才会生出“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感慨来。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也曾将中国的历史诠释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卡普费雷所言“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
美国社会学家 t？布塔尼认为“流言是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它起源于重要的事情而公众又缺乏充分的信息，于是需要用集体的智慧对之寻求并做出解释。”质言之，即“谣言＝（问题的）重要性x（事实的）模糊性”
“谣言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字出现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但社会发展到了现时代，功能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的出现却并未能消灭谣言，相反却成了孳生谣言的温床。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并未降低大众对信息的饥渴（问题的重要性），却刺激了大众对更多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流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大众搜索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真实信息的成本，这一现状与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对称一起，共同造成了事实的模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被谣言所重重包围的世界。
如果我们抓住t？布塔尼对于谣言的定义，即“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中的“议论”两个字，可以发现除了“信息不透明”之外，谣言在中国社会特别繁盛的另一个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重要原因――既中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如何讲理”所以，在日常的“议论”中，往往会滋生出大量的谣言来。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关于这个问题，殷海光先生曾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一向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原则――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49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时评人”写的评论，却很难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
国人――包括很多“时评人”――在“议论”某件事或进行所谓的“辩论”时，最容易犯如下两种毛病：1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随意地贴标签；2在还未真正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匆忙地进入解释阶段；3虽诉诸经验事实，但其所引用的事实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即由此事实推演不出彼结论来。在我看来，这种无根的言论其实就是谣言。然而，这种言论在中国社会里却非常有市场，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对于中国社会数量巨大的缺乏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的群氓来说，谣言是他们心底郁积的非理性情绪最安全、最舒适的发泄口。
虽说如此，国人――包括很多“时评人”――所制造的这种谣言却往往似是而非，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完全足以把社会舆论的水给搅浑，从而产生混淆视听的社会效果。比如：他们会引用村上春树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来证明自己支持弱势群体的正确性，而不顾事实上，某弱势群体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某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如果写文章说方文山写的歌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只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他们连你的文章都不看，就会给你扣上一顶“想借炒作自己”、“眼红”或“无知”的大帽子。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因为，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事实是立论的基础，而逻辑则是对事实进行解释的框架。可咱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却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就算给他们100 ％经过确证的事实，他们也可能得出一个100 ％错误的结论。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曾排列了中国人昏乱思想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之时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时评界――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评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谣言一到智者那里就现出了本象，失去了它迷惑人心的功效呢？此无他――比之常人，智者更愿意讲道理，也更懂得讲道理。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还说：
“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对（validity），错（i女alidity）。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1诉诸经验事实；2诉诸逻辑推论；3诉诸传统；4诉诸权威；5诉诸教条；6诉诸风俗习惯；7诉诸暴力；8诉诸情感；9诉诸立场；10诉诸利害关系；11诉诸多数――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12诉诸人身。”
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1到2并作一类，叫做a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b类。他说“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a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b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s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简言之，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即在于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卡普费雷云“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这种“持久混乱”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和逻辑的混乱。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降低谣言对社会的破坏性效果，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
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盛产谣言的国度――因为中国的历史总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难得有长久太平的时候，人们不管身处乱世还是太平之世，总是缺少安全感，是故才会生出“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感慨来。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一文中，也曾将中国的历史诠释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种“一治一乱”的循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如卡普费雷所言“到处弥漫的焦虑，或者失望，从来没有离开过社会，受到抑制、疏导和给予合法地位的仅仅是其表达之方式。它们首先体现在窃窃私语之中，如果条件合适的话，就会变成谣言。”
美国社会学家 t？布塔尼认为“流言是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它起源于重要的事情而公众又缺乏充分的信息，于是需要用集体的智慧对之寻求并做出解释。”质言之，即“谣言＝（问题的）重要性x（事实的）模糊性”
“谣言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字出现之前，口传媒介是社会唯一的交流渠道；但社会发展到了现时代，功能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介――互联网――的出现却并未能消灭谣言，相反却成了孳生谣言的温床。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并未降低大众对信息的饥渴（问题的重要性），却刺激了大众对更多信息的需求；另一方面，海量的信息流增加――而不是减少――了大众搜索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的真实信息的成本，这一现状与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的不对称一起，共同造成了事实的模糊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当下生活在一个被谣言所重重包围的世界。
如果我们抓住t？布塔尼对于谣言的定义，即“一群人在议论中产生的临时新闻”中的“议论”两个字，可以发现除了“信息不透明”之外，谣言在中国社会特别繁盛的另一个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重要原因――既中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如何讲理”所以，在日常的“议论”中，往往会滋生出大量的谣言来。
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生为中国人，经常会遇到这种“有理讲不清”的尴尬――无他，大多数国人要么根本不讲理，要么根本不知该如何讲理。关于这个问题，殷海光先生曾在创设讲理俱乐部一文中写道“过去，中国社会里人际发生纠纷的时候，你可以拿道德责备他，可以拿礼法约束他，可以动之以情，可以诱之以利，可以临之以威，但要和他说理，却十分困难。”
近年来，因为写评论的缘故，被人戴了个“时评人”的帽子。身为“时评人”我对国人的不讲理或不懂讲理感触尤深。我写评论一向坚持“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原则――绝不说任何缺乏事实支撑或经不起逻辑核校的过头话。当然，作为“时评人”一般不可能象记者一样，对事实进行调查和验证，也就只好将记者所报道的作为事实，并对这种事实进行分析和评论。我读文章很刁，一般不读49年后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写的东西，可因为在时评圈子里混的缘故，不免也读了不少其他“时评人”写的评论，却很难读到一两篇写得有理有据的文章。
国人――包括很多“时评人”――在“议论”某件事或进行所谓的“辩论”时，最容易犯如下两种毛病：1不诉诸任何经验事实，随意地贴标签；2在还未真正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之前就匆忙地进入解释阶段；3虽诉诸经验事实，但其所引用的事实与他所得出的结论之间却并没有多大的关联，即由此事实推演不出彼结论来。在我看来，这种无根的言论其实就是谣言。然而，这种言论在中国社会里却非常有市场，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会影响――对于中国社会数量巨大的缺乏独立思考与思辨能力的群氓来说，谣言是他们心底郁积的非理性情绪最安全、最舒适的发泄口。
虽说如此，国人――包括很多“时评人”――所制造的这种谣言却往往似是而非，乍听起来很有道理，完全足以把社会舆论的水给搅浑，从而产生混淆视听的社会效果。比如：他们会引用村上春树的“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来证明自己支持弱势群体的正确性，而不顾事实上，某弱势群体在某一具体的事件中，某具体的行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如果写文章说方文山写的歌词华而不实，无病呻吟，只是一堆华丽的文字垃圾，他们连你的文章都不看，就会给你扣上一顶“想借炒作自己”、“眼红”或“无知”的大帽子。其实，他们是不折不扣的骑墙派，看到哪边人多势众就偏向哪一边，几乎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写了这么多年的评论，我经常会碰到这种事儿――因为，我的眼中没有任何权威，而且从不把为弱势群体说话当成我的“神圣使命”；也从不认为为强势群体说话有什么不对，如果道理确实在强者一边的话。在我看来“时评人”固然不是强者的仆人，同样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应该谁有道理，就为谁说话。
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事实是立论的基础，而逻辑则是对事实进行解释的框架。可咱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却混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就算给他们100 ％经过确证的事实，他们也可能得出一个100 ％错误的结论。鲁迅先生在论辩的魂灵一文里曾排列了中国人昏乱思想的种种面相：
“洋奴会说洋话。你主张读洋书，就是洋奴，人格破产了！受人格破产的洋奴崇拜的洋书，其价值从可知矣！但我读洋文是学校的课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对者，即反对政府也。无父无君之无政府党，人人得而诛之。”
“你说中国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国人，你就是说中国人生疮了。既然中国人生疮，你是中国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
从鲁迅写作这篇文章之时至今，80多年已经过去了，诸如此类逻辑混乱的言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时评界――却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时评人”甚至连句子都写不通，他们的作品却堂而皇之地占据了各大知名报纸――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评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古人云“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谣言一到智者那里就现出了本象，失去了它迷惑人心的功效呢？此无他――比之常人，智者更愿意讲道理，也更懂得讲道理。殷海光先生在创设讲理俱乐部还说：
“我们要看一个人是否讲理，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是考察他所发出的语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对（validity），错（i女alidity）。任何语句底真、假，以及对、错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这些种：1诉诸经验事实；2诉诸逻辑推论；3诉诸传统；4诉诸权威；5诉诸教条；6诉诸风俗习惯；7诉诸暴力；8诉诸情感；9诉诸立场；10诉诸利害关系；11诉诸多数――即多数人说真的就是真的；12诉诸人身。”
殷海光先生将以上十二个程序分作两类，从1到2并作一类，叫做a类，其余的并作一类，叫做b类。他说“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a类底程序，那末我们就在讲理。如果我们用来决定一个语句s底真、假，与对、错的程序是b类底程序，那末我们便不是讲理。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只问s是否合于经验事实，或是否可由逻辑推演的法则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条件一概不在考虑之列，那末我们就是在讲理。如果我们在判别一个语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对的、是错的时，我们动辄引用权威，或投众所好，或考虑是否伤人感情，或从利害关系出发来斟酌的，那末我们就是在讲别的，而没有在讲理。”
简言之，讲理与不讲理的分野，即在于作出任何判别的时候，是否“交付经验事实的检证，或逻辑的核校”――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卡普费雷云“谣言反复出现是城市、社会群体和国家持久混乱的标志。”就当下的中国来说，这种“持久混乱”可能更多地表现为思想和逻辑的混乱。
“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在当下中国这种恶劣的舆论环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确实很难产生诉诸事实与逻辑的理性言论――即便产生了，也很容易为环境所扼杀。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缓慢与艰难，如果我们要降低谣言对社会的破坏性效果，建立一个行为规范或大家可欲的社会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见识的中国人仍须朝着将一切价值和判断“置于经验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通过逻辑的考核”这个方向着手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