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段睡眠法与天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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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非常时期”——模块考试之前或者作业特别多的时候，小金发明了一种适用于非常时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学后大约下午6点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头就睡，第一觉睡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后写作业；夜里11点左右睡第二觉，大概夜里1点，他家的闹钟会铃声大作，这时小金会再次起床复习和预习功课；大约到凌晨3点小金开始睡第三觉，到了早晨5点，小金一夜的睡眠结束，新一天的学习生活就从这时开始了。据说，这种三段睡眠法在同学中还挺流行。（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鲁迅华盖集补白说“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和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儿童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迫以及或显在或潜在的种种暴力，就象软弱的宋人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抵制或反抗的能力，只好伸着“天灵盖”被动地等待来自成人世界的“狼牙棒”的敲击。所谓的“三段睡眠法”不过是包裹在“天灵盖”上的脆弱的防护物，所能起到的防护作用恐怕还是有限得很——儿童们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被“狼牙棒”击打得头脑昏聩，思维紊乱，身体孱弱，成为制造顺民的“优质材料”的可怕命运。
我们时常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等问题，可所有的这一切议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中国有教育”然而，中国果真有教育吗？答曰：中国根本就没有“教育”有的只有“教化”和“驯化”——而要谈中国的教育弊端与教育改革，首先中国得有教育才成。中国的教育总是“为了”的教育，而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则成了成人世界“为了”的工具。
那么“为了”后面跟着的“”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呢？往往是一些非常崇高的冠冕堂皇的东西——自然，这些东西值得儿童牺牲他们的身体健康，并奉献出他们的“天灵盖”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追究这些崇高的玩意背后潜伏着什么东西，就会发现，原来“崇高”也未能免俗——每一个“崇高”的口号后面都暗藏着“名”和“利”两件好东西。
换言之，中国的教育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争名逐利的竞技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教育就是中国这个巨大名利场的枢纽或最核心的部分。当年，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进入吾彀中矣？”但科举制与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何止“天下英雄”全中国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围着当前的教育体制转，甚至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这种体制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中国，争名逐利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教育”
首先，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有力工具。教育体制设定的其实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就会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奖赏，而那些同样遵守游戏规则却失败的人，也并非一无所得，他们得到的是对于胜利的希望，至于那些敢于蔑视规则、破坏规则或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得到的则是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些规则的设定从来就不是为了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而是根据成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需要设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一巨大的“教育机器”而言，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还是“声光电热”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游戏规则的遵守——这是顺民最基本的素质。进入这一“教育机器”本身就等于参与了一场无休无止的巨大的“祭神仪式”这一仪式具有“催眠”作用，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识，用相同的声音说着相同的话（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换言之，它造成了个体的“知性扭曲”和“知性萎缩”正是通过这一仪式，某种东西在参与者心里被神圣化了。
这一“教育机器”制造的产品叫做“顺民”至于所谓的“教育内容”在“顺民”的生产过程中，充当的只不过是辅助的作用罢了。前人对这种教育体制及其配套的教育内容的危害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谈到科举的弊端时曾痛心地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清廖柴舟在二十七松堂集？明太祖论亦云：“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正因为如此，教育是加强中央集权最隐蔽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教育的背后有着巨大的产业链，它是一架功能强大的使利益和资源向上聚积的机器。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博弈，它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利益——尤其是物质的利益。表面看来，通过高考制度或通过对于当前教育体制设定的游戏及其规则的接受和参与，即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根族”都有机会出人头地，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但这种游戏却是一种“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的“零和游戏”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更多的人的失败之上的。况且，就算他们，也并非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是“拾其唾余”罢了。除了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外，不能不说，这种体制还造成了经济权力的向上集中——与教育或考试有关的所有产业，都是政客们或商人们竞相争夺的肥肉。专为考试而设计的各类教辅资料以及各种培训班，包括按照应试的标准人为制造的所谓“重点学校”、“名校”如“碧桂园”一样的打“教育牌”的房地产企业等等，哪一类背后不是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的大部分往往都会流向那些手头掌握着重要公共资源及公共资源分配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腰包。而这种建立在教育和当前的教育体制上的产业几乎可以辐射到中国的所有行业，并且影响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进行大动作——甚至根本性——的教育改革，必然动摇和损害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且，那些从这种教育体制中分了一杯羹——甚至体制的受害者（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所谓的“公平”）——也未必卖帐。
因此，政治、经济及社会心理等数种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的教育体制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它只允许遮遮掩掩或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而对于任何涉及结构性变革的措施都具有超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有鉴于此，我对中国教育改革或所谓的“素质教育”的前途是相当悲观的——甚至不抱任何希望，除非有一天发生奇迹，某一“天方夜谭式”的事件打破——甚至打碎——了这一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否则，中国仍然还是没有真正的教育，而只有“为了”的教育，中国社会与中国的教育界仍然是一个排演“吃人的宴席”的巨大场所，我们吃的不但有儿童的血肉和脑髓，而且还有其他成人和我们自己的血肉和脑髓——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吃人者和被吃者。
自然“三段睡眠法”仍然会流行，而且还会生出种种的变体。
到了“非常时期”——模块考试之前或者作业特别多的时候，小金发明了一种适用于非常时期的“三段睡眠法”他放学后大约下午6点到家，到家之后啥也不干倒头就睡，第一觉睡到吃晚饭的时候，晚饭后写作业；夜里11点左右睡第二觉，大概夜里1点，他家的闹钟会铃声大作，这时小金会再次起床复习和预习功课；大约到凌晨3点小金开始睡第三觉，到了早晨5点，小金一夜的睡眠结束，新一天的学习生活就从这时开始了。据说，这种三段睡眠法在同学中还挺流行。（4月29日中国青年报）
鲁迅华盖集补白说“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和中国当前教育体制的受害者，儿童面对来自成人世界的种种压迫以及或显在或潜在的种种暴力，就象软弱的宋人一样，几乎没有任何抵制或反抗的能力，只好伸着“天灵盖”被动地等待来自成人世界的“狼牙棒”的敲击。所谓的“三段睡眠法”不过是包裹在“天灵盖”上的脆弱的防护物，所能起到的防护作用恐怕还是有限得很——儿童们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被“狼牙棒”击打得头脑昏聩，思维紊乱，身体孱弱，成为制造顺民的“优质材料”的可怕命运。
我们时常谈论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以及中国教育应该如何改革等问题，可所有的这一切议论都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中国有教育”然而，中国果真有教育吗？答曰：中国根本就没有“教育”有的只有“教化”和“驯化”——而要谈中国的教育弊端与教育改革，首先中国得有教育才成。中国的教育总是“为了”的教育，而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则成了成人世界“为了”的工具。
那么“为了”后面跟着的“”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呢？往往是一些非常崇高的冠冕堂皇的东西——自然，这些东西值得儿童牺牲他们的身体健康，并奉献出他们的“天灵盖”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追究这些崇高的玩意背后潜伏着什么东西，就会发现，原来“崇高”也未能免俗——每一个“崇高”的口号后面都暗藏着“名”和“利”两件好东西。
换言之，中国的教育界就是一个巨大的争名逐利的竞技场，或者更准确地说，教育就是中国这个巨大名利场的枢纽或最核心的部分。当年，唐太宗看见新科进士鱼贯而出，大喜道：“天下英雄进入吾彀中矣？”但科举制与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何止“天下英雄”全中国所有公民的生活，都围着当前的教育体制转，甚至他们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这种体制显在的或潜在的影响。
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中国，争名逐利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教育”
首先，教育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政治博弈”的有力工具。教育体制设定的其实是“利益博弈”的规则——按照这一规则进行游戏并取得胜利的，就会得到物质的和精神的奖赏，而那些同样遵守游戏规则却失败的人，也并非一无所得，他们得到的是对于胜利的希望，至于那些敢于蔑视规则、破坏规则或拒绝参与游戏的人，得到的则是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些规则的设定从来就不是为了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而是根据成人——尤其是统治阶层——的需要设计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这一巨大的“教育机器”而言，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还是“声光电热”并非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对游戏规则的遵守——这是顺民最基本的素质。进入这一“教育机器”本身就等于参与了一场无休无止的巨大的“祭神仪式”这一仪式具有“催眠”作用，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意识，用相同的声音说着相同的话（否则，就要被淘汰出局）——换言之，它造成了个体的“知性扭曲”和“知性萎缩”正是通过这一仪式，某种东西在参与者心里被神圣化了。
这一“教育机器”制造的产品叫做“顺民”至于所谓的“教育内容”在“顺民”的生产过程中，充当的只不过是辅助的作用罢了。前人对这种教育体制及其配套的教育内容的危害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明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谈到科举的弊端时曾痛心地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非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清廖柴舟在二十七松堂集？明太祖论亦云：“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
正因为如此，教育是加强中央集权最隐蔽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工具。
其次，教育的背后有着巨大的产业链，它是一架功能强大的使利益和资源向上聚积的机器。权力或政治权力的博弈，它背后的驱动力其实就是利益——尤其是物质的利益。表面看来，通过高考制度或通过对于当前教育体制设定的游戏及其规则的接受和参与，即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根族”都有机会出人头地，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但这种游戏却是一种“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的“零和游戏”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更多的人的失败之上的。况且，就算他们，也并非最大的受益者，只不过是“拾其唾余”罢了。除了造成政治权力的集中外，不能不说，这种体制还造成了经济权力的向上集中——与教育或考试有关的所有产业，都是政客们或商人们竞相争夺的肥肉。专为考试而设计的各类教辅资料以及各种培训班，包括按照应试的标准人为制造的所谓“重点学校”、“名校”如“碧桂园”一样的打“教育牌”的房地产企业等等，哪一类背后不是潜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经济利益的大部分往往都会流向那些手头掌握着重要公共资源及公共资源分配权的既得利益集团的腰包。而这种建立在教育和当前的教育体制上的产业几乎可以辐射到中国的所有行业，并且影响到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进行大动作——甚至根本性——的教育改革，必然动摇和损害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而且，那些从这种教育体制中分了一杯羹——甚至体制的受害者（他们还有希望，还有所谓的“公平”）——也未必卖帐。
因此，政治、经济及社会心理等数种力量的合力，使得中国的教育体制成了一个“超稳定系统”它只允许遮遮掩掩或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修修补补，而对于任何涉及结构性变革的措施都具有超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有鉴于此，我对中国教育改革或所谓的“素质教育”的前途是相当悲观的——甚至不抱任何希望，除非有一天发生奇迹，某一“天方夜谭式”的事件打破——甚至打碎——了这一利益分配的格局中。否则，中国仍然还是没有真正的教育，而只有“为了”的教育，中国社会与中国的教育界仍然是一个排演“吃人的宴席”的巨大场所，我们吃的不但有儿童的血肉和脑髓，而且还有其他成人和我们自己的血肉和脑髓——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每一个人都是吃人者和被吃者。
自然“三段睡眠法”仍然会流行，而且还会生出种种的变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