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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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我用颤抖的手写下这个题目，但都颤抖着而竟没有完成。我已经写了许多年，用心、用血，在从军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都在写着这个题目。
高考的那一年，十载寒窗的辛苦给我带来了意料中的惊喜，超出本科线六十多分的成绩使我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北大、复旦、南开、人大──但最后我还是踏上了开往军校的列车。
老师、同学甚至于妈妈都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只能笑而不语，因为积郁心底难以化解的恋父情结，我无法向任何人诉说。
曾有一段时间，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于每一次失眠与困顿，我都在想，想、想、想我的父亲。
十岁的那一年，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而那时父亲也已死了十年。父亲的死如同父亲自身一样，陌生的常常令我颤栗，我从未见过父亲，甚至于他的一件半件遗物；我唯一见到的，是父亲尸体腐烂之后仅存的白骨。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欢跃的童年便宣告死了，死了，再也不会复生。后来我才明白每个人的气质、性格都可以从他的童年生活里找到必然的印迹。
我无没抹去父亲的那具白骨在心灵深处的刺痛，也许正因为此，我对活生生的父亲的渴望才如此强烈。在我成长的烦恼的岁月里，对父亲的思念和追随使我一步步地远离母亲，这件心事使我无法面对母亲苍老的垂泪的面孔。我知道这件事最不可以告诉的一个人，便是我最该亲近的母亲，但我不能够对她讲，我不可以对她讲，然而事实如此：我在远离母亲。
假如父亲还在，假如父亲不只是出现在我童年的梦幻里，假如母亲不是因了父亲的重担而过早地伛偻了肩背，假如母亲不是因为过多地流泪而尽逝眼底的光辉，假如假如假如事实不是事实，一切不是一切，我想我就不会有如此痛彻肺腑、如此深、如此深深无极的愧疚。
十岁的那一年，母亲带我去给父亲迁墓。棺材木历经十年的沧桑已变得软糊糊的了，象泡软的纸，一碰就碎一具白森森的骨头，泛着冰凉的眩目的光那时候，世界仿佛全由这架白骨组成，我感觉那架白骨动起来、飞起来，一下一下地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头颅。啊，那一刻，从来都是柔声细气的母亲是怎样地突然发出一声犹如母狼般尖利的干嚎，我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一群蛀虫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五脏六肺。
我想大喊、我想逃走，我不要白骨爸爸！然而我却没有走开，我只是定定地一动不动地痴痴傻傻地站在那里，甚至于都喊不出我想喊的“妈妈呀”──把温情脉脉的爸爸和冷气森森的白骨联系在一起，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吗？也许妈妈能，但那一刻，文质斌斌的尚算年轻的妈妈，是怎么样地突然间老泪纵横。
父亲的死意味着生活的日益艰辛，所以母亲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苍老，苍老得使我从来都不敢细细地端详她脸上的皱纹。我不愿目睹母亲的苍老，所以有几次差一点中途退学，以便能照料母亲。我想我长大了，长大了应该让母亲歇一歇，让我来挑起母亲的担子。
军校生活的磨练，我感觉自己坚强了、精干了，而母亲看见的却只是我的瘦，瘦骨伶仃的瘦。随着我求学生涯的开始，我便在一点点地远离母亲，而且似乎是愈隔愈远。每每我想宽慰母亲，却发现母亲也在竭力宽慰我，彼此慌忙地掩饰自己的伤痛，结果却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局促不安的困窘而产生误会。
“大三”那年寒假，母亲伤感而易流泪，鬓发全白了。春节过后不久伯父故去了，而我又要返回部队，军队里的事情不能耽搁。参加完伯父的葬礼，匆匆忙忙我就要离她而去。
冬天的夕阳来的特别早，母亲斜倚着大门送我，脸上挂着一抹夕阳的残红，我不敢将它归为幸福的红晕。我低了头，走了几步忍不住回过身来，母亲依旧是那个姿势，手抚着鬓角被风吹乱的白发我不想让自己的泪水流出来，我赶紧扭转身，狠命地蹬车，车行好远，我忍不住再次回头，母亲依旧斜倚着门框“回去吧，妈妈”我大声地喊，妈妈没动，一动也没动，我想我的喊声妈妈已经听不见了，听不见了，我要让妈妈听见，让妈妈听见。
我掉转车头骑回去，母亲脸上依旧是夕阳中的那抹红晕，母亲开口说话，那话令我心碎：
“你伯父死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
“妈妈”我知道妈妈要说什么，伯父死了，妈妈与伯父几近同龄。
我的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
母亲笑着安慰我，拭去我眼角的泪。
那笑发出一缕光辉，一缕永恒的将会缠绕我终生的光辉；我如风中冰冻的赤裸的孩童，抖抖地说不出一句话。
当我坐在闷闷的车厢里，我便开始细细地翻检我成长过程中每一个远离母亲的脚印。因为我有那么一个父亲，我固执地要摆脱那具白骨给我的刺痛，我苦苦地追寻着活生生的父亲， 因而不自觉地就要逃离母亲──逃离母亲的爱、母亲的宠、母亲的疼。
在因我的逃离而与母亲日渐隔膜的日子里，我心酸地无法判断自己的对错。
我到军队似乎是势所必然。
在军队里得到的，是母亲所不能给予的、坚忍顽强的父亲的品性！这也正是我在逃离母亲奔赴军队的列车上，即使在感情上也无法分辨自己是对是错的原因。
在我埋藏着的深深的记忆里，孩童的我最早从军人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童年的记忆顽强地激动着我，抹也抹不去。
小时候，家乡常有解放军野营拉练，我迷恋上了部队，我崇敬军人，我崇敬军人那种刚毅、果敢、宽宏、伟岸的父亲般的品性。有个大胡子叔叔常常来照料我们，使我和妈妈倍受感动；也许那位解放军叔叔并未长胡子，只是童年的记忆里，我愿意他长上胡子，从他身上我找到了母亲的眼泪里所没有的力量和果敢。
那些日子，我愿意整日整夜地跟随着他们摸爬滚打，象孩子追随父亲一样兴趣盎然；然而终于有一天，部队要开拔了，那时我便知道部队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我向他笑，我冲他哭，我把眼泪和鼻涕一起抹在他肥大的军裤上，我希望他明白我的心事，明白我想要一个父亲，我要跟父亲一起闯荡世界，然而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成年人不可理喻的微笑：“等你长大了──”
等我长大了，当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的人生，在高考的那一年，我的志愿便填上了军校，我便真的成了一名军人，做完了我多年未醒的梦，同时我也开始明白，我真的找到了梦中的父亲，那便是军队，那便是军校！
四年磨一剑，军校生活的结束，意味着对父亲的追寻暂时告一段落。我长大了，我成熟了，而这种长大，这种成熟，正是军队所赋予的。军校具有父亲一样的品格，父亲与母亲爱孩子的方式皆然不同，母亲爱孩子感情胜过理智、宽容多于鞭策；而父亲爱孩子理智重于感情，鞭策压倒宽容。父亲爱孩子便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完全地继承自己的事业。父亲给予孩子以进取的动力，父亲赋予孩子最可宝贵的品格：理性、纪律和责任。军队给我的也正是这些，那是我苦苦追寻的父爱的阳光！
很多次，我用颤抖的手写下这个题目，但都颤抖着而竟没有完成。我已经写了许多年，用心、用血，在从军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都在写着这个题目。
高考的那一年，十载寒窗的辛苦给我带来了意料中的惊喜，超出本科线六十多分的成绩使我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一所名牌大学，北大、复旦、南开、人大──但最后我还是踏上了开往军校的列车。
老师、同学甚至于妈妈都不解地问为什么，我只能笑而不语，因为积郁心底难以化解的恋父情结，我无法向任何人诉说。
曾有一段时间，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于每一次失眠与困顿，我都在想，想、想、想我的父亲。
十岁的那一年，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而那时父亲也已死了十年。父亲的死如同父亲自身一样，陌生的常常令我颤栗，我从未见过父亲，甚至于他的一件半件遗物；我唯一见到的，是父亲尸体腐烂之后仅存的白骨。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欢跃的童年便宣告死了，死了，再也不会复生。后来我才明白每个人的气质、性格都可以从他的童年生活里找到必然的印迹。
我无没抹去父亲的那具白骨在心灵深处的刺痛，也许正因为此，我对活生生的父亲的渴望才如此强烈。在我成长的烦恼的岁月里，对父亲的思念和追随使我一步步地远离母亲，这件心事使我无法面对母亲苍老的垂泪的面孔。我知道这件事最不可以告诉的一个人，便是我最该亲近的母亲，但我不能够对她讲，我不可以对她讲，然而事实如此：我在远离母亲。
假如父亲还在，假如父亲不只是出现在我童年的梦幻里，假如母亲不是因了父亲的重担而过早地伛偻了肩背，假如母亲不是因为过多地流泪而尽逝眼底的光辉，假如假如假如事实不是事实，一切不是一切，我想我就不会有如此痛彻肺腑、如此深、如此深深无极的愧疚。
十岁的那一年，母亲带我去给父亲迁墓。棺材木历经十年的沧桑已变得软糊糊的了，象泡软的纸，一碰就碎一具白森森的骨头，泛着冰凉的眩目的光那时候，世界仿佛全由这架白骨组成，我感觉那架白骨动起来、飞起来，一下一下地重重地敲击着我的头颅。啊，那一刻，从来都是柔声细气的母亲是怎样地突然发出一声犹如母狼般尖利的干嚎，我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一群蛀虫密密麻麻地爬满了五脏六肺。
我想大喊、我想逃走，我不要白骨爸爸！然而我却没有走开，我只是定定地一动不动地痴痴傻傻地站在那里，甚至于都喊不出我想喊的“妈妈呀”──把温情脉脉的爸爸和冷气森森的白骨联系在一起，一个十岁的孩子能吗？也许妈妈能，但那一刻，文质斌斌的尚算年轻的妈妈，是怎么样地突然间老泪纵横。
父亲的死意味着生活的日益艰辛，所以母亲以比别人更快的速度苍老，苍老得使我从来都不敢细细地端详她脸上的皱纹。我不愿目睹母亲的苍老，所以有几次差一点中途退学，以便能照料母亲。我想我长大了，长大了应该让母亲歇一歇，让我来挑起母亲的担子。
军校生活的磨练，我感觉自己坚强了、精干了，而母亲看见的却只是我的瘦，瘦骨伶仃的瘦。随着我求学生涯的开始，我便在一点点地远离母亲，而且似乎是愈隔愈远。每每我想宽慰母亲，却发现母亲也在竭力宽慰我，彼此慌忙地掩饰自己的伤痛，结果却不约而同地陷入一种局促不安的困窘而产生误会。
“大三”那年寒假，母亲伤感而易流泪，鬓发全白了。春节过后不久伯父故去了，而我又要返回部队，军队里的事情不能耽搁。参加完伯父的葬礼，匆匆忙忙我就要离她而去。
冬天的夕阳来的特别早，母亲斜倚着大门送我，脸上挂着一抹夕阳的残红，我不敢将它归为幸福的红晕。我低了头，走了几步忍不住回过身来，母亲依旧是那个姿势，手抚着鬓角被风吹乱的白发我不想让自己的泪水流出来，我赶紧扭转身，狠命地蹬车，车行好远，我忍不住再次回头，母亲依旧斜倚着门框“回去吧，妈妈”我大声地喊，妈妈没动，一动也没动，我想我的喊声妈妈已经听不见了，听不见了，我要让妈妈听见，让妈妈听见。
我掉转车头骑回去，母亲脸上依旧是夕阳中的那抹红晕，母亲开口说话，那话令我心碎：
“你伯父死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轮到──”
“妈妈”我知道妈妈要说什么，伯父死了，妈妈与伯父几近同龄。
我的眼泪唰唰地流了出来。
母亲笑着安慰我，拭去我眼角的泪。
那笑发出一缕光辉，一缕永恒的将会缠绕我终生的光辉；我如风中冰冻的赤裸的孩童，抖抖地说不出一句话。
当我坐在闷闷的车厢里，我便开始细细地翻检我成长过程中每一个远离母亲的脚印。因为我有那么一个父亲，我固执地要摆脱那具白骨给我的刺痛，我苦苦地追寻着活生生的父亲， 因而不自觉地就要逃离母亲──逃离母亲的爱、母亲的宠、母亲的疼。
在因我的逃离而与母亲日渐隔膜的日子里，我心酸地无法判断自己的对错。
我到军队似乎是势所必然。
在军队里得到的，是母亲所不能给予的、坚忍顽强的父亲的品性！这也正是我在逃离母亲奔赴军队的列车上，即使在感情上也无法分辨自己是对是错的原因。
在我埋藏着的深深的记忆里，孩童的我最早从军人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童年的记忆顽强地激动着我，抹也抹不去。
小时候，家乡常有解放军野营拉练，我迷恋上了部队，我崇敬军人，我崇敬军人那种刚毅、果敢、宽宏、伟岸的父亲般的品性。有个大胡子叔叔常常来照料我们，使我和妈妈倍受感动；也许那位解放军叔叔并未长胡子，只是童年的记忆里，我愿意他长上胡子，从他身上我找到了母亲的眼泪里所没有的力量和果敢。
那些日子，我愿意整日整夜地跟随着他们摸爬滚打，象孩子追随父亲一样兴趣盎然；然而终于有一天，部队要开拔了，那时我便知道部队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
我向他笑，我冲他哭，我把眼泪和鼻涕一起抹在他肥大的军裤上，我希望他明白我的心事，明白我想要一个父亲，我要跟父亲一起闯荡世界，然而他只是给了我一个成年人不可理喻的微笑：“等你长大了──”
等我长大了，当我可以自由地选择我的人生，在高考的那一年，我的志愿便填上了军校，我便真的成了一名军人，做完了我多年未醒的梦，同时我也开始明白，我真的找到了梦中的父亲，那便是军队，那便是军校！
四年磨一剑，军校生活的结束，意味着对父亲的追寻暂时告一段落。我长大了，我成熟了，而这种长大，这种成熟，正是军队所赋予的。军校具有父亲一样的品格，父亲与母亲爱孩子的方式皆然不同，母亲爱孩子感情胜过理智、宽容多于鞭策；而父亲爱孩子理智重于感情，鞭策压倒宽容。父亲爱孩子便希望他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完全地继承自己的事业。父亲给予孩子以进取的动力，父亲赋予孩子最可宝贵的品格：理性、纪律和责任。军队给我的也正是这些，那是我苦苦追寻的父爱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