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小学学生社团运作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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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节课或每一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微观结构，这一结构包括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权力结构。时间结构包括课时的安排，课堂上分配给教师或学生的时间的比例、由谁来分配、通过什么方式分配等等。空间结构指校园空间的设计、课堂上课桌的摆放方式、黑板和讲台的大小及位置等等。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都体现或暗示了校园或课堂上的权力结构，并受着权力结构的制约。
课堂或学校的微观结构将决定信息的流向、流量和品质，换言之，将决定课堂上或学校内人际互动的方式，从而决定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传统的知识观里解放出来。知识是人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使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秩序化，变得有意义且可以理解，从而成为真正的“人”的世界。
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适用——即可以帮助人类应对和降低其所遇到的不确定性——的知识，未必能应用于其他的时间和地点，并取得同样良好的结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自我、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即将到来的每一时刻将会发生什么对我们都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只要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知识凝固化和神圣化，将前人或我们自身经验的总结视为可以超越时空，足以帮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应对其所遇到的特定的——甚至一切——不确定性。就算我们其实并不这样认为，但在传统的学校微观结构及我们目前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确实到处都能见到这一狂妄理念的身影。这种狂妄的思想认为，在知识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结构洞），因此，需要在它们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便是作为“神圣知识”化身的教师“神圣知识”将通过教师传递给学生。显然，在这种知识观的视域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被认为是知识（一种被神圣化和神秘化了的僵死的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而仅仅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和存储者。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而且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知识之中，也就是生活在不确定性或曰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之中——这是人类的宿命。
马克思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人的存在——即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简言之，即互动的过程。如果人类的某种活动或人类创造的某种制度扭曲、阻碍——甚至扼杀——了这一互动的过程，那么，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会受到伤害，人类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也会受到扼制和戕害。反之，如果某种措施能促进这一互动，那就正是我们要寻求和推进的。
德国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合法性危机一书里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每一特定的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学习能力的总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达到了一个平台期，要想再有很大的突破，则非得从制度自身上着手不可。因为如诺思所言“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每一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激励机制，或鼓励或压制某一特定形式或特定内容的人际互动，从而影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一所学校或具体的某一节课——自然，一所学校所进行的微观结构调整改变不了大的制度环境，但学校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小环境的变革，使自身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最大化。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高考制度主导下的大部分学校或课堂的微观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高考其实是一场全国性的“神圣知识”的崇拜仪式。作为表演性的祭神仪式，所有演员（从作为祭司的中央政府与教育部到既作为仪式的表演者又作为牺牲的教师与学生）的行为都要受到事先写好的脚本的限制，而考试的内容则相当于祭神时集体念诵的祭文或咒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熟悉台词、祭文和咒语是演好高考这一场大戏的关键——显然，我国的高考制度所检验的是对程式化角色的顺从程度以及对“神圣知识”的记忆能力。高考制度所暗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承担着高考仪式的彩排职能的学校的微观结构。
从对中国课堂的微观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学校是怎样顺应和应对高考的压力，以牺牲和戕害师生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阻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代价，忠实地执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从时间结构来看，课堂上的时间是由教师分配的，而且大部分时间被教师本人所占用，分配给学生的时间非常少。在分配给学生的不多的时间中，大部分是用于完成教师指定的任务，如回答问题等等。而且，这些时间在学生中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长期的课堂观察告诉我们，那些愿意积极配合教师的课堂设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将得到绝大部分分配给学生的时间份额。从对时间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总体而言，我国的中小学课堂是一种“独白”式的课堂，而不是“对白”式的课堂，教师在课堂这个舞台上表演“独角戏”——遗憾的是，教师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表演他或她自己，而是“被表演”如同鬼神附体的肉身，他或她只不过是“神圣知识”或“神圣事物”的传声筒罢了——而学生则在下面被动地看、被动地听，因为这种课堂还要求教师的表演是高度清晰明白的，以便于学生在记忆或复制的时候不失真，不走样。从空间的设置来看，我国的课堂有一个明确且唯一的中心，那就是教师所占据的讲台，所有学生的目光将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要求。讲台位于教室的前部和正中央，且高出学生所占据的地面一尺左右。这高出的一尺代表了教师相对于学生的权威，作为“神圣知识”的化身或代言人，教师就像被供在神龛里的神，高高在上，匍匐于其下的学生只有仰视才能见到他或她的尊容。黑板或现代化的教学器材，如投影、电视都放在这个唯一的中心位置上。所有这一切，给学生和教师本人一种心理暗示，并将影响到师生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显然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所拥有的权力是严重不对称的。我国课堂的权力结构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具体而微的复制品，即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教师，其次是班干部或成绩好的学生，位于最底层的则是那些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在班上一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由于教师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区别对待，他们往往会受到同班同学的排挤和歧视——这种特殊的待遇往往是“自我指涉”的，因为被教师和同学歧视将会影响到该学生的学业成就，而低劣的学业成就又证明了他或她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合理性。作为叛逆者，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往往在天赋上超出他或她受宠的同学们，但他们却是生长在贫瘠的社会土壤上的植物，由于生长环境的恶劣，营养的不足，他们未来的成就鲜有超出那些顺从而驯服的教师的宠儿的。在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信息的流向主要是纵向的，即自上而下的，而且单向的——信息自下而上的流动严重不足，而横向的信息流动更是严重不足，尤其处于最底层同时也最具创造性的学生间的交流与对话甚至被认为是课堂里的禁忌和噪音。显然，这种不合理的课堂微观结构是建构主义视域里的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阻碍性因素，有效的教育改革便需要从学校或课堂微观结构的调整上着手，否则，仅仅只是在教学法上做文章，恐怕难以取得具有突破性的成效。
金字塔式的学校结构或课堂结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结构模式，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因交流不足而非常脆弱，而且这种联系往往得依靠强制力来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金字塔式结构的系统必然也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因为随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内部与外界的联系的不断增长，将使该系统很难再维持原来的结构，或出现机能失调。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信息流动的速度、自由度及流量的高速增长，学生获取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如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化成长一书中所言“从沟通方式和文化潮流来看，如今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扁平的世界上”这一切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解读世界的方式或应对相同的不确定性的方式并非唯一的，从而对“神圣知识”或作为“神圣知识”化身的教师的权威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并不断地冲击和破坏着目前这种金字塔式的学校结构和课堂结构，诱发出了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教育上的机能失调。显然，在某些信息流动非常活跃的区域，金字塔式结构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变得步履维艰，效率低下，再也无法正常运作下去了。
就像一棵生命力很强大的树必须得有发达的根系，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或一节生机勃勃的课也必须拥有丰富而复杂的微结构，以确保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细菌在培养基上生长的时候，为了增大与外界接触的面积，充分地吸收营养以求生存，会长成一种有许多微小的皱褶的形态。为了使一所学校或一节课堂变得更具活力，在微观结构的建构上做文章同样也是一条非常具有潜力的路径。
“学生社团”就是一种能使校园内生活充满活力的微结构。但是“学生社团”对于学生学业成就、行为习惯的影响仍然因其运作方式的不同而各异——由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群体组成的社团，其运作方式不应该整齐划一。
一般来说，年龄阶段越低的学生社团，越不可能由自发组织，越需要成人们的介入和帮助。在此意义上，中小学“学生社团”大多是在成人们的某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有意识引导和构建的产物。深圳市南油小学搞得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就是这种教师引导下成立的学生组织。该学校自1995年起开始“活动教学”的实践研究，在与香港伙伴学校和欧美学校的交流中，学校社团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于是，南油小学开始培育学生社团，并将之与“活动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学校已形成了人文类、社科类、技能类等社团70多个，并逐步构建了社团内部组织管理、社团活动阵地建设、社团活动指导策略、社团活动评价激励等机制，有效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满足了儿童不同的学习需要，使不同天赋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尊重了天才学生独特的学习方式。
南油小学校长陈显平女士说，知识的编码程度越高，传播能力就越强，但是在知识被符号化并凝固成所谓的“书本知识”的时候，一方面很多不可编码的、也许是更具活力的非语言性知识被省略掉了，另一方面，当时的事件也从它所发生的语境中被剥离了出来。传统的学习注重于符号化知识的记忆，在社会变迁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前现代社会，对于某些特定知识，如道德、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的学习，这种由注重记忆的学习方式所得来的知识还勉强可以应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大部分不确定性。可到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我们所遇到的不确定性的不管在复杂性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已经今非昔比，注重记忆的学习方式显然过时了——因为我们时时都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里，一分钟前还有用的知识，在一分钟之后未必还同样有效。
陈显平女士说，当初，南油小学以“活动”和“活动串”的方式来组织、整合和重构学校的课程，就是要将学生置于活生生的事件或情境当中去，让学生直面不确定性，以增强学生活用知识降低其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不确定性的能力。以“活动”架构的课程或课堂是具有多个节点的网状结构，它是一种低清晰度的课程和课堂，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空白点，它同时是一种“召唤结构”需要学生们自己去填补，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和跨学科的多方面综合智能的投入——在活动中，每一位儿童的学习是通过与客观世界的沟通与对话、与教师和同学的沟通与对话、与新的自我的沟通与对话，即通过建构世界（认知性实践）、人际交往（社会性实践）、完善自我（伦理性实践）这三种对话性实践而完成的。也就是说，以“活动”和“活动串”来架构课程或课堂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纵向对话与交流，同时也建立和重建学生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并且通过活动重建学校生活与社会及社会实践的联系。
但是“活动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要将“活动”延伸到课外，需要更有力的组织形式“学生社团”正好承担了这一功能。学生社团首先是一个“兴趣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它才是最好的“学习共同体”虽然在中小学阶段学生社团的组建过程中，教师的引导非常重要，但仍然还是建立在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之上，实行自愿参加、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组织。在传统的学校结构中，学生之间的横向互动交流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互动交流缺乏一个常态化的制度性平台，显得弥散、混乱而无序，没有一定的指向或曰方向性，故对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学生社团”将一群具有共同兴趣的学生聚积在一起，使他们能够经常性地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事物进行对话、交流和探究。一般说来，社团内的人际互动不但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而且具有生产性，因为这种互动总是围绕着解决或了解某个具体的问题（即不确定性）而组织的。学生社团的出现将起到和劳动分工同样的作用，即大大地提高了知识或物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学生基于某一方面的兴趣的学习而带来的某一方面能力的提高具有向外辐射和扩张的趋势，以此为内核，他或她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将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促进和带动其素质的全面提升。
“学生社团”充分体现了对差异性的尊重。每位学生的天赋、特长、兴趣、爱好等等都是不同的，但在需要获得成就感这一点上，每位学生都是相同的。传统的学校或课堂组织形式无法有效满足学生在各各不同的方面获利成就感的需求。通过学生的自由选择与自愿参与“学生社团”作为一种灵活的分组形式，使学习状态、路径、语言能够面对这种差异，而不造成排斥与隔离。也就是说，在此处不能获得成就感的学生，通过组建和参与“学生社团”在彼处可以获得成就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具有差异性的学生对于成就感的共同需求，是学生参与“学生社团”及“学生社团”运作最大的内驱力。
此外，不管在社团成立之前，社团成员间有没有制订出明确的规章和制度，即社团运作的“游戏规则”通过多次社团活动中的人际互动或人际博弈，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典型化将使某种行为规则制度化，从而自发地形成该社团的“游戏规则”同时，每一位社团成员也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同伴之间不断进行的“身份协商”从而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显然，在使每一位学生都找到展示自己，获得成就感的平台的同时“学生社团”有助于学生自发地形成规则意识，学会遵守“游戏规则”在社团活动中，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将产生竞争和摩擦，但经过多次人际博弈，他们最终将学会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人际冲突，并培养出某种道德感——即对某一特定人群共同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学生社团”是“儿童本位”或曰“生本位”的。为了促进“学生社团”的发展，南油小学将社团培育与校本课程建设相结合，开展专题研究性学习，让老师和学生共建校本课程。同时，将社团活动时间编入学校课表，每周三和周五下午第二节课为固定的社团活动课时间，以保证社团每周活动至少一课时。另外，学校还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社团培育，从人力、物力、方法等方面对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进行科学指导和支持。陈显平校长要求，老师在指导或引导“学生社团”的发展时，必须遵守“贴近儿童心理、贴近儿童生活、贴近儿童兴趣”的“三贴近原则”如果选题太大，就改小一点，离学生的生活太远，就改近一些，不够儿童化，就儿童化一点。在社团活动中，学生设置自己的议题。在传统学校里或课堂上“议题设置”的权力由教师掌控，学生基本上没有权力为自己设置议题。在所有学生无权设置自己的议题的环境里，学生都是“被灌输”的对象，大多数教师往往并不考虑学生的心理感受、认知特点和认知能力，将自己认为好的或有益东西强加给学生——自己认同的价值观，要求学生也认同；自己喜欢的文章，要求学生都去阅读；为了体现自己的水平，让学生去“学习”远远超出学生认知能力的所谓知识等等。如有一位小学教师觉得毕淑敏的文章写得棒，就让自己所带的五年级的学生花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去读毕淑敏那种满口大道理，故作高深的相当成人化的书；另外一次，她让学生同样花费了一周的时间去搜集有关秦始皇的资料，然后给学生出了个连历史学家都争论不清的“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题目，安排了一节课让学生进行辩论。这种议题设置，在南油小学属于那种违反了“三贴近原则”的议题，得不到学生的认同，也是教师们要尽量避免的。活动议题的确定由社团成员共同投票决定，作为社团的指导老师，教师虽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议题，但他或她的议题与学生的议题一样，必须得到社团成员大多数的认可。教师主要是作为协助者、援助者和共同探究者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在活动中，他们没有特权。据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研究，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位置将会影响他或她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样，学生在社团中的平等的位置也改变了他或她获取知识的方法，它克服了班级授课制的弊端，促进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实现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即从被动的、记忆的、个人的学习转变成了主动的、发现的、合作的学习方式。
学生社团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一个成熟的学生社团在脱离了教师的指导的情况下，将会自行运转，它不停地与外界保持着频繁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却又能维持自身相对稳定的结构，它是联系学校生活与校外广阔的世界的通道。作为一种“功能团体”学生社团在纵向上是联系作为个体的学生与教师、与班级以及学校的桥梁和纽带，在横向上加强了学生之间制度化、常态性的对话与交流活动，为学生的专题探究活动提供了组织架构，培养了学生的协作精神和交往能力，并为他们提供了“角色认同”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学生社团也是实现学校与社会进行常态性的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每一位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都是镶嵌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换言之，每一位学生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对于传统的学校或课堂，学生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死资本”缺乏将之唤醒的动力。因为，传统的学校就像监狱一样，是一道将学生与外界，即社会隔离开来的“防火墙”学生来到学校，就是为了熟记教师在课堂上所灌输的“文本知识”而学生社团却是活动导向、问题导向、能力导向的，它或打破或超越了学科间、班级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在社团活动中，学生必须将“文本知识”重新语境化，即植入目前所遭遇到的不确定的语境，以求问题的解决。单一学科的知识和单一个体的能力往往不足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因此向其他学科或“他者”寻求帮助显得十分必要。此外，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学校资源不足以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时，就需要向学校外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家长往往就是他们寻求帮助和支持的第一对象。事实上，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大多数家长也有向孩子们和学校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和帮助的动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金字塔式的、高度组织化的科层制结构会压抑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而传统的学校结构和课堂结构便是这种压迫性的结构，它切断了学生与周围世界的大部分联系，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从而损害了学生的生机和活力。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说“只有通过交流，人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只有通过学生思考的真实性，才能证实教师思考的真实性。教师不能替学生思考，也不能把自己的思考强加给学生。真正的思考，即是对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而只能通过交流才能产生。如果思想果真只有当作用于世界之时才产生意义，那么学生便不可能屈从于教师。”南油小学将“活动教学”和“学生社团”有机结合，重建了教育与生活、与世界的有机联系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话关系。“学生社团”这种微结构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学校结构和课堂结构，通过对传统学校金字塔式结构中的每一个层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的民主化改革，增强并培养原来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群体的自主性，使金字塔式的微观权力结构转变为网络状的结构，而处于网络中的每一结点与其他所有的结点都是相对平等的，从而促进信息在整个网络中的自由流动和共享，解放了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和创造力，培育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此意义上，南油小学正在实践的“活动教学”和“学生社团”是一种解放的教育学。
每一节课或每一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微观结构，这一结构包括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权力结构。时间结构包括课时的安排，课堂上分配给教师或学生的时间的比例、由谁来分配、通过什么方式分配等等。空间结构指校园空间的设计、课堂上课桌的摆放方式、黑板和讲台的大小及位置等等。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都体现或暗示了校园或课堂上的权力结构，并受着权力结构的制约。
课堂或学校的微观结构将决定信息的流向、流量和品质，换言之，将决定课堂上或学校内人际互动的方式，从而决定学生的学业成就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所能达到的程度。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传统的知识观里解放出来。知识是人类经验的总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工具，它帮助人们应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不确定性，使人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秩序化，变得有意义且可以理解，从而成为真正的“人”的世界。
一切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知识，都有其局限性，因为在某一时间或某一地点适用——即可以帮助人类应对和降低其所遇到的不确定性——的知识，未必能应用于其他的时间和地点，并取得同样良好的结果。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与自我、与环境的互动之中。即将到来的每一时刻将会发生什么对我们都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只要是处于清醒的状态下，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
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知识凝固化和神圣化，将前人或我们自身经验的总结视为可以超越时空，足以帮助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之下应对其所遇到的特定的——甚至一切——不确定性。就算我们其实并不这样认为，但在传统的学校微观结构及我们目前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确实到处都能见到这一狂妄理念的身影。这种狂妄的思想认为，在知识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结构洞），因此，需要在它们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便是作为“神圣知识”化身的教师“神圣知识”将通过教师传递给学生。显然，在这种知识观的视域里，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不被认为是知识（一种被神圣化和神秘化了的僵死的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而仅仅只是知识的传递者和存储者。可是，事实上，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知识的生产者与再生产者，而且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知识之中，也就是生活在不确定性或曰与不确定性的关系之中——这是人类的宿命。
马克思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人的存在——即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此意义上，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对话与交流，简言之，即互动的过程。如果人类的某种活动或人类创造的某种制度扭曲、阻碍——甚至扼杀——了这一互动的过程，那么，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就会受到伤害，人类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也会受到扼制和戕害。反之，如果某种措施能促进这一互动，那就正是我们要寻求和推进的。
德国大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其合法性危机一书里说“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也就是说，每一特定的制度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是有限的，当生活于其中的成员的学习能力的总和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达到了一个平台期，要想再有很大的突破，则非得从制度自身上着手不可。因为如诺思所言“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每一制度都有其特定的激励机制，或鼓励或压制某一特定形式或特定内容的人际互动，从而影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一所学校或具体的某一节课——自然，一所学校所进行的微观结构调整改变不了大的制度环境，但学校可以通过自身内部的结构调整，即小环境的变革，使自身所能容纳的学习能力最大化。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高考制度主导下的大部分学校或课堂的微观结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高考其实是一场全国性的“神圣知识”的崇拜仪式。作为表演性的祭神仪式，所有演员（从作为祭司的中央政府与教育部到既作为仪式的表演者又作为牺牲的教师与学生）的行为都要受到事先写好的脚本的限制，而考试的内容则相当于祭神时集体念诵的祭文或咒语。扮演好各自的角色，熟悉台词、祭文和咒语是演好高考这一场大戏的关键——显然，我国的高考制度所检验的是对程式化角色的顺从程度以及对“神圣知识”的记忆能力。高考制度所暗含的激励机制决定了承担着高考仪式的彩排职能的学校的微观结构。
从对中国课堂的微观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学校是怎样顺应和应对高考的压力，以牺牲和戕害师生的生机、活力和创造力，阻碍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代价，忠实地执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从时间结构来看，课堂上的时间是由教师分配的，而且大部分时间被教师本人所占用，分配给学生的时间非常少。在分配给学生的不多的时间中，大部分是用于完成教师指定的任务，如回答问题等等。而且，这些时间在学生中的分配也是不均等的，长期的课堂观察告诉我们，那些愿意积极配合教师的课堂设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将得到绝大部分分配给学生的时间份额。从对时间结构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总体而言，我国的中小学课堂是一种“独白”式的课堂，而不是“对白”式的课堂，教师在课堂这个舞台上表演“独角戏”——遗憾的是，教师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在表演他或她自己，而是“被表演”如同鬼神附体的肉身，他或她只不过是“神圣知识”或“神圣事物”的传声筒罢了——而学生则在下面被动地看、被动地听，因为这种课堂还要求教师的表演是高度清晰明白的，以便于学生在记忆或复制的时候不失真，不走样。从空间的设置来看，我国的课堂有一个明确且唯一的中心，那就是教师所占据的讲台，所有学生的目光将在这里聚集——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要求。讲台位于教室的前部和正中央，且高出学生所占据的地面一尺左右。这高出的一尺代表了教师相对于学生的权威，作为“神圣知识”的化身或代言人，教师就像被供在神龛里的神，高高在上，匍匐于其下的学生只有仰视才能见到他或她的尊容。黑板或现代化的教学器材，如投影、电视都放在这个唯一的中心位置上。所有这一切，给学生和教师本人一种心理暗示，并将影响到师生的行为和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显然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所拥有的权力是严重不对称的。我国课堂的权力结构是我国社会结构的具体而微的复制品，即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处于金字塔顶端的是教师，其次是班干部或成绩好的学生，位于最底层的则是那些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在班上一般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由于教师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区别对待，他们往往会受到同班同学的排挤和歧视——这种特殊的待遇往往是“自我指涉”的，因为被教师和同学歧视将会影响到该学生的学业成就，而低劣的学业成就又证明了他或她所遭受的不公平对待的合理性。作为叛逆者，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往往在天赋上超出他或她受宠的同学们，但他们却是生长在贫瘠的社会土壤上的植物，由于生长环境的恶劣，营养的不足，他们未来的成就鲜有超出那些顺从而驯服的教师的宠儿的。在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中，信息的流向主要是纵向的，即自上而下的，而且单向的——信息自下而上的流动严重不足，而横向的信息流动更是严重不足，尤其处于最底层同时也最具创造性的学生间的交流与对话甚至被认为是课堂里的禁忌和噪音。显然，这种不合理的课堂微观结构是建构主义视域里的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阻碍性因素，有效的教育改革便需要从学校或课堂微观结构的调整上着手，否则，仅仅只是在教学法上做文章，恐怕难以取得具有突破性的成效。
金字塔式的学校结构或课堂结构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结构模式，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因交流不足而非常脆弱，而且这种联系往往得依靠强制力来维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金字塔式结构的系统必然也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系统，因为随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内部与外界的联系的不断增长，将使该系统很难再维持原来的结构，或出现机能失调。事实上，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带来了信息流动的速度、自由度及流量的高速增长，学生获取资讯的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利，如唐？泰普斯科特在数字化成长一书中所言“从沟通方式和文化潮流来看，如今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扁平的世界上”这一切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使他们逐渐认识到，解读世界的方式或应对相同的不确定性的方式并非唯一的，从而对“神圣知识”或作为“神圣知识”化身的教师的权威地位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并不断地冲击和破坏着目前这种金字塔式的学校结构和课堂结构，诱发出了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教育上的机能失调。显然，在某些信息流动非常活跃的区域，金字塔式结构的系统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变得步履维艰，效率低下，再也无法正常运作下去了。
就像一棵生命力很强大的树必须得有发达的根系，一所充满活力的学校或一节生机勃勃的课也必须拥有丰富而复杂的微结构，以确保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细菌在培养基上生长的时候，为了增大与外界接触的面积，充分地吸收营养以求生存，会长成一种有许多微小的皱褶的形态。为了使一所学校或一节课堂变得更具活力，在微观结构的建构上做文章同样也是一条非常具有潜力的路径。
“学生社团”就是一种能使校园内生活充满活力的微结构。但是“学生社团”对于学生学业成就、行为习惯的影响仍然因其运作方式的不同而各异——由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群体组成的社团，其运作方式不应该整齐划一。
一般来说，年龄阶段越低的学生社团，越不可能由自发组织，越需要成人们的介入和帮助。在此意义上，中小学“学生社团”大多是在成人们的某种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有意识引导和构建的产物。深圳市南油小学搞得风生水起的“学生社团”就是这种教师引导下成立的学生组织。该学校自1995年起开始“活动教学”的实践研究，在与香港伙伴学校和欧美学校的交流中，学校社团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于是，南油小学开始培育学生社团，并将之与“活动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学校已形成了人文类、社科类、技能类等社团70多个，并逐步构建了社团内部组织管理、社团活动阵地建设、社团活动指导策略、社团活动评价激励等机制，有效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满足了儿童不同的学习需要，使不同天赋的学生充分发挥自己才能，尊重了天才学生独特的学习方式。
南油小学校长陈显平女士说，知识的编码程度越高，传播能力就越强，但是在知识被符号化并凝固成所谓的“书本知识”的时候，一方面很多不可编码的、也许是更具活力的非语言性知识被省略掉了，另一方面，当时的事件也从它所发生的语境中被剥离了出来。传统的学习注重于符号化知识的记忆，在社会变迁的速度比较缓慢的前现代社会，对于某些特定知识，如道德、礼仪等方面的知识的学习，这种由注重记忆的学习方式所得来的知识还勉强可以应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大部分不确定性。可到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变迁速度的加快，我们所遇到的不确定性的不管在复杂性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已经今非昔比，注重记忆的学习方式显然过时了——因为我们时时都生活在不确定性当中，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当今世界里，一分钟前还有用的知识，在一分钟之后未必还同样有效。
陈显平女士说，当初，南油小学以“活动”和“活动串”的方式来组织、整合和重构学校的课程，就是要将学生置于活生生的事件或情境当中去，让学生直面不确定性，以增强学生活用知识降低其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不确定性的能力。以“活动”架构的课程或课堂是具有多个节点的网状结构，它是一种低清晰度的课程和课堂，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空白点，它同时是一种“召唤结构”需要学生们自己去填补，需要他们的深度参与和跨学科的多方面综合智能的投入——在活动中，每一位儿童的学习是通过与客观世界的沟通与对话、与教师和同学的沟通与对话、与新的自我的沟通与对话，即通过建构世界（认知性实践）、人际交往（社会性实践）、完善自我（伦理性实践）这三种对话性实践而完成的。也就是说，以“活动”和“活动串”来架构课程或课堂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纵向对话与交流，同时也建立和重建学生之间的横向的联系，并且通过活动重建学校生活与社会及社会实践的联系。
但是“活动教学”的主阵地在课堂，要将“活动”延伸到课外，需要更有力的组织形式“学生社团”正好承担了这一功能。学生社团首先是一个“兴趣共同体”正因为如此，它才是最好的“学习共同体”虽然在中小学阶段学生社团的组建过程中，教师的引导非常重要，但仍然还是建立在学生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之上，实行自愿参加、自主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组织。在传统的学校结构中，学生之间的横向互动交流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互动交流缺乏一个常态化的制度性平台，显得弥散、混乱而无序，没有一定的指向或曰方向性，故对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学生社团”将一群具有共同兴趣的学生聚积在一起，使他们能够经常性地围绕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或事物进行对话、交流和探究。一般说来，社团内的人际互动不但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而且具有生产性，因为这种互动总是围绕着解决或了解某个具体的问题（即不确定性）而组织的。学生社团的出现将起到和劳动分工同样的作用，即大大地提高了知识或物品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学生基于某一方面的兴趣的学习而带来的某一方面能力的提高具有向外辐射和扩张的趋势，以此为内核，他或她的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将如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促进和带动其素质的全面提升。
“学生社团”充分体现了对差异性的尊重。每位学生的天赋、特长、兴趣、爱好等等都是不同的，但在需要获得成就感这一点上，每位学生都是相同的。传统的学校或课堂组织形式无法有效满足学生在各各不同的方面获利成就感的需求。通过学生的自由选择与自愿参与“学生社团”作为一种灵活的分组形式，使学习状态、路径、语言能够面对这种差异，而不造成排斥与隔离。也就是说，在此处不能获得成就感的学生，通过组建和参与“学生社团”在彼处可以获得成就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具有差异性的学生对于成就感的共同需求，是学生参与“学生社团”及“学生社团”运作最大的内驱力。
此外，不管在社团成立之前，社团成员间有没有制订出明确的规章和制度，即社团运作的“游戏规则”通过多次社团活动中的人际互动或人际博弈，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典型化将使某种行为规则制度化，从而自发地形成该社团的“游戏规则”同时，每一位社团成员也会在其中找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通过同伴之间不断进行的“身份协商”从而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显然，在使每一位学生都找到展示自己，获得成就感的平台的同时“学生社团”有助于学生自发地形成规则意识，学会遵守“游戏规则”在社团活动中，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将产生竞争和摩擦，但经过多次人际博弈，他们最终将学会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人际冲突，并培养出某种道德感——即对某一特定人群共同生活的准则和规范的认同和遵守。
“学生社团”是“儿童本位”或曰“生本位”的。为了促进“学生社团”的发展，南油小学将社团培育与校本课程建设相结合，开展专题研究性学习，让老师和学生共建校本课程。同时，将社团活动时间编入学校课表，每周三和周五下午第二节课为固定的社团活动课时间，以保证社团每周活动至少一课时。另外，学校还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社团培育，从人力、物力、方法等方面对学生社团活动的开展进行科学指导和支持。陈显平校长要求，老师在指导或引导“学生社团”的发展时，必须遵守“贴近儿童心理、贴近儿童生活、贴近儿童兴趣”的“三贴近原则”如果选题太大，就改小一点，离学生的生活太远，就改近一些，不够儿童化，就儿童化一点。在社团活动中，学生设置自己的议题。在传统学校里或课堂上“议题设置”的权力由教师掌控，学生基本上没有权力为自己设置议题。在所有学生无权设置自己的议题的环境里，学生都是“被灌输”的对象，大多数教师往往并不考虑学生的心理感受、认知特点和认知能力，将自己认为好的或有益东西强加给学生——自己认同的价值观，要求学生也认同；自己喜欢的文章，要求学生都去阅读；为了体现自己的水平，让学生去“学习”远远超出学生认知能力的所谓知识等等。如有一位小学教师觉得毕淑敏的文章写得棒，就让自己所带的五年级的学生花费了整整一周的时间，去读毕淑敏那种满口大道理，故作高深的相当成人化的书；另外一次，她让学生同样花费了一周的时间去搜集有关秦始皇的资料，然后给学生出了个连历史学家都争论不清的“秦始皇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的题目，安排了一节课让学生进行辩论。这种议题设置，在南油小学属于那种违反了“三贴近原则”的议题，得不到学生的认同，也是教师们要尽量避免的。活动议题的确定由社团成员共同投票决定，作为社团的指导老师，教师虽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议题，但他或她的议题与学生的议题一样，必须得到社团成员大多数的认可。教师主要是作为协助者、援助者和共同探究者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在活动中，他们没有特权。据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研究，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位置将会影响他或她获取知识的方法。同样，学生在社团中的平等的位置也改变了他或她获取知识的方法，它克服了班级授课制的弊端，促进了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实现了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即从被动的、记忆的、个人的学习转变成了主动的、发现的、合作的学习方式。
学生社团具有“自组织”的功能，一个成熟的学生社团在脱离了教师的指导的情况下，将会自行运转，它不停地与外界保持着频繁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却又能维持自身相对稳定的结构，它是联系学校生活与校外广阔的世界的通道。作为一种“功能团体”学生社团在纵向上是联系作为个体的学生与教师、与班级以及学校的桥梁和纽带，在横向上加强了学生之间制度化、常态性的对话与交流活动，为学生的专题探究活动提供了组织架构，培养了学生的协作精神和交往能力，并为他们提供了“角色认同”与“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学生社团也是实现学校与社会进行常态性的交流互动的重要通道。每一位学生都来自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都是镶嵌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体。换言之，每一位学生都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对于传统的学校或课堂，学生的社会资本是一种“死资本”缺乏将之唤醒的动力。因为，传统的学校就像监狱一样，是一道将学生与外界，即社会隔离开来的“防火墙”学生来到学校，就是为了熟记教师在课堂上所灌输的“文本知识”而学生社团却是活动导向、问题导向、能力导向的，它或打破或超越了学科间、班级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传统界限。在社团活动中，学生必须将“文本知识”重新语境化，即植入目前所遭遇到的不确定的语境，以求问题的解决。单一学科的知识和单一个体的能力往往不足以解决具体的问题，因此向其他学科或“他者”寻求帮助显得十分必要。此外，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当学校资源不足以帮助他们解决所遇到的问题时，就需要向学校外寻求解决的办法，而家长往往就是他们寻求帮助和支持的第一对象。事实上，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大多数家长也有向孩子们和学校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和帮助的动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金字塔式的、高度组织化的科层制结构会压抑个人的自由和创造力，而传统的学校结构和课堂结构便是这种压迫性的结构，它切断了学生与周围世界的大部分联系，使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原子化的个体，从而损害了学生的生机和活力。保罗？弗莱雷在被压迫者教育学一书中说“只有通过交流，人的生活才具有意义。只有通过学生思考的真实性，才能证实教师思考的真实性。教师不能替学生思考，也不能把自己的思考强加给学生。真正的思考，即是对现实的思考，不是发生在孤立的象牙塔中，而只能通过交流才能产生。如果思想果真只有当作用于世界之时才产生意义，那么学生便不可能屈从于教师。”南油小学将“活动教学”和“学生社团”有机结合，重建了教育与生活、与世界的有机联系以及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对话关系。“学生社团”这种微结构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学校结构和课堂结构，通过对传统学校金字塔式结构中的每一个层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去中心化”的民主化改革，增强并培养原来处于金字塔底部的群体的自主性，使金字塔式的微观权力结构转变为网络状的结构，而处于网络中的每一结点与其他所有的结点都是相对平等的，从而促进信息在整个网络中的自由流动和共享，解放了学生和教师的自由和创造力，培育了校园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在此意义上，南油小学正在实践的“活动教学”和“学生社团”是一种解放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