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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错中之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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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蒙骗，只有少数智者能够察觉到深藏的真相。
——菲德洛斯
1
师父的手指落在了尸体的后背上。手指沿着尸体的脊柱，从后脑滑到了骶骨[1]，尸体后背黏附的水渍在他的指尖滑开，仿佛被辟开了一道分水岭，手指经过的印记清晰可见。
“为什么不打开后背？”随着手指的滑行，师父的眉头也渐渐拧成一团。
作为分管刑事技术的副总队长，我的师父陈毅然算是公安厅几位老总里脾气最为随和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他，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给我们讲冷笑话，总队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和他打成一片。现在他的表情可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我的心里默默打起了鼓。
“这个，咳咳。”石培县公安局主检法医桂斌清了清嗓子，准备接过话茬儿。
“没有问你。”师父把桂法医的话硬生生地挡了回去，“我在问秦明，为什么不打开后背？”
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张了张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师父的手指又沿着尸体的脊柱滑动了一下，在几个位置使劲儿摁了摁，说：“我觉得你们可能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听出师父的语气有所缓和，同门师兄弟大宝连忙为我解围：“因为这次我们是初勘现场，时间又比较紧，所以就按通用的术式进行了解剖，没有进行后背解剖。”
我在一旁使劲儿点了点头。
通常来说，法医对尸体进行的是“三腔”检验，也就是解剖颅腔、胸腔和腹腔，只有在特殊的案件中才会打开尸体的后背，对后背和脊髓腔进行解剖。
“不解剖，总要摁压检查吧？”师父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只要你们认真检查了，就会决定开背检验的。”师父用止血钳指了指刚才他用手指摁压过的地方。
“嗯……这个……主要……”大宝总是在理亏紧张的时候结巴。
我伸手摁压了师父指的地方，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师父看出了我的茫然，摇了摇头，说：“多学多练吧，还是经验有限啊。打开。”
为了弥补过失，我连忙拿起手术刀，沿着师父手指滑过的痕迹切了下去，刀落皮开，露出黄白色的皮下组织和红色的肌肉。因为紧张，刀口显得歪歪扭扭。
我和大宝站在尸体的两侧，一齐分离了尸体后背的皮肤，后背的整块肌肉顿时一览无余。肌肉的色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和损伤。
我停下了手里的刀，双手撑着解剖台的边缘，暗自窃喜，师父这次的判断似乎有误，刚才气氛那么紧张，不知道一会儿他要怎么自圆其说。
师父瞥了我一眼，冷笑了一声：“别高兴得太早，继续啊。”
被师父看穿了心思，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赶紧重新拿起手术刀，手忙脚乱地开始逐层分离尸体的背部肌肉。
“呀！”大宝的手忽然不动了。
我探过头去，心里顿时一阵发凉。
一个月前的早晨。
“准备什么时候和铃铛结婚啊？”师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却不急于进入主题，一边捻着香烟，一边问道。自从我把女朋友铃铛接到省城之后，开朗的铃铛很快就和总队的这帮家伙混了个脸熟。
“师父也开始八卦啦？”我四仰八叉地摊在师父办公室的沙发上，“我才二十八呢，不急不急。”
“别搁我这儿没大没小的，”师父说，“你现在是法医科的科长了，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要能服众。你之前的表现是不错，但要时刻警惕，小心阴沟里翻船。”
做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师父做做下属的政治思想工作当然是家常便饭，我早就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等你结婚了，又是婚假，又是封山育林，又是生孩子什么的。”师父接着说道，“那时候时间就紧了，利用现在的大好时光，你就多去跑跑现场，别光是跑大案了，小案也要跑。”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一惊，才回过神来。虽然是和平年代，全省各地的命案却也不少，只要发生一起命案，当地的公安机关法医就要向省厅上报情况，如果每起命案师父都让我去跑的话，我岂不是真的要四海为家了？到时候铃铛跑了，我和谁结婚？和谁度婚假？和谁生孩子去？
“也不是让你每起案子都去。”师父看我一脸无措的样子，忍不住乐了，“挑一些可能存在难点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我看就不错。”
师父扔给我一张纸，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公安机关内部的传真电报：
省厅刑警总队：
我市石培县昨夜发生一起案件，石培县居民孙先发在自家门口被人发现身受重伤，经抢救，医治无效，于今日凌晨五点死亡。目前我市支队已派出人员赴石培县同当地侦技人员开展调查工作。
特此报告。
石丹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这种案件我们也要去？”
“案件再小也是一条人命。”师父说，“去吧，搞细一点儿。”
刚从师父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李大宝又倒退着走了回来，从门口探出个脑袋，问：“那个，师父，去哪儿？我也去行不行？”
“你文件归档整完了没？”我说。
大宝一脸无奈：“那个太复杂了，我都弄一个礼拜了，我坐不住啊，我坐的时间长了痔疮会犯的，让我跑跑，跑跑呗！”
“大宝来省厅培训，可不是来培训怎么归档文件的。”师父显然是在帮大宝说话，“你俩一起去，还有，让痕检科派个人和你们一起，就叫林涛去吧。”
法医、痕检不分家，命案现场的勘查主要就靠这两大专业。林涛算是我的老搭档了，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勘查组，更是同一个学校毕业，同时进的省厅，只要对方没有别的突发事件，每次出勘现场我们总是出双入对，大宝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好“基友”，连铃铛有时候也跟着起哄。有了林涛一起出差，我的心情似乎又好了一些；但心情更好的应该是大宝，他一边准备着勘查箱，一边都快哼起歌来了。我拿起文件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说：“还笑，还笑，档案科回头来找我麻烦，我就找你麻烦。”
大宝挠挠头，得意地摆了个剪刀手，笑道：“出勘现场，不长痔疮，耶！”
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了石培县。车子开过石河边时，我不禁默默地望向窗外。一年过去，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那个曾经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却再也无法看到这美景了。[2]
已近中午，车子停在县城西北边缘的一个小村落，放眼望去，一座座两层的小楼依次排开，炊烟在小楼之间袅袅升起，饭菜的香味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嗅觉。
现场小楼的周围拉起了警戒带。这座小楼看上去和其他小楼没什么两样，外围围着一圈围墙，围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围墙的一角，几名痕检员正蹲在地上观察着什么，我没有上前打扰，而是径直走到石培县公安局的桂法医身旁：“师兄好！”
桂法医正在勘查箱里找着什么，被我吓了一跳：“秦科长，你什么时候到的？挺快啊！”
我笑了笑，直奔重点：“死者是什么人？”
“死者是个普通村民，叫孙先发，他老婆死了，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是一个人住。昨晚他去别人家帮忙料理丧事，到了晚上十点才离开。原先说好今天凌晨三点半再过去一趟帮忙出殡，但是办丧事那家等到四点还没有等到他。两户人家离得很近，走路就只有五分钟的距离。那家人出来找他，才发现孙先发躺在围墙角，当时还有呼吸，但已经失去意识了。”
“怎么是凌晨出殡？”我插话。
“是啊，这边的风俗就是天亮前要把逝者送到殡仪馆。”桂法医说，“没想到这个好心去帮忙的孙先发，也遭遇了不幸。”
“有抢救的过程吗？”
“基本算是没有。”桂法医说，“凌晨四点才发现人受了伤，报案人到处喊人来抢救，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孙先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医院的病历里记录的是孙先发被送到的时候，对光反射已经不灵敏了，抢救了大约半小时就没了呼吸心跳。”
“伤在哪儿？”我问。
“头。”桂法医说，“说是枕部有个挫裂创[3]，抢救时他的瞳孔也不等大。尸体直接从卫生院拉去殡仪馆了，我准备看完现场再过去。”
“那现在案子有头绪了吗？”我问到了最关心的问题。
桂法医瞥了一眼隔壁的院子，邻居家几口人进进出出，正准备在院子里搭桌子吃饭。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动机倒是不难找。孙先发原本帮忙办丧事那家的死者，生前和他就有私情。这个女人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和不少人都有暧昧。她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或许她的某个情人受了刺激，就把火撒到了孙先发的头上。”
2
“孙先发多大岁数？”我问。
“四十五。”桂法医顿了一顿，接着说，“他那位地下情人才二十多岁。”
“嚯，嫩草哪是那么好吃的。”我一边说，一边穿上现场勘查服，朝着痕检员们聚集的墙角走了过去。
“现场的痕迹物证太少了，”林涛早已蹲在那里，一边用静电吸附仪来回探测着，一边对我说，“我们还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地面上最显眼的就是一摊血迹，旁边还有一摊呕吐物。
“呕吐物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死者头部受伤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呕吐，再结合这摊血迹的形状，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死者倒地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死者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我边分析边顺着墙根往上寻找痕迹。
这面围墙的墙面没有粉刷，暴露在外的红砖颜色深沉，的确很难发现什么痕迹物证。我从勘查箱中拿出放大镜，沿着墙面一寸一寸往上移，一片深红之中，几个异样的斑点忽然跃入了眼帘。我连忙提取了一些可疑的斑迹，滴上几滴联苯胺试剂，滤纸很快被染成了翠蓝色。
“看来这几滴的确是血迹，”我说，“看血迹的形态，应该是喷溅或者是甩溅上去的。”
林涛用钢卷尺测量了一下，有些疑惑：“这几滴喷溅的血迹离地面只有二十厘米，这位置也太低了，难不成死者是趴在地上被别人打的？”
“听说死者头部只有一处创口，但人的头皮上没有什么较大的动脉血管，很难形成喷溅状的血迹形态，”我开始发挥法医的特长来推理，“所以，这里的血迹应该是甩溅血，也就是说，凶手用凶器打击了死者的头颅，血液黏附在凶器上，随着凶器的甩动，就被甩溅在了墙根处。”
从血迹上看来很难再推理出什么结论了，我转头问身边的侦查员：“第一个发现孙先发的人，有没有说他当时是什么体位？”
侦查员走到墙根处的血泊旁，比画了一下：“当时孙先发的头朝墙，脚朝院子大门，是仰卧着的。”
仰卧？我没有多想，先和林涛一起进屋继续观察。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孙先发生前或许是个非常勤快的男人。堂屋的家具杂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方桌的正中放着一串钥匙和两包未拆封的香烟。旁边是他的卧室，被子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
“看来现场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可以排除是因财杀人了。我估计啊，十有八九真的是情杀。”我看林涛上了二楼，转头对身边的大宝说。
“嗯，钥匙放在桌上，看来死者已经进屋了。”大宝念念有词，“这两包烟应该是办丧事那家给的香烟吧？”
“有一点很奇怪，死者已经进屋，但是并没有上床睡觉。”我和大宝走进卫生间，摸了摸挂在墙上的几条毛巾，“毛巾都是干燥的，没有洗漱的迹象。你觉得死者是刚进家门又出去被害的，还是凌晨准备出门的时候遇害的？”
大宝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笑了一下，说：“笨。凌晨四点死者就被发现倒在地上了，如果他是凌晨出门时遇害的，按照之前约好的出殡时间，他应该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出的门，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屋外能形成那么大一片血泊吗？”
大宝恍然大悟：“对啊！毕竟没有伤到大的动脉血管，头部的挫裂创能形成那么大的血泊，至少也应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结合现场的情况，被子是叠好的，钥匙在堂屋。”我说，“死者应该是刚进家门，就又出门了，出门后被别人袭击了后脑。不过有个问题，如果死者要出门，应该是往院子的大门方向走，可是他却往反方向的围墙墙根处走，这是为什么？他去墙根干什么？”
“那个，还有，他出门不带钥匙，应该是没关门，”大宝说，“可是报案人坚持说他到的时候，房屋的大门是紧锁的，难道凶手杀了人，还想着帮他关门？”
“我们到墙根那儿再看看。”我一边说，一边拎起勘查箱，出了小楼，走进院子里。
院子不小，离墙根五米处，有一间死者自己用砖头砌的小屋，小屋里放着扫把、畚箕等清扫工具。我和大宝相视一笑，原来这个勤快的小老头是来拿工具准备打扫卫生的。
“凶手应该是潜伏在房屋的门口，见孙先发走出房屋，走到墙根附近的时候动的手。”大宝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至于凶手为什么帮他关房门，就只有凶手知道了。”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小楼的二层。二层有一排铝合金的推拉窗户，靠近院墙的那扇窗户是开着的，林涛正在沿着窗框聚精会神地检查着。我对大宝使了个眼色，笑道：“林涛这小子还真是帅，怪不得那么多姑娘追他。”
“追的人多有什么用？”大宝说，“他还不是单身？哪有你幸福啊。”
远在二楼，林涛也听到了大宝的声音，他低头看到我，招呼道：“冬瓜，你看，这个死者还真是没有防范意识。这扇窗户是开着的，如果有人想入室盗窃，只要爬上围墙，就能用手够到开着窗户的窗台，然后就能翻窗入室了。”
“你妹啊，”我骂道，“什么冬瓜？大庭广众下你叫我外号干吗？”
大宝在一旁哧哧地笑，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笑什么笑，我猜啊，要不是死者自投罗网从屋里出来了，凶手还真说不准会用这种方式入室呢。”
大多数人往往被事物的表象蒙骗，只有少数智者能够察觉到深藏的真相。
——菲德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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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的手指落在了尸体的后背上。手指沿着尸体的脊柱，从后脑滑到了骶骨[1]，尸体后背黏附的水渍在他的指尖滑开，仿佛被辟开了一道分水岭，手指经过的印记清晰可见。
“为什么不打开后背？”随着手指的滑行，师父的眉头也渐渐拧成一团。
作为分管刑事技术的副总队长，我的师父陈毅然算是公安厅几位老总里脾气最为随和的一个。四十多岁的他，最大的爱好之一就是给我们讲冷笑话，总队的小伙子们都喜欢和他打成一片。现在他的表情可一点儿都不像是在开玩笑，我的心里默默打起了鼓。
“这个，咳咳。”石培县公安局主检法医桂斌清了清嗓子，准备接过话茬儿。
“没有问你。”师父把桂法医的话硬生生地挡了回去，“我在问秦明，为什么不打开后背？”
众目睽睽之下，我的脸一瞬间涨得通红，张了张嘴，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师父的手指又沿着尸体的脊柱滑动了一下，在几个位置使劲儿摁了摁，说：“我觉得你们可能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听出师父的语气有所缓和，同门师兄弟大宝连忙为我解围：“因为这次我们是初勘现场，时间又比较紧，所以就按通用的术式进行了解剖，没有进行后背解剖。”
我在一旁使劲儿点了点头。
通常来说，法医对尸体进行的是“三腔”检验，也就是解剖颅腔、胸腔和腹腔，只有在特殊的案件中才会打开尸体的后背，对后背和脊髓腔进行解剖。
“不解剖，总要摁压检查吧？”师父不客气地说，“我觉得只要你们认真检查了，就会决定开背检验的。”师父用止血钳指了指刚才他用手指摁压过的地方。
“嗯……这个……主要……”大宝总是在理亏紧张的时候结巴。
我伸手摁压了师父指的地方，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
师父看出了我的茫然，摇了摇头，说：“多学多练吧，还是经验有限啊。打开。”
为了弥补过失，我连忙拿起手术刀，沿着师父手指滑过的痕迹切了下去，刀落皮开，露出黄白色的皮下组织和红色的肌肉。因为紧张，刀口显得歪歪扭扭。
我和大宝站在尸体的两侧，一齐分离了尸体后背的皮肤，后背的整块肌肉顿时一览无余。肌肉的色泽很正常，并没有发现明显的出血和损伤。
我停下了手里的刀，双手撑着解剖台的边缘，暗自窃喜，师父这次的判断似乎有误，刚才气氛那么紧张，不知道一会儿他要怎么自圆其说。
师父瞥了我一眼，冷笑了一声：“别高兴得太早，继续啊。”
被师父看穿了心思，我的脸红一阵白一阵，赶紧重新拿起手术刀，手忙脚乱地开始逐层分离尸体的背部肌肉。
“呀！”大宝的手忽然不动了。
我探过头去，心里顿时一阵发凉。
一个月前的早晨。
“准备什么时候和铃铛结婚啊？”师父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却不急于进入主题，一边捻着香烟，一边问道。自从我把女朋友铃铛接到省城之后，开朗的铃铛很快就和总队的这帮家伙混了个脸熟。
“师父也开始八卦啦？”我四仰八叉地摊在师父办公室的沙发上，“我才二十八呢，不急不急。”
“别搁我这儿没大没小的，”师父说，“你现在是法医科的科长了，首先要做的是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要能服众。你之前的表现是不错，但要时刻警惕，小心阴沟里翻船。”
做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师父做做下属的政治思想工作当然是家常便饭，我早就习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
“等你结婚了，又是婚假，又是封山育林，又是生孩子什么的。”师父接着说道，“那时候时间就紧了，利用现在的大好时光，你就多去跑跑现场，别光是跑大案了，小案也要跑。”
听到这里，我的心里一惊，才回过神来。虽然是和平年代，全省各地的命案却也不少，只要发生一起命案，当地的公安机关法医就要向省厅上报情况，如果每起命案师父都让我去跑的话，我岂不是真的要四海为家了？到时候铃铛跑了，我和谁结婚？和谁度婚假？和谁生孩子去？
“也不是让你每起案子都去。”师父看我一脸无措的样子，忍不住乐了，“挑一些可能存在难点的案子，比如这个案子我看就不错。”
师父扔给我一张纸，我拿起来一看，是一份公安机关内部的传真电报：
省厅刑警总队：
我市石培县昨夜发生一起案件，石培县居民孙先发在自家门口被人发现身受重伤，经抢救，医治无效，于今日凌晨五点死亡。目前我市支队已派出人员赴石培县同当地侦技人员开展调查工作。
特此报告。
石丹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这种案件我们也要去？”
“案件再小也是一条人命。”师父说，“去吧，搞细一点儿。”
刚从师父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李大宝又倒退着走了回来，从门口探出个脑袋，问：“那个，师父，去哪儿？我也去行不行？”
“你文件归档整完了没？”我说。
大宝一脸无奈：“那个太复杂了，我都弄一个礼拜了，我坐不住啊，我坐的时间长了痔疮会犯的，让我跑跑，跑跑呗！”
“大宝来省厅培训，可不是来培训怎么归档文件的。”师父显然是在帮大宝说话，“你俩一起去，还有，让痕检科派个人和你们一起，就叫林涛去吧。”
法医、痕检不分家，命案现场的勘查主要就靠这两大专业。林涛算是我的老搭档了，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勘查组，更是同一个学校毕业，同时进的省厅，只要对方没有别的突发事件，每次出勘现场我们总是出双入对，大宝经常笑我们是一对好“基友”，连铃铛有时候也跟着起哄。有了林涛一起出差，我的心情似乎又好了一些；但心情更好的应该是大宝，他一边准备着勘查箱，一边都快哼起歌来了。我拿起文件敲了一下他的脑袋，说：“还笑，还笑，档案科回头来找我麻烦，我就找你麻烦。”
大宝挠挠头，得意地摆了个剪刀手，笑道：“出勘现场，不长痔疮，耶！”
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们到了石培县。车子开过石河边时，我不禁默默地望向窗外。一年过去，又到了油菜花盛开的季节，那个曾经穿着碎花连衣裙的女孩却再也无法看到这美景了。[2]
已近中午，车子停在县城西北边缘的一个小村落，放眼望去，一座座两层的小楼依次排开，炊烟在小楼之间袅袅升起，饭菜的香味刺激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嗅觉。
现场小楼的周围拉起了警戒带。这座小楼看上去和其他小楼没什么两样，外围围着一圈围墙，围出一个独立的小院子。围墙的一角，几名痕检员正蹲在地上观察着什么，我没有上前打扰，而是径直走到石培县公安局的桂法医身旁：“师兄好！”
桂法医正在勘查箱里找着什么，被我吓了一跳：“秦科长，你什么时候到的？挺快啊！”
我笑了笑，直奔重点：“死者是什么人？”
“死者是个普通村民，叫孙先发，他老婆死了，儿子在外地打工，现在是一个人住。昨晚他去别人家帮忙料理丧事，到了晚上十点才离开。原先说好今天凌晨三点半再过去一趟帮忙出殡，但是办丧事那家等到四点还没有等到他。两户人家离得很近，走路就只有五分钟的距离。那家人出来找他，才发现孙先发躺在围墙角，当时还有呼吸，但已经失去意识了。”
“怎么是凌晨出殡？”我插话。
“是啊，这边的风俗就是天亮前要把逝者送到殡仪馆。”桂法医说，“没想到这个好心去帮忙的孙先发，也遭遇了不幸。”
“有抢救的过程吗？”
“基本算是没有。”桂法医说，“凌晨四点才发现人受了伤，报案人到处喊人来抢救，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孙先发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快五点了。医院的病历里记录的是孙先发被送到的时候，对光反射已经不灵敏了，抢救了大约半小时就没了呼吸心跳。”
“伤在哪儿？”我问。
“头。”桂法医说，“说是枕部有个挫裂创[3]，抢救时他的瞳孔也不等大。尸体直接从卫生院拉去殡仪馆了，我准备看完现场再过去。”
“那现在案子有头绪了吗？”我问到了最关心的问题。
桂法医瞥了一眼隔壁的院子，邻居家几口人进进出出，正准备在院子里搭桌子吃饭。他压低了声音对我说：“动机倒是不难找。孙先发原本帮忙办丧事那家的死者，生前和他就有私情。这个女人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和不少人都有暧昧。她出了交通事故之后，或许她的某个情人受了刺激，就把火撒到了孙先发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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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发多大岁数？”我问。
“四十五。”桂法医顿了一顿，接着说，“他那位地下情人才二十多岁。”
“嚯，嫩草哪是那么好吃的。”我一边说，一边穿上现场勘查服，朝着痕检员们聚集的墙角走了过去。
“现场的痕迹物证太少了，”林涛早已蹲在那里，一边用静电吸附仪来回探测着，一边对我说，“我们还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地面上最显眼的就是一摊血迹，旁边还有一摊呕吐物。
“呕吐物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死者头部受伤后，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呕吐，再结合这摊血迹的形状，可以确定这里就是死者倒地的第一现场，也就是说，死者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我边分析边顺着墙根往上寻找痕迹。
这面围墙的墙面没有粉刷，暴露在外的红砖颜色深沉，的确很难发现什么痕迹物证。我从勘查箱中拿出放大镜，沿着墙面一寸一寸往上移，一片深红之中，几个异样的斑点忽然跃入了眼帘。我连忙提取了一些可疑的斑迹，滴上几滴联苯胺试剂，滤纸很快被染成了翠蓝色。
“看来这几滴的确是血迹，”我说，“看血迹的形态，应该是喷溅或者是甩溅上去的。”
林涛用钢卷尺测量了一下，有些疑惑：“这几滴喷溅的血迹离地面只有二十厘米，这位置也太低了，难不成死者是趴在地上被别人打的？”
“听说死者头部只有一处创口，但人的头皮上没有什么较大的动脉血管，很难形成喷溅状的血迹形态，”我开始发挥法医的特长来推理，“所以，这里的血迹应该是甩溅血，也就是说，凶手用凶器打击了死者的头颅，血液黏附在凶器上，随着凶器的甩动，就被甩溅在了墙根处。”
从血迹上看来很难再推理出什么结论了，我转头问身边的侦查员：“第一个发现孙先发的人，有没有说他当时是什么体位？”
侦查员走到墙根处的血泊旁，比画了一下：“当时孙先发的头朝墙，脚朝院子大门，是仰卧着的。”
仰卧？我没有多想，先和林涛一起进屋继续观察。
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孙先发生前或许是个非常勤快的男人。堂屋的家具杂物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方桌的正中放着一串钥匙和两包未拆封的香烟。旁边是他的卧室，被子也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床头。
“看来现场没有任何翻动的迹象，可以排除是因财杀人了。我估计啊，十有八九真的是情杀。”我看林涛上了二楼，转头对身边的大宝说。
“嗯，钥匙放在桌上，看来死者已经进屋了。”大宝念念有词，“这两包烟应该是办丧事那家给的香烟吧？”
“有一点很奇怪，死者已经进屋，但是并没有上床睡觉。”我和大宝走进卫生间，摸了摸挂在墙上的几条毛巾，“毛巾都是干燥的，没有洗漱的迹象。你觉得死者是刚进家门又出去被害的，还是凌晨准备出门的时候遇害的？”
大宝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笑了一下，说：“笨。凌晨四点死者就被发现倒在地上了，如果他是凌晨出门时遇害的，按照之前约好的出殡时间，他应该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出的门，半个小时的时间，在屋外能形成那么大一片血泊吗？”
大宝恍然大悟：“对啊！毕竟没有伤到大的动脉血管，头部的挫裂创能形成那么大的血泊，至少也应该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结合现场的情况，被子是叠好的，钥匙在堂屋。”我说，“死者应该是刚进家门，就又出门了，出门后被别人袭击了后脑。不过有个问题，如果死者要出门，应该是往院子的大门方向走，可是他却往反方向的围墙墙根处走，这是为什么？他去墙根干什么？”
“那个，还有，他出门不带钥匙，应该是没关门，”大宝说，“可是报案人坚持说他到的时候，房屋的大门是紧锁的，难道凶手杀了人，还想着帮他关门？”
“我们到墙根那儿再看看。”我一边说，一边拎起勘查箱，出了小楼，走进院子里。
院子不小，离墙根五米处，有一间死者自己用砖头砌的小屋，小屋里放着扫把、畚箕等清扫工具。我和大宝相视一笑，原来这个勤快的小老头是来拿工具准备打扫卫生的。
“凶手应该是潜伏在房屋的门口，见孙先发走出房屋，走到墙根附近的时候动的手。”大宝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说，“至于凶手为什么帮他关房门，就只有凶手知道了。”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小楼的二层。二层有一排铝合金的推拉窗户，靠近院墙的那扇窗户是开着的，林涛正在沿着窗框聚精会神地检查着。我对大宝使了个眼色，笑道：“林涛这小子还真是帅，怪不得那么多姑娘追他。”
“追的人多有什么用？”大宝说，“他还不是单身？哪有你幸福啊。”
远在二楼，林涛也听到了大宝的声音，他低头看到我，招呼道：“冬瓜，你看，这个死者还真是没有防范意识。这扇窗户是开着的，如果有人想入室盗窃，只要爬上围墙，就能用手够到开着窗户的窗台，然后就能翻窗入室了。”
“你妹啊，”我骂道，“什么冬瓜？大庭广众下你叫我外号干吗？”
大宝在一旁哧哧地笑，我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笑什么笑，我猜啊，要不是死者自投罗网从屋里出来了，凶手还真说不准会用这种方式入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