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顺文化是造成感恩缺失的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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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南方都市报载，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铁苗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呼吁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感恩的氛围，建议子女就业上岗前要出示父母写的孝顺鉴定。
不可否认，黄铁苗先生列举的一大串当前感恩缺失的日常表现在我国确实很普遍，这是凡太阳底下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的。但是，对于黄先生开出的治疗这一社会病症的药方，即“向青少年灌输感恩是一种美，一种责任”甚至“建议子女就业上岗前要出示父母写的孝顺鉴定”笔者却实在不敢苟同。
谁也没法否认，黄先生的初衷是好的，可良好的动机往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何况，很多罪恶也喜欢披着美丽的外衣。不能不说，黄先生是位“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蹩脚医生，他开出的药方对于“感恩缺失”这一社会病症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还会加重病情，因为这个药方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感恩缺失”属于同一社会病的“症候群”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感恩”诗经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笔者觉得，这段话对于“感恩”的理解比较到位。简言之，投桃报李即是感恩，可这并不等于为感恩而感恩，而是为了“永以为好”即为了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在此意义上，对别人的关心的确认，并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这种交流以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的关系，即是“感恩”
因此“感恩缺失”表明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关系”的失败，而“感恩”教育与“孝”的教育却对扭转这种失败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引起“感恩缺失”的原因并非“感恩教育”与“孝”的教育的缺席，恰恰相反，只要二者在场，就会有“感恩缺失”这一社会症候出现，如前面所说，这三者属同一个“症候群”
感恩总是对某一具体的人的感恩，孝也总是对具体的父母的孝，此二者总是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建构的，并不存在抽象的“感恩”或者“孝”因此，抽象的“感恩”或“孝”的观念的灌输并不能使社会的道德得到任何改善。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黄先生所列举的那些“感恩缺失”的现象，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个体的人失去了与他人建立“关心关系”的能力，也失去了同我们自己内心建立联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关心的任何人或者事物都与我们对自身的关心有所联系——而造成这一“能力丧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孝、顺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国同构”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场所。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对这种“家国同构”关系的最好的表示。因此，自古以来，历代君王都以“孝”治天下，黄先生的“一个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勤政于民、效忠国家吗？”便是论语里这种思想的复制品。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语境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一样，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这种父与子、皇帝与臣民的权力结构的严重不对称，造成了二者之间信息的单向流动，弱势的一方只能对强势的另一方做出被动的反应，即“孝”和“顺”的反应，于是，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信息双向流动的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即“关心关系”没法形成——双方都是通过某一神圣事物，如“孝”或“顺”的中介而发生关系。由于个人被完全埋没在神圣的、抽象的观念或集体（如国家）之中，人不但无法与他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也无法建立与自我的联系，因为自我尚处于未觉醒的状态，未分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要求他或她对他人的关心做出积极的回应呢？
不论是在家庭教育的领域还是在学校教育的领域，现在还占据统治地位的填鸭式的“灌输教育”便是在传统的帝国时代形成的，并且是使帝国合理化的结构性因素。严格地说，这种所谓的“教育”不能称之为“教育”只能算作“教化”正如斯宾塞在自传（1904年）中这样说：“在固定的制度化教育体制下，且不论教授的内容如何，其教授方法基本上都是有害的，这种教育体制不能培养自主独立的能动性，只能培养屈从的被动性。”这种“灌输教育”体制将人物化为实现某种现实目的的工具，缺乏对人和人的权利的最基本的尊重，因此是不道德的。
只有当我们把不管什么人都还原为不完善、有缺陷的人，从而彻底打破横隔在人与人之间的“神圣事物”的壁垒，在平等的、具体的个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真实的对话与交流的联系，而不用通过“神圣事物”的中介，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心关系”才会完成“感恩缺失”的诸种表现才会得到根本的改观，还用得着什么狗屁不是的“感恩教育”与“孝”的教育吗？
7月2日南方都市报载，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黄铁苗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呼吁要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感恩的氛围，建议子女就业上岗前要出示父母写的孝顺鉴定。
不可否认，黄铁苗先生列举的一大串当前感恩缺失的日常表现在我国确实很普遍，这是凡太阳底下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到的。但是，对于黄先生开出的治疗这一社会病症的药方，即“向青少年灌输感恩是一种美，一种责任”甚至“建议子女就业上岗前要出示父母写的孝顺鉴定”笔者却实在不敢苟同。
谁也没法否认，黄先生的初衷是好的，可良好的动机往往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何况，很多罪恶也喜欢披着美丽的外衣。不能不说，黄先生是位“头痛医头，足痛医足”的蹩脚医生，他开出的药方对于“感恩缺失”这一社会病症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还会加重病情，因为这个药方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感恩缺失”属于同一社会病的“症候群”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感恩”诗经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笔者觉得，这段话对于“感恩”的理解比较到位。简言之，投桃报李即是感恩，可这并不等于为感恩而感恩，而是为了“永以为好”即为了建立一种和谐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在此意义上，对别人的关心的确认，并做出积极的回应，通过这种交流以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的关系，即是“感恩”
因此“感恩缺失”表明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心关系”的失败，而“感恩”教育与“孝”的教育却对扭转这种失败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引起“感恩缺失”的原因并非“感恩教育”与“孝”的教育的缺席，恰恰相反，只要二者在场，就会有“感恩缺失”这一社会症候出现，如前面所说，这三者属同一个“症候群”
感恩总是对某一具体的人的感恩，孝也总是对具体的父母的孝，此二者总是在具体的人际交往中建构的，并不存在抽象的“感恩”或者“孝”因此，抽象的“感恩”或“孝”的观念的灌输并不能使社会的道德得到任何改善。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黄先生所列举的那些“感恩缺失”的现象，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个体的人失去了与他人建立“关心关系”的能力，也失去了同我们自己内心建立联系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关心的任何人或者事物都与我们对自身的关心有所联系——而造成这一“能力丧失”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孝、顺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家国同构”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是再生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场所。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就是对这种“家国同构”关系的最好的表示。因此，自古以来，历代君王都以“孝”治天下，黄先生的“一个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会勤政于民、效忠国家吗？”便是论语里这种思想的复制品。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语境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就像皇帝与臣民的关系一样，所谓“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这种父与子、皇帝与臣民的权力结构的严重不对称，造成了二者之间信息的单向流动，弱势的一方只能对强势的另一方做出被动的反应，即“孝”和“顺”的反应，于是，作为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信息双向流动的对话与交流的关系，即“关心关系”没法形成——双方都是通过某一神圣事物，如“孝”或“顺”的中介而发生关系。由于个人被完全埋没在神圣的、抽象的观念或集体（如国家）之中，人不但无法与他人建立直接的联系，也无法建立与自我的联系，因为自我尚处于未觉醒的状态，未分化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要求他或她对他人的关心做出积极的回应呢？
不论是在家庭教育的领域还是在学校教育的领域，现在还占据统治地位的填鸭式的“灌输教育”便是在传统的帝国时代形成的，并且是使帝国合理化的结构性因素。严格地说，这种所谓的“教育”不能称之为“教育”只能算作“教化”正如斯宾塞在自传（1904年）中这样说：“在固定的制度化教育体制下，且不论教授的内容如何，其教授方法基本上都是有害的，这种教育体制不能培养自主独立的能动性，只能培养屈从的被动性。”这种“灌输教育”体制将人物化为实现某种现实目的的工具，缺乏对人和人的权利的最基本的尊重，因此是不道德的。
只有当我们把不管什么人都还原为不完善、有缺陷的人，从而彻底打破横隔在人与人之间的“神圣事物”的壁垒，在平等的、具体的个体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真实的对话与交流的联系，而不用通过“神圣事物”的中介，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关心关系”才会完成“感恩缺失”的诸种表现才会得到根本的改观，还用得着什么狗屁不是的“感恩教育”与“孝”的教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