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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天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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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创立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时代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1]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就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父亲是大夫，他们就是君子。王子、公子和君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知道，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
这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臣子和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所以，天子只能算是总经理，不能算是董事长，王族也不是董事会。
子公司则有两级。天下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的子公司叫“家”，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家，是子公司的子公司。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或者说，三级授权，层层负责。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按照同样的道理，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就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
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中华民族的许多智慧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说，天下的产权属于天子。
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3]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
周人创立的新制度和新秩序，是一盘很大的棋。
一着不慎，也可能满盘皆输。对士的忽略，就是隐忧。
嫡长子
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
嫡，就是正妻。妻与夫相匹敌，所以叫嫡。妻生的儿子，就叫嫡子。嫡子当中第一个生出来的，叫嫡长子。
与嫡相对的叫庶。
庶，有众多（庶众）、渺小（庶几）、庞杂（庶务）、卑微（庶民）等意思。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庶的本义既然是众多，那就意味着卑贱。
不过，庶子的地位低于嫡子，却并不因为嫡子的人数一定少，而因为庶子的母亲人数多。嫡子的母亲是妻，只能有一个；庶子的母亲是妾，可以有若干。按照西周的婚姻制度，贵族男子都可以有妻有妾。最低一等的一妻一妾，中高级贵族一妻多妾。这就叫“一夫一妻多妾制”。
一妻多妾，也是宗法制的内容之一。
妾既然人数众多，当然是庶。事实上，妾这个称谓就带贬义。它的本义是女奴，最早的女奴则是女性战俘。战俘们要保命，只能做奴隶，于是“男为臣，女为妾”。原始时代的妾，很可能就是被胜利者随便占有的女人，而且仅仅因为她们是俘虏。那时，战俘可是没有什么人权的。[1]
后来的妾，也一样。
依照“一妻多妾制”，妻妾的来历就不同。妻叫娶，妾叫纳。妻，必须门当户对，明媒正娶，才能与夫匹敌，也才能叫嫡。纳妾，则可以偷，可以抢，可以买，可以骗，还可以死缠烂打。因为妾不必有身份和地位。她可以是夫人的陪嫁，父母的丫环，青楼的女子，朋友的歌姬。因此，父母可以赏，朋友可以送，自己可以要，甚至霸王硬上弓。妾既然如此地来路不明，其地位可想而知。
也因此，这样一种制度，就只能叫“一妻多妾”，不能叫“一夫多妻”。
结果，是她们的儿子也不平等。
实际上，不但庶子与嫡子不平等，嫡子与嫡子也不平等。地位最高的是“嫡长子”；其次是“次子”，也就是妻的其他儿子；再次是“庶子”，也就是妾的儿子。但他们的父亲却是同一个人，而且是贵族。如果父亲是周王，他们就是王子；父亲是诸侯，他们就是公子；父亲是大夫，他们就是君子。王子、公子和君子，也要分三六九等？
要的。原因，在继承权。
天子、诸侯、大夫，遗产很多。爵位、领地、财产、权力，这些都要有人继承。有权继承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因为天子的王族，诸侯的公族，大夫的氏族，跟全社会一样都实行“父家长制”。这也是宗法制的又一个内容。但所有的儿子都来继承，却不行。有些东西比如财产，可以分。爵位和权力，就分不了，只能传给一个儿子。
这就必须立个规矩。
没有规矩，儿子们打起来，可就无法维稳了。
宗法制，就是立规矩的。
周人立的规矩，叫“嫡长子继承制”。说白了，它就是当时的继承法，只不过不是民法，是礼法。这是宗法制的核心和关键。我们知道，族的第一代叫祖，第二代叫宗。祖是开创者，只能该谁是谁。宗是继承者，必须有继承之法。宗法制就是规定谁为“宗”的，所以叫“宗法”。
换言之，宗法就是“定宗之法”。
这才有了嫡长子继承制。按照这种制度，不但父亲的爵位和权力，就连父系家族的血统，原则上都只能由嫡长子来继承，除非没有嫡长子（正妻无出），或嫡长子无法继承。反过来，如果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不曾中断，那么，这样的传承就叫“嫡传”，这样的体系就叫“嫡系”，这样的血统就叫“正统”，这样的宗派就叫“正宗”。
这就是宗法三要素——
一、父家长制；
二、一夫一妻多妾制；
三、嫡长子继承制。
但，这跟封建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大一个家
关系就在所有的贵族都是世袭。
世袭，就有继承权的问题。爵位，却只有一个。所以贵族比任何人都更重视宗法。依照宗法制，天子、诸侯、大夫，都只能传位于嫡长子。其他儿子，包括其他嫡子，连血统都不能继承。但这些公子王孙，毕竟都是“贵二代”，总不能撒手不管，让他们流离失所吧？
也只有一个办法：分封。
分封也简单。天子的嫡长子做了天子，他嫡出的弟弟和庶出的哥哥，就分出去做诸侯，或者留在王国做公卿。同样，诸侯的嫡长子做了诸侯，他的弟兄们就封土立家，分出去做大夫。宗法制与封建制，严丝合缝，合二为一了。
结果是什么呢？
天下为家。
这也是必然的。首先，天子是“天”的嫡长子，所以叫“天子”。诸侯则是天子的兄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兄弟。虽有嫡庶之分，却总归是兄弟。大夫和诸侯，跟天子既然是这种关系，岂能不“四海之内皆兄弟”？
当然，这里说的是姬姓诸侯。但天子与异姓诸侯，以及姬姓诸侯和异姓诸侯之间，却有婚姻关系。比如姬姓与姜姓，秦国与晋国，就长期通婚，所以婚姻也叫“秦晋之好”。这样一来，天子、诸侯、大夫，不是兄弟就是叔侄，要不就是翁婿、郎舅、连襟、亲家。说到底，还是“一家子”。
这真是“好大一个家”。子女，就是臣子和广大民众；父家长，则是各级君主。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被分别叫做子民和君父。这种称谓的起源已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直到明清还在使用，思想源头则在周。
不过，周天下这个“家”是有层级的。周天子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也是天下子民的“总爸爸”。以下，诸侯是“二级爸爸”，大夫是“三级爸爸”，小民则是“子女”，叫“子民”。
子女也要成家立业，这些家庭也都有祖宗。以祖宗为统绪，家庭构成家族，家族构成宗族。宗族从属和依附于大夫构成氏族，大夫是族长。氏族从属和依附于诸侯构成国族，诸侯是族长。国族从属和依附于天子，就构成民族。这个民族在西周叫夏，春秋叫华，后来合称华夏，周天子是总族长。
难怪学术界普遍认为，华夏国家和华夏民族的正式形成是在周，只不过这国家和民族被说成或看成一个“巨型家族”。
同时，它也是“好大一个公司”。
周天下这个公司是“家族型”的，也有总公司和子公司。总公司叫“天下”，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因为天子的治权是天授的，天下的产权也是上天的。所以，天子只能算是总经理，不能算是董事长，王族也不是董事会。
子公司则有两级。天下的子公司叫“国”，董事长是天子，总经理是诸侯。国的子公司叫“家”，董事长是诸侯，总经理是大夫。因为大夫之“有家”，来自诸侯的授权；诸侯之“有国”，来自天子的授权。上天授权天子叫“天命”，天子授权诸侯，诸侯授权大夫，则叫“封建”，包括“封邦建国”和“封土立家”。家，是子公司的子公司。
关系 董事长 总经理 授权方式
天下 总公司 天 天子 天命
国 天下子公司 天子 诸侯 封邦建国
家 国的子公司 诸侯 大夫 封土立家
嘿嘿，三级所有，层层转包。
或者说，三级授权，层层负责。
因此从理论上讲，天子有权收回诸侯的封国，诸侯也有权收回大夫的采邑。这也是有文献记载和文物证明的。当然，按照同样的道理，上天更是有权收回天下。只不过，那事儿可就闹大了。它在历史上，就叫“革命”。
革命，会发生吗？
会。
因为“公司”有问题。
姬周株式会社
周天下这家公司，有点像“株式会社”。
株式会社是日本和韩国的说法。日文和韩文的“株”就是股权和股份，一股就叫“一株”。所以，株式，就是股份制；株式会社，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显然，株式会社的株，不是守株待兔的株，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周天下看作一棵“树”。井田，就是叶子；村社，就是花果；庄园，就是枝条；采邑，就是分枝；封国，就是支干；天下，则是主干。
哈哈！有这么一棵树也很好，大树底下好乘凉。
可惜树太大，也麻烦。
比方说，树大招风。
招风也是肯定的。毕竟，周人只是得到了“中国”。周边地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是“风口”，谁知什么时候“风乍起”？一齐刮起来，更成了“龙卷风”。事实上，后来西周灭亡，平王东迁，就因为“西北风”。
看来，如果树大，那就必须根深。
所以，周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跟日本企业家一样，都主张“和”，只不过中国讲“和谐”，日本讲“和拢”。日本人认为，从老板到员工，都应该把企业看作一个大家庭。为了避免家庭内部发生冲突，每个人都有责任“维稳”，有义务“维和”。这样才能“拢在一起”，长足发展，共同致富。
这就叫“和拢经营”。
日本和韩国，是常常被看作“儒家资本主义”之成功范例的。这其实似是而非。没错，中华文明确实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中华民族的许多智慧也被成功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却不是儒家思想，而是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契约精神、法治原则。至少，他们产权明晰。株式会社的资本，是股东们一株一株凑起来的。如果不想血本无归，那就必须和衷共济。
更重要的是，产权明晰，就责任明晰，权利明晰。大家都是公司的股权人，为公司奋斗就是为自己奋斗，谁不努力？
周天下却“产权不清”。
谁都知道，周天子的资本，其实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然而按照“君权天授”的理论，却被说成是“天命空降，直接下载”，因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也就是说，天下的产权属于天子。
这样一来，全部股权便都是周王的，只不过分给了大家。分配的结果，是诸侯和大夫得到了“原始股”，士农工商得到了“技术股”。这当然也未尝不可。既然都是股权人，就应该同心同德，才能把自己的股份变成“绩优股”。
可惜这最终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姬周株式会社既不生产，更不分红。公司总部只知道收管理费，生存发展全靠诸侯的国和大夫的家自力更生。时间长了，谁干呀？
其次，这家公司也不上市。不上市又要分蛋糕，还都想多吃多占，就只有窝里斗，结果“外战外行，内战内行”。
更重要的是，你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请问有授权书吗？有产权证吗？没有。那好，我们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说是你的资本？我们创造的财富，凭什么说是你的股权？你能从皇天下载，难道我不能？你能把股权人从殷商变成周，难道我不行？不信革一回命试试？
于是到了战国，周天下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资不抵债彻底破产。
这就是产权不清的后果。
不过在西周初年，却没人想这些。毕竟，公司的破产要到五百年后。周人再有“忧患意识”，也想不到那么远。何况大家都吃了定心丸。嫡长子固然地位无法撼动，次子和庶子也都可以各奔前程。那就和谐吧！
但，这里面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天子诸侯的次子庶子可以再分封，大夫的呢？
重大失误
做不了大夫的贵族子弟，就做“士”。
士阶层的出现，是宗法制和封建制的必然结果。因为按照宗法制，次子和庶子不能袭爵；按照封建制，封到大夫就不能再封。因此，大夫的儿子如果没有继承权，就只有贵族身份，没有贵族爵位。
于是，这些无爵可袭的大夫之子，也包括家道中落的公子王孙，以及王室和公室的旁支远亲，便构成最低一级的贵族，叫做“士”。
士，在历史上极为重要。
重要性是逐渐显示出来的。如果说西周是王的时代，东周是诸侯的时代，春秋是大夫的时代，那么战国就是士的时代。那时的士，周游列国，朝秦暮楚，拉帮结派，合纵连横，演绎出一幕又一幕惊心动魄的活的戏剧。
秦汉以后，我们民族进入帝国阶段，废封建，行郡县，诸侯和大夫这两级贵族都被消灭。除了皇族，所有人都是平民。于是，士便成为平民之首，与其他阶层合称“士农工商”。从汉帝国到清帝国，官僚集团主要由士组成，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士族”。士，最终成为中国历史的主人，尤其是中国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主人。
这并非没有原因。
首先，周代的士，是贵族，也有贵族的权利和待遇。权利包括祭祀权、参政权和从军权，待遇则低于王侯大夫，高于平民。比方说，婚姻，一妻一妾；祭祀，三鼎二簋；乐舞，二佾（读如异），也就是舞女两行。
但作为贵族，士“有权利，无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治权。因为天子、诸侯、大夫都有领地，比如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这些领地，经过了授土、授民和授爵三大程序，因此领主不但有财权，还有治权。
士就没有领地，只有食田，也就是某块田地的赋税归他，但对田里的农民不能统治。而且，还必须担任一定职务，才有食田，食田不是他的私产。拥有世职（世袭的职务）和世田（世袭的田地）的，是少数。
越来越多的士，都只能打工。
这就要有本事。实际上，但凡士，都多少有些能耐。他们或者有武艺，可以做战士、保镖、刺客；或者有文化，可以做史官、智囊、文秘；或者懂经营，可以做管家、会计、经纪人；或者会方术，可以治病、疗伤、看风水、配春药、传授房中术。再不济，也能“鸡鸣狗盗”。
显然，周代的士，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他们地位不高不低，人数不多不少，能量不大不小，最适合培养为中产阶级。苟如此，就能形成巩固各级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
然而周人最大的失误，就在这里。
从西周大封建开始，真正得到实权和实惠的，是诸侯和大夫。最后养肥的，也是这些中上层贵族。这对“中央”其实是不利的。因为诸侯和大夫越强大，天子就越虚弱。强枝弱干的结果，是周王室成为皮包公司，周天子成为光杆司令，最后连橡皮图章都当不成。
一并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封建秩序。因为诸侯可能强于天子，大夫也可能强于诸侯。子公司超过总公司，岂能不乱？只不过，春秋是诸侯架空天子，比如“五侯争霸”；战国则是大夫灭了诸侯，比如“三家分晋”。
但无论哪一种，士都是帮凶。
但同时，挺身而出希望救世的，也是士。这就是先秦诸子。其中，儒家代表文士，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都是士的代表。只不过，他们的方案各不相同，甚至认为那世界无药可救。
同样是士，为什么有的助纣为虐，有的救苦救难，有的袖手旁观，如此不同呢？
因为有君子，有小人。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小人，也来自宗法和封建。
依照宗法制，贵族的次子和庶子，也可以开宗立派，只不过嫡长子立的叫大宗，次子和庶子的叫小宗。但依照封建制，天子的小宗却是诸侯，那可是国族的大宗。同理，大夫是国族的小宗，同时是氏族的大宗；士是氏族的小宗，同时是宗族的大宗。所以士可以一妻一妾。甚至士人的族如果庞大，他的次子和庶子，还能成为家族的族长。
但只要算一笔账，谁都清楚这世界上是大宗多还是小宗多。而且，只要贵族们的世代足够长久，族就会裂变，变出更多的小宗，小宗的人数也会越来越多。这就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特殊阶层——小人。
小人，就是“小宗之人”。
相反，嫡长子则总是贵族。诸侯的嫡长子是国君，大夫的嫡长子是家君。那好，周王的儿子是王子，公侯的儿子是公子，家君的儿子就是君子。这，倒是不论嫡庶的。所有家君之子，都是君子，即士。甚至宗族的族长，由于俨然君主，他的儿子也可以叫君子，至少嫡长子可以。
君子，就是“君主之子”。
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本义——大宗之子和小宗之人。这时，作为贵族，小宗之人也是“人”，地位至少比“民”高。民，是平民和奴隶。人与民，并不平等。
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天长日久，子子孙孙，贵族们那些庶子的庶子的庶子，就不但只能是小宗的小宗的小宗，甚至不再是“人”。低级贵族之小宗，更是如此。
这就产生了第二种含义：君子是贵族，小人是平民。
贵族与平民是阶级，也是等级。由于是等级，后来又指品级，也就是君子高贵、高尚、高雅，小人粗俗、低俗、庸俗。原因也很简单：文化和教育资源不一样。君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然“三高”；小人甚至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当然“三俗”。
再后来，阶级的意义没有了，品级的意义也淡化了，变成了“品类”：君子是好人，小人是坏人。或者说，君子道德高尚，小人品质恶劣。阶级讲身份，等级讲地位，品级讲品位，品类讲品质，都是君子高，小人低。
这是君子和小人的第三种含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有歧视，却不等于没意义。意义是对士的。因为王之子是王子，公之子是公子。所谓“君子”，主要指大夫的儿子，即家君之子，也就是士。士，可是在贵族和平民之间荡秋千的。你自强不息，就仍是君子；你自甘堕落，就沦为小人。因此，必须树立君子之德，弘扬君子之风。尽管那最后的结果，不过是成为精神贵族。
然而这很重要。
事实上，有精神贵族，才有贵族精神。贵族精神不是摆谱、撒娇、端架子，而是高贵、自律、守底线，独立、自由、有尊严。为此，他们倒驴不倒架，可杀不可辱，宁肯杀身成仁，不肯苟且偷生。
这样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
因此，正如不能没有中产阶级，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精神贵族。然而纵观中国历史，从先秦到唐宋，虽无中产阶级，却有精神贵族。但到明清以后，专制日盛，斯文扫地，精神贵族和贵族精神都日见稀缺，甚至被赶尽杀绝。中华文明的精神，可谓命悬一线！
但这是后话，现在还看西周。
算盘未必总如意
说起来，周天下其实算得上树大根深。
周的根，在农村。
这并不奇怪。周，原本就是农业民族。何况在邦国制度的框架下，诸侯的国，大夫的家，都是自主经营。大夫的财政收入当然来自采邑。诸侯的则不但来自全国，自己也会有一块自留地，就像天子拥有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周王国。
周王国其实就是周天子的采邑。它既是政治实体，也是经济实体；既是周天下的“中央政府”，也是周天王的“独立王国”。后来周天子被架空和颠覆，就因为周王国每下愈况，综合国力不但不如诸侯的封国，甚至不如大夫的采邑。
采邑是周的基层政权组织，地位相当于后来的县，规模相当于现在的乡。采邑中有村社，大一点的或者还有庄园、牧场和森林。城堡之外的郊野，则是八户或十户农民编组耕种的井田。管理采邑事物的，是大夫的家臣。
家臣都是士，职务则各有分工。职位高的叫宰，是大夫的大管家。孔子的学生子路和冉有，便做过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宰。但这已经是春秋了。西周时期，家臣应该都是不能袭爵的家君之子。他们既然不能像嫡长子那样接班做家君，也就只好去做家臣，帮助父兄“齐家”。
这是合理安排，也是如意算盘。
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周天下其实很大。不要说远在天边的周王，就连大国的诸侯和大邑的大夫，距离子民也很远。真正在第一线接触民众的，就是家臣。
所以家臣至关重要，然而君主们却大可放心。因为家臣是大夫的子弟，大夫又是诸侯的子弟，诸侯则是天子的叔伯、舅舅、兄弟、子侄、女婿、连襟、妹夫、丈人。这样的江山，岂非铁打铜铸？这样的政权，岂非稳如泰山？
至少，那根子也扎得够深的了。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天算是什么呢？是日子久了，血缘就淡薄，关系就递减。这是自然规律。所以，用血缘和婚姻来维系政治联盟，可以奏效但不能持久。再大再和谐的族群也要分家，四世同堂就到了顶，接下来便是五世而斩。
何况周天下这个总公司原本就是虚的，实体是诸侯的国，后来还有大夫的家。实际上，从西周到东周，发展的趋势就是强枝弱干。不但诸侯变得尾大不掉，就连大夫也后来居上，请问那还能维持吗？
没错，凡事有利就有弊，算盘未必总如意。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事，是没有的。但始料不及的，是问题会出在家臣。
家臣有什么问题？
忠心耿耿。
奇怪！忠心耿耿不好吗？好。但家臣不是忠于国君，更不是忠于天子，而是忠于大夫。因为大夫是家君，他们是家臣。所以他们公开宣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
于是，爱家不爱国，便成了家臣的职业道德。公元前530年，鲁国大夫季孙氏的一个家臣在宫廷斗争中站在国君一边，结果成了过街的老鼠。乡亲们讥讽地说：我有一块菜地，长的却是草皮。身为家臣而心系国君，太有才了你！[2]
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是啊！原本希望家国一体，结果变成家国对立；原本用于维稳的手段，却变成最不稳定的因素，岂非莫大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家臣的理论。
我们知道，周公他们为了巩固政权，曾经提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个理论，从诸侯、大夫到家臣，便都应该忠于周天子。然而家臣们的说法，却是“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封略，就是大夫的采邑；君，则是家君，也就是大夫，没诸侯什么事，更没天子什么事。[3]
这简直就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
毫无疑问，这里面肯定有一个转变的过程。起先，是王土变成了国土，然后又变成了君土（家君之土）。与此相对应，王臣也就会先变成侯臣（诸侯之臣），再变成家臣（家君之臣）。这时的周天子，可真是鞭长莫及了。
因此，家臣们心目中的君臣关系，便只存在于采邑之中。什么镇守边疆，捍卫王室，不过一句空话。就连保家卫国也只能做到一半：他们只保家，不卫国。
周公，你想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