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连队系列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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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地下的“家”
我恨透了我生长的连队，它像一堵黑黝黝的土墙一样，高耸着沉默着拦在我的面前。不论我如何努力试图想翻越过这堵围墙，绕过它的围追，试图在流浪的心灵里泯灭它、忘记它，但是，我知道我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无法翻过那一段活生生的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这个被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度过的。记得我从山东来到新疆边境的一个团场，连日的汽车奔波，杂夹着被车厢蓬布下汽油的熏染，车一停稳，我便立即趴在连队的雪地上狠命地呕吐起来。
当泪眼花平静之际，我突然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浓黑的夜色，这些黑色如同一座座山压挤的我喘不出口气。
“我家在哪里？”我问接我来到新疆的五叔，他是我父亲的最小弟弟。我的爷爷共有五个儿子，在大儿子病死之后，他的四个儿子为了活命便各奔东西，年少的父亲成为了向新疆进军的第一批“氓流”在寒冷的冬天当他穿着用草绳系着的夹布衣，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兵团连队站稳脚跟之后，为了混个饱肚子，我的五叔又被接到新疆的，和父亲分在一个连队，但不在一个班。父亲是一班也就是青年班的小个子班长，而我的五叔却被分到了八班。尽管五叔的个子与长枪一般高，经过一个月的实习期，当了一名能够有资格配发枪枝的军垦战士。枪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东西，我的五叔从小就非常聪明，没几天，他就能够将一枝整枪拆得七零八落，并很快装得整整齐齐，让一班的岁数大的人惊讶不已。非但如此，凭着对战争的热情向往，凭着对枪枝天生的爱好，他的枪法也在不断地提高，并在父亲细心耐心的亲身指导下，白天瞄站在树枝上的鸟、夜里瞄闪烁着的星星，他空枪瞄准的水平一天一个样，正跃跃欲试，就等着实弹射击日子的到来。
我的提问在等待很久之后
“就在这里呀！”我的五叔惊讶地看着我。
“这里？”我努力睁着眼一次次搜寻着四周的一切，平坦的戈壁滩没有一排住人的房子，只有细小的几棵白杨树在公路两旁的夜色里，无声地随风摇动。
哪里是我的家？
突然，一阵微弱的灯光从我的脚下扑出来
啊！我惊叫着跳了起来，从地下的灯光里，父亲戴着毛绒绒的狗皮帽、披着光板皮大衣，一身绒毛，像下凡神怪一样，满身雾气突出从地下冒了出来，快步地向我走来，后面跟着提着马灯的身材矮小的母亲和她身后摆来晃去的长长影子。
这就是我的家，在戈壁滩上挖出一个大坑，铺上一层隔水的黑色塑料布，被人们叫做地窝子的家。趁着昏暗灯光，母亲拿起了我的行李前来拉我的手，我陌生地向后跳出一步，随后默默地跟着父亲他们走在了我地窝子的家。
在进门前，我发现脚下是一排排的地窝子，这种盖着门帘的住房偶然泄出的灯光柔柔的，充满着一种温暖的诱惑。
第二天，我一个人爬出“家”门前的台阶，登上了被称为连队的地面。
我看到了整个连队的全部，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远远的山峦静静地伫立在天边的阳光下，一排用土坯打成的土房，孤零零地站立在戈壁的寒风里，几排廋小、细杆的杨树在冰冷的冬天里，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偶尔从地底下冒出几个人头来，他们穿着土黄色的绒衣，光着冒着热汽的脑袋，急匆匆地向门前的大坑里倾倒一夜的尿水和粪便。随着一股充满气味的热汽的扩散，他们又急匆匆地跑回了地下的“家”里“咣当”一声关上了用木板做成的门。
寒冷的空气被吸入肺里，顿时有一股丝丝的甜味，然后被一种呛着的感受压迫着，令我一声一声地咳嗽起来。
这就是我第一印象的连队，我的家。
这里没有内地学校的规律，只要到学校就行，我从此开始了在新疆的美好生活。这是一个被挖出二间的地窝子，外间是做饭、放杂物、劳动工作具的地方，这些工具或被木橛子牢牢地挂在凸凹不平的“墙”上，或被高高地悬在搭建房子的木梁上，黑乎乎的墙面上留下着烟薰火燎的痕迹，给人一种拥挤杂乱的感受。里间是休息的房间，一张用河坝柳树条子编成的“抬把”上，铺着沾满草屑、灰尘和碎土的被褥。只有房顶上用土块垒的“窗口”才能看到蓝色的天空，就是这些窗口放进了明晃晃透着热量的阳光。
在新疆的兵团连队里，我的少年时代从此开始了。
“当、当、当”铁轨的清脆钟声响起来时，这是连队的命令，是一种统一的命令和标准吧，在钟声响过之后，我立刻被母亲送到了离家不远的连队小学。在一间宽大点的地窝子里，中间的木柱子撑起的屋顶下，我看到了很多与我年龄相近的孩子，他们捏着短短的铅笔，吃着指头，扭过头来，用明亮的目光注视着新来的我。
老师是一位带着河南口音的山东女人，她的嗓门不是很大，但两个眼里的目光却让人产生一种威严的恐惧感。
“叫郑老师。”母亲急促地命令我。
“郑-老-师！”我低着头，嗫嗫地说道。
通过很短时间的接触，我认识了这个班的所有同学，20多个人中有来自湖南湖北的，有来自四川江苏的，有山东河南的，有陕西山西的，也有从广西广东这些热带来的，这些同学操着各个省份的语言，毫无障碍地在课堂上交头接耳，在回答问题，阴阳怪气地在大声朗读课文。
教室里靠墙的地方，立着一个滚圆的铁皮油桶，油桶被大人切成上下两层，上层添上草木后燃起灼人的温度，下面是用来盛草木灰的。草木灰发出暗红色的光泽，从热气腾腾的炉膛里流泄出来，弥漫着一种闪亮细小的灰尘，在阳光下慢腾腾地移动着、飘散着。
郑老师是随丈夫来到新疆兵团的第一批山东人，在山东时就已是一个有着岗位的工人，到了连队后除了上当受骗后没办法的大哭几场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跟大她十几岁的丈夫生活了，并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孩。我的学生生涯就是在这个充满孩子气味和潮湿气息的地窝子开始了。
我家的地窝子是连队100多个住家户里，极为普通的一种，条件好的人家多在厨房的两边各开一个房间，一边住着大人和孩子，一边放一些粮食、劳动工具及越冬用的大白菜、土豆萝卜等，中间是吃饭和做饭的场所。夫妻俩勤快点的，在抹平的墙面上均均的涂上雪白的石灰，用塑料布扎成顶棚，用铁钉或木桩子固定在屋顶的四边，防止沙土与雪水的泄露。
漫长的第一个冬天在我慢慢的适应过程中将要过去了。残雪融化的泥泞里，传出了家禽、家畜的叫声，潮湿的空气有了一种春天的气息，这种气息充满了杂草腐烂和畜类粪便的气味。我仍然像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冲出家门，踏着吱吱作响的雪地奔向学校。
我家的邻居是一对满口四川话的夫妻，他们的儿子与我同样年龄，他学我的山东话，我讲他的四川话语，没有几天，俩人好的像分不开的影子一样，连我的父亲都说我们俩是“狗连蛋”我和最要好的几个男孩子一起，彼此学会了每个家乡的话语、表情和骂人的方言，以致到现在，我不自觉地会在别人的面前冒出好几个省正规的“语言”
我的“卧室”是父母床边的一块空地，我在厚厚的土墙上用小铁铲和钉子抠出一排整齐的厨窗，一个专门放置煤油灯、一个放我平时的石子、羊拐等玩具，为了防止灰尘，我还找了一块洗得不知是什么颜色的花布钉在厨窗上，一眼望去，挺有一些所谓的“情调”
好在当时的学校作业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多，业余时候我就扛着一把比我还高的杨木把铁锹，一层一层铲平高低不平的地面，沾上水抹平从屋子上下到地面的台阶，挖宽台阶的两沿，然后一筐筐地将土提出家，倒在房子后面的大坑里。几年来下，不知不觉我将家改变了面貌，原先低矮空间带来我的压抑感渐渐少了，高高的屋顶透露着空旷与空间的增大，使人有了一种轻松的感受。别的孩子也一样不会消停地忙碌着，他们像我一样修理着泥土，改变着生活的模样。
春天到来的时候，戈壁上随着雪的融化，各种植物争相斗艳地开放着。我们更喜欢的是地面上的各项活动。除了到房后面的山沟里挖掘野生的葱蒜外，我们还将开着粉红色的马兰花，透着水汽的野刺梅，连土带根移植到每人家的屋顶边、台阶两边。我记得我当时在河边折下的几枝柳条，经过挖坑，填埋，浇水，让它们发出了嫩黄色的芽蕾，然后伴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连队每年都要盖上几排刷着白灰、露着屋檐的平房，每排6房人家，每家前后两间。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秋天，当了几年班长的父亲也分到了一套平房。快搬家的前几天，我充满着复杂的心情，既兴奋又惆怅。搬家后，我有时还一个人打着手电在阴暗荒芜的旧“家”土堆里，用手扒拉着仔细寻找着，试图找回一些快乐的东西。
旧“家”四周的马兰花已长成了一大片幽蓝色，台阶两边我随手种下的柳树，树干已长成了大人胳膊般的粗壮，树枝如粉丝般垂在地面上。被大人扒去屋顶的地窝子里，太阳直直地照射着尘土将要淹埋的地方，我仿佛看到许多潮湿的东西在慢慢地蒸腾着、飘动着，融入了不远的天边。
多少年过去了，我偶尔回到我的连队，在住过的旧“家”边，平整的土地上几棵粗大的柳树已郁郁葱葱，枝叶间一群群鸟儿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树荫下，几个陌生的男孩子停止了手中的玩耍，正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我知道，他们和我已各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了。
二、走向广阔的田野
兵团的连队多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沙漠边缘和戈壁深处，可以说这支带着铁锹的军队是以使命的目光注视着新疆广大的土地的。
我们家就居住在新疆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很少生长着植物的土地平坦地向天的尽头无限伸展着。在一条名叫乌伦古河的两岸，居住着被称为垦荒人的兵团人。我的家就属于这种典型的戈壁沙漠边缘地质。连续不断的西北风、干旱少雨的气候，使沙漠随时都有移动到家门口的可能。连续不断的垦荒，脆弱的生态平衡被彻底地破坏了，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连日的黄沙蔽日后，沙漠终于来到了我的连队。
在沙漠逐渐淹没我们连队的第三年，除了因工伤退休的父亲外，全连的50多家集体迁移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已在外地的城市里结婚成家了，无暇去顾及家里的情形，反正我的家又不搬走，孤零零地留在了空无一人的连队。事后我想了许多，看着一家又一家的人户连续迁移到了别的地方，望着杂乱寂寞的连队，父母一定心里空荡荡的了，他们夫妻送走了一户，又送走了一户，直到送完全连队的所有人家。他们一定会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思念着铁轨钟声的响起、人声噪杂的时光；他们一定会在冷清寂静的凝视里感到：世界抛弃了他们！
母亲是从始至终参加了连队家户的送行工作的，她不厌其烦地抹泪、告别、挥手、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只有二个人的家里，几乎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忘记了老伴的饮食，忘记了在土圈里嗷嗷呜叫、提出不满意见的猪了。
热闹的搬迁工作结束的那一天，随着最后一家的迁出，她站在连队的大路上，远望远去的车辆，静静地伫立着，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今后的生活还是对将来的什么打算？
我家的连队是在准噶尔盆地最北部的一个戈壁上，只有门前的一条小河在融雪、暴雨的日子，才能哗哗地流淌着，平时的时候，这条河流只有一股细细的流水。由于水源的缺少和土地的无限制地开垦，地表的植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本来就薄弱的生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最近的几年里，风沙无情地冲刷着肥沃的良田，沙漠面积不断增大，然后一步一步向连队慢慢地接近，如同一条剧毒、无声的巨蛇，在我走出学校兴高采烈地奔赴外地时，沙堆已埋没了我家的后窗，缓缓地爬出了本来就很低矮的房檐。
母亲坚定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她年轻时听父亲的指示和领导，那是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因为她的家庭成份很高，尤其是我的外祖父在家乡做到了挂“千倾牌”的程度，拥有大片土地的位置上，虽说母亲自小很有主见，常常指挥着她的哥哥姐姐们鸡飞狗跳。但是到了新疆，尤其是兵团连队这种政治第一，成份唯上的地方，在贫下中农成份的父亲领导下，她只能无奈地服从于时代、政治和命运的安排。
真正让母亲做主的年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春天里的悄悄尝试着开始的，可以说我的母亲是和邓小平一起走出后台，站在前台开始当家做主的。到了连队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只有她与丈夫俩人时，她指挥千军万马的本性重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连队撂耕的土地在母亲的指挥下，重新被种上了苜蓿和草籽；门前的空地上开成了很大的、用苇子扎成把围起来的菜园子；房前屋后及住房的三面种上密密麻麻的白杨树，门前的最好沙地上，她命令我立刻买回100棵苹果树苗，又命令家里的所有能召回来的男人，统一行动全部挖坑、填肥、种植、浇水；一个忙碌的春天、一个忙碌的夏天，又一个忙碌的春天和忙碌的夏天过去了，只有一户人家的连队慢慢绿了、翠了，草场得到了恢复，树木渐渐形成了一片一片的绿荫。因此，侵略到家门口的沙漠，被一双双裂开口子的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看着变化，她自豪地说：看！连长、指导员都没办法的事，我做到了。
父亲和我的二个弟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母亲手下得力的大将。
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母亲自然而然地荣升为家里的“三军司令”：满地乱跑、到处下蛋的鸡群，呷呷乱叫吃虫食野的鸭鹅，忽而东忽而西的鸽子。尤其是一堆肥头大耳的猪群让我们吃尽了无法述说的苦头。它们常常像主人一样，趾高兴扬地、旁若无人地拱开家门，在屋子里尽情地寻觅着、悠晃着，然后哼哼着再大摇大摆地走出。
“猪通人性呀！”母亲表扬着与她有浓厚感情的这些动物了。
为了养猪，她指挥着儿子、女婿拉来了糖厂的废渣，将20多亩好地全部种上冬天的饲料，苜蓿的叶子全部打下来统统归猪群所有，每天从早到晚，家里的几口大锅全部“咕嘟咕嘟”地煮起了浓稠而精良的猪食。
我的母亲凭着一头母猪起家，经过她的辛勤努力，她老人家已拥有了庞大的“八戒”军团，按目前最新统计数具体为：生产母猪三头，一个育龄13年，二个育龄12年；种公猪一头（岁龄10年），育肥猪6头，后备半大猪12头，小猪仔24只，尚有一窝8只正在襁褓中。
也许是她的精神太过于寂寞了，她的猪成了她的一个精神寄托。父亲一说猪就会顿时生气吵架，她只好任着父亲独自吸着纸烟，打发他听河南豫剧了；几个孩子一年中很少回家，除非过年过节或送猪饲料来住上二天，然后拍屁股快快走人，连队的熟悉人几年前也走了。她只好将自己的所有力量，所有聪明才智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奉献到养猪这个艰巨的岗位上，发挥着充沛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年四季中，每天必不可少的喂食，她常常推着小车忙到深更半夜，就是过年期间也一样毫不例外。
母亲对猪的感情超出了对人的感情，她能够给一头一头大大小小的猪们起出富有农家气息的名字：一头身短圆脸的猪被叫做“苹果脸”一头肥头大耳颇有皇帝气派的被叫做“白元帅”一头常偷跑偷吃的小猪被称为“心眼”一头常常哼哼叽叽、瘦拉叭叽的猪被称为“妹妹”她常常在“八戒”内讧期间，伸出一根手指，以一声威严的怒吼，瞬间平定掉骚乱的场面，又能以一句体贴的话语，让一头厌食的猪高高兴兴地走到猪食槽前狼吞虎咽起来
一、我地下的“家”
我恨透了我生长的连队，它像一堵黑黝黝的土墙一样，高耸着沉默着拦在我的面前。不论我如何努力试图想翻越过这堵围墙，绕过它的围追，试图在流浪的心灵里泯灭它、忘记它，但是，我知道我终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无法翻过那一段活生生的记忆。
我的童年是在这个被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连队里度过的。记得我从山东来到新疆边境的一个团场，连日的汽车奔波，杂夹着被车厢蓬布下汽油的熏染，车一停稳，我便立即趴在连队的雪地上狠命地呕吐起来。
当泪眼花平静之际，我突然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浓黑的夜色，这些黑色如同一座座山压挤的我喘不出口气。
“我家在哪里？”我问接我来到新疆的五叔，他是我父亲的最小弟弟。我的爷爷共有五个儿子，在大儿子病死之后，他的四个儿子为了活命便各奔东西，年少的父亲成为了向新疆进军的第一批“氓流”在寒冷的冬天当他穿着用草绳系着的夹布衣，经过自己的努力在兵团连队站稳脚跟之后，为了混个饱肚子，我的五叔又被接到新疆的，和父亲分在一个连队，但不在一个班。父亲是一班也就是青年班的小个子班长，而我的五叔却被分到了八班。尽管五叔的个子与长枪一般高，经过一个月的实习期，当了一名能够有资格配发枪枝的军垦战士。枪是一件非常让人兴奋的东西，我的五叔从小就非常聪明，没几天，他就能够将一枝整枪拆得七零八落，并很快装得整整齐齐，让一班的岁数大的人惊讶不已。非但如此，凭着对战争的热情向往，凭着对枪枝天生的爱好，他的枪法也在不断地提高，并在父亲细心耐心的亲身指导下，白天瞄站在树枝上的鸟、夜里瞄闪烁着的星星，他空枪瞄准的水平一天一个样，正跃跃欲试，就等着实弹射击日子的到来。
我的提问在等待很久之后
“就在这里呀！”我的五叔惊讶地看着我。
“这里？”我努力睁着眼一次次搜寻着四周的一切，平坦的戈壁滩没有一排住人的房子，只有细小的几棵白杨树在公路两旁的夜色里，无声地随风摇动。
哪里是我的家？
突然，一阵微弱的灯光从我的脚下扑出来
啊！我惊叫着跳了起来，从地下的灯光里，父亲戴着毛绒绒的狗皮帽、披着光板皮大衣，一身绒毛，像下凡神怪一样，满身雾气突出从地下冒了出来，快步地向我走来，后面跟着提着马灯的身材矮小的母亲和她身后摆来晃去的长长影子。
这就是我的家，在戈壁滩上挖出一个大坑，铺上一层隔水的黑色塑料布，被人们叫做地窝子的家。趁着昏暗灯光，母亲拿起了我的行李前来拉我的手，我陌生地向后跳出一步，随后默默地跟着父亲他们走在了我地窝子的家。
在进门前，我发现脚下是一排排的地窝子，这种盖着门帘的住房偶然泄出的灯光柔柔的，充满着一种温暖的诱惑。
第二天，我一个人爬出“家”门前的台阶，登上了被称为连队的地面。
我看到了整个连队的全部，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上，远远的山峦静静地伫立在天边的阳光下，一排用土坯打成的土房，孤零零地站立在戈壁的寒风里，几排廋小、细杆的杨树在冰冷的冬天里，有气无力地摇摆着。偶尔从地底下冒出几个人头来，他们穿着土黄色的绒衣，光着冒着热汽的脑袋，急匆匆地向门前的大坑里倾倒一夜的尿水和粪便。随着一股充满气味的热汽的扩散，他们又急匆匆地跑回了地下的“家”里“咣当”一声关上了用木板做成的门。
寒冷的空气被吸入肺里，顿时有一股丝丝的甜味，然后被一种呛着的感受压迫着，令我一声一声地咳嗽起来。
这就是我第一印象的连队，我的家。
这里没有内地学校的规律，只要到学校就行，我从此开始了在新疆的美好生活。这是一个被挖出二间的地窝子，外间是做饭、放杂物、劳动工作具的地方，这些工具或被木橛子牢牢地挂在凸凹不平的“墙”上，或被高高地悬在搭建房子的木梁上，黑乎乎的墙面上留下着烟薰火燎的痕迹，给人一种拥挤杂乱的感受。里间是休息的房间，一张用河坝柳树条子编成的“抬把”上，铺着沾满草屑、灰尘和碎土的被褥。只有房顶上用土块垒的“窗口”才能看到蓝色的天空，就是这些窗口放进了明晃晃透着热量的阳光。
在新疆的兵团连队里，我的少年时代从此开始了。
“当、当、当”铁轨的清脆钟声响起来时，这是连队的命令，是一种统一的命令和标准吧，在钟声响过之后，我立刻被母亲送到了离家不远的连队小学。在一间宽大点的地窝子里，中间的木柱子撑起的屋顶下，我看到了很多与我年龄相近的孩子，他们捏着短短的铅笔，吃着指头，扭过头来，用明亮的目光注视着新来的我。
老师是一位带着河南口音的山东女人，她的嗓门不是很大，但两个眼里的目光却让人产生一种威严的恐惧感。
“叫郑老师。”母亲急促地命令我。
“郑-老-师！”我低着头，嗫嗫地说道。
通过很短时间的接触，我认识了这个班的所有同学，20多个人中有来自湖南湖北的，有来自四川江苏的，有山东河南的，有陕西山西的，也有从广西广东这些热带来的，这些同学操着各个省份的语言，毫无障碍地在课堂上交头接耳，在回答问题，阴阳怪气地在大声朗读课文。
教室里靠墙的地方，立着一个滚圆的铁皮油桶，油桶被大人切成上下两层，上层添上草木后燃起灼人的温度，下面是用来盛草木灰的。草木灰发出暗红色的光泽，从热气腾腾的炉膛里流泄出来，弥漫着一种闪亮细小的灰尘，在阳光下慢腾腾地移动着、飘散着。
郑老师是随丈夫来到新疆兵团的第一批山东人，在山东时就已是一个有着岗位的工人，到了连队后除了上当受骗后没办法的大哭几场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地跟大她十几岁的丈夫生活了，并很快就有了一个小孩。我的学生生涯就是在这个充满孩子气味和潮湿气息的地窝子开始了。
我家的地窝子是连队100多个住家户里，极为普通的一种，条件好的人家多在厨房的两边各开一个房间，一边住着大人和孩子，一边放一些粮食、劳动工具及越冬用的大白菜、土豆萝卜等，中间是吃饭和做饭的场所。夫妻俩勤快点的，在抹平的墙面上均均的涂上雪白的石灰，用塑料布扎成顶棚，用铁钉或木桩子固定在屋顶的四边，防止沙土与雪水的泄露。
漫长的第一个冬天在我慢慢的适应过程中将要过去了。残雪融化的泥泞里，传出了家禽、家畜的叫声，潮湿的空气有了一种春天的气息，这种气息充满了杂草腐烂和畜类粪便的气味。我仍然像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冲出家门，踏着吱吱作响的雪地奔向学校。
我家的邻居是一对满口四川话的夫妻，他们的儿子与我同样年龄，他学我的山东话，我讲他的四川话语，没有几天，俩人好的像分不开的影子一样，连我的父亲都说我们俩是“狗连蛋”我和最要好的几个男孩子一起，彼此学会了每个家乡的话语、表情和骂人的方言，以致到现在，我不自觉地会在别人的面前冒出好几个省正规的“语言”
我的“卧室”是父母床边的一块空地，我在厚厚的土墙上用小铁铲和钉子抠出一排整齐的厨窗，一个专门放置煤油灯、一个放我平时的石子、羊拐等玩具，为了防止灰尘，我还找了一块洗得不知是什么颜色的花布钉在厨窗上，一眼望去，挺有一些所谓的“情调”
好在当时的学校作业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多，业余时候我就扛着一把比我还高的杨木把铁锹，一层一层铲平高低不平的地面，沾上水抹平从屋子上下到地面的台阶，挖宽台阶的两沿，然后一筐筐地将土提出家，倒在房子后面的大坑里。几年来下，不知不觉我将家改变了面貌，原先低矮空间带来我的压抑感渐渐少了，高高的屋顶透露着空旷与空间的增大，使人有了一种轻松的感受。别的孩子也一样不会消停地忙碌着，他们像我一样修理着泥土，改变着生活的模样。
春天到来的时候，戈壁上随着雪的融化，各种植物争相斗艳地开放着。我们更喜欢的是地面上的各项活动。除了到房后面的山沟里挖掘野生的葱蒜外，我们还将开着粉红色的马兰花，透着水汽的野刺梅，连土带根移植到每人家的屋顶边、台阶两边。我记得我当时在河边折下的几枝柳条，经过挖坑，填埋，浇水，让它们发出了嫩黄色的芽蕾，然后伴随着我们渐渐地长大。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连队每年都要盖上几排刷着白灰、露着屋檐的平房，每排6房人家，每家前后两间。在我小学快毕业的那年秋天，当了几年班长的父亲也分到了一套平房。快搬家的前几天，我充满着复杂的心情，既兴奋又惆怅。搬家后，我有时还一个人打着手电在阴暗荒芜的旧“家”土堆里，用手扒拉着仔细寻找着，试图找回一些快乐的东西。
旧“家”四周的马兰花已长成了一大片幽蓝色，台阶两边我随手种下的柳树，树干已长成了大人胳膊般的粗壮，树枝如粉丝般垂在地面上。被大人扒去屋顶的地窝子里，太阳直直地照射着尘土将要淹埋的地方，我仿佛看到许多潮湿的东西在慢慢地蒸腾着、飘动着，融入了不远的天边。
多少年过去了，我偶尔回到我的连队，在住过的旧“家”边，平整的土地上几棵粗大的柳树已郁郁葱葱，枝叶间一群群鸟儿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树荫下，几个陌生的男孩子停止了手中的玩耍，正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我们。
我知道，他们和我已各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了。
二、走向广阔的田野
兵团的连队多在一些比较偏僻的沙漠边缘和戈壁深处，可以说这支带着铁锹的军队是以使命的目光注视着新疆广大的土地的。
我们家就居住在新疆第二大盆地准噶尔盆地的边缘。很少生长着植物的土地平坦地向天的尽头无限伸展着。在一条名叫乌伦古河的两岸，居住着被称为垦荒人的兵团人。我的家就属于这种典型的戈壁沙漠边缘地质。连续不断的西北风、干旱少雨的气候，使沙漠随时都有移动到家门口的可能。连续不断的垦荒，脆弱的生态平衡被彻底地破坏了，我在十岁左右的时候，连日的黄沙蔽日后，沙漠终于来到了我的连队。
在沙漠逐渐淹没我们连队的第三年，除了因工伤退休的父亲外，全连的50多家集体迁移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已在外地的城市里结婚成家了，无暇去顾及家里的情形，反正我的家又不搬走，孤零零地留在了空无一人的连队。事后我想了许多，看着一家又一家的人户连续迁移到了别的地方，望着杂乱寂寞的连队，父母一定心里空荡荡的了，他们夫妻送走了一户，又送走了一户，直到送完全连队的所有人家。他们一定会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思念着铁轨钟声的响起、人声噪杂的时光；他们一定会在冷清寂静的凝视里感到：世界抛弃了他们！
母亲是从始至终参加了连队家户的送行工作的，她不厌其烦地抹泪、告别、挥手、再见，然后回到自己的只有二个人的家里，几乎那半个月的时间里，她忘记了老伴的饮食，忘记了在土圈里嗷嗷呜叫、提出不满意见的猪了。
热闹的搬迁工作结束的那一天，随着最后一家的迁出，她站在连队的大路上，远望远去的车辆，静静地伫立着，我不知道她究竟在想些什么？是今后的生活还是对将来的什么打算？
我家的连队是在准噶尔盆地最北部的一个戈壁上，只有门前的一条小河在融雪、暴雨的日子，才能哗哗地流淌着，平时的时候，这条河流只有一股细细的流水。由于水源的缺少和土地的无限制地开垦，地表的植物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使本来就薄弱的生态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最近的几年里，风沙无情地冲刷着肥沃的良田，沙漠面积不断增大，然后一步一步向连队慢慢地接近，如同一条剧毒、无声的巨蛇，在我走出学校兴高采烈地奔赴外地时，沙堆已埋没了我家的后窗，缓缓地爬出了本来就很低矮的房檐。
母亲坚定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她年轻时听父亲的指示和领导，那是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因为她的家庭成份很高，尤其是我的外祖父在家乡做到了挂“千倾牌”的程度，拥有大片土地的位置上，虽说母亲自小很有主见，常常指挥着她的哥哥姐姐们鸡飞狗跳。但是到了新疆，尤其是兵团连队这种政治第一，成份唯上的地方，在贫下中农成份的父亲领导下，她只能无奈地服从于时代、政治和命运的安排。
真正让母亲做主的年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春天里的悄悄尝试着开始的，可以说我的母亲是和邓小平一起走出后台，站在前台开始当家做主的。到了连队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只有她与丈夫俩人时，她指挥千军万马的本性重又回到了她的身上。
连队撂耕的土地在母亲的指挥下，重新被种上了苜蓿和草籽；门前的空地上开成了很大的、用苇子扎成把围起来的菜园子；房前屋后及住房的三面种上密密麻麻的白杨树，门前的最好沙地上，她命令我立刻买回100棵苹果树苗，又命令家里的所有能召回来的男人，统一行动全部挖坑、填肥、种植、浇水；一个忙碌的春天、一个忙碌的夏天，又一个忙碌的春天和忙碌的夏天过去了，只有一户人家的连队慢慢绿了、翠了，草场得到了恢复，树木渐渐形成了一片一片的绿荫。因此，侵略到家门口的沙漠，被一双双裂开口子的手得到了有效的治理。看着变化，她自豪地说：看！连长、指导员都没办法的事，我做到了。
父亲和我的二个弟弟，几乎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母亲手下得力的大将。
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善，母亲自然而然地荣升为家里的“三军司令”：满地乱跑、到处下蛋的鸡群，呷呷乱叫吃虫食野的鸭鹅，忽而东忽而西的鸽子。尤其是一堆肥头大耳的猪群让我们吃尽了无法述说的苦头。它们常常像主人一样，趾高兴扬地、旁若无人地拱开家门，在屋子里尽情地寻觅着、悠晃着，然后哼哼着再大摇大摆地走出。
“猪通人性呀！”母亲表扬着与她有浓厚感情的这些动物了。
为了养猪，她指挥着儿子、女婿拉来了糖厂的废渣，将20多亩好地全部种上冬天的饲料，苜蓿的叶子全部打下来统统归猪群所有，每天从早到晚，家里的几口大锅全部“咕嘟咕嘟”地煮起了浓稠而精良的猪食。
我的母亲凭着一头母猪起家，经过她的辛勤努力，她老人家已拥有了庞大的“八戒”军团，按目前最新统计数具体为：生产母猪三头，一个育龄13年，二个育龄12年；种公猪一头（岁龄10年），育肥猪6头，后备半大猪12头，小猪仔24只，尚有一窝8只正在襁褓中。
也许是她的精神太过于寂寞了，她的猪成了她的一个精神寄托。父亲一说猪就会顿时生气吵架，她只好任着父亲独自吸着纸烟，打发他听河南豫剧了；几个孩子一年中很少回家，除非过年过节或送猪饲料来住上二天，然后拍屁股快快走人，连队的熟悉人几年前也走了。她只好将自己的所有力量，所有聪明才智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奉献到养猪这个艰巨的岗位上，发挥着充沛的积极性主动性，一年四季中，每天必不可少的喂食，她常常推着小车忙到深更半夜，就是过年期间也一样毫不例外。
母亲对猪的感情超出了对人的感情，她能够给一头一头大大小小的猪们起出富有农家气息的名字：一头身短圆脸的猪被叫做“苹果脸”一头肥头大耳颇有皇帝气派的被叫做“白元帅”一头常偷跑偷吃的小猪被称为“心眼”一头常常哼哼叽叽、瘦拉叭叽的猪被称为“妹妹”她常常在“八戒”内讧期间，伸出一根手指，以一声威严的怒吼，瞬间平定掉骚乱的场面，又能以一句体贴的话语，让一头厌食的猪高高兴兴地走到猪食槽前狼吞虎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