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舞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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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是我们李家村、昭李镇及方圆十几里内都有点小名气的人物。在我们这个有八个小村的大队，他可以说是知名度蛮高的，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正上初中的初一学生，甚至一些小学生都知道他。李文是俗世生活中的人们中的另类。他的知名在于他四十多岁还不结婚，在于他的一些其他的生活琐事。他在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就象一片草地中的一棵菜，一片玉米地中的一棵高粱，苹果园中的一棵桃树，一群白羊中的一只黑羊，一群鸭子中的一只鹅，一群马中的一只骡子一样，反正是与众不同，给人感觉是怪怪的。他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辛勤作务庄稼，或者出去到建筑队做土工，具体一点就是端砖头、拉砂子、和石灰，或者出去老老实实搞一些小本生意，象开饭馆，在街道上摆摊卖面皮、凉粉等之类，这些他是看不上干的，又苦又累又脏又下贱，是下里巴人干的，他要干的是一些轻省又体面的活儿。
他在我们昭李镇上租了一间门面，小小的，十几平方米，离镇上的交通枢纽——十字街道，也就不过二十来米远，正处于闹市繁华地段。每天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自是络绎不绝，就象线串下的一样。他便每天端个板凳坐在自己房门口，或者坐在自己的光光的钢丝床上（床上没铺啥，就光是钢丝），或者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东瞅西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坐久了，便出来在门口来回走动，或者到邻近店铺中的好友熟人那儿去聊天，或者到十字街道口转一转。饿了，到饭时了，便到十字路口的小吃摊上吃一碗凉面皮或凉粉。这样的日子，他从二十多岁一直过到四十多岁。
李文受人关注，是从三十多岁开始的。在农村，三十多岁还不结婚确实最易受人关注和议论，就像天空中一颗普普通通的星星越来越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辉一样令人注目，就像一个到了春天本应开花却不开花的植物让人惊诧，让人感到奇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自然要探究其中的原因了。李文自然常被周围的村民及认识的人评头论足，另眼相看。农村有的是闲人，小镇上的干部职工日子也优哉游哉，不紧不松，人闲了嘴就忙了。三十岁的年龄，在人的爱情、婚姻当中确实是关键，是分水龄，是临界点。三十岁以前不结婚，人们觉得似乎还过得去，况且三十岁前也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事业而晚婚还有情可原，于理也通。另外，在们的潜意识中和传统观念中，三十岁前似乎还是毛孩子，还不很成熟，还不稳定，还不具备独立的能力，还要依靠父母。古人不也讲“三十而立”吗，不到三十，似乎还嫩了点，还不能挑起一个家庭的重担，还不会很好地处理协调二人世界中的事情。而一旦过了三十岁，人们的上述观念就彻底变了，三十岁了，应当独当一面了，应当自立了，应当能够组织家庭并很好地运行它。过了三十岁，如果还不能自立，连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解决，就会让人鄙薄，轻视，瞧不起。李文从三十岁被人在当面背后不知嘲笑议论了多少回，一直延续了九、十年。渐渐地，人们也就认为他是那么一回事了，就是打算独身了，就是他不打算独身，要找对象也是很难的，反正把人生的黄金岁月错过去了。你再说，他就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了。人们谈论他的兴趣就淡了，寡味了。这二十多年，自然不乏亲戚朋友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可问题多出在他身上。
在当地一般的人看来，李文是一个大懒虫，二精股，好逸恶劳，没本事，眼高，不自量。说他懒惰，是因为他确实不爱作务庄稼，不爱到地里去。除非不干不行的农活，像收获季节的活计，他必须干。平时的活计，他能不干就不干。在他看来，作务庄稼没有大的出息，挣不下大钱。他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可一般农村人，除过种庄稼弄两个钱，其他的途径来钱也不容易。他确实眼高手低。不过，说他神经不正常，有点过分，但他是确确实实另类，与众不同，比较特殊。说他正常又不正常，反正是跟正常人不一样。用有些言辞尖刻的人的话来说，他就是神经不健全，就象哪儿差了一项电。因为别人有的他没有。
李文中等个头，胖胖的，身体健康，没病没灾，能走能跑，能跳能唱。他黑油油的头发，浓眉大眼，宽阔的额头，天庭饱满，方正的脸庞，满面红光。他还很注意服饰，常常西装革履，穿得新崭崭的，打着领带。平时衣服纽子扣得齐蹦蹦的皮鞋檫得明光明光。他也反应敏捷，能说会道，待人和气，有礼貌，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一切正常。
在一些当地世俗的农村人看来，他很不正常，他的人生很失败。人家跟他一样大的，年龄相当的，娃都长上来成了大姑娘、大小伙了，而他四十多岁了，还光杆杆一个。反正在农村，不结婚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农村人不比城市里的人，要忙于工作和挣钱，农村人以土地为生，平时没活干，比较清闲，有时间考虑和处理自己的婚事。农村人本身也都重视婚姻，结婚早。所以，在农村不结婚，独身，就要被人另眼相看。毕竟独身的人太少了。而城市里独身的人相对农村要多一些，压力还能小一些。独身就独身吧，可他钱也没挣下多少，这就让一些人看不起了。
这么多年，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农村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人人有目共睹。农民的光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红火。村中家家户户都盖上了平房、二层楼房，有的还盖上了三层楼房、二层半楼房，有的盖上了两座楼房，许多家庭从院子里面一直盖到头门上，有的大车、小车好几辆，存款上了六位数的不在少数。而他老家的土房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翻修，光景过得比谁都不及。
在农村人看来，人生最大的事莫过于盖房娶媳妇了。谁能不操心过光景，不扒钱攒钱盖房，给娃在年龄上不抓紧娶一个媳妇，哪怕没钱，拆房拉帐，借亲借友，也要给娃赶年龄订媳妇、娶媳妇，一旦错过，就会当光棍。在农民看来，有一个舒适的窝，一个温暖的巢，一个能干贤惠的媳妇，一个知道啥，会体贴人的媳妇，就行了。人生在世，除过这些，还要、还想干什么呢？话说回来，退一步说，人的本事有大有小，不能强求一律，你好坏有个窝，有个媳妇也就没人笑话你了。而李文之所以遭人嘲笑鄙夷，在于他把在庄稼人看来的人生最根本的两件大事都没解决好。先拿第一件事来说吧，也就是窝。他的那个窝，那间老大房，和老偏厦，阴雨天漏雨，晴天透光，燕子麻雀在房檐屋顶大檩条上垒衔泥叼草垒窝，老鼠打洞，晚上在房顶棚上撒欢嬉戏，跑得嗵嗵响。这样的烂房虽说比不上人家砖木结构的平房楼房，但好歹是个窝，能住人。再说第二件事吧，也就是媳妇，这才是李文遭周围一些人耻笑的最根本的原因。照一些人看来，你好歹有个媳妇，个子再矮，人再丑陋，再肥胖，再没有体形，性格脾气再不好，再麻迷，再不通人情世故，不通事理，但她给你生养了几个娃，一心过日子，也就是一个热热火火的家，你就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就不怕老了没人管。农村俗话讲：“丑媳妇是家中宝”“亲不亲，一家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窈窕淑妇女，君子好逑”农民亦不例外。农村人不是不讲女色，不爱美，不是不看新媳妇的长相。娶个乖媳妇，漂亮媳妇当然高兴，可退一步讲，漂亮媳妇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稀少，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能摘下来的，何况这里面还有个缘份问题。再说人合脾气马合鞍子，情人眼里出西施，漂亮不漂亮，各人有各人的审美标准；而一般公认的、都看上的俏妹子，大多好看不中用，干活没力，脾气大，性子大，难服侍，成天给你掉个脸，更可怕的是有的在外面生事非，让你不得安宁。既然这样，农村人更看重实用，对女人的要求是地里能干活的，有力气，没病，身体好，脾气好，贤惠，孝敬老人，有礼节，知道啥。困此，村民们鄙视文化，把他当成不正常人看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文论长相，也是相貌堂堂，只不过个子稍微矮了点儿，在农村也算过得去，能带过眼。他也算个中等个子，高个子人毕竟少，中下个头的人多嘛。可他为啥就从年轻时一直拖到四十多岁了呢，人到中年，半截入了土的人，却光枪一杆呢？
年轻时，三十多岁前，在当地一些人眼中，李文还是有一些才情的。李文虽然只上了初中，便辍学在家，在生产队当社员，那时，他还才十七来岁，满腔热血，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他在上学时，爱学语文，经常在早读时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地大声诵读课文，读得津津有味。读一阵后，有时下了早读，他还爱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别人听，和其他同学交流，常扑闪着眼睛，摸一下后脖颈，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这一课（或这一段）写得真好，语言太美了。其他同学，有人在早读时玩耍，说闲话，李文从不去，总是躲到僻静处，一句一句认认真真地读课文，边读边琢磨文章的妙处。由于爱学爱钻，他的语文成绩自然在班上名列前茅。教师曾在班上把他的作文当范文读过几回，这使他非常自豪得意。不过，其他各科都不行，中等偏下吧。当时，八十年代初，正是文学发烧的时代，李文便萌生了当作家的宏伟壮志。中学毕业后，他没考上高中，便辍学回家，在生产队当社员。别人没考上学，要么再复习，要么当兵或走其他门路，要么垂头丧气地回村务农。李文除过语文科成绩优秀外，其他各科成绩平平，尤其厌倦数理化和外语。一见那多元方程组，那几次几次冥，那复杂的几何图形，那深奥抽象的物理习题，那繁琐的化学反应公式，那小蝌蚪似的一行又一行的英语单词，还有那变化纷繁的英语语法，他就头晕。因而，走出学校，对他是一种解脱，惟一遗憾的是不能再上语文课了，不能再学语文了，不能再听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亲切地朗读课文，绘声绘色地分析课文了，不能再在同学面前前炫耀自己的语文了。一想到这些，他就低头纳闷，就神色黯然。不过，转念一想，从此不用再学叫他头疼的数理化和外语了，他又欣欣然，高兴得哼起歌来了。
在学校，语文老师不是讲世界闻名的大文豪、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高尔基只念过几天书完全靠自学成才吗，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写得多好啊，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俄国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写的散文海燕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写得多棒啊、多精彩啊。社会和生活就是作家最好的大学，如果没有切身经历，如果没有投入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只一味地钻在书本里，泡在课堂上，能写出来优秀的伟大的文学名著吗？高玉宝，杜鹏程，峻青，陈登科不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自学成为作家的吗？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小学语文教材中有，李文至今清楚地记得上那一课的情景，当老师朗读到最后，周扒皮被伙计们痛打一顿，弄得一身鸡毛鸡屎，狼狈不堪，同学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和。试想，这样精彩绝伦、曲折离奇、妙趣横生的故事不从生活中来，单凭空想，绞尽脑汁，简直是不可思议。许多作家的名作巨著都从生活中来。想到这些，李文的心象一团大火熊熊燃烧，他仿佛看到作家的梦想就象无边绿色的田野、象一副美丽的画、象一匹五彩缤纷绮丽灿烂的锦缎一样在他眼前正徐徐展开。他怀着成为作家的宏伟而神圣的理想，象一只在海边在海面上奋力冲向浩淼天空的勇敢的海燕一样投身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而成为作家、实现理想，就象长势良好的青绿庄稼一样，成熟指日可待。
在生产队，他积极投身各项农业劳动，套耱、牵驴、吆牛、耙地、割麦、打麦、碾场、搬玉米棒、挖玉米杆、平地整田、务瓜、种菜等等，队长让干啥他就干啥，不挑不拣，任劳任怨，是一个公认的好社员。农闲时，在人伙处，跟着大家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刚开始来到农村，有时他还有点怀恋学校生活，和大家有点油水分离，贴得不紧。慢慢地，也就和群众水乳不分了，如鱼得水了。但偶尔看到昔日的同学上高中上大学，也难免心中落寞，理想的火苗不时在他心底窜动，不时就窜高了。
夏秋两季，玉米尚未成熟，西瓜也正成长。放眼望去，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平原上，塬上塬下，渭河西岸，沟里渠上，只要是平畴沃野，到处就都长满了玉米，郁郁葱葱，窑密麻麻，一株挨一株，象无数的哨兵一样，整装待发，阵容严整。玉米在阴历八九月份，就结出了尺把长的玉米棒子，嫩嫩的，绿绿的，煮吃甜甜的，脆脆的，非常鲜美可口。而这时的玉米高过人头尺把长，玉米能长到二米多高，墨绿色的叶片宽宽的大大的，重重叠叠，交错纵横，是最好的天然屏障。人隐身其中，犹如沉于绿色的海面之下，很难发现。人走在在路上，也看不到两边田野，玉米杆远远高过人头。将人埋没了，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生活还很穷、很苦，许多人还在饿肚子。人们为能吃一顿饱饭，吃上白米白面细面而庆幸，而骄傲自豪。我记得那时我成天吃玉米搅团，玉米面饼子，大年三十，还在吃厚厚的硬硬的一咬一口一个的白牙印的死面饼子。于是村里村外，过路的人，不自觉的，不诡气的人，便多得象开春河里的小蝌蚪一样多了起来，常有人在大白天或黄昏或夜晚偷生产队的庄稼。队里无奈，只好派人轮流看守，离村庄偏远的最北面的地，没人去，队长便派李文去看。李文也不说什么，不扭捏作态，便自告奋勇地去了。他常常会坐在地畔的大树的浓荫下，或者蹲到地里被稠密的玉米叶子遮得很暗的绿荫中，或者在路上，地头来回走动，手不离书，念念有词。他把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书籍，象小说，散文，诗歌，或文学期刊报纸带上，拿在手里，或夹在腋下，或提在布包里，不时地看、想、回味、咀嚼。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高杆玉米，田野寂寥无声，偶然有风吹过，能听到玉米叶子轻微的刷刷摆动的声音，或听到一两声鸟叫。一个人是太寂寞了，他便大声朗诵从书中抄下的文笔精华。他有好几个小本子，专门摘抄优美词句。看累了，读倦了，他便坐下来把书垫起来放在膝盖上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日记、写随笔。
刚开始，他还老实。后来，也就不那么一老奉实了，也学会了耍奸猾了，学会挑拣了，下苦吃力的活不干，要轻省的活干，干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敷衍了事，应付差事。生产队没干几年，便拉牛散社，土地承包了。李文分到二亩薄田。李文越来郁闷了，他看到自己真打老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作家的梦想却如九天星辰一样遥不可及，虚幻得如同水中花镜中月一样，并且不能当饭吃，当水喝。现在，土地承包，划分到各家各户，由各人自己计划，自己打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热闹宏大的场面了。除过农忙时节，地里成群打伙，看上去一大片。农闲时节，村里，地里没有闲人，都打工去了，搞生意去了。他好不落寞，上西安，去宝光，到建筑队端砖头扔瓦块，下苦力，他不想干，也看不上，觉得没出息，没意思。他想寻找一份轻松体面又能赚钱的职事。
于是，他想到了照相，写稿子，当通讯记者。那时，照相还不普及，在农村还是个稀缺事物。照相的人也不多，专门摆照相摊点以此为生的人也不多，可以说是凤毛鳞角。县城倒有几家，乡镇上还没有专门的相摊。李文便在镇上街道旁一处空地上，支了个白帆布面帐篷，地上摆上他的相机，镁光灯，三脚支架。前面是玻璃框，里面夹了不少彩照黑白，后面是布景。风呼呼地乱过来，他的花花绿绿的布景便在风中哗哗啦啦地不断摆动，他的帐篷也摇摇晃晃，有好几次被风刮倒。过往行人都在看他的相摊，他则颇为自得。镇上第一家相摊，盘古开天辟地头一遭。
那年月，刚逢改革开放，人们生活一天好似一天，相摊摆开了，陆续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照相。说实话吧，指望照相见不了几个钱，照相这生意在农村红火不到哪儿去。那时候，农村还不兴照相，到现在也不怎仫盛行。老封建迷信的人还认为照相不吉利，人的魂儿照丢了。除过年轻人爱美爱抖，长得帅气的小伙，长得俊俏的姑娘爱照相，想把自己青春的风彩留住做个念想，还有正谈恋爱的、准备结婚以及已婚的小两口，过寿的老人中有的爱照相外，其他人没有人愿意花那个钱。
李文看到这个生意不太好，便又在没人照相时，闲余时，看看小说。后来一度时期，他干脆不照了，骑上自行车东奔西跑，采访新闻，给报纸，电台写通讯报道。刚开始发了几篇，经过苦磨苦练，他陆续在省市电视台，省市日报，农民报上发了一些通讯报道，一时声名远播。远处的人们都知道我们镇上有一个叫李文的记者，笔杆子很厉害，不知道何许人也，是哪个村的。全镇几十个村，李姓的人好几个村都有。没见过的，更好奇地的打问，这李文长得怎么个样子，在哪儿，在附近的话，领我看一看尊容。
李文的名字来历也是有源头的。刚开始，他看到报刊上别的记者通讯员的姓名都很文雅别致，富有深意，而自己的名字却俗气，李来云，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出什么深刻含义来，怎么改呢？经过一翻冥思苦想，他想到了文化两个字，他很高兴。文化，多么文雅的名字呀。自己不就是缺少文化吗？这样的名字也在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文化人，更进一步说，就是要做一个文人，要做一个作家。文人不就是作家吗？这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和目标呀。有的人还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白日做梦，不现实，爱想入非非。明明当了农民，都不念书了，成天在农村劳动、在野地里转悠、在土里刨食，还想当什么作家，当什么文化人，可笑不自量。
他清楚地记得，不，永远难忘，好多次，村里的那帮混混，那帮不学无术的小人，那帮燕雀，都在众人面前，在稠人广众的场伙，公开地嘲笑自己，说什么自己是赖哈瘼想吃天鹅肉，做梦娶媳妇，光想好事。黑垢甲大队长，那个跛子三羊，罗圈腿吴拳客，麻子大胖，碎嘴民办老师张文明什么东西吗，他不知被这些人嘲笑过多少回了。
他清楚地记得村上的谁都嘲笑过他。
大队长红眼“大死人”李铁塔“一堵墙”孙黑斗“麻袋”孙大狗“小偷”李文文“侏儒”罗心盛“假正经”王老师“刀子嘴”二婶“瞎眼”罗斯文，村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明里暗里，人前人后地嘲笑过他。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他清楚地记得村中那些小人怎样挖苦讽刺他。哎！这些人把嘲笑别人当作自己的一种乐趣，从中获取心理平衡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李作家来了”
“屁，李草包来了。”
“李来云，你再不要假装斯文了。咱一个土农民，还整天把书拿上，念念呱呱的，还写来写去的想弄啥呢？”
“你再用功，也成不了作家。就你那水平，能成个作家吗？”
“怎么看都象个神经病人，就不象作家。”
“李来云，你要能成作家，我就能当省长。”
“外村人传说，咱队有一个疯子，经常一个人到路上走来走去，拿个书算走算念。”
“咱先人坟就没当作家的脉气。”
这些刀子针尖一样的话语，是怎样地刺伤了李文的心啊！
这些污言秽语，李文牢记在心，李文心想，你们这些人啊，真是屋檐下的燕雀啊，怎么能知道我鸿鹄的志向呢。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叫你们笑话我，我偏要这么做。牛不喝水，难道扭骑犄角吗？想来想去，为了表示对周围这些小人的抗议和蔑视，他把自己姓名改成李文化了。为了正式起见，他在照相馆的门牌上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李文化照相馆，白底黑字，半尺来大，非常分明。同时，他给报社投寄的新闻通讯稿子上也署名作者李文化。为了扭转人们的叫法，他还想了几招，一次，村上开大会，全村人都到了。队长讲话完毕，李文忽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对大家说，大家先别走，我还有一件事，从今以后，本人改名李文化，就是科学文化、知识文化、文化人的文化，科学文化的文化，谁以后再叫我李来云，怨我不应。说完，他一本正经地走了。村人哗然，议论纷纷。笑的、说好的、不吭声的，各种议论都有。李文却装作没听见一样，不以为然，神情自若。后来果然有人叫李来云，他不应声，叫李文化，他才应声。天长日久，人们称呼便都改过来了。
八十年代，文学热在国内一波胜过一波。各地都成立了作协，涌现了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他们办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一时间，作家成了一个很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行业。许多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全社会共鸣，反响非常强烈，许多小说被拍成电视、电影、话剧，广为流传。许多作家一夜成名，炙手可热。许多人由文学改变了命运和人生。许多人，原先是土里扒食的土农民，车间下苦的工人，商店的小职员，由文学创作，而步入了文联，作家协会、报社、杂志社、文化局、文化馆等令人羡慕的事业单位，成了国家干部。这些人和事都对李文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影响。
李文也决心东施效颦。由于李文一心想在文学创作上搞出点名堂来，自然不愿将从事其他费时间费体力的事情。他觉得照相轻省些，有人来照照一下，没人来时，自己就看书，搞写作。这样，既谋生，挣两个钱，又能从事自己一心念想的写作。这真是两不误的好事。
由于过度迷恋写作，地里他就去得少了，庄稼也就务得不好了。建筑队也不去了，小生意也不做了。自然，光景是也过不上去了，被人嘲笑也是自然的事。
李文苦读苦写，在报刊上发了许多新闻报道通讯，小散文，他越来越飘然了。他觉得自己成为作家是指日可待。为了激励自己，他又一次改姓名了。他这一次，他改成了“李大文”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应是大文学家，大作家，大文人，而不能满足于当小文人，小打小闹。志当存高远嘛。
不过，他这次改名，却遭到了挫折。许多熟人都不习惯叫他李大文，骂呱他把名字改来改去，真乏味。李文想来想去，觉得有理，便又改回李文化了。可他又觉得文化这个名字太俗了，太平常了，没新意。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叫文华好。自己要做一个文人，而文华这两个字，叫起来既顺口，又大有深意，光名字就带有吉祥庄重贵气的味道。文华文华，文笔精华，文章生华，文采华丽，文学有才华，由文学而改变地位，变得华贵起来。自己比起人家那些真正的作家、大作家、知名的作家、红得发紫的作家来还是不行呀，还是缺才华呀，还是笔下不能生花呀。另外，抛开文学方面的含义，光从字面意义看，就有文明、文雅、文化、文静、华丽等诸多意义。太好了，太好了，妙极了。李文华高兴得一拍大腿，跳了起来。这个名字既简练好写又好听好记，又大有深意，正合他的心思。他不就想当作家吗？他不就向往过人的文学才华吗？真是天意，这个名字太好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狂呼乱叫，周围人都莫名其妙。不过，从此后，报刊、电台上常出现李文华的姓名，不再有李文化了。李文华的姓名就这样在报刊和电台上持续了几年。什么事情时间一长，人就觉得没意义了。名字毕竟只是个名字嘛，没什么意义。指望名字给自己带来好运，不现实。时间一长，他觉得三个字的名字罗嗦，后来在写稿和投稿时，为了简便，便把名字后面的“化”字去掉了。这样一来，他觉得也很高兴。去掉一个字，意思不变，却更含蓄，含义更丰富。文不就是文化吗？文绝对包括文化的意思，并且还有文化所不具备的其他意思，让人浮想联翩。这样一来，在写文章和信封时，能少写一个字，节省纸张，节省墨水，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又更加简练，更加好记忆，给编辑印象更深。并且这个名字叫人初步一听，就觉得作者是爱好文学的，一个文人嘛，是专门舞文弄墨的，很有文化水准。后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片和照相馆外面的门面的名字也改成了李文。于是，天长日久，有不少人就叫他李文了。一些熟人的称呼也渐渐地改过来了，都叫他李文。
李文为了文学和写作，在八十年代订了大量的文学报刊，购买了大量的文学书籍，为此，他常节衣缩食。一套灰西服，十年八年穿在身上不再买新的。好衣服放下，逢年过节，有重要事情和出席重要场合时再穿，平时只穿一般的衣服。街面上的摊铺店主，都经常在街上的饮馆中吃饭。李文便很少去吃。夏秋季节，别人都瓜果不离，常买常吃，活得滋润，李文则是实在馋得不行了，买吃一些瓜果。他能省则省。夏天，那么热的天气，就呆在他的二十平方米的小照相馆中（很窄小，竖摆着钢丝床，人坐或躺；最里面横摆高高的一人多高的木床，上面摆放东西，也在秋冬季节睡觉时用)，由于单面平房，不通风，闷热难耐，就那么硬熬苦撑。有钱的店主，都风扇不离，有的还安了空调。
李文就这么一直硬撑着。后来买了一把扇子使劲地摇来摇去，直到了二十一世纪，看看人人都在追赶新时代的步伐，觉得自己也太土了，太落伍了，便买了一台小风扇，可也真是太闷热难耐时吹一阵子便关了。基本上成一天不用，嫌费电。
他这么俭省，都为了他热恋的新闻事业和文化事业。可天意弄人，一心想成为作家的他，涂写二十多年，却没能在省级文学报刊上发表一篇像样的散文，小说，诗歌。他写了许多散文，小说，诗歌，可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经常见他照相馆桌子上放一厚摞信封，都是投搞用的。一来二去，他慢慢灰心了。一说起来常骂骂呱呱，说那些编辑都是有眼无珠，对无名作者的自然来稿不重视，拿去擦屁股了，可恶可恨。那些编辑大部分都没水平，只看名家稿子，惟图虚名，只要是名家的稿子，不管质量好坏，就上，其实，他们也说不上一篇稿子真优劣的在哪里，只是凭感觉。现在社会黑暗，文人更无德无行，再好的稿子，没关系也发不了。后来，他觉得搞纯文学写作太难，自己这方面的天赋也缺乏，不易出成果，逐渐放弃了，而把精力全放在新闻上了。他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于是他在照相、劳作之余东奔西跑，抓新闻线索，到处采访。
而这些新闻热道之中，最让李文知名，引起更多人关注的是那一年他发在省农民报上及市日报上的一篇报道。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正值学生放暑假，农民成群结队去镇粮站交公粮。当时那个年代商品粮正吃香，国家公职人员，粮站职工正红火着。由于交粮农民太多，太拥挤，都想先交了完事，便秩序混乱。粮站职工态度便变得蛮横、粗劣，不这样也镇不住。于是，一个粮站职工在蛮横地把不听话的农民往后掀，由于用力过大，把前面一个椤头青掀翻在地。这个椤头燥了，骂了一句，于是一场工农冲突，便发生了。人民群众心连心，交粮群众向的是交粮群众。交粮群众早就对粮站职工粗劣的工作态度狠得牙氧氧了，看不惯了，牢骚满腹了，只是敢怒而不敢发。这一下子，导火索点燃了，便在二人冲突时，交粮群众帮护那个楞头。而粮站其他职工看到本站职工吃亏，岂能坐视不管，也一伙子拥了上来。周围群众则也挥拳相向。双方混战一团。所幸，镇政府及派出所和粮站都在一块儿连着，相隔不远。有人给报了信，混战双方听得镇上及派出所来人了，都作鸟兽散，此事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省上的农民报及市上的日报都由一个署名李文的人报道了此事。这篇通讯报道，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粮站职工态度恶劣，并叙写了交粮群众的不满。由于此事知道得人多，因而这篇通讯也受人关注。更多的人通过看报知道了李文，小伙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叙事流畅通顺，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能写。对他的写作，也有人不以为然，觉得是小打小闹，没意思，是小儿科水平，没出息。
一晃到了八十年代末，镇上建了不少新房，也就是门面房出售。李文给他买了一间门面房，不大，不到二十个平方。这下，他有了窝了，可得意了。不象过去，在镇上的街上支个白布帐逢，是个摆地摊的，每天还要从家里带来，再支起收回，挺麻烦的。如今，他可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了，光荣的个体户了，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镇上十字街头的四围八下，如今还有许多摆地摊的，支个帐篷，或就在大树的浓荫下，露天招揽顾客，多不文雅呀！
李文把自己的照相馆取名为文华照相馆，版匾书写工工整整，又带点龙飞凤舞。在照相馆外面，用一张大相框，夹了许多张花花绿绿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相片，都清晰鲜明。
他在照相馆门上还贴了一张告示，是他的业务范围，还真是五花八门，平时照相、黑白照、彩照，身份证像、生日照像、寿像、全家合影、代写诉讼词、状子、新闻报道、通讯、拍纪录片、婚庆录相等等。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间，他也先后置买上了黑白电视、电话、传真、钢丝床，镁光灯、相机、胶卷也在更新。尤其他的传真要一万多元，他非常爱惜，主要用来发稿子。他也买了摩托，外出照相、录相、采访时，摩托一发，头盔一戴，呜一下跑出老远，好不潇洒。他每每看着自己的一系列家当，每置买起一件新家当，他都是很兴奋、自豪，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个不够，又摸来摸去，激动得爱在他的门面房前走来走去，到邻近的相熟的几家摊点去坐下，兴奋地有一点点结巴地闲聊，满面红光，滔滔不绝，翻来覆去聊他的新买的东西，聊他的最新见闻，抒发他的郁闷和感既，痛斥社会不平现实。
李文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年龄时，找对象还是能找下。当时毕竟年龄不大。一些人还看好他，或者心存幻想，觉得他前途难说，保不准他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爱写能写稿子，自称记者，一些农村人，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点敬他的那点文才，觉得他多少有点能耐，有一技之长，是个文化人。一些人给他提亲，他也见过不少，不知是他眼睛高，还是对方嫌弃他，反正没成。
在三十多岁时，不少人对他有看法，瞧不起他，可还是有不少人捧他，觉得他有文才。一时间又有人给他说媒，也有慕他文名的几个姑娘，在世俗地看来，名方面都勉强还过得去的，可他却五心不定，不大满意，便不了了之。
一些人对他有点敬意，更多的农村人很务实，根本看不上他。说他是记者吧，明明户口在农村，村里还有他的地，成天在村上，镇上他那间小平房中呆着，给人照个相。哪儿有事了，踏自行车（那时他还没买摩托）跑去采访。在报纸上，电台上发一些豆腐块文章，都是些通讯报道，很简单的，不过把事情交待清清楚而已，也没什么高深内容，有啥了不起。说他是记者，是哪家报社、哪家电台的记者，发不发工资，是记者还会成天呆在他那间小平房中。看人家电视上的记者，多有气派、有风度，文质彬彬，言行举止多得体，采访时把记者证一亮，多体面呀！这才是真正的记者。你李文算狗屁，什么记者，冒充，不过是给人家临时提供点新闻报道罢了。你在下面，消息有时灵通而已，你不过是人家新闻媒体的通讯员而已。特约记者名好听，有名无实，你是土记者，顶个屁。你还要种你的二亩地，夏天晒毒日头收麦，还要浇地，锄草，点种子，挖玉米杆、掰棒、拉粪，一身土，两手泥，跟农民没区别，有这样的记者嘛！谁见过人家正式记者下地种田，人家是商品粮，国家正式干部，每月领工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鬼迷心窍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货色，先人坟看有那个脉气没有。你写那个狗屁文章，能挣几个钱，谁看呢？更多的农村人这样认识李文，从心底还是看不起。
农村人务实，评价一个人，看你为人本分不本分，人品如何，是走端行正，还是小偷小摸，骗人撒谎，另外要看你勤快不勤快，光景过得咋样。倘若勤快，光景过得好，便受人称赞。否则，便被人看不起。李文人品倒没啥，不撒谎，也手脚干净，对人和气，主要缺点毛病在后面这一条上，不勤快，光景过不上去，落在人后。
李文人比较乐观开朗，有时也故意喜欢标新立异。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才不在乎。在年轻时候务庄稼时，他创造了一个直到现在还在村子中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每每还被闲人们荼余饭后津津乐道，当作笑料来谈。八十年代初，社会大变了，包产到户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象雨后春笋一样焕发出来了，干劲也大多了。扒下的就是自己的，多劳多得，不象过去在生产队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因而有一份力使一份力。人勤地不懒，由于水利发达，加上风调雨顺，庄稼年年丰收。小麦亩产都上了千。阳历六月，阴历五月，东风一吹，小麦说黄一时，全黄了。放眼望去，无边的渭河原野上麦浪滚滚，一片麦黄色，绿中带黄，有生气的黄，还没到干黄枯黄，这种金黄一直连到天边去，连到北山脚下去。“算黄算割”的鸟鸣声在田野上不时响起。庄稼汉们过了芒种，六一儿童节过了没几天，便搭镰割麦了。外地麦客也赶场。割麦机一来，就被人抢了，一地麦割完了，但要往回拉。
夏收时节，人们常说是龙口夺食，好日子最怕变天，最怕下雨。麦不及时割，太黄太干了，会自动落到地上，满地的麦穗，你无法收拾。而一下雨，麦子很快就全黄了，再一晒，弄不好也就落了。尤其是阴雨，连续几天，麦子长在地里会发芽，麦穗受潮成了芽麦，吃不成了。因而五六月天，日头再毒，人也不嫌。毒辣的日头下，在蒸笼似的麦地里，农民头顶烈日，浑身燥热，汗流满面，不时地用毛巾擦汗，还得不停地挥镰割麦，从早到晚，也不歇息。有人为了赶时间，嫌地远，饭时不回家，就在地头树荫下歇息，让家中其他人把饭送来，吃了就又下地。
别的家都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提水送饭的，割麦的，在地上立麦捆的，装车的，拉麦的，一片忙忙碌碌。李文早上睡灵醒了，饭吃了，才骑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下地。田间地头转来转去，优哉游哉。先和人聊天一阵子，没逛头了，再下地。割上一阵子，九十点钟了，太阳热烘烘的，晒在脊背上象着了火一样，他便受不住了，到地头树荫下转去了，凉去了。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抱怨该死的老天不来个阴天，不解人情，这么热的天，成心为难人，怎么割麦。看人家干部不下地，不受这洋罪，生活过得比咱农民好。他在树荫下逢上过往劳作的同村的人，每每发牢骚，发毕，别人都忙去了。他再看看红亮亮的日头，便怯惧了，不想再到地中去了，只管在清凉的树荫下享受，坐够了，回去混饭吃。起先，弟兄分家，他是老小，老娘跟他。老娘还能动弹时，能干时，看他在树荫下歇的时间长了，便喊他催他，不得已他只好磨磨蹭蹭，硬着头皮下地。老娘后来年事高了，不下地了，由他一个人作弄庄稼。他便在清晨和黄昏没日头时干一阵子，二亩地要割好几天，放人家好劳力一两天就割完了。更多的时候，后来他常常自己不割麦，不受这洋罪，叫外地麦客或割麦机来割，自己用车拉拉，碾打一下。
拉麦的时候，别人都用架子车（人力二轮车）装、拉，后面使上大车门，把麦捆整整齐齐排放在车辆内，捆得挤实，最后用粗绳从后到前绑死。这里介绍一下大车门，当地人叫牙门。牙门取门牙之意，门牙最大，牙门就是比一般车门、比平常车门高大许多。的确如此，平常架子车的车门就是小，只有一尺来长，高不到一尺，比车厢高那仫一点点。这样的车门自然装不了多少东西，拉土拉灰还行，不漏，拉柴草、麦捆就不行，装不了多少，因为柴草、麦捆堆堆大，体积大。牙门一般都一人多高，下小上大，中间空洞，用两根木棍支撑，最舒于拉柴草。其他人一架子车装得高乎乎的，饱饱的，高过几人头了，这样下来，一车能装五大捆麦捆。走在路上，看上去象一座移动的小山丘。用架子车拉麦，装饱装满，可以少跑两回。有人还嫌慢，费时，又有车，或有钱，便用小四轮，手扶拖拉机装麦。一亩地小麦，架子车能拉十来次，手扶、四轮能拉三四回。
李文当时也是三十左右，他觉得地离家远，架子车人力拉上走起来又慢又沉又累。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想，用自行车拉麦捆，路又光又平，骑上踏快点，岂不轻快？这么一想，他便洋洋自得起来，自豪起来。别人都想不到这一点，惟我脑瓜灵，反应快，点子多，有创意。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带上绳去地里拉麦捆。自行车人人都见过，就那么轻巧便利。一杆横梁，前后两个轮子，后面一个座位，尺把来长，刚好坐一个人。自行车后座驮一袋大米，一袋面什么的还行。可用自行车拉麦捆，似乎就成了天下奇闻了。自行车不是劳动工具啊，架子车是人们专门发明创造的劳动工具，装拉东西又多又方便。可李文偏要创新，开创历史新记录，用自行车拉麦捆。其实，自行车也确实装不了几捆麦，麦捆横放在车座上，几个麦捆就占满了车座，硬要挤压，勉强能平放两捆麦。可把一捆麦看作一个立方体，平放下，它的高度一尺来高，比人的座位还高。如果再在上面平放一层麦捆，由于自行车后座前后没有阻挡，后座又狭窄又短，麦捆很容易倾斜摔下，不稳定，所以也就装不下了几捆麦。每次，李文就只能装四五捆麦。大路上，架子车一辆跟着一辆，排成了长龙，麦捆都堆得象山一样。人们都低着头，吭哧吭哧，用力地拉车。只听得后面一阵清脆的铃声，叮呤呤，叮呤呤，人们赶忙把路让开，躲到一边去。却见李文骑着自行车，驮着四五捆麦，正从大路上飞驰而过，刚见到人无不大开眼界，眼前一亮，惊得目瞪口呆，呀然失语，继而哧哧地哈哈地嘿嘿地笑起来。有人笑得直不起腰了，有人笑得坐在地上了。俗话说，好话不出门，坏话一阵风。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男女老少一下子便全知道了。地里干活的，没看到的，听得此话，便不时抬头往大路上望。在家里做饭的老人、主妇，也从家里出来看稀奇，不在一块儿住的，离得远的，听得此话，也跑来专门瞧新鲜。大家象看一头怪物一样看稀奇。有人不信，待到亲自目睹，便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一样大，跟牛眼一样大。其后，也感叹不已。李文却不管不顾，不以为然，还为自己成了全村关注的中心而暗暗得意呢。其实，李文处事为人也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又不犯国家的法律，也不招惹别人，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我行我素，独立卓行，就是要与众不同，看你们能怎么。
这件用自行车拉麦捆的事件使李文声名大振，一下子成了舆论关注的中心，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和目光。原先不太注意他的人也开始经常用关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更多的人则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原本就鄙薄他的人对他更加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个二逑货，差一项电，麦叉翻场错齿齿。更有人认为他不是正常人，不同寻常，与众不同，脑子易发热，考虑问题标新立异，爱出轨，爱出洋相，丢人现眼。
这件事很快在方圆几十个村子传开。李文的名声倒了，一般人认为他不是个诚实的正儿八经的庄稼人，不是过光景、过日子的人，是个二流子，懒汉，谁家的麦用自行车拉？谁家女子跟李文去，还能有好日子过？其实，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原因。你想，用自行车拉麦，可见麦稀，麦少，没打下庄稼，也说明平时不好好作务庄稼。的确是这样，李文除过播种、浇地、收获、上肥去地里应付一下外，平时懒得下地。他地里的草长得很凶，比麦还旺，还多，麦、草混杂在一起，只见草淹没了麦，草中寻麦，而不是麦中寻草。跟李文两邻家地的主人在拔草时，都骂骂呱呱，李文这个二球货，洋货，把庄稼务得成这个样子了，我们邻家都跟着倒毒。老一辈的庄稼人骂李文丧他先人的德，他先人怎么要下这么个货。李文地里的草太旺了，便伸到两邻家地中去了，加上草生命力旺盛，风吹草籽，落地便生，两邻家地中草也多。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李文名出去了，这下找对象更难了。先不说他那老院老房，（一间大房，两间偏厦），人家光一打听，便直摇头或转身就走了，有厉害的还会骂媒人两句，或给媒人脸色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文华平时待人也很诚实和气，人缘还不错。碰巧，外地或远村子人来打听，恰逢上好心的热心的和文华要好的村人，便尽说好话，可人家一看他那穷光景，再一接触人，事便不成了。有时是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有时是两方互相挑剔，只好拜拜。李文还看上邻村一个女孩，可人家大人就对他不屑一顾，哧之以鼻，他的名声在邻近村子里中很不好。
这样晃来晃去，便到了三十五六了。李文就成天打听、搜集各类新闻线索，然后写稿投搞。只要这事有新闻价值，他保管写出来，能发就高兴。这自然也免不了报道一些于当事人来说不太光彩的事件。一次，他报道了不知什么事，一个农村媳妇撵上门来和他吵架，骂他。文华还义正严辞解释，讲大道理，看来没用，便只好关门要走，说自己今天答应人家照相。相机还没背上，被那泼妇一把夺过来，摔在地上，扬长而去，气得李文望着背影，大骂不已。
李文确实酷爱新闻事业，他和朋友们、熟人、来客谈起来，有时常常是开口闭口“我们新闻事业”、“我们搞新闻这一行的”或“我们新闻工作者（记者）”仿佛很时髦的。新闻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常对人说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正式新闻工作者，流露出对比此无限向往和渴盼的神情，仿佛这是一个无比神圣而伟大的理想。有一次，他对人说，市日报社长吴德民很赏识他，曾想把他调进市日报社。可一个农民要成为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谈何容易。无奈关卡重重，僵化的体制和固定的条条框框把人制死了。说完，他显得痛苦忧伤，郁闷无奈。
李文确实是搞新闻的好料，酷爱这一行，爱跑新闻，爱写这类短小的文章，爱发表，放在国家报社，成一名正式工作人员，也是能胜任的，并且会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可命运有时偏偏捉弄人，天公不作美，时运不济，就是进不去。
李文要说也是在文学上缺乏顽强地进取精神，投稿多次失败后，也就心灰意冷了，不爱再搞文学创作了。他就只爱也只能写一些短小的几百字新闻通讯报道，也不再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和一些文学杂志，可以说慢慢地不看书了。他就凭自己过去的积累和那点老文字功底在拼。不学习，也就无长进。他的文字功夫也就始终在原地徘徊。长一些的散文、随笔、杂文、小说，他从来不写，慢慢地也文笔退化了，根本写不出来。
其间，又有一件关于他的事在四方八邻中传开来。邻近菩提村，地形复杂，有沟、有大河、有小河、有壕、有沟、有水库、有塬、有坡。有爷父三人晚上浇地，水流哗哗，水流到地中某一坑处，直往下流，并且坑越冲越大，越冲越深，有土块不断掉下。坑被冲开，只见坑下面是一个长七八米宽四五米的古墓。村里的墓园不在这一带，也从没听得这儿有坟地，却原来是一处古墓。爷父三人在沉沉夜色中用手电筒向下照，发现一具漆黑的棺材已破成许多片片，黑漆早已褪去，却见烂木板中有许多铁皮匝子，盒子，棺木尽头大青石垒砌的高台上，还有一些线装的纸张发黄的古书，一些白花花的银元也在闪耀着惨白的光，一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雕塑，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龙宝刀，一米来长金光闪耀的锡杖。爷父三人早就听说本村从元朝到清朝，都出过大官，有一些古墓，埋有金银珠宝，只是人们从不知晓古墓在何处，只好作罢。而今，竟被他爷父三人意外发现，真是喜从天降，吉星高照，财运来了。爷父三人看看正是夜半时分，又四野无人，便决定及早把财宝取出，捷足先登，据为已有。人常说，财迷心窍，目迷五色，金钱足以迷乱人的心性。爷父三人持铁锨，除过老二在上面察看地形外，另两人都下了墓，去取银财了。也许命中注定不该得此横财，爷父二人在墓中正把宝贝往兜里装，往怀里揣，忽然轰地一声，古墓塌了，爷父二人活埋在下面。老二一人惊惧万分，用锨铲土，那么多的土，根本来不及，只好叫村人来帮忙。墓是打开了，不过爷父二人已气断命丧了。
李文写新闻报道，正苦于没新闻事件，得知此事，连夜骑车跑去菩村了解情况。回来后，挑灯夜战，一气呵成，又精心修改润色了一遍，便用他那一万元的比较时髦的传真机把新闻通讯发给省市报刊、电台。他的通讯题目是“盗墓不成，父子丧命”这条通讯经电台播出和报纸刊登后，一时间人人知晓。这家老二气极败坏，别人讲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可真是晦气倒霉到极点了，连失两条人命，蚀大了。可雪上加霜的是，不光彩倒也罢了，家丑不可外扬，村里人的嘴捂不住，可扬也不要扬得太远了。可李文这二球伙，这洋伙，这活宝，这不懂经不通人情的二杆子，再没事干了，再没钱挣了，故意揭我的短，亮我的丑，也不看我是怎么个情况，难受死了。这厮不拾掇一下看来是不行了。这老二跑来硬是把李文打了一顿。李文华自然不会干坐着让白打，也要还手，还要义正辞严地为自己强辩。双方争执，吃亏的自然是李文。李文很懊恼，为了挣几元稿费，被人白打了一顿，住院吃药还得自己掏钱。真不划算。这事也成了人们的笑料，此事过去七八年了，有胆大的熟悉的人在闲聊中和李文无意中提起此事，李文便顿时脸红脖子粗地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解：“他打啥呢吗？没有。新闻报道讲真实、客观，讲公正、透明度，不避情。你做了那个事，还不想让人知道，那有这回事，那么国家要新闻机构干什么，就是专门报道这些事情的。新闻报道是记者的权利，他有啥权利干涉呢，你有你做事的权利，人家有他报道的权利，互不干涉。”旁人在一边只是嘿嘿地笑。说罢，他依旧显出了一幅愤愤不平的样子，激愤的神色并未从脸上完全褪去，为自己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无理冒犯而恼怒。
在四十岁以前，镇上及村里族里还有热心人为他介绍对象，同大队的邻村的老王头，由于村子就紧挨着镇上，于是，给自己寻了个打扫镇上街道的差事。每月一百元。他七十多岁了，儿女都分家另过了，光景也都红火，无需操心。他每天拉着自己那又长又大的破架子车，在镇街上过来过去。他除过打扫街道，还用两个泔水桶，把镇上各个食堂的剩饭剩菜收拾了，给自己喂猪。因此，他每年喂两个大肥猪。他也是个热心人，给李文介绍过几回对象。老王头先给李文介绍过几个对象，要么个子太小，要么太丑，要么有婚史。有的没见面，光说了个大致情况，有的见了面，李文华都不愿意，没成。
一次，老王头揣腾了一个大龄女子，三十二了，从外地打工回来。跟李文见面后，双方都扭扭捏捏，可再三权衡自己各方条件，加上媒人劝家里人骂，勉强同意成事。下面说开了财礼，按照当地风俗，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方先到女方家去下小货，也就是多少给些钱财，一般都在四五百元左右，有钱的在千元左右。下了小货后，过一段时间，双方订亲。女方娘家来几个人，在男方家吃饭。男方的本家族的直系亲属都要给女方初次见面礼，多少不等，少则一十二十，多则一百二百。然后男方去女方家下大货，也就是彩礼，因人因情况而异，一般行情是七千元。也有因为其他各种情况给上万元的，或者是给几千元了事的。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就复杂了，一言难尽，例如，有的是因为女方不太或不想情愿男方了，男方为了挽回这桩婚姻，不惜用钱财堆，就多花钱，或是女方一心情愿男方，男方困窘，没钱，而女方大人又拗不过女子，就只好低价出售。老王头和李文华在商定下小货的钱数时就闹崩了。老王头说是给三百元，这已经是够低的了，再低就拿不出手了。按常规，男方在小货上不搞价，就按媒人的话来，而媒人一般都是久经婚事风云变化，是专家，是行家，说的话自然都是在圈子里面，在情在理。可李文却嫌媒人说的多，说要降一降。老王头再三给讲道理，可他就是不听。老王头按捺住心头的火气，瞪着一双冒火的眼，青着脸说：“好，把你人搁一下，二百八十元，再不能少了。”李文依然不点头，不吭声。老王头心头火起，那你说多少好？李文华说：“二百五十元，刚好是个整数。”老王头霍地起身，两眼圆睁，用手指着李文，手指上下直晃动，大声说：“李文，你真是个二百五大二球。你到处打听一下，谁家下小货下二百五的，你这是骂人家二百五，是洋来，是糟蹋人家呢。下这么个钱数小货，看女方家把你从她屋里面打出来了，打趴下了。把你打了，把我也叫人家打一顿，还要日噘骂，从此，把你认为是二球，把我也认成了个不够成数。”顿了顿，老王头又粗声大气地说：“你就说你不愿意，没人绑你，转那些圈圈弄啥呢？你就不诚心订亲。你这个货，我今日才算把你这个货看明白了，认清了。我给你说媒，没吃过你一根好纸烟，没喝过你一杯水，咱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看你一个人，可怜得很，发了个善心，给你说。我的爷，我的爸，真没想到你外人真错得远。有的人不叫给你说，说你人有问题呢，今日看来人家就没说错。你不情愿，人家女子就怕剩下了，没人要了。有光棍和尚，没有嫁不出去的尼姑。你小伙这一辈子完了，你就独身下去吧。”
从此后，老王头再给李文不介绍对象了。在李文照相馆对面，隔一条马路，在另一排店铺前有一个修自行车的老豆，常摆个摊摊，早摆晚收，有时摆在他斜对面的那几棵参天大杨树下，有时摆在跟他同一侧的相隔不远的邮电所门前。老豆常在露天修车，是个老把式，手艺又高手又快，因而找他修车的人很多，认识的人也多，信息也就灵。一次有人托他牵线，说是本市山区县环县有一个女子，才二十六岁。结婚才几天，女婿开车出车祸死了，想在咱本地找一个。老豆一听，蛮高兴，兴冲冲地跑去跟李文说去了。老豆真是满心欢喜，自以为操了一番好心，做了一件善事。他觉得此事能行，李文都平四十的人了，人家女子才二十多岁。况且李文光景又不行，只要自己多说好话，女方问题不大，毕竟山里女子，要嫁到平原上来，已占了便宜了。他对李文一说此事，谁知李文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说，你先跟别人说去，我往后一下。老豆再说，李文还是那句话。老豆后来对人说，李文谈对象还有先人后已精神。其实老豆心里清楚，李文嫌人家女方结过婚，老豆便又对人说，你这么大年龄了，哪儿有么大个女子候你呀。
关于李文相亲的故事，还有一些在熟人当中当笑话流传。
据说，本地一个大姑娘，外乡镇的，可能年龄也大了，过了三十了。经媒人和家里人反复介绍和劝说。，自己碰的钉子可能也多了，勉强同意和李文见面相亲。谁料，李文盯住人家，一本正经很严肃又仿佛确实感到很困惑似的反问人家：“世上小伙子那么多，你为啥要看上我呢？”然后一眼不眨地盯住姑娘，一副沉思不解的的样子。姑娘刚一听此话，一下子愣住了，满脸红云，羞愧交加，仿佛自己主动追人家，自己好色，自己脸皮厚，自己无赖、不要脸，被人家轻薄、鄙视、不以为然，被人家小瞧、看不起了。这世上的事情，都是有下数的，有规程的，有来头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没有章法的。在男女情爱方面，历来都是都兴男人主动，男人追女人，俗话都讲，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人得感情是不断变化的，男人不理会女人了，不追女人了，女人往往认为男人可能不喜欢自己了，变了心了，于是黯然、郁闷、伤心。女人习惯于被人捧、被人哄，被人小心呵护着，脸皮薄，自尊心也脆弱，聪明的男人都懂得这些道理。但遇到愚蠢的男人，不懂经的男人，女人也没法子，只好自认倒霉。刚一听到这句话，姑娘很脸红，很尴尬，很不自在，，不过，一会儿功夫，也就回过神来了，就醒悟了。就这一句话，女方把李文认成病人了。此事告吹。这件事，这句话，被一传十，十传百，象一阵风似的传遍周围村庄。还有一次，经人介绍，李文和一个女子在他家里见面。本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未婚男女相亲见面，光明正大，开经地义。可他相亲却象做贼一样，仿佛见不得人似的。女方进门后，他悄悄把门关上，也许他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常相亲，怪怪的，也许李文怕人看见、听见，怕人又在背后议论，说三道四，说长道短，评头论足，当作新闻到处宣传。两人在里屋交谈时，他就对人家姑娘不住地说，你声放小些，别让人听见了。每当姑娘声大了，其实也就是正常说话声音，李文便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里间房门口，向外探望一下，看有没有人。没有人，他便在里屋脚地来回走动一下，噘着嘴，不满地对姑娘说：“你声放小点儿，别叫旁人听着了”他还不放心，怕有人来家里，索性出去把头门轻轻关了。女方生气了，心想，晴天白日的，我们光明正大的谈对象，你关门干什么，旁人会怎么想呢，还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你不不叫人大声说话，真不正常，女方开了门，自己走了。
李文这样光杆杆晃来晃去，把他亲亲的三婶娘，急得直对他说：“你到底给你不成个家么，你哪怕把人家那女子娶来氧上两天呢！”三婶话丑里短，说到要害了，说到农村人对人生对婚姻最根本最浅俗的看法上了。三婶意思就是你一个人过有啥意思，太寂寞了，好歹娶一个女子，过上两天性生活，体验一下男女之欢，体验一下另一种人生的快乐。人活着，除了吃，也就是睡，睡女人。孔子两千年前就进过，食色性也。三婶的这话在妇女中中传为笑谈。三婶可是个精明能干的乡下妇女。三个儿子娶了三个媳妇，一个赛过一个。论长相，论嘴皮子和为人处事，论心眼，都在她们村子中压着呢，挑着呢。三婶几个儿子的光景也一个赛过一个，都是二层楼房，院大有车。儿子们都正气，或包工，或有手艺，一心过光景，不象李文不动弹。
常有镇上店铺中二三十上下的大姑娘小媳妇对熟悉的大龄男青年开玩笑说：“你也别急，象李文一样，找不下个称心如意的宁愿不结婚。”李文谈对象确是宁缺勿滥，有熟人曾戏谑他：“李文，这儿有一个女子，离婚了，没娃，快给你说来”更有人尖刻苛薄，李文，这儿有一个寡妇，跟前一个女娃（或儿子）你要不要？李文一听到这些话，顿时满脸红云，额上青筋直跳，仿佛受了莫大的侮辱似的。逢到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他有时会把对方轰出去，说，你赶快走，我还有事呢，我也要走，也要锁门呢，站起来把对方推出门外，有时，他会把对方狠狠骂一顿或骂几句，或干脆不理。
李文照相，生意萧条，见天来几个顾客。成天没事干，他便坐在自己店门口，开着门。二十一英寸的老牌黑白电视常开着，他便专心地看电视，两眼大大地睁着，直楞楞地盯着电视屏幕。电视剧、新闻、广告、记录片、专题片，什么都看，消磨时间。店里来了人，陪上闲聊。人独身到了一定年龄，会心理变态、异常，李文电视看多了，烦了，也就心不在焉了。街上每从他店门口过去一个女的，只要是年轻的，身材好的，面貌端庄的、好看的、清秀的，他便一个眼地盯住人家看。人家过去了，在店里看不上了，便出来站在门口看人家。晚上见到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他便壮胆出去，在路上似乎很随意地行走，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注意女人家的行踪，不远不近地跟着人家。跟上一会，也就自己走了，觉得无聊，反正自己只能看一看，再能干什么呢。这种事情，还不能叫别人知道，传出去要叫人笑话的，没出息。自己放的现成的条件不找，偏要这样丧德没味。他其实是一个胆小的人。据街上修鞋的跛子讲，一次李文同一个女子头次见面，还请人家吃了一回羊肉泡馍。离得那样近，却吓得连人家手都不敢碰一下，满脸通红，那女子嫌他太胆小了，走了再没来。修鞋的跛子取笑李文没胆，白花了一碗羊肉泡馍的钱。跛子也几次听闻李文要结婚了，以为是真的，这回是正式，正儿八经的，可最终却都没成，顺水流了。跛子也对李文没了兴趣。一说起来，便说李文这一辈子完了，鼓不起来，阳萎着呢。
李文对面有一个修电器的瘸子，瘸得很厉害，要双手拄拐杖才能行走。他比李文大两岁，两人常在一起说笑。瘸子常叫李文“李大记”意思是“李大记者”晚上，李文常过来坐在瘸子这边，看瘸子的二十英寸彩电，一来人家的彩电大而清晰、有色好看、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二来也给自己节约些电费，三来这边有时人也多，在一起闲聊热闹。瘸子的生意比李文的好，又不胡花，净落儿。这两人在一起还挺热闹，互相逗乐，同病相恋，都是单身，都是老光棍，谁也不笑话谁，并且在这儿，两人还都感到不寂寞，感到自己的同类项的存在，感到自己队伍的强大，心理上还能寻求一丝慰籍。李文在这儿还能找到一些优越感，也就爱常来。瘸子也常揶揄李文，放着健健康康的身体，不好好找对象，胡挑拣。你仓仓促促找上个，叫人看一下，也把咱不小瞧。到时候，老哥给你好好行上个情，咱体体面面、热热闹闹把咱的人生大事一办，就你两口过你们的小日子去，也就不寂寞了。别象老哥这样，一辈子可完了。你不比我，人残废着呢，是实在没办法，找不下。你抓紧，看老哥啥时候能吃上你的喜酒。李文在四十以前，在三十五六，三十七八的年龄，一度时期好歹在外面还能说下几个女的，还有热心人、好心人给说，自己在外面也能一下两下暂时蒙混一些女子，可日久天长，就不行了。瘸子心里清楚，只是当面不说，背后偷着说，他小伙这一辈子完了。
李文店旁还有一个修电器的，人中上个头，聪明伶俐，手艺又高，生意也好，已娶妻生子，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比李文小不了几岁。他常拿李文开心。他只要无所谓地一说李文还很年轻，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干事情的年龄，说李文还小，故意少说他几岁甚至五六岁，李文就很高兴，仿佛自己真的是还很年轻，正当少年，意气风发，便滔滔不绝天南海北说开去。他们在闲聊中，他有时带嘲笑挖苦的语气故意一说李文年龄大了，老了，都四十多了，再故意加上好几岁，说往五十上去的人了，半老头子了，李文就很生气，很懊恼，满脸黑风，几天不理他。是呀，谁都不愿意听坏话，不顺耳的话，谁愿意听呢。
李文店里来了年轻女人照相，尤其是眉眼周正的，长相过得去的，不论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他总是眉开眼笑，喜气洋洋，精神振奋，象喝了一杯喜酒一样，象有什么喜事一样。有时，他会把门帘拉上，门闭上，或开得很小，怕外人看见，自己则和那女子没话找话地说笑。真是老光棍看见女人就象苍蝇看见了血一样，就象饿汉看见面包一样，心里痒痒得难受，狠不得一下子扑上去，狼吞虎咽。一次，他的好友瓜瓜看见了，对他说，你怎么看见女人来了，就把门闭上，想干吗，真是八辈子没看见过女人了。他则不屑地说，我要照相，这是规则，要背光，才能照好相，你不懂，不要胡吆喝。在他三十多岁时，常有镇上初中要毕业的学生来他那儿照相。对年龄大些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性格开朗的，爱说爱笑的，学习又不太好的，也不那么古板的，还有点骚的，他便借照相之机，以指导人家如何摆正姿势为名，对姑娘动手动脚，拍拍人家肩膀，笑嘻嘻地说肩要摆平，要放松，摸摸人家腰背、大腿，说腰要挺直，大腿不要分得太开。逗得女孩子也不自然，扭扭捏捏的，做作，却又笑，那一时刻，他显得特别高兴。
一度时期，李文成了镇上传奇人物，成了镇上闲人们议论、嘲笑的中心对象。傍晚闲了，有些闲嘴老汉、中年人、小伙聚在他对面店铺前，望着他已经锁上门的店铺，指手画脚，议论不休。时间长了，人们也习以为常了，觉得就是那么回事情了，不再那么热切地议论了。面对这些议论，李文毫不理睬，满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面无愧色，该说笑照样说笑，该出去溜达，照样溜达。
其实，李文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情况，只是很无奈。他对好友瓜瓜说，咱把他娘的，咱要是有个媳妇，有个女人，成个家，咱还啥不跟别人一样吗？有其他人说得啥呢，别人还会议论咱吗？别人的事情，有的人就爱参与，就嘴长，爱说说道道，真无聊。说到这儿，他又叹了一口气，神色黯淡地说，把他娘给的，咱就是没个合适的。一次，他又对好友瓜瓜说，谁在年堆镇这几天给我介绍了个，我就想把这个事成了去，也就没旁人说的啥了，咱一个过也能行，也好，可别人老是议论呢。他叹了一口气，愁怅地说，这个女子三十二了，人长得还可以，就是个子太低了，才够上我的肩部。李文也就是一米六四五高，头又大，又方正，脖子又长。照他这么说，那个女的也就是不到一米五，一米四六七吧。的确，是太矮了。瓜瓜劝道，这也好，矮了怕什么，人正常，能干一般活就行。李文转过头来，瞪了瓜瓜一眼，加重语气道，这可是你说的。此事看来李文已心中有主意了，主意已大定了，不过是和瓜瓜说说而已。过了一会儿，他颇为感慨地说，唉，这世界上的事，有时候是咱看上人家，人家却看不上咱，有时侯又是别人看上咱，咱又看不上人家。瓜瓜嘴上没说，心里在说，谁到底看上你了，真是自作多情。
春节到了，李文又给他置买了一个新的火炉子和一套家具，还买了些绿菜和豆芽，也学会做饭了。他常戴着长皮手套洗碗洗餐具呢。他对瓜瓜说，明天和后天有两家娶媳妇，叫他录像呢，录一次像，二百元，现在只要把钱挣下，把咱的小日子过好就对了。咱老了，算了，也不再想找对象了，就一个人过。我看，这样挺好的。
过了四十了，李文心境渐趋苍凉，他难道真的想独身下去吗？他是不想独身的，可现实中的感情和婚姻又离他的理想差距太远了，他实在无法接受。看来，他只有这样在人生的舞台上，一个人独舞下去了。
李文是我们李家村、昭李镇及方圆十几里内都有点小名气的人物。在我们这个有八个小村的大队，他可以说是知名度蛮高的，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正上初中的初一学生，甚至一些小学生都知道他。李文是俗世生活中的人们中的另类。他的知名在于他四十多岁还不结婚，在于他的一些其他的生活琐事。他在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中，就象一片草地中的一棵菜，一片玉米地中的一棵高粱，苹果园中的一棵桃树，一群白羊中的一只黑羊，一群鸭子中的一只鹅，一群马中的一只骡子一样，反正是与众不同，给人感觉是怪怪的。他不像一般庄稼人那样辛勤作务庄稼，或者出去到建筑队做土工，具体一点就是端砖头、拉砂子、和石灰，或者出去老老实实搞一些小本生意，象开饭馆，在街道上摆摊卖面皮、凉粉等之类，这些他是看不上干的，又苦又累又脏又下贱，是下里巴人干的，他要干的是一些轻省又体面的活儿。
他在我们昭李镇上租了一间门面，小小的，十几平方米，离镇上的交通枢纽——十字街道，也就不过二十来米远，正处于闹市繁华地段。每天来来往往的行人、车辆自是络绎不绝，就象线串下的一样。他便每天端个板凳坐在自己房门口，或者坐在自己的光光的钢丝床上（床上没铺啥，就光是钢丝），或者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东瞅西看来来往往的行人。坐久了，便出来在门口来回走动，或者到邻近店铺中的好友熟人那儿去聊天，或者到十字街道口转一转。饿了，到饭时了，便到十字路口的小吃摊上吃一碗凉面皮或凉粉。这样的日子，他从二十多岁一直过到四十多岁。
李文受人关注，是从三十多岁开始的。在农村，三十多岁还不结婚确实最易受人关注和议论，就像天空中一颗普普通通的星星越来越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辉一样令人注目，就像一个到了春天本应开花却不开花的植物让人惊诧，让人感到奇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自然要探究其中的原因了。李文自然常被周围的村民及认识的人评头论足，另眼相看。农村有的是闲人，小镇上的干部职工日子也优哉游哉，不紧不松，人闲了嘴就忙了。三十岁的年龄，在人的爱情、婚姻当中确实是关键，是分水龄，是临界点。三十岁以前不结婚，人们觉得似乎还过得去，况且三十岁前也是干事业的黄金时期，为事业而晚婚还有情可原，于理也通。另外，在们的潜意识中和传统观念中，三十岁前似乎还是毛孩子，还不很成熟，还不稳定，还不具备独立的能力，还要依靠父母。古人不也讲“三十而立”吗，不到三十，似乎还嫩了点，还不能挑起一个家庭的重担，还不会很好地处理协调二人世界中的事情。而一旦过了三十岁，人们的上述观念就彻底变了，三十岁了，应当独当一面了，应当自立了，应当能够组织家庭并很好地运行它。过了三十岁，如果还不能自立，连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没解决，就会让人鄙薄，轻视，瞧不起。李文从三十岁被人在当面背后不知嘲笑议论了多少回，一直延续了九、十年。渐渐地，人们也就认为他是那么一回事了，就是打算独身了，就是他不打算独身，要找对象也是很难的，反正把人生的黄金岁月错过去了。你再说，他就是扶不起来的刘阿斗了。人们谈论他的兴趣就淡了，寡味了。这二十多年，自然不乏亲戚朋友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可问题多出在他身上。
在当地一般的人看来，李文是一个大懒虫，二精股，好逸恶劳，没本事，眼高，不自量。说他懒惰，是因为他确实不爱作务庄稼，不爱到地里去。除非不干不行的农活，像收获季节的活计，他必须干。平时的活计，他能不干就不干。在他看来，作务庄稼没有大的出息，挣不下大钱。他的观点也不无道理。可一般农村人，除过种庄稼弄两个钱，其他的途径来钱也不容易。他确实眼高手低。不过，说他神经不正常，有点过分，但他是确确实实另类，与众不同，比较特殊。说他正常又不正常，反正是跟正常人不一样。用有些言辞尖刻的人的话来说，他就是神经不健全，就象哪儿差了一项电。因为别人有的他没有。
李文中等个头，胖胖的，身体健康，没病没灾，能走能跑，能跳能唱。他黑油油的头发，浓眉大眼，宽阔的额头，天庭饱满，方正的脸庞，满面红光。他还很注意服饰，常常西装革履，穿得新崭崭的，打着领带。平时衣服纽子扣得齐蹦蹦的皮鞋檫得明光明光。他也反应敏捷，能说会道，待人和气，有礼貌，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一切正常。
在一些当地世俗的农村人看来，他很不正常，他的人生很失败。人家跟他一样大的，年龄相当的，娃都长上来成了大姑娘、大小伙了，而他四十多岁了，还光杆杆一个。反正在农村，不结婚的人是很少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农村人不比城市里的人，要忙于工作和挣钱，农村人以土地为生，平时没活干，比较清闲，有时间考虑和处理自己的婚事。农村人本身也都重视婚姻，结婚早。所以，在农村不结婚，独身，就要被人另眼相看。毕竟独身的人太少了。而城市里独身的人相对农村要多一些，压力还能小一些。独身就独身吧，可他钱也没挣下多少，这就让一些人看不起了。
这么多年，改革开放都二十多年了，农村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人人有目共睹。农民的光景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天比一天好，越来越红火。村中家家户户都盖上了平房、二层楼房，有的还盖上了三层楼房、二层半楼房，有的盖上了两座楼房，许多家庭从院子里面一直盖到头门上，有的大车、小车好几辆，存款上了六位数的不在少数。而他老家的土房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翻修，光景过得比谁都不及。
在农村人看来，人生最大的事莫过于盖房娶媳妇了。谁能不操心过光景，不扒钱攒钱盖房，给娃在年龄上不抓紧娶一个媳妇，哪怕没钱，拆房拉帐，借亲借友，也要给娃赶年龄订媳妇、娶媳妇，一旦错过，就会当光棍。在农民看来，有一个舒适的窝，一个温暖的巢，一个能干贤惠的媳妇，一个知道啥，会体贴人的媳妇，就行了。人生在世，除过这些，还要、还想干什么呢？话说回来，退一步说，人的本事有大有小，不能强求一律，你好坏有个窝，有个媳妇也就没人笑话你了。而李文之所以遭人嘲笑鄙夷，在于他把在庄稼人看来的人生最根本的两件大事都没解决好。先拿第一件事来说吧，也就是窝。他的那个窝，那间老大房，和老偏厦，阴雨天漏雨，晴天透光，燕子麻雀在房檐屋顶大檩条上垒衔泥叼草垒窝，老鼠打洞，晚上在房顶棚上撒欢嬉戏，跑得嗵嗵响。这样的烂房虽说比不上人家砖木结构的平房楼房，但好歹是个窝，能住人。再说第二件事吧，也就是媳妇，这才是李文遭周围一些人耻笑的最根本的原因。照一些人看来，你好歹有个媳妇，个子再矮，人再丑陋，再肥胖，再没有体形，性格脾气再不好，再麻迷，再不通人情世故，不通事理，但她给你生养了几个娃，一心过日子，也就是一个热热火火的家，你就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就不怕老了没人管。农村俗话讲：“丑媳妇是家中宝”“亲不亲，一家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窈窕淑妇女，君子好逑”农民亦不例外。农村人不是不讲女色，不爱美，不是不看新媳妇的长相。娶个乖媳妇，漂亮媳妇当然高兴，可退一步讲，漂亮媳妇就像天上的星辰一样稀少，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能摘下来的，何况这里面还有个缘份问题。再说人合脾气马合鞍子，情人眼里出西施，漂亮不漂亮，各人有各人的审美标准；而一般公认的、都看上的俏妹子，大多好看不中用，干活没力，脾气大，性子大，难服侍，成天给你掉个脸，更可怕的是有的在外面生事非，让你不得安宁。既然这样，农村人更看重实用，对女人的要求是地里能干活的，有力气，没病，身体好，脾气好，贤惠，孝敬老人，有礼节，知道啥。困此，村民们鄙视文化，把他当成不正常人看待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李文论长相，也是相貌堂堂，只不过个子稍微矮了点儿，在农村也算过得去，能带过眼。他也算个中等个子，高个子人毕竟少，中下个头的人多嘛。可他为啥就从年轻时一直拖到四十多岁了呢，人到中年，半截入了土的人，却光枪一杆呢？
年轻时，三十多岁前，在当地一些人眼中，李文还是有一些才情的。李文虽然只上了初中，便辍学在家，在生产队当社员，那时，他还才十七来岁，满腔热血，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他在上学时，爱学语文，经常在早读时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地大声诵读课文，读得津津有味。读一阵后，有时下了早读，他还爱把自己的感受说给别人听，和其他同学交流，常扑闪着眼睛，摸一下后脖颈，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这一课（或这一段）写得真好，语言太美了。其他同学，有人在早读时玩耍，说闲话，李文从不去，总是躲到僻静处，一句一句认认真真地读课文，边读边琢磨文章的妙处。由于爱学爱钻，他的语文成绩自然在班上名列前茅。教师曾在班上把他的作文当范文读过几回，这使他非常自豪得意。不过，其他各科都不行，中等偏下吧。当时，八十年代初，正是文学发烧的时代，李文便萌生了当作家的宏伟壮志。中学毕业后，他没考上高中，便辍学回家，在生产队当社员。别人没考上学，要么再复习，要么当兵或走其他门路，要么垂头丧气地回村务农。李文除过语文科成绩优秀外，其他各科成绩平平，尤其厌倦数理化和外语。一见那多元方程组，那几次几次冥，那复杂的几何图形，那深奥抽象的物理习题，那繁琐的化学反应公式，那小蝌蚪似的一行又一行的英语单词，还有那变化纷繁的英语语法，他就头晕。因而，走出学校，对他是一种解脱，惟一遗憾的是不能再上语文课了，不能再学语文了，不能再听教师在课堂上声情并茂亲切地朗读课文，绘声绘色地分析课文了，不能再在同学面前前炫耀自己的语文了。一想到这些，他就低头纳闷，就神色黯然。不过，转念一想，从此不用再学叫他头疼的数理化和外语了，他又欣欣然，高兴得哼起歌来了。
在学校，语文老师不是讲世界闻名的大文豪、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高尔基只念过几天书完全靠自学成才吗，他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写得多好啊，刻画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绘声绘色、栩栩如生、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俄国社会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他写的散文海燕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写得多棒啊、多精彩啊。社会和生活就是作家最好的大学，如果没有切身经历，如果没有投入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只一味地钻在书本里，泡在课堂上，能写出来优秀的伟大的文学名著吗？高玉宝，杜鹏程，峻青，陈登科不都是在社会生活的大课堂中自学成为作家的吗？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小学语文教材中有，李文至今清楚地记得上那一课的情景，当老师朗读到最后，周扒皮被伙计们痛打一顿，弄得一身鸡毛鸡屎，狼狈不堪，同学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和。试想，这样精彩绝伦、曲折离奇、妙趣横生的故事不从生活中来，单凭空想，绞尽脑汁，简直是不可思议。许多作家的名作巨著都从生活中来。想到这些，李文的心象一团大火熊熊燃烧，他仿佛看到作家的梦想就象无边绿色的田野、象一副美丽的画、象一匹五彩缤纷绮丽灿烂的锦缎一样在他眼前正徐徐展开。他怀着成为作家的宏伟而神圣的理想，象一只在海边在海面上奋力冲向浩淼天空的勇敢的海燕一样投身于农村的广阔天地。而成为作家、实现理想，就象长势良好的青绿庄稼一样，成熟指日可待。
在生产队，他积极投身各项农业劳动，套耱、牵驴、吆牛、耙地、割麦、打麦、碾场、搬玉米棒、挖玉米杆、平地整田、务瓜、种菜等等，队长让干啥他就干啥，不挑不拣，任劳任怨，是一个公认的好社员。农闲时，在人伙处，跟着大家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刚开始来到农村，有时他还有点怀恋学校生活，和大家有点油水分离，贴得不紧。慢慢地，也就和群众水乳不分了，如鱼得水了。但偶尔看到昔日的同学上高中上大学，也难免心中落寞，理想的火苗不时在他心底窜动，不时就窜高了。
夏秋两季，玉米尚未成熟，西瓜也正成长。放眼望去，黄土高原上的关中平原上，塬上塬下，渭河西岸，沟里渠上，只要是平畴沃野，到处就都长满了玉米，郁郁葱葱，窑密麻麻，一株挨一株，象无数的哨兵一样，整装待发，阵容严整。玉米在阴历八九月份，就结出了尺把长的玉米棒子，嫩嫩的，绿绿的，煮吃甜甜的，脆脆的，非常鲜美可口。而这时的玉米高过人头尺把长，玉米能长到二米多高，墨绿色的叶片宽宽的大大的，重重叠叠，交错纵横，是最好的天然屏障。人隐身其中，犹如沉于绿色的海面之下，很难发现。人走在在路上，也看不到两边田野，玉米杆远远高过人头。将人埋没了，上一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生活还很穷、很苦，许多人还在饿肚子。人们为能吃一顿饱饭，吃上白米白面细面而庆幸，而骄傲自豪。我记得那时我成天吃玉米搅团，玉米面饼子，大年三十，还在吃厚厚的硬硬的一咬一口一个的白牙印的死面饼子。于是村里村外，过路的人，不自觉的，不诡气的人，便多得象开春河里的小蝌蚪一样多了起来，常有人在大白天或黄昏或夜晚偷生产队的庄稼。队里无奈，只好派人轮流看守，离村庄偏远的最北面的地，没人去，队长便派李文去看。李文也不说什么，不扭捏作态，便自告奋勇地去了。他常常会坐在地畔的大树的浓荫下，或者蹲到地里被稠密的玉米叶子遮得很暗的绿荫中，或者在路上，地头来回走动，手不离书，念念有词。他把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书籍，象小说，散文，诗歌，或文学期刊报纸带上，拿在手里，或夹在腋下，或提在布包里，不时地看、想、回味、咀嚼。周围是无边无际的高杆玉米，田野寂寥无声，偶然有风吹过，能听到玉米叶子轻微的刷刷摆动的声音，或听到一两声鸟叫。一个人是太寂寞了，他便大声朗诵从书中抄下的文笔精华。他有好几个小本子，专门摘抄优美词句。看累了，读倦了，他便坐下来把书垫起来放在膝盖上写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日记、写随笔。
刚开始，他还老实。后来，也就不那么一老奉实了，也学会了耍奸猾了，学会挑拣了，下苦吃力的活不干，要轻省的活干，干也和其他社员一样，敷衍了事，应付差事。生产队没干几年，便拉牛散社，土地承包了。李文分到二亩薄田。李文越来郁闷了，他看到自己真打老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作家的梦想却如九天星辰一样遥不可及，虚幻得如同水中花镜中月一样，并且不能当饭吃，当水喝。现在，土地承包，划分到各家各户，由各人自己计划，自己打理。再也没有以前那种在生产队集体劳动的热闹宏大的场面了。除过农忙时节，地里成群打伙，看上去一大片。农闲时节，村里，地里没有闲人，都打工去了，搞生意去了。他好不落寞，上西安，去宝光，到建筑队端砖头扔瓦块，下苦力，他不想干，也看不上，觉得没出息，没意思。他想寻找一份轻松体面又能赚钱的职事。
于是，他想到了照相，写稿子，当通讯记者。那时，照相还不普及，在农村还是个稀缺事物。照相的人也不多，专门摆照相摊点以此为生的人也不多，可以说是凤毛鳞角。县城倒有几家，乡镇上还没有专门的相摊。李文便在镇上街道旁一处空地上，支了个白帆布面帐篷，地上摆上他的相机，镁光灯，三脚支架。前面是玻璃框，里面夹了不少彩照黑白，后面是布景。风呼呼地乱过来，他的花花绿绿的布景便在风中哗哗啦啦地不断摆动，他的帐篷也摇摇晃晃，有好几次被风刮倒。过往行人都在看他的相摊，他则颇为自得。镇上第一家相摊，盘古开天辟地头一遭。
那年月，刚逢改革开放，人们生活一天好似一天，相摊摆开了，陆续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照相。说实话吧，指望照相见不了几个钱，照相这生意在农村红火不到哪儿去。那时候，农村还不兴照相，到现在也不怎仫盛行。老封建迷信的人还认为照相不吉利，人的魂儿照丢了。除过年轻人爱美爱抖，长得帅气的小伙，长得俊俏的姑娘爱照相，想把自己青春的风彩留住做个念想，还有正谈恋爱的、准备结婚以及已婚的小两口，过寿的老人中有的爱照相外，其他人没有人愿意花那个钱。
李文看到这个生意不太好，便又在没人照相时，闲余时，看看小说。后来一度时期，他干脆不照了，骑上自行车东奔西跑，采访新闻，给报纸，电台写通讯报道。刚开始发了几篇，经过苦磨苦练，他陆续在省市电视台，省市日报，农民报上发了一些通讯报道，一时声名远播。远处的人们都知道我们镇上有一个叫李文的记者，笔杆子很厉害，不知道何许人也，是哪个村的。全镇几十个村，李姓的人好几个村都有。没见过的，更好奇地的打问，这李文长得怎么个样子，在哪儿，在附近的话，领我看一看尊容。
李文的名字来历也是有源头的。刚开始，他看到报刊上别的记者通讯员的姓名都很文雅别致，富有深意，而自己的名字却俗气，李来云，什么意思呢，怎么解释也解释不出什么深刻含义来，怎么改呢？经过一翻冥思苦想，他想到了文化两个字，他很高兴。文化，多么文雅的名字呀。自己不就是缺少文化吗？这样的名字也在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文化人，更进一步说，就是要做一个文人，要做一个作家。文人不就是作家吗？这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和目标呀。有的人还看不起我，觉得我是白日做梦，不现实，爱想入非非。明明当了农民，都不念书了，成天在农村劳动、在野地里转悠、在土里刨食，还想当什么作家，当什么文化人，可笑不自量。
他清楚地记得，不，永远难忘，好多次，村里的那帮混混，那帮不学无术的小人，那帮燕雀，都在众人面前，在稠人广众的场伙，公开地嘲笑自己，说什么自己是赖哈瘼想吃天鹅肉，做梦娶媳妇，光想好事。黑垢甲大队长，那个跛子三羊，罗圈腿吴拳客，麻子大胖，碎嘴民办老师张文明什么东西吗，他不知被这些人嘲笑过多少回了。
他清楚地记得村上的谁都嘲笑过他。
大队长红眼“大死人”李铁塔“一堵墙”孙黑斗“麻袋”孙大狗“小偷”李文文“侏儒”罗心盛“假正经”王老师“刀子嘴”二婶“瞎眼”罗斯文，村中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明里暗里，人前人后地嘲笑过他。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他清楚地记得村中那些小人怎样挖苦讽刺他。哎！这些人把嘲笑别人当作自己的一种乐趣，从中获取心理平衡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李作家来了”
“屁，李草包来了。”
“李来云，你再不要假装斯文了。咱一个土农民，还整天把书拿上，念念呱呱的，还写来写去的想弄啥呢？”
“你再用功，也成不了作家。就你那水平，能成个作家吗？”
“怎么看都象个神经病人，就不象作家。”
“李来云，你要能成作家，我就能当省长。”
“外村人传说，咱队有一个疯子，经常一个人到路上走来走去，拿个书算走算念。”
“咱先人坟就没当作家的脉气。”
这些刀子针尖一样的话语，是怎样地刺伤了李文的心啊！
这些污言秽语，李文牢记在心，李文心想，你们这些人啊，真是屋檐下的燕雀啊，怎么能知道我鸿鹄的志向呢。真是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哉。
叫你们笑话我，我偏要这么做。牛不喝水，难道扭骑犄角吗？想来想去，为了表示对周围这些小人的抗议和蔑视，他把自己姓名改成李文化了。为了正式起见，他在照相馆的门牌上用楷书工工整整地写上了李文化照相馆，白底黑字，半尺来大，非常分明。同时，他给报社投寄的新闻通讯稿子上也署名作者李文化。为了扭转人们的叫法，他还想了几招，一次，村上开大会，全村人都到了。队长讲话完毕，李文忽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对大家说，大家先别走，我还有一件事，从今以后，本人改名李文化，就是科学文化、知识文化、文化人的文化，科学文化的文化，谁以后再叫我李来云，怨我不应。说完，他一本正经地走了。村人哗然，议论纷纷。笑的、说好的、不吭声的，各种议论都有。李文却装作没听见一样，不以为然，神情自若。后来果然有人叫李来云，他不应声，叫李文化，他才应声。天长日久，人们称呼便都改过来了。
八十年代，文学热在国内一波胜过一波。各地都成立了作协，涌现了大批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他们办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一时间，作家成了一个很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行业。许多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全社会共鸣，反响非常强烈，许多小说被拍成电视、电影、话剧，广为流传。许多作家一夜成名，炙手可热。许多人由文学改变了命运和人生。许多人，原先是土里扒食的土农民，车间下苦的工人，商店的小职员，由文学创作，而步入了文联，作家协会、报社、杂志社、文化局、文化馆等令人羡慕的事业单位，成了国家干部。这些人和事都对李文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影响。
李文也决心东施效颦。由于李文一心想在文学创作上搞出点名堂来，自然不愿将从事其他费时间费体力的事情。他觉得照相轻省些，有人来照照一下，没人来时，自己就看书，搞写作。这样，既谋生，挣两个钱，又能从事自己一心念想的写作。这真是两不误的好事。
由于过度迷恋写作，地里他就去得少了，庄稼也就务得不好了。建筑队也不去了，小生意也不做了。自然，光景是也过不上去了，被人嘲笑也是自然的事。
李文苦读苦写，在报刊上发了许多新闻报道通讯，小散文，他越来越飘然了。他觉得自己成为作家是指日可待。为了激励自己，他又一次改姓名了。他这一次，他改成了“李大文”什么意思呢？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应是大文学家，大作家，大文人，而不能满足于当小文人，小打小闹。志当存高远嘛。
不过，他这次改名，却遭到了挫折。许多熟人都不习惯叫他李大文，骂呱他把名字改来改去，真乏味。李文想来想去，觉得有理，便又改回李文化了。可他又觉得文化这个名字太俗了，太平常了，没新意。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叫文华好。自己要做一个文人，而文华这两个字，叫起来既顺口，又大有深意，光名字就带有吉祥庄重贵气的味道。文华文华，文笔精华，文章生华，文采华丽，文学有才华，由文学而改变地位，变得华贵起来。自己比起人家那些真正的作家、大作家、知名的作家、红得发紫的作家来还是不行呀，还是缺才华呀，还是笔下不能生花呀。另外，抛开文学方面的含义，光从字面意义看，就有文明、文雅、文化、文静、华丽等诸多意义。太好了，太好了，妙极了。李文华高兴得一拍大腿，跳了起来。这个名字既简练好写又好听好记，又大有深意，正合他的心思。他不就想当作家吗？他不就向往过人的文学才华吗？真是天意，这个名字太好了。他高兴得手舞足蹈，狂呼乱叫，周围人都莫名其妙。不过，从此后，报刊、电台上常出现李文华的姓名，不再有李文化了。李文华的姓名就这样在报刊和电台上持续了几年。什么事情时间一长，人就觉得没意义了。名字毕竟只是个名字嘛，没什么意义。指望名字给自己带来好运，不现实。时间一长，他觉得三个字的名字罗嗦，后来在写稿和投稿时，为了简便，便把名字后面的“化”字去掉了。这样一来，他觉得也很高兴。去掉一个字，意思不变，却更含蓄，含义更丰富。文不就是文化吗？文绝对包括文化的意思，并且还有文化所不具备的其他意思，让人浮想联翩。这样一来，在写文章和信封时，能少写一个字，节省纸张，节省墨水，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又更加简练，更加好记忆，给编辑印象更深。并且这个名字叫人初步一听，就觉得作者是爱好文学的，一个文人嘛，是专门舞文弄墨的，很有文化水准。后来，他干脆把自己的名片和照相馆外面的门面的名字也改成了李文。于是，天长日久，有不少人就叫他李文了。一些熟人的称呼也渐渐地改过来了，都叫他李文。
李文为了文学和写作，在八十年代订了大量的文学报刊，购买了大量的文学书籍，为此，他常节衣缩食。一套灰西服，十年八年穿在身上不再买新的。好衣服放下，逢年过节，有重要事情和出席重要场合时再穿，平时只穿一般的衣服。街面上的摊铺店主，都经常在街上的饮馆中吃饭。李文便很少去吃。夏秋季节，别人都瓜果不离，常买常吃，活得滋润，李文则是实在馋得不行了，买吃一些瓜果。他能省则省。夏天，那么热的天气，就呆在他的二十平方米的小照相馆中（很窄小，竖摆着钢丝床，人坐或躺；最里面横摆高高的一人多高的木床，上面摆放东西，也在秋冬季节睡觉时用)，由于单面平房，不通风，闷热难耐，就那么硬熬苦撑。有钱的店主，都风扇不离，有的还安了空调。
李文就这么一直硬撑着。后来买了一把扇子使劲地摇来摇去，直到了二十一世纪，看看人人都在追赶新时代的步伐，觉得自己也太土了，太落伍了，便买了一台小风扇，可也真是太闷热难耐时吹一阵子便关了。基本上成一天不用，嫌费电。
他这么俭省，都为了他热恋的新闻事业和文化事业。可天意弄人，一心想成为作家的他，涂写二十多年，却没能在省级文学报刊上发表一篇像样的散文，小说，诗歌。他写了许多散文，小说，诗歌，可投出去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经常见他照相馆桌子上放一厚摞信封，都是投搞用的。一来二去，他慢慢灰心了。一说起来常骂骂呱呱，说那些编辑都是有眼无珠，对无名作者的自然来稿不重视，拿去擦屁股了，可恶可恨。那些编辑大部分都没水平，只看名家稿子，惟图虚名，只要是名家的稿子，不管质量好坏，就上，其实，他们也说不上一篇稿子真优劣的在哪里，只是凭感觉。现在社会黑暗，文人更无德无行，再好的稿子，没关系也发不了。后来，他觉得搞纯文学写作太难，自己这方面的天赋也缺乏，不易出成果，逐渐放弃了，而把精力全放在新闻上了。他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新闻记者，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于是他在照相、劳作之余东奔西跑，抓新闻线索，到处采访。
而这些新闻热道之中，最让李文知名，引起更多人关注的是那一年他发在省农民报上及市日报上的一篇报道。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正值学生放暑假，农民成群结队去镇粮站交公粮。当时那个年代商品粮正吃香，国家公职人员，粮站职工正红火着。由于交粮农民太多，太拥挤，都想先交了完事，便秩序混乱。粮站职工态度便变得蛮横、粗劣，不这样也镇不住。于是，一个粮站职工在蛮横地把不听话的农民往后掀，由于用力过大，把前面一个椤头青掀翻在地。这个椤头燥了，骂了一句，于是一场工农冲突，便发生了。人民群众心连心，交粮群众向的是交粮群众。交粮群众早就对粮站职工粗劣的工作态度狠得牙氧氧了，看不惯了，牢骚满腹了，只是敢怒而不敢发。这一下子，导火索点燃了，便在二人冲突时，交粮群众帮护那个楞头。而粮站其他职工看到本站职工吃亏，岂能坐视不管，也一伙子拥了上来。周围群众则也挥拳相向。双方混战一团。所幸，镇政府及派出所和粮站都在一块儿连着，相隔不远。有人给报了信，混战双方听得镇上及派出所来人了，都作鸟兽散，此事不了了之。
没过几天，省上的农民报及市上的日报都由一个署名李文的人报道了此事。这篇通讯报道，旗帜鲜明地批评了粮站职工态度恶劣，并叙写了交粮群众的不满。由于此事知道得人多，因而这篇通讯也受人关注。更多的人通过看报知道了李文，小伙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叙事流畅通顺，条理清楚，观点鲜明，能写。对他的写作，也有人不以为然，觉得是小打小闹，没意思，是小儿科水平，没出息。
一晃到了八十年代末，镇上建了不少新房，也就是门面房出售。李文给他买了一间门面房，不大，不到二十个平方。这下，他有了窝了，可得意了。不象过去，在镇上的街上支个白布帐逢，是个摆地摊的，每天还要从家里带来，再支起收回，挺麻烦的。如今，他可是个体面的生意人了，光荣的个体户了，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镇上十字街头的四围八下，如今还有许多摆地摊的，支个帐篷，或就在大树的浓荫下，露天招揽顾客，多不文雅呀！
李文把自己的照相馆取名为文华照相馆，版匾书写工工整整，又带点龙飞凤舞。在照相馆外面，用一张大相框，夹了许多张花花绿绿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相片，都清晰鲜明。
他在照相馆门上还贴了一张告示，是他的业务范围，还真是五花八门，平时照相、黑白照、彩照，身份证像、生日照像、寿像、全家合影、代写诉讼词、状子、新闻报道、通讯、拍纪录片、婚庆录相等等。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二十一世纪，二十多年间，他也先后置买上了黑白电视、电话、传真、钢丝床，镁光灯、相机、胶卷也在更新。尤其他的传真要一万多元，他非常爱惜，主要用来发稿子。他也买了摩托，外出照相、录相、采访时，摩托一发，头盔一戴，呜一下跑出老远，好不潇洒。他每每看着自己的一系列家当，每置买起一件新家当，他都是很兴奋、自豪，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看个不够，又摸来摸去，激动得爱在他的门面房前走来走去，到邻近的相熟的几家摊点去坐下，兴奋地有一点点结巴地闲聊，满面红光，滔滔不绝，翻来覆去聊他的新买的东西，聊他的最新见闻，抒发他的郁闷和感既，痛斥社会不平现实。
李文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年龄时，找对象还是能找下。当时毕竟年龄不大。一些人还看好他，或者心存幻想，觉得他前途难说，保不准他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爱写能写稿子，自称记者，一些农村人，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还有点敬他的那点文才，觉得他多少有点能耐，有一技之长，是个文化人。一些人给他提亲，他也见过不少，不知是他眼睛高，还是对方嫌弃他，反正没成。
在三十多岁时，不少人对他有看法，瞧不起他，可还是有不少人捧他，觉得他有文才。一时间又有人给他说媒，也有慕他文名的几个姑娘，在世俗地看来，名方面都勉强还过得去的，可他却五心不定，不大满意，便不了了之。
一些人对他有点敬意，更多的农村人很务实，根本看不上他。说他是记者吧，明明户口在农村，村里还有他的地，成天在村上，镇上他那间小平房中呆着，给人照个相。哪儿有事了，踏自行车（那时他还没买摩托）跑去采访。在报纸上，电台上发一些豆腐块文章，都是些通讯报道，很简单的，不过把事情交待清清楚而已，也没什么高深内容，有啥了不起。说他是记者，是哪家报社、哪家电台的记者，发不发工资，是记者还会成天呆在他那间小平房中。看人家电视上的记者，多有气派、有风度，文质彬彬，言行举止多得体，采访时把记者证一亮，多体面呀！这才是真正的记者。你李文算狗屁，什么记者，冒充，不过是给人家临时提供点新闻报道罢了。你在下面，消息有时灵通而已，你不过是人家新闻媒体的通讯员而已。特约记者名好听，有名无实，你是土记者，顶个屁。你还要种你的二亩地，夏天晒毒日头收麦，还要浇地，锄草，点种子，挖玉米杆、掰棒、拉粪，一身土，两手泥，跟农民没区别，有这样的记者嘛！谁见过人家正式记者下地种田，人家是商品粮，国家正式干部，每月领工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鬼迷心窍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货色，先人坟看有那个脉气没有。你写那个狗屁文章，能挣几个钱，谁看呢？更多的农村人这样认识李文，从心底还是看不起。
农村人务实，评价一个人，看你为人本分不本分，人品如何，是走端行正，还是小偷小摸，骗人撒谎，另外要看你勤快不勤快，光景过得咋样。倘若勤快，光景过得好，便受人称赞。否则，便被人看不起。李文人品倒没啥，不撒谎，也手脚干净，对人和气，主要缺点毛病在后面这一条上，不勤快，光景过不上去，落在人后。
李文人比较乐观开朗，有时也故意喜欢标新立异。不管别人说什么，他才不在乎。在年轻时候务庄稼时，他创造了一个直到现在还在村子中广为流传的经典故事，每每还被闲人们荼余饭后津津乐道，当作笑料来谈。八十年代初，社会大变了，包产到户了，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象雨后春笋一样焕发出来了，干劲也大多了。扒下的就是自己的，多劳多得，不象过去在生产队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因而有一份力使一份力。人勤地不懒，由于水利发达，加上风调雨顺，庄稼年年丰收。小麦亩产都上了千。阳历六月，阴历五月，东风一吹，小麦说黄一时，全黄了。放眼望去，无边的渭河原野上麦浪滚滚，一片麦黄色，绿中带黄，有生气的黄，还没到干黄枯黄，这种金黄一直连到天边去，连到北山脚下去。“算黄算割”的鸟鸣声在田野上不时响起。庄稼汉们过了芒种，六一儿童节过了没几天，便搭镰割麦了。外地麦客也赶场。割麦机一来，就被人抢了，一地麦割完了，但要往回拉。
夏收时节，人们常说是龙口夺食，好日子最怕变天，最怕下雨。麦不及时割，太黄太干了，会自动落到地上，满地的麦穗，你无法收拾。而一下雨，麦子很快就全黄了，再一晒，弄不好也就落了。尤其是阴雨，连续几天，麦子长在地里会发芽，麦穗受潮成了芽麦，吃不成了。因而五六月天，日头再毒，人也不嫌。毒辣的日头下，在蒸笼似的麦地里，农民头顶烈日，浑身燥热，汗流满面，不时地用毛巾擦汗，还得不停地挥镰割麦，从早到晚，也不歇息。有人为了赶时间，嫌地远，饭时不回家，就在地头树荫下歇息，让家中其他人把饭送来，吃了就又下地。
别的家都大人小孩，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提水送饭的，割麦的，在地上立麦捆的，装车的，拉麦的，一片忙忙碌碌。李文早上睡灵醒了，饭吃了，才骑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下地。田间地头转来转去，优哉游哉。先和人聊天一阵子，没逛头了，再下地。割上一阵子，九十点钟了，太阳热烘烘的，晒在脊背上象着了火一样，他便受不住了，到地头树荫下转去了，凉去了。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抱怨该死的老天不来个阴天，不解人情，这么热的天，成心为难人，怎么割麦。看人家干部不下地，不受这洋罪，生活过得比咱农民好。他在树荫下逢上过往劳作的同村的人，每每发牢骚，发毕，别人都忙去了。他再看看红亮亮的日头，便怯惧了，不想再到地中去了，只管在清凉的树荫下享受，坐够了，回去混饭吃。起先，弟兄分家，他是老小，老娘跟他。老娘还能动弹时，能干时，看他在树荫下歇的时间长了，便喊他催他，不得已他只好磨磨蹭蹭，硬着头皮下地。老娘后来年事高了，不下地了，由他一个人作弄庄稼。他便在清晨和黄昏没日头时干一阵子，二亩地要割好几天，放人家好劳力一两天就割完了。更多的时候，后来他常常自己不割麦，不受这洋罪，叫外地麦客或割麦机来割，自己用车拉拉，碾打一下。
拉麦的时候，别人都用架子车（人力二轮车）装、拉，后面使上大车门，把麦捆整整齐齐排放在车辆内，捆得挤实，最后用粗绳从后到前绑死。这里介绍一下大车门，当地人叫牙门。牙门取门牙之意，门牙最大，牙门就是比一般车门、比平常车门高大许多。的确如此，平常架子车的车门就是小，只有一尺来长，高不到一尺，比车厢高那仫一点点。这样的车门自然装不了多少东西，拉土拉灰还行，不漏，拉柴草、麦捆就不行，装不了多少，因为柴草、麦捆堆堆大，体积大。牙门一般都一人多高，下小上大，中间空洞，用两根木棍支撑，最舒于拉柴草。其他人一架子车装得高乎乎的，饱饱的，高过几人头了，这样下来，一车能装五大捆麦捆。走在路上，看上去象一座移动的小山丘。用架子车拉麦，装饱装满，可以少跑两回。有人还嫌慢，费时，又有车，或有钱，便用小四轮，手扶拖拉机装麦。一亩地小麦，架子车能拉十来次，手扶、四轮能拉三四回。
李文当时也是三十左右，他觉得地离家远，架子车人力拉上走起来又慢又沉又累。他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想，用自行车拉麦捆，路又光又平，骑上踏快点，岂不轻快？这么一想，他便洋洋自得起来，自豪起来。别人都想不到这一点，惟我脑瓜灵，反应快，点子多，有创意。于是，他骑上自行车，带上绳去地里拉麦捆。自行车人人都见过，就那么轻巧便利。一杆横梁，前后两个轮子，后面一个座位，尺把来长，刚好坐一个人。自行车后座驮一袋大米，一袋面什么的还行。可用自行车拉麦捆，似乎就成了天下奇闻了。自行车不是劳动工具啊，架子车是人们专门发明创造的劳动工具，装拉东西又多又方便。可李文偏要创新，开创历史新记录，用自行车拉麦捆。其实，自行车也确实装不了几捆麦，麦捆横放在车座上，几个麦捆就占满了车座，硬要挤压，勉强能平放两捆麦。可把一捆麦看作一个立方体，平放下，它的高度一尺来高，比人的座位还高。如果再在上面平放一层麦捆，由于自行车后座前后没有阻挡，后座又狭窄又短，麦捆很容易倾斜摔下，不稳定，所以也就装不下了几捆麦。每次，李文就只能装四五捆麦。大路上，架子车一辆跟着一辆，排成了长龙，麦捆都堆得象山一样。人们都低着头，吭哧吭哧，用力地拉车。只听得后面一阵清脆的铃声，叮呤呤，叮呤呤，人们赶忙把路让开，躲到一边去。却见李文骑着自行车，驮着四五捆麦，正从大路上飞驰而过，刚见到人无不大开眼界，眼前一亮，惊得目瞪口呆，呀然失语，继而哧哧地哈哈地嘿嘿地笑起来。有人笑得直不起腰了，有人笑得坐在地上了。俗话说，好话不出门，坏话一阵风。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男女老少一下子便全知道了。地里干活的，没看到的，听得此话，便不时抬头往大路上望。在家里做饭的老人、主妇，也从家里出来看稀奇，不在一块儿住的，离得远的，听得此话，也跑来专门瞧新鲜。大家象看一头怪物一样看稀奇。有人不信，待到亲自目睹，便把眼睛睁得跟铜铃一样大，跟牛眼一样大。其后，也感叹不已。李文却不管不顾，不以为然，还为自己成了全村关注的中心而暗暗得意呢。其实，李文处事为人也有自己的风格，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又不犯国家的法律，也不招惹别人，谁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我行我素，独立卓行，就是要与众不同，看你们能怎么。
这件用自行车拉麦捆的事件使李文声名大振，一下子成了舆论关注的中心，吸引了所有人的眼球和目光。原先不太注意他的人也开始经常用关注、好奇的目光打量他，更多的人则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原本就鄙薄他的人对他更加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个二逑货，差一项电，麦叉翻场错齿齿。更有人认为他不是正常人，不同寻常，与众不同，脑子易发热，考虑问题标新立异，爱出轨，爱出洋相，丢人现眼。
这件事很快在方圆几十个村子传开。李文的名声倒了，一般人认为他不是个诚实的正儿八经的庄稼人，不是过光景、过日子的人，是个二流子，懒汉，谁家的麦用自行车拉？谁家女子跟李文去，还能有好日子过？其实，这里面还有另一层原因。你想，用自行车拉麦，可见麦稀，麦少，没打下庄稼，也说明平时不好好作务庄稼。的确是这样，李文除过播种、浇地、收获、上肥去地里应付一下外，平时懒得下地。他地里的草长得很凶，比麦还旺，还多，麦、草混杂在一起，只见草淹没了麦，草中寻麦，而不是麦中寻草。跟李文两邻家地的主人在拔草时，都骂骂呱呱，李文这个二球货，洋货，把庄稼务得成这个样子了，我们邻家都跟着倒毒。老一辈的庄稼人骂李文丧他先人的德，他先人怎么要下这么个货。李文地里的草太旺了，便伸到两邻家地中去了，加上草生命力旺盛，风吹草籽，落地便生，两邻家地中草也多。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李文名出去了，这下找对象更难了。先不说他那老院老房，（一间大房，两间偏厦），人家光一打听，便直摇头或转身就走了，有厉害的还会骂媒人两句，或给媒人脸色看。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文华平时待人也很诚实和气，人缘还不错。碰巧，外地或远村子人来打听，恰逢上好心的热心的和文华要好的村人，便尽说好话，可人家一看他那穷光景，再一接触人，事便不成了。有时是一方愿意一方不愿意，有时是两方互相挑剔，只好拜拜。李文还看上邻村一个女孩，可人家大人就对他不屑一顾，哧之以鼻，他的名声在邻近村子里中很不好。
这样晃来晃去，便到了三十五六了。李文就成天打听、搜集各类新闻线索，然后写稿投搞。只要这事有新闻价值，他保管写出来，能发就高兴。这自然也免不了报道一些于当事人来说不太光彩的事件。一次，他报道了不知什么事，一个农村媳妇撵上门来和他吵架，骂他。文华还义正严辞解释，讲大道理，看来没用，便只好关门要走，说自己今天答应人家照相。相机还没背上，被那泼妇一把夺过来，摔在地上，扬长而去，气得李文望着背影，大骂不已。
李文确实酷爱新闻事业，他和朋友们、熟人、来客谈起来，有时常常是开口闭口“我们新闻事业”、“我们搞新闻这一行的”或“我们新闻工作者（记者）”仿佛很时髦的。新闻成了他的口头禅。他常对人说他最大的心愿是成为一名正式新闻工作者，流露出对比此无限向往和渴盼的神情，仿佛这是一个无比神圣而伟大的理想。有一次，他对人说，市日报社长吴德民很赏识他，曾想把他调进市日报社。可一个农民要成为一个国家正式工作人员，谈何容易。无奈关卡重重，僵化的体制和固定的条条框框把人制死了。说完，他显得痛苦忧伤，郁闷无奈。
李文确实是搞新闻的好料，酷爱这一行，爱跑新闻，爱写这类短小的文章，爱发表，放在国家报社，成一名正式工作人员，也是能胜任的，并且会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可命运有时偏偏捉弄人，天公不作美，时运不济，就是进不去。
李文要说也是在文学上缺乏顽强地进取精神，投稿多次失败后，也就心灰意冷了，不爱再搞文学创作了。他就只爱也只能写一些短小的几百字新闻通讯报道，也不再爱看一些文学书籍和一些文学杂志，可以说慢慢地不看书了。他就凭自己过去的积累和那点老文字功底在拼。不学习，也就无长进。他的文字功夫也就始终在原地徘徊。长一些的散文、随笔、杂文、小说，他从来不写，慢慢地也文笔退化了，根本写不出来。
其间，又有一件关于他的事在四方八邻中传开来。邻近菩提村，地形复杂，有沟、有大河、有小河、有壕、有沟、有水库、有塬、有坡。有爷父三人晚上浇地，水流哗哗，水流到地中某一坑处，直往下流，并且坑越冲越大，越冲越深，有土块不断掉下。坑被冲开，只见坑下面是一个长七八米宽四五米的古墓。村里的墓园不在这一带，也从没听得这儿有坟地，却原来是一处古墓。爷父三人在沉沉夜色中用手电筒向下照，发现一具漆黑的棺材已破成许多片片，黑漆早已褪去，却见烂木板中有许多铁皮匝子，盒子，棺木尽头大青石垒砌的高台上，还有一些线装的纸张发黄的古书，一些白花花的银元也在闪耀着惨白的光，一堆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雕塑，一柄寒光闪闪的青龙宝刀，一米来长金光闪耀的锡杖。爷父三人早就听说本村从元朝到清朝，都出过大官，有一些古墓，埋有金银珠宝，只是人们从不知晓古墓在何处，只好作罢。而今，竟被他爷父三人意外发现，真是喜从天降，吉星高照，财运来了。爷父三人看看正是夜半时分，又四野无人，便决定及早把财宝取出，捷足先登，据为已有。人常说，财迷心窍，目迷五色，金钱足以迷乱人的心性。爷父三人持铁锨，除过老二在上面察看地形外，另两人都下了墓，去取银财了。也许命中注定不该得此横财，爷父二人在墓中正把宝贝往兜里装，往怀里揣，忽然轰地一声，古墓塌了，爷父二人活埋在下面。老二一人惊惧万分，用锨铲土，那么多的土，根本来不及，只好叫村人来帮忙。墓是打开了，不过爷父二人已气断命丧了。
李文写新闻报道，正苦于没新闻事件，得知此事，连夜骑车跑去菩村了解情况。回来后，挑灯夜战，一气呵成，又精心修改润色了一遍，便用他那一万元的比较时髦的传真机把新闻通讯发给省市报刊、电台。他的通讯题目是“盗墓不成，父子丧命”这条通讯经电台播出和报纸刊登后，一时间人人知晓。这家老二气极败坏，别人讲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自己可真是晦气倒霉到极点了，连失两条人命，蚀大了。可雪上加霜的是，不光彩倒也罢了，家丑不可外扬，村里人的嘴捂不住，可扬也不要扬得太远了。可李文这二球伙，这洋伙，这活宝，这不懂经不通人情的二杆子，再没事干了，再没钱挣了，故意揭我的短，亮我的丑，也不看我是怎么个情况，难受死了。这厮不拾掇一下看来是不行了。这老二跑来硬是把李文打了一顿。李文华自然不会干坐着让白打，也要还手，还要义正辞严地为自己强辩。双方争执，吃亏的自然是李文。李文很懊恼，为了挣几元稿费，被人白打了一顿，住院吃药还得自己掏钱。真不划算。这事也成了人们的笑料，此事过去七八年了，有胆大的熟悉的人在闲聊中和李文无意中提起此事，李文便顿时脸红脖子粗地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解：“他打啥呢吗？没有。新闻报道讲真实、客观，讲公正、透明度，不避情。你做了那个事，还不想让人知道，那有这回事，那么国家要新闻机构干什么，就是专门报道这些事情的。新闻报道是记者的权利，他有啥权利干涉呢，你有你做事的权利，人家有他报道的权利，互不干涉。”旁人在一边只是嘿嘿地笑。说罢，他依旧显出了一幅愤愤不平的样子，激愤的神色并未从脸上完全褪去，为自己的正当权利受到了无理冒犯而恼怒。
在四十岁以前，镇上及村里族里还有热心人为他介绍对象，同大队的邻村的老王头，由于村子就紧挨着镇上，于是，给自己寻了个打扫镇上街道的差事。每月一百元。他七十多岁了，儿女都分家另过了，光景也都红火，无需操心。他每天拉着自己那又长又大的破架子车，在镇街上过来过去。他除过打扫街道，还用两个泔水桶，把镇上各个食堂的剩饭剩菜收拾了，给自己喂猪。因此，他每年喂两个大肥猪。他也是个热心人，给李文介绍过几回对象。老王头先给李文介绍过几个对象，要么个子太小，要么太丑，要么有婚史。有的没见面，光说了个大致情况，有的见了面，李文华都不愿意，没成。
一次，老王头揣腾了一个大龄女子，三十二了，从外地打工回来。跟李文见面后，双方都扭扭捏捏，可再三权衡自己各方条件，加上媒人劝家里人骂，勉强同意成事。下面说开了财礼，按照当地风俗，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男方先到女方家去下小货，也就是多少给些钱财，一般都在四五百元左右，有钱的在千元左右。下了小货后，过一段时间，双方订亲。女方娘家来几个人，在男方家吃饭。男方的本家族的直系亲属都要给女方初次见面礼，多少不等，少则一十二十，多则一百二百。然后男方去女方家下大货，也就是彩礼，因人因情况而异，一般行情是七千元。也有因为其他各种情况给上万元的，或者是给几千元了事的。当然这其中的原因就复杂了，一言难尽，例如，有的是因为女方不太或不想情愿男方了，男方为了挽回这桩婚姻，不惜用钱财堆，就多花钱，或是女方一心情愿男方，男方困窘，没钱，而女方大人又拗不过女子，就只好低价出售。老王头和李文华在商定下小货的钱数时就闹崩了。老王头说是给三百元，这已经是够低的了，再低就拿不出手了。按常规，男方在小货上不搞价，就按媒人的话来，而媒人一般都是久经婚事风云变化，是专家，是行家，说的话自然都是在圈子里面，在情在理。可李文却嫌媒人说的多，说要降一降。老王头再三给讲道理，可他就是不听。老王头按捺住心头的火气，瞪着一双冒火的眼，青着脸说：“好，把你人搁一下，二百八十元，再不能少了。”李文依然不点头，不吭声。老王头心头火起，那你说多少好？李文华说：“二百五十元，刚好是个整数。”老王头霍地起身，两眼圆睁，用手指着李文，手指上下直晃动，大声说：“李文，你真是个二百五大二球。你到处打听一下，谁家下小货下二百五的，你这是骂人家二百五，是洋来，是糟蹋人家呢。下这么个钱数小货，看女方家把你从她屋里面打出来了，打趴下了。把你打了，把我也叫人家打一顿，还要日噘骂，从此，把你认为是二球，把我也认成了个不够成数。”顿了顿，老王头又粗声大气地说：“你就说你不愿意，没人绑你，转那些圈圈弄啥呢？你就不诚心订亲。你这个货，我今日才算把你这个货看明白了，认清了。我给你说媒，没吃过你一根好纸烟，没喝过你一杯水，咱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看你一个人，可怜得很，发了个善心，给你说。我的爷，我的爸，真没想到你外人真错得远。有的人不叫给你说，说你人有问题呢，今日看来人家就没说错。你不情愿，人家女子就怕剩下了，没人要了。有光棍和尚，没有嫁不出去的尼姑。你小伙这一辈子完了，你就独身下去吧。”
从此后，老王头再给李文不介绍对象了。在李文照相馆对面，隔一条马路，在另一排店铺前有一个修自行车的老豆，常摆个摊摊，早摆晚收，有时摆在他斜对面的那几棵参天大杨树下，有时摆在跟他同一侧的相隔不远的邮电所门前。老豆常在露天修车，是个老把式，手艺又高手又快，因而找他修车的人很多，认识的人也多，信息也就灵。一次有人托他牵线，说是本市山区县环县有一个女子，才二十六岁。结婚才几天，女婿开车出车祸死了，想在咱本地找一个。老豆一听，蛮高兴，兴冲冲地跑去跟李文说去了。老豆真是满心欢喜，自以为操了一番好心，做了一件善事。他觉得此事能行，李文都平四十的人了，人家女子才二十多岁。况且李文光景又不行，只要自己多说好话，女方问题不大，毕竟山里女子，要嫁到平原上来，已占了便宜了。他对李文一说此事，谁知李文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说，你先跟别人说去，我往后一下。老豆再说，李文还是那句话。老豆后来对人说，李文谈对象还有先人后已精神。其实老豆心里清楚，李文嫌人家女方结过婚，老豆便又对人说，你这么大年龄了，哪儿有么大个女子候你呀。
关于李文相亲的故事，还有一些在熟人当中当笑话流传。
据说，本地一个大姑娘，外乡镇的，可能年龄也大了，过了三十了。经媒人和家里人反复介绍和劝说。，自己碰的钉子可能也多了，勉强同意和李文见面相亲。谁料，李文盯住人家，一本正经很严肃又仿佛确实感到很困惑似的反问人家：“世上小伙子那么多，你为啥要看上我呢？”然后一眼不眨地盯住姑娘，一副沉思不解的的样子。姑娘刚一听此话，一下子愣住了，满脸红云，羞愧交加，仿佛自己主动追人家，自己好色，自己脸皮厚，自己无赖、不要脸，被人家轻薄、鄙视、不以为然，被人家小瞧、看不起了。这世上的事情，都是有下数的，有规程的，有来头的，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没有章法的。在男女情爱方面，历来都是都兴男人主动，男人追女人，俗话都讲，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人得感情是不断变化的，男人不理会女人了，不追女人了，女人往往认为男人可能不喜欢自己了，变了心了，于是黯然、郁闷、伤心。女人习惯于被人捧、被人哄，被人小心呵护着，脸皮薄，自尊心也脆弱，聪明的男人都懂得这些道理。但遇到愚蠢的男人，不懂经的男人，女人也没法子，只好自认倒霉。刚一听到这句话，姑娘很脸红，很尴尬，很不自在，，不过，一会儿功夫，也就回过神来了，就醒悟了。就这一句话，女方把李文认成病人了。此事告吹。这件事，这句话，被一传十，十传百，象一阵风似的传遍周围村庄。还有一次，经人介绍，李文和一个女子在他家里见面。本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未婚男女相亲见面，光明正大，开经地义。可他相亲却象做贼一样，仿佛见不得人似的。女方进门后，他悄悄把门关上，也许他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常相亲，怪怪的，也许李文怕人看见、听见，怕人又在背后议论，说三道四，说长道短，评头论足，当作新闻到处宣传。两人在里屋交谈时，他就对人家姑娘不住地说，你声放小些，别让人听见了。每当姑娘声大了，其实也就是正常说话声音，李文便皱着眉头站起来，走到里间房门口，向外探望一下，看有没有人。没有人，他便在里屋脚地来回走动一下，噘着嘴，不满地对姑娘说：“你声放小点儿，别叫旁人听着了”他还不放心，怕有人来家里，索性出去把头门轻轻关了。女方生气了，心想，晴天白日的，我们光明正大的谈对象，你关门干什么，旁人会怎么想呢，还以为我们在干什么呢。你不不叫人大声说话，真不正常，女方开了门，自己走了。
李文这样光杆杆晃来晃去，把他亲亲的三婶娘，急得直对他说：“你到底给你不成个家么，你哪怕把人家那女子娶来氧上两天呢！”三婶话丑里短，说到要害了，说到农村人对人生对婚姻最根本最浅俗的看法上了。三婶意思就是你一个人过有啥意思，太寂寞了，好歹娶一个女子，过上两天性生活，体验一下男女之欢，体验一下另一种人生的快乐。人活着，除了吃，也就是睡，睡女人。孔子两千年前就进过，食色性也。三婶的这话在妇女中中传为笑谈。三婶可是个精明能干的乡下妇女。三个儿子娶了三个媳妇，一个赛过一个。论长相，论嘴皮子和为人处事，论心眼，都在她们村子中压着呢，挑着呢。三婶几个儿子的光景也一个赛过一个，都是二层楼房，院大有车。儿子们都正气，或包工，或有手艺，一心过光景，不象李文不动弹。
常有镇上店铺中二三十上下的大姑娘小媳妇对熟悉的大龄男青年开玩笑说：“你也别急，象李文一样，找不下个称心如意的宁愿不结婚。”李文谈对象确是宁缺勿滥，有熟人曾戏谑他：“李文，这儿有一个女子，离婚了，没娃，快给你说来”更有人尖刻苛薄，李文，这儿有一个寡妇，跟前一个女娃（或儿子）你要不要？李文一听到这些话，顿时满脸红云，额上青筋直跳，仿佛受了莫大的侮辱似的。逢到这种情况，因人而异，他有时会把对方轰出去，说，你赶快走，我还有事呢，我也要走，也要锁门呢，站起来把对方推出门外，有时，他会把对方狠狠骂一顿或骂几句，或干脆不理。
李文照相，生意萧条，见天来几个顾客。成天没事干，他便坐在自己店门口，开着门。二十一英寸的老牌黑白电视常开着，他便专心地看电视，两眼大大地睁着，直楞楞地盯着电视屏幕。电视剧、新闻、广告、记录片、专题片，什么都看，消磨时间。店里来了人，陪上闲聊。人独身到了一定年龄，会心理变态、异常，李文电视看多了，烦了，也就心不在焉了。街上每从他店门口过去一个女的，只要是年轻的，身材好的，面貌端庄的、好看的、清秀的，他便一个眼地盯住人家看。人家过去了，在店里看不上了，便出来站在门口看人家。晚上见到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子，他便壮胆出去，在路上似乎很随意地行走，一边东张西望，一边注意女人家的行踪，不远不近地跟着人家。跟上一会，也就自己走了，觉得无聊，反正自己只能看一看，再能干什么呢。这种事情，还不能叫别人知道，传出去要叫人笑话的，没出息。自己放的现成的条件不找，偏要这样丧德没味。他其实是一个胆小的人。据街上修鞋的跛子讲，一次李文同一个女子头次见面，还请人家吃了一回羊肉泡馍。离得那样近，却吓得连人家手都不敢碰一下，满脸通红，那女子嫌他太胆小了，走了再没来。修鞋的跛子取笑李文没胆，白花了一碗羊肉泡馍的钱。跛子也几次听闻李文要结婚了，以为是真的，这回是正式，正儿八经的，可最终却都没成，顺水流了。跛子也对李文没了兴趣。一说起来，便说李文这一辈子完了，鼓不起来，阳萎着呢。
李文对面有一个修电器的瘸子，瘸得很厉害，要双手拄拐杖才能行走。他比李文大两岁，两人常在一起说笑。瘸子常叫李文“李大记”意思是“李大记者”晚上，李文常过来坐在瘸子这边，看瘸子的二十英寸彩电，一来人家的彩电大而清晰、有色好看、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二来也给自己节约些电费，三来这边有时人也多，在一起闲聊热闹。瘸子的生意比李文的好，又不胡花，净落儿。这两人在一起还挺热闹，互相逗乐，同病相恋，都是单身，都是老光棍，谁也不笑话谁，并且在这儿，两人还都感到不寂寞，感到自己的同类项的存在，感到自己队伍的强大，心理上还能寻求一丝慰籍。李文在这儿还能找到一些优越感，也就爱常来。瘸子也常揶揄李文，放着健健康康的身体，不好好找对象，胡挑拣。你仓仓促促找上个，叫人看一下，也把咱不小瞧。到时候，老哥给你好好行上个情，咱体体面面、热热闹闹把咱的人生大事一办，就你两口过你们的小日子去，也就不寂寞了。别象老哥这样，一辈子可完了。你不比我，人残废着呢，是实在没办法，找不下。你抓紧，看老哥啥时候能吃上你的喜酒。李文在四十以前，在三十五六，三十七八的年龄，一度时期好歹在外面还能说下几个女的，还有热心人、好心人给说，自己在外面也能一下两下暂时蒙混一些女子，可日久天长，就不行了。瘸子心里清楚，只是当面不说，背后偷着说，他小伙这一辈子完了。
李文店旁还有一个修电器的，人中上个头，聪明伶俐，手艺又高，生意也好，已娶妻生子，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比李文小不了几岁。他常拿李文开心。他只要无所谓地一说李文还很年轻，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干事情的年龄，说李文还小，故意少说他几岁甚至五六岁，李文就很高兴，仿佛自己真的是还很年轻，正当少年，意气风发，便滔滔不绝天南海北说开去。他们在闲聊中，他有时带嘲笑挖苦的语气故意一说李文年龄大了，老了，都四十多了，再故意加上好几岁，说往五十上去的人了，半老头子了，李文就很生气，很懊恼，满脸黑风，几天不理他。是呀，谁都不愿意听坏话，不顺耳的话，谁愿意听呢。
李文店里来了年轻女人照相，尤其是眉眼周正的，长相过得去的，不论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他总是眉开眼笑，喜气洋洋，精神振奋，象喝了一杯喜酒一样，象有什么喜事一样。有时，他会把门帘拉上，门闭上，或开得很小，怕外人看见，自己则和那女子没话找话地说笑。真是老光棍看见女人就象苍蝇看见了血一样，就象饿汉看见面包一样，心里痒痒得难受，狠不得一下子扑上去，狼吞虎咽。一次，他的好友瓜瓜看见了，对他说，你怎么看见女人来了，就把门闭上，想干吗，真是八辈子没看见过女人了。他则不屑地说，我要照相，这是规则，要背光，才能照好相，你不懂，不要胡吆喝。在他三十多岁时，常有镇上初中要毕业的学生来他那儿照相。对年龄大些的十八九岁的女孩子，性格开朗的，爱说爱笑的，学习又不太好的，也不那么古板的，还有点骚的，他便借照相之机，以指导人家如何摆正姿势为名，对姑娘动手动脚，拍拍人家肩膀，笑嘻嘻地说肩要摆平，要放松，摸摸人家腰背、大腿，说腰要挺直，大腿不要分得太开。逗得女孩子也不自然，扭扭捏捏的，做作，却又笑，那一时刻，他显得特别高兴。
一度时期，李文成了镇上传奇人物，成了镇上闲人们议论、嘲笑的中心对象。傍晚闲了，有些闲嘴老汉、中年人、小伙聚在他对面店铺前，望着他已经锁上门的店铺，指手画脚，议论不休。时间长了，人们也习以为常了，觉得就是那么回事情了，不再那么热切地议论了。面对这些议论，李文毫不理睬，满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面无愧色，该说笑照样说笑，该出去溜达，照样溜达。
其实，李文心里也很清楚自己的情况，只是很无奈。他对好友瓜瓜说，咱把他娘的，咱要是有个媳妇，有个女人，成个家，咱还啥不跟别人一样吗？有其他人说得啥呢，别人还会议论咱吗？别人的事情，有的人就爱参与，就嘴长，爱说说道道，真无聊。说到这儿，他又叹了一口气，神色黯淡地说，把他娘给的，咱就是没个合适的。一次，他又对好友瓜瓜说，谁在年堆镇这几天给我介绍了个，我就想把这个事成了去，也就没旁人说的啥了，咱一个过也能行，也好，可别人老是议论呢。他叹了一口气，愁怅地说，这个女子三十二了，人长得还可以，就是个子太低了，才够上我的肩部。李文也就是一米六四五高，头又大，又方正，脖子又长。照他这么说，那个女的也就是不到一米五，一米四六七吧。的确，是太矮了。瓜瓜劝道，这也好，矮了怕什么，人正常，能干一般活就行。李文转过头来，瞪了瓜瓜一眼，加重语气道，这可是你说的。此事看来李文已心中有主意了，主意已大定了，不过是和瓜瓜说说而已。过了一会儿，他颇为感慨地说，唉，这世界上的事，有时候是咱看上人家，人家却看不上咱，有时侯又是别人看上咱，咱又看不上人家。瓜瓜嘴上没说，心里在说，谁到底看上你了，真是自作多情。
春节到了，李文又给他置买了一个新的火炉子和一套家具，还买了些绿菜和豆芽，也学会做饭了。他常戴着长皮手套洗碗洗餐具呢。他对瓜瓜说，明天和后天有两家娶媳妇，叫他录像呢，录一次像，二百元，现在只要把钱挣下，把咱的小日子过好就对了。咱老了，算了，也不再想找对象了，就一个人过。我看，这样挺好的。
过了四十了，李文心境渐趋苍凉，他难道真的想独身下去吗？他是不想独身的，可现实中的感情和婚姻又离他的理想差距太远了，他实在无法接受。看来，他只有这样在人生的舞台上，一个人独舞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