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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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事再其本，民无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然则奸涂不可独遵，货财不安于拘。随之以法，则中内民也，轻重不调，无（米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b>译文</b>
桓公问管仲说：“从燧人氏以来，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当政的时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限制他们制造武器，烧山林、毁草薮、火焚大泽、驱逐禽兽，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至于尧舜当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他们命令：‘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这样，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因此，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这就是说，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大夫们散其财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
桓公说：“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这句话里，什么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呢？”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是正名五。它们体现在颜色上，就分青、黄、白、黑、赤；体现在声音上，就分宫、商、羽、微、角；体现在味觉上，就分酸、辣、咸、苦、甜。这里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泽’一样，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丢掉了‘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丢掉了‘二五’，就丧失权势；普通人丢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叫作‘国机’。”
轻重家的法典上讲：“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失准的问题。”管仲回答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而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叫作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
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阴山所产的需，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这就一变为四了。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黄金出在汝水、汉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路途遥远，来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规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制约着下币刀布、上币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可以来回。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拥有耕地一万顷，户数一万户，人口十万人，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兵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干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可以来回。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十天。干乘之国，拥有耕地十万顷，户数十万户，人口百万人，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兵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中央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来回。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二十天。万乘之国，拥有耕地百万顷，户数百万户，人口千万人，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仲说：“单身男子叫作鳏，单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独’，必须由政府负丧葬之责：衣食要有三领，棺木要厚三寸，乡中官吏亲管其事，葬于公家墓地；战死者如是独生，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为苦了。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两束干肉、一石酒奖赏他们。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如是老年人，则遣责之，如是壮年，则遣送边疆服役。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则贷与土地和钱币。由此，百业皆兴，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
上等劳力的农民可负担五口人吃饭，中等劳力可负担四口，下等劳力可负担三口。上等劳力的妇女可供应五口人穿衣，中等劳力可供应四口，下等劳力可供应三口。农民要经常耕作，妇女要经常纺织。一农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饿的；一女不织，人民就可能有受冻的。饥寒冻饿总是起因于土地经营。所以先王认真对待这个起因。农事收获达到成本的二倍。农民才没有卖儿卖女的；达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备粮吃饭；达到四倍，乡里富裕；达到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农事收入达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敛不止，那么，为非作歹的路上，单人都不敢出行，财货放在手上也不安宁了。随着用法律镇压，就等于自己在残害百姓。物价失调，饥民不能管理，百姓卖出的儿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这乃是亡国之道。
管仲说：“神农之术告诉我们：‘一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一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十倍；两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两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二十倍。’遇此情况，国家应当提倡用瓜菜补充民食。而对于没有口粮的农户，由国家供给旧年的陈粮；对于没有种籽的农户，由国家贷给可用的新粮。这样，才不会出现赢利十倍的奸商，也不会出现加倍收息的高利贷者。”
齐桓公问于管子曰：“自燧人以来，其大会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轻重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处什之七，陆处什之三，乘天势以隘制天下。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然后天下可得而牧也。至于尧舜之王，所以化海内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其胜禽兽之仇，以大夫随之。”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策阳也，壤策阴也，此谓‘事名二’。”“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国，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势，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国之至机也，谓之国机。”
轻重之法曰：“自言能为司马不能为司马者，杀其身以衅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杀其身以衅其社；自言能为官不能为官者，劓以为门父。”故无敢奸能诬禄至于君者矣。故相任寅为官都，重门击柝不能去，亦随之以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请问大准。”管子对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无我焉；此谓大准。”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谋厉国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车兵进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则是天下尽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动，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邻国富之。邻国每动，重富君之民，贫者重贫，富者重富。失准之数也。”桓公曰：“何谓也？”管子对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于外，然则国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财物与其五谷为雠，厌而去。贸人受而廪之，然则国财之一分在贾人。师罢，民反其事，万物反其重。贾人出其财物，国币之少分廪于贾人。若此则币重三分，财物之轻重三分，贾人市于三分之间，国之财物尽在贾人，而君无策焉。民更相制，君无有事焉。此轻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于衢塞；其在谷者，守之春秋；其在万物者，立赀而行。故物动则应之。故豫夺其涂，则民无遵；君守其流。则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国无游贾，贵贱相当，此谓国衡；以利相守，则数归于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则市朝闲，市朝闲则田野充，田野充则民财足，民财足则君赋敛焉不穷。今则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轻；民轻而君轻，轻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则君轻，民轻则君重，此乃财余以满不足之数也。故凡不能调民利者，不可以为大治。不察于终始，不可以为至矣。动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国之策也；盐铁二十国之策也；锡金二十国之策也。五官之数；不籍于民。”
桓公问于管子曰：“轻重之数恶终？”管子对曰：“若四时之更举，无所终。国有患忧，轻重五谷以调用，积余臧羡以备赏。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
管子曰：“一岁耕，五岁食，粟贾五倍。一岁耕，六岁食，粟贾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且天下者，处兹行兹，若此而天下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为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为国者，如金石之相举，重钧则金倾。故治权则势重，治道则势羸。今谷重于吾国，轻于天下，则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则至，轻则去。有以重至而轻处者，我动而错之，天下即已于我矣。物臧则重，发则轻，散则多。币重则民死利，币轻则决而不用，故轻重调于数而止。”
“五谷者，民之司命也；刀币者，沟渎也；号令者，徐疾也。“令重于宝，社稷重于亲戚’，胡谓也？”对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无生臣。亲没之后，无死子。此社稷之所重于亲戚者也。故有城无人，谓之守平虚；有人而无甲兵而无食，谓之与祸居。”
桓公问管子曰：“吾闻海内玉币有七策，可得而闻乎？”管子对曰：“阴山之礝碈，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发、朝鲜之文皮，一策也；汝、汉水之右衢黄金，一策也；江阳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禺氏边山之玉，一策也。此谓以寡为多，以狭为广。天下之数尽于轻重矣。”
桓公问于管子曰：“阴山之马具驾者千乘，马之平贾万也，金之平贾万也。吾有伏金千斤，为此奈何？”管子对曰：“君请使与正籍者，皆以币还于金，吾至四万，此一为四矣。吾非埏埴摇炉櫜而立黄金也，今黄金之重一为四者，数也。珠起于赤野之末光，黄金起于汝汉水之右衢，玉起于禺氏之边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远，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高下中币，利下上之用。”
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虑，二日定载，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轻重，毋过五日。百乘为耕田万顷，为户万户，为开口十万人，为分者万人，为轻车百乘，为马四百匹。千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虑，三日定载，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轻重，毋过一旬。千乘为耕田十万顷，为户十万户，为开口百万人，为当分者十万人，为轻车千乘，为马四千匹。万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虑，五日定载，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万乘之制轻重，毋过二旬。万乘为耕田百万顷，为户百万户，为开口千万人，为当分者百万人，为轻车万乘，为马四万匹。
管子曰：“匹夫为鳏，匹妇为寡，老而无子者为独。君问其若有子弟师役而死者，父母为独，上必葬之：衣衾三领，木必三寸，乡吏视事，葬于公壤。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故亲之杀其子以为上用，不苦也。君终岁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赐之；力足荡游不作，老者谯之，当壮者遣之边戍：民之无本者贷之圃强。故百事皆举，无留力失时之民。此皆国策之数也。”
上农挟五，中农挟四，下农挟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农有常业，女有常事。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事再其本，民无者卖其子。三其本，若为食。四其本，则乡里给。五其本，则远近通，然后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无止，然则奸涂不可独遵，货财不安于拘。随之以法，则中内民也，轻重不调，无（米亶）之民不可责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国之数也。
管子曰：“神农之数曰：‘一谷不登，减一谷，谷之法什倍。二谷不登，减二谷，谷之法再十倍。’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故无什倍之贾，无倍称之民。”
<b>译文</b>
桓公问管仲说：“从燧人氏以来，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筹算，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从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轻重之术治理天下的。共工当政的时代，天下水域占十分之七，陆地占十分之三，他就利用这个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到了黄帝当政的时代，努力除掉各地的武装，限制他们制造武器，烧山林、毁草薮、火焚大泽、驱逐禽兽，实际上都是为控制他人，这然后才得以统治天下。至于尧舜当政，之所以能把天下治好，是因为在北方取用禺氏的玉石，从南方取用江汉的珍珠，他们还在驱捕野兽时，使大夫参与其事。”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管仲回答说：“他们命令：‘各国诸侯之子到本朝为臣的，都要穿两张虎皮做成的皮裘。国内上大夫要穿豹皮袖的皮裘，中大夫要穿豹皮衣襟的皮裘。’这样，大夫们就都卖出他们的粮食、财物去购买虎豹皮张，因此，山林百姓捕杀猛兽就象驱逐父母的仇人那样卖力。这就是说，国君只消冠冕堂皇地坐在堂上，猛兽就将被猎获于野外；大夫们散其财物，百姓都可在流通中得利。这就是尧舜曾经用过的轻重之术。”
桓公说：“在‘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这句话里，什么叫作‘事名二’呢？”管仲回答说：“天道为阳，地道为阴，这就是事名二。”“什么叫正名五呢？”回答说：“权、衡、规、矩、准，这就是正名五。它们体现在颜色上，就分青、黄、白、黑、赤；体现在声音上，就分宫、商、羽、微、角；体现在味觉上，就分酸、辣、咸、苦、甜。这里的利用‘二五’，同上面的‘童山竭泽’一样，都是人君用来控制人们的。五味，是用来控制人们饮食的；五声是用来控制人们听欲的；五色，是用来控制人们观赏的。人君丢掉了‘二五’，就会亡国；大夫丢掉了‘二五’，就丧失权势；普通人丢掉了‘二五’，也不能治理一家。这是国家最重要的关键，所以叫作‘国机’。”
轻重家的法典上讲：“自己说能作司马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鼓；自己说能作农业的官，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杀掉他以血祭祀社神；自己说能作一般官吏，但作起来不称职的，就砍掉他的双脚罚他守门。”这样，就不会有人敢在君主面前吹嘘自己以骗取禄位了。这样，无论被人推荐当官的，或者守门小事都不称职的，也都可以依法处理了。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失准的问题。”管仲回答说；“失准就是天下各国都控制我们，而我们无能为力，这就叫作失准。”桓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起兵进攻我们，对于凡能谋划利国定民的大臣，就要割地而封；凡能作战成功立名的大臣，也要割地而封。这样。实际上是天下在封赏您的大臣了，而不是您本人进行封赏。天下已经使您把十里土地封给大臣，而随着天下每一次动兵，又要把二十里土地再次“封给”富民商人。您国的富民不是您使他发财致富，而是天下使他们致富。邻国每动一次兵，都会造成您国的富民商人多发一次财，弄得贫者更贫，富者更富，这就是失准的必然结局。”桓公说：“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管仲回答说：“如果天下各国出兵攻打我国，百姓放下农具，拿起武器出外打仗，那么，举国不能种地，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造成的。国君在战时，早晨下令征税晚上就要交齐，百姓只好抛卖财物、粮食，折价一半脱手。商人买进而加以囤积，那么，‘国内的一半财货就进入商人之手。战争结束，百姓复归旧业，物价会回到战前水平。商人在此时售出他所囤积的财物，可以把国内市场一少半的货币积藏在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币值可以提高十分之三，货物价格可以下跌十分之三。商人就在这贵贱十分之三中买来卖去，国家财物将全部落入商人之手，国君是束手无策的。百姓贫富之间不断地互相奴役，国君无能为力，这些就是轻重的失准。”
管仲说：“人君掌握了本，富民商人就抓不到末；人君掌握了开始，富民商人就抓不到结局。对于贩运过程的商品，必须在通衢要道市场上谋取收入；对于粮食，必须在春秋两季来掌握；对于其他物质，则订立预购合同。这样，商品一动，措施就跟上去。预先阻断买卖的途径，商人就无法行事；君主控制流通，商人就无法抬高物价。所以，掌握好各地物价的涨落，国内没有投机商人，商品贵贱相当，这就叫作‘国衡’。能够用理财之法来掌握，财利就自然归于君主了。”
管仲说：“善于管理商业的，就要由国家同时办商业；国家办商业，市场就清淡冷落；市场清淡冷落，农业劳动力就充足；农业劳力充足，人民财物就丰富；人民财物丰富，君主的税收就取之不竭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商人贵卖，君主跟着贵买，贵而不能使之贱；商人贱卖，君主跟着贱买。贱而不能使之贵。天下善于管理的不是这样，私商卖贵则国家商业卖得贱，私商买贱则国家商业买得贵。这乃是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理财方法。所以，凡国家不能调剂民财，就不能做到大治；不洞察商业始终，就不能把管理做得最好。由国家掌握利用物价涨跌，可取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盐铁商业，也可取得相当二十个财政年度的收入；由国家经营锡金商业，又可取得相当二十年财政年度的收入。这五种官商的理财之道，都不是向民间直接征税的。”
桓公问管仲说：“轻重之术何时终止？”管仲回答说：“有如四季周而复始的运转一样，没有终止之时。当国家遭遇战争忧患时，就调节粮价高低来解决国家用度，积累余财赢利来筹备战士奖赏。当天下归服海内统一时，就加富诚信仁义的人士，使百姓崇尚礼让，而不搞轨外的活动。可见，轻重之术的用处，在各诸侯国尚不则帧时，可以为战争服务；在各诸侯国归顺时，就可用来推行仁义的政教。”
管仲说：“要做到一年耕种，够五年吃，就把粮价提高五倍来促进；要做到一年耕种，够六年吃，就把粮价提高六倍来促进。果能这样，两年耕作的产量就可能够十一年的消费了。对富者能够夺取，对贫者能够给予，才能够主持天下。而对天下的人们，能使之安于这项政策，遵行这项政策，这样，就可以统一调度了。对于天下的人们，驱使他们不要明白表示驱使，利用他们不要明白表示利用。因此，善治天下的君主，不直接说出驱使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驱使；不直接说出利用的语言，使百姓不得不为所利用。”
管仲说：“善于主持国家的，就象把黄金和秤锤放在天秤上一样，只要加重秤锤，金子就能够倾跌下来。所以，讲求通权达变则国家力量强盛，讲求遵循常道则国家力量衰弱。现在，粮食在我国价高，在其他诸侯国价低，各国的粮食就象水源向下一样流入我国。所以，价格高则财货聚来，价格低则财货散走，有因高价聚来而跌价尚未散走的物资，我们及时动手掌握之，天下的这项财富就归于我们了。把财货囤积起来则价格上涨，发售出去则价格下降，放散于民间则显得充足。钱币贵重则人们拼命追求，钱币贬值则人们弃而不用。所以，总是要把钱物贵贱的幅度调整到合乎理财之术的要求而后止。”
“粮食，是人们生命的主宰；钱币，是物资流通的渠道；号令，是控制经济过程缓急的。所谓‘号令重于宝物，社稷重于父母’，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呢？”回答说：“当城郭陷落，国家宗庙不能继续血食时，大臣都要殉难；但父母死亡，却没有殉死的儿子。这就是社稷重于父母的例证。而且，卫国者有人而无城，等于是空守平墟；有人而无武器和粮食，也只是与灾祸同居而已。”
桓公说：“我听说海内珍贵货币的利用有七种办法，可以讲给我听听么？”管仲回答说：“使用阴山所产的需，是一种办法；使用燕地紫山所产的白银，是一种办法；使用发和朝鲜所产带花纹的皮张，是一种办法；使用汝水、汉水所产的黄金，是一种办法；使用江阳所产的珍珠，是一种办法；使用秦地明山所产的曾青，是一种办法；使用禺氏边山所产的玉石，是一种办法。这些都是以少掌握多，以狭掌握广的办法。天下的理财之法，莫过于轻重之术了。”
桓公问管仲说：“阴山的马，可供驾驶兵车之用的有四千匹。每匹马的价格是一万钱，每斤黄金也是一万钱，我只存有黄金一千个，应当怎么办？”管仲回答说：“君上可以命令所有纳税的人们，必须按钱数交纳黄金。我们就可因金价上涨而得到四万钱的收入，这就一变为四了。我们并没有使用冶金柑涡和鼓风炉来冶炼黄金，现在黄金之所以一变为四，只是运用理财之术的结果。珍珠来自赤野的末光，黄金出在汝水、汉水的右衢，玉石出在禺氏的边山。这些地方估计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路途遥远，来之不易。所以先王按其贵重程度而加以利用，规定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先王正是通过提高或降低中币黄金的币值，制约着下币刀布、上币珠玉的作用。”
百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十里路。一天确定计划，两天装载货物，三天运出国境，五天可以来回。百乘之国要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五天。百乘之国，拥有耕地一万顷，户数一万户，人口十万人，有纳税义务的一万人，兵车百乘，战马四百匹。干乘之国，在中央地区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一百五十里路。两天确定计划，三天装载货物，五天运出国境，十天可以来回。干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十天。干乘之国，拥有耕地十万顷，户数十万户，人口百万人，有纳税义务的十万人，兵车千乘，战马四千匹。万乘之国，在中央建立市场，离四周边境估计五百里路。三天确定计划，五天装载货物，十天运出国境，二十天来回。万乘之国制约邻国物价高低，不超过二十天。万乘之国，拥有耕地百万顷，户数百万户，人口千万人，有纳税义务的百万人，兵车万乘，战马四万匹。
管仲说：“单身男子叫作鳏，单身女子叫作寡，老而没有儿女的叫独。国君要调查了解凡有子弟因兵役而死亡的，父母也算作‘独’，必须由政府负丧葬之责：衣食要有三领，棺木要厚三寸，乡中官吏亲管其事，葬于公家墓地；战死者如是独生，还要赏给父母一匹马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因此，作父母的即使牺牲自己的儿子为君主效力，也不引以为苦了。国君每到年终都视察邑里，看到劳力与别户相同而住房独好的人家，一定是好百姓，是努力耕作的人，要用两束干肉、一石酒奖赏他们。对于体力充足而闲游不肯劳动的，如是老年人，则遣责之，如是壮年，则遣送边疆服役。对于无本经营农业的，则贷与土地和钱币。由此，百业皆兴，没有懒惰和失掉农时的百姓。这都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办法。”
上等劳力的农民可负担五口人吃饭，中等劳力可负担四口，下等劳力可负担三口。上等劳力的妇女可供应五口人穿衣，中等劳力可供应四口，下等劳力可供应三口。农民要经常耕作，妇女要经常纺织。一农不耕，人民就可能有挨饿的；一女不织，人民就可能有受冻的。饥寒冻饿总是起因于土地经营。所以先王认真对待这个起因。农事收获达到成本的二倍。农民才没有卖儿卖女的；达到三倍，才可以正常备粮吃饭；达到四倍，乡里富裕；达到五倍，则余粮远近流通，死人也得到妥善安葬了。如果农事收入达不到成本的二倍，君主再征敛不止，那么，为非作歹的路上，单人都不敢出行，财货放在手上也不安宁了。随着用法律镇压，就等于自己在残害百姓。物价失调，饥民不能管理，百姓卖出的儿子，自己不能依靠使用，君失其民，父失其子，这乃是亡国之道。
管仲说：“神农之术告诉我们：‘一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一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十倍；两种粮食无收成，则缺少两种粮食，粮食的卖价将上涨二十倍。’遇此情况，国家应当提倡用瓜菜补充民食。而对于没有口粮的农户，由国家供给旧年的陈粮；对于没有种籽的农户，由国家贷给可用的新粮。这样，才不会出现赢利十倍的奸商，也不会出现加倍收息的高利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