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之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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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醉酒后的深夜里，如同被一种尖锐的东西击中，我被一阵接一阵撕心裂胆的咳嗽声惊醒。举目四望，整个客厅一片寂静，整个大楼一片寂静，整个大地一片寂静。整个城市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生命，都被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睡梦里。
那咳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高楼下。一间用石棉板和钢筋搭起小屋住着临时的小区管理人员，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间拆得只余下一个角的土平房。声音就是从那间平房里传来的，那些刺耳的声音如同铁与铁坚硬而冰冷的摩擦，灯光暗暗地涂抹着钉着塑料薄膜的窗口。据说，那是一对老得没有去处的老顽固分子，仗着自己在这进而住过几十年的资格，硬是拒绝政府给他们的那几千元补偿费，这类“钉子户”我们见得多了也就没放在心头。
直到平房的烟囱伸了出来，那燃起的烟火漫进了我们几户的窗户，我们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是一个铁皮轧出来的约二十公分直径的烟囱，每天下午，当我们单元的楼户回家时，会准时冒出一股说不出什么味道的刺鼻子浓烟来，弄得大家挺生气的。于是几户人家推荐我和一楼的老李，去与平房的主人谈判。让他们最好在我们上班时点火做事。
我和老李都是新住户，都是经过七拼八凑，在吐了一大滩“血”、欠下一屁股债务后，拼着性命，终于住进了阳光充沛的住房。一出楼道的大门，刺骨的寒风把我们俩打了个喘不过气来。我俩相对一视，为着大家的利益，踏着厚厚的大雪，毫不犹豫地起出大院。
那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我们被迫侧着身子，扶着墙壁，小心翼翼着脚下硬滑的冰层。这时我的头上出了汗珠，这段几十米的路太难走了，不觉得有些可怜住在这里的平房户了。
那是拆得只留下一间的土坯房了，看得出这间房子有些年岁，宽大的门上钉着一层羊毛毡，四周用油毛毡和木条匝着，微小的窗口也订上了塑料布，门前用砖铺得四四方方，门前窗下有一片小小的菜园地，只是堆满了积雪。在离门不远的空地上，有一堆工程和住房装修后留下的木片、棚板等杂物，这些东西被码得整整齐齐。
门被敲开的时候，是这家的老头打开的门。第一眼，我看到他披的是一件长长的褪色的军大衣，而他妻子盖着厚厚的绵被坐在床上，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们的走进。
老李属于性格直爽的那一种人，单位的同事告诉我，他爱憎分明，格性鲜明，一进门，他开门见山就说起我们的来意。
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里，我看到老妇人眼里立即升起的希望，瞬间化成了一缕失望的眼神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使我一下子感人与人之间透心的寒意。不知何时，老李说话底气一下子不足了，当老李结结巴巴委婉表达我们的意见时，我才发觉整个房间是一座冰窑，墙角挂着的冰霜，门边窗边结着的冰层，只有铁皮炉子还留有一丝火星，几根木条已燃完，只有一块胶鞋的底子，嗞嗞拉拉地支撑着微弱的火苗。
为了不使谈判变得尴尬，我向俩位老人问起了家长里短，才大概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情况：俩位都快七十岁了，老头做了一辈子建筑工人，退休十多年了，退休金每个月三百多。年初政府来人，说要拆除改建这一带的危房，给老住户一些补偿费，可老汉只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女儿，没有地方去搬，便成了钉子户。每天他们只在中午时，多放些木柴做一顿饭，由于今年煤的价格很高，加上老伴生病住院落下一大笔债，于是俩人趁着天冷前，像过冬的老鼠一样，挨着工地和垃圾箱，捡了一大堆过冬的木柴。门前就是他们整个秋天的成果。
快过年了，政府可能要慰问来了。冬天我们有袋子面粉、有壶清油就够了，老头用感激的口气说着。而老妇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她的目光始一动未动，始终抚摸着窗口上那比脸盆大不了多少的那缕珍贵的阳光。
我知道，我们可能没办法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出来。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的真正来意。我们像逃跑一样地搓着冰凉的手，走出了这间房子。一路上，性格直率的老李一句话没说，我看到他铁青色的脸，始终没有缓过来。
等我们走进温暖的楼道时，几户人家早把头探出门来，兴奋地问怎么样时，老李也不知怎么了，突然硬挺着脖，冲着那些人愤怒地大声吼叫：还是人吗！
门缝里的几颗头迅速缩了回去，一家家防盗门哗啦一片地关闭了。神经病！我清楚地听到了几个房间里嘟囔着的骂声。
妈的！没人味了！
我不知道他是在骂谁。第二天，我看到他拎着一大包东西，侧身穿过那条狭窄的冰路，进了那间土房子。房子的烟很快就快乐地冒了出来，而且很大很浓。
不过，好像俩位老人也意识到了我们的真实来意，之后，连续几天的下班时间里，我再没有发现有浓烟，从那个铁皮的烟囱里冒出来。只有到很晚每家每户都坐在电视机前的时候，他们的炉火才怯生生地燃起来。在寒冷的空气里，那些浓浓的烟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在密密麻麻的楼群间，躲避着飘入黑黑的夜色里，一层一层慢慢地溶化了，再也没有飘入我们的窗缝，再也没有污染我们这座美丽的旅游城市。
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那间土房，那对相依的老人。每天很早时分，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老头总是清扫着门前变得很小的院子，反复摆放着被夜晚弄乱的物件，老妇人静静地站在一边看老头忙碌，他们想到不时地望上一眼，然后迎着阳光，用浑浊的双眼微笑着。之后，只见到老头出来，老妇人没有出来，也许是老妇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一天，太阳很好，正是中午时分，我写完一篇稿件后，站在了窗口前，突然发现，老头端着一把缠着布条的藤椅出来了，然后把一床棉被仔细地铺好，最后，老妇人被抱了出来，老妇人依然穿着厚厚的衣服。他们指指点点，快乐无比。
这是中午时分，楼群留给他们一天里有阳光的时刻。他们肩并着肩说着什么，从他们的笑容里，一定有了女儿在南方打工的好消息了。
从那天起，我每次都要在阳光最好的时候，很想看看他们，可惜，我只看到了那支铁皮烟囱面无表情地立在房顶，只看到老头一个人出来进去地忙碌着。有时，我也看到老李和他的女儿，侧着身子，进出那条狭窄的小路，节假日期间，时不时有一阵女孩的歌声从低矮的房子里传出。
夜深深地睡着，一切都在静寂里绽开着。只有那扇窗口的灯光，透过黑暗的时光，迎接着一个阳光的早晨。听着那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在空旷的黎明前，我此刻再无睡意，那些睡意以快速的波纹一层层消失着。不知为什么，我打开了家里的抽屉，因为在那里还有几瓶药，兴许能对老人们有些用处。
尽管也知道，我和老李们只能救他们一时，不能救济他们一生，但不管如何，能救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日子就是在寂寞里一点一点地没有的。
在那个醉酒后的深夜里，如同被一种尖锐的东西击中，我被一阵接一阵撕心裂胆的咳嗽声惊醒。举目四望，整个客厅一片寂静，整个大楼一片寂静，整个大地一片寂静。整个城市的街道和大大小小的生命，都被淹没在一望无际的睡梦里。
那咳嗽的声音是来自我们高楼下。一间用石棉板和钢筋搭起小屋住着临时的小区管理人员，在它的旁边还有一间拆得只余下一个角的土平房。声音就是从那间平房里传来的，那些刺耳的声音如同铁与铁坚硬而冰冷的摩擦，灯光暗暗地涂抹着钉着塑料薄膜的窗口。据说，那是一对老得没有去处的老顽固分子，仗着自己在这进而住过几十年的资格，硬是拒绝政府给他们的那几千元补偿费，这类“钉子户”我们见得多了也就没放在心头。
直到平房的烟囱伸了出来，那燃起的烟火漫进了我们几户的窗户，我们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那是一个铁皮轧出来的约二十公分直径的烟囱，每天下午，当我们单元的楼户回家时，会准时冒出一股说不出什么味道的刺鼻子浓烟来，弄得大家挺生气的。于是几户人家推荐我和一楼的老李，去与平房的主人谈判。让他们最好在我们上班时点火做事。
我和老李都是新住户，都是经过七拼八凑，在吐了一大滩“血”、欠下一屁股债务后，拼着性命，终于住进了阳光充沛的住房。一出楼道的大门，刺骨的寒风把我们俩打了个喘不过气来。我俩相对一视，为着大家的利益，踏着厚厚的大雪，毫不犹豫地起出大院。
那是一条狭窄的小道，我们被迫侧着身子，扶着墙壁，小心翼翼着脚下硬滑的冰层。这时我的头上出了汗珠，这段几十米的路太难走了，不觉得有些可怜住在这里的平房户了。
那是拆得只留下一间的土坯房了，看得出这间房子有些年岁，宽大的门上钉着一层羊毛毡，四周用油毛毡和木条匝着，微小的窗口也订上了塑料布，门前用砖铺得四四方方，门前窗下有一片小小的菜园地，只是堆满了积雪。在离门不远的空地上，有一堆工程和住房装修后留下的木片、棚板等杂物，这些东西被码得整整齐齐。
门被敲开的时候，是这家的老头打开的门。第一眼，我看到他披的是一件长长的褪色的军大衣，而他妻子盖着厚厚的绵被坐在床上，用奇怪的目光望着我们的走进。
老李属于性格直爽的那一种人，单位的同事告诉我，他爱憎分明，格性鲜明，一进门，他开门见山就说起我们的来意。
仅仅一分钟的时间里，我看到老妇人眼里立即升起的希望，瞬间化成了一缕失望的眼神过程。这个转变的过程使我一下子感人与人之间透心的寒意。不知何时，老李说话底气一下子不足了，当老李结结巴巴委婉表达我们的意见时，我才发觉整个房间是一座冰窑，墙角挂着的冰霜，门边窗边结着的冰层，只有铁皮炉子还留有一丝火星，几根木条已燃完，只有一块胶鞋的底子，嗞嗞拉拉地支撑着微弱的火苗。
为了不使谈判变得尴尬，我向俩位老人问起了家长里短，才大概知道了一些他们的情况：俩位都快七十岁了，老头做了一辈子建筑工人，退休十多年了，退休金每个月三百多。年初政府来人，说要拆除改建这一带的危房，给老住户一些补偿费，可老汉只有一个在外地打工的女儿，没有地方去搬，便成了钉子户。每天他们只在中午时，多放些木柴做一顿饭，由于今年煤的价格很高，加上老伴生病住院落下一大笔债，于是俩人趁着天冷前，像过冬的老鼠一样，挨着工地和垃圾箱，捡了一大堆过冬的木柴。门前就是他们整个秋天的成果。
快过年了，政府可能要慰问来了。冬天我们有袋子面粉、有壶清油就够了，老头用感激的口气说着。而老妇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她的目光始一动未动，始终抚摸着窗口上那比脸盆大不了多少的那缕珍贵的阳光。
我知道，我们可能没办法把我们的意思表达出来。也许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们的真正来意。我们像逃跑一样地搓着冰凉的手，走出了这间房子。一路上，性格直率的老李一句话没说，我看到他铁青色的脸，始终没有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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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注意那间土房，那对相依的老人。每天很早时分，伴随着太阳的升起，老头总是清扫着门前变得很小的院子，反复摆放着被夜晚弄乱的物件，老妇人静静地站在一边看老头忙碌，他们想到不时地望上一眼，然后迎着阳光，用浑浊的双眼微笑着。之后，只见到老头出来，老妇人没有出来，也许是老妇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一天，太阳很好，正是中午时分，我写完一篇稿件后，站在了窗口前，突然发现，老头端着一把缠着布条的藤椅出来了，然后把一床棉被仔细地铺好，最后，老妇人被抱了出来，老妇人依然穿着厚厚的衣服。他们指指点点，快乐无比。
这是中午时分，楼群留给他们一天里有阳光的时刻。他们肩并着肩说着什么，从他们的笑容里，一定有了女儿在南方打工的好消息了。
从那天起，我每次都要在阳光最好的时候，很想看看他们，可惜，我只看到了那支铁皮烟囱面无表情地立在房顶，只看到老头一个人出来进去地忙碌着。有时，我也看到老李和他的女儿，侧着身子，进出那条狭窄的小路，节假日期间，时不时有一阵女孩的歌声从低矮的房子里传出。
夜深深地睡着，一切都在静寂里绽开着。只有那扇窗口的灯光，透过黑暗的时光，迎接着一个阳光的早晨。听着那一阵一阵的咳嗽声，在空旷的黎明前，我此刻再无睡意，那些睡意以快速的波纹一层层消失着。不知为什么，我打开了家里的抽屉，因为在那里还有几瓶药，兴许能对老人们有些用处。
尽管也知道，我和老李们只能救他们一时，不能救济他们一生，但不管如何，能救一天就一天吧，反正日子就是在寂寞里一点一点地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