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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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b>译文</b>
通变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九篇，论述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问题。
全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讲“通”和“变”的必要。刘勰认为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原理是有一定的，但“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却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文学创作对有定的原理要有所继承，对无定的方法要有所革新。第二部分就魏晋以前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况，来说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强调继承与革新应该并重。第三部分是紧接上面主张“宗经”的思想来论述的。刘勰举枚乘、司马相如等五家作品沿袭的情形，一以说明通变的方法，一以表示忽于“宗经”而在“夸张声貌”上“循环相因”就出现了“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的情形。第四部分讲通变的方法和要求，提出必须结合作者自己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来继承前人和趋时变新，文学创作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是文学艺术的一条发展规律。本篇能从“通”和“变”的辩证关系来论述继承和革新的不可偏废，这是可取的；刘勰针对当时“从质及讹”、“竞今疏古”的创作倾向，提出“还宗经诰”的主张，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刘勰所讲的“通”和“变”都过于狭窄：文学创作所应继承的，显然主要还不在诗、赋、书、记等文体的写作特点；而要发展革新的，也不仅仅是“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他未能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中一切优秀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技巧，都有根据新的条件而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必要，这就使他的通变论带有较大的片面性。
（一）
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名称和写作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惟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推陈出新就无限量，所以在方法上应该研究新兴的作品。这样，就能在文艺领域内驰骋自如，左右逢源。不过，汲水的绳子太短的人，就会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脚力软弱的人，也将半途而废。其实这并不是写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干附着于土地，乃是它们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有不同的品种了。
（二）
所以过去几个朝代的诗歌，在情志的表达上是符合于写作法则的。黄帝时的弹歌，是非常朴质的了。唐尧时的在昔歌，比黄帝时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文采较唐尧时为多。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文采更丰富。商周两代的诗篇，较夏代又华丽得多。这些作品在述情志、写时世上，其原则是一致的。后来楚国的骚体作品，以周代诗篇为模范。汉代的辞赋和颂，却又学习楚辞。魏国的诗篇，大多崇拜汉代风尚。晋代的作品，又钦仰魏人的文采。把这些情况商讨一下，可以看出：黄帝和唐尧时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朴素的，虞夏两代的作品是朴素而鲜明的，商周时期的作品是华丽而雅正的，楚国和汉代的作品是铺张而尚辞采的，魏晋两代的作品不免浅薄而靡丽，刘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实际而过分新奇。从朴素到不切实际，越到后来越乏味。为什么呢？因为作家们都争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视向古人学习，所以文坛上的风气就日益衰落了。目前一些有才华的人，都努力于学习写作，可是他们不注意汉代的篇章，却去学习刘宋时的作品；虽然他们对历代创作都同样浏览，但总不免重视后代而忽视古人。青色从蓝草中提炼出来，赤色从茜草中提炼出来；虽然这两种颜色都超过了原来的草，但是它们却无法再变化了。桓谭曾说：“我看到新进作家的华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美，却没有什么可采取的；但是看到刘向、扬雄的作品，却常常有所收获。”这话可以说明上述的道理。所以提炼青色和赤色，一定离不开蓝草和茜草；而要纠正文章的不切实际和浅薄，也还要学习经书。如能在朴素和文采之间斟酌尽善，在雅正与庸俗之间考虑恰当，那么就能理解文章的继承与革新了。
（三）
夸张地描绘事物形貌，在西汉初的作品中已达到极点。从此以后，互相因袭，循环不已；虽然有人想跳出当时的轨道，但始终在那个樊笼之内。如枚乘七发说：“遥远地望到东海，和蔚蓝的天空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看不到头，望不见边；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出来，月亮从西边的山上升起。”马融的广成颂说：“天地相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面出来，月亮从西面上升。”扬雄的羽猎赋说：“太阳和月亮，出来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张衡的西京赋说：“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样。”这些夸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这类手法，无不是互相沿袭的。
（四）
应该在沿袭当中又有所改变，这才是继承与革新的方法。所以考虑到写作的纲领，应该掌握住主要方面。首先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领；然后开拓自己写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关键，放长缰绳，驾马远行，安闲而有节奏。应该凭借自己的情感来继承前人，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革新；文采像虹霓的拱背，光芒像凤凰的飞腾，那才算出类拔萃的文章。假如局限于偏激的看法，夸耀自己的一得之见；这只是在庭院内来回兜圈子，哪能算日行万里的良马呢？
（五）
总之，写作的法则是运转不停的，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必须善于革新才能持久，必须善于继承才不贫乏。适应时代要求应该决断，抓住机会不要怯懦。看准文坛上今后的趋势，来创造动人的作品；同时也参考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写作的法则。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b>译文</b>
通变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九篇，论述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问题。
全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讲“通”和“变”的必要。刘勰认为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原理是有一定的，但“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却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文学创作对有定的原理要有所继承，对无定的方法要有所革新。第二部分就魏晋以前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况，来说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强调继承与革新应该并重。第三部分是紧接上面主张“宗经”的思想来论述的。刘勰举枚乘、司马相如等五家作品沿袭的情形，一以说明通变的方法，一以表示忽于“宗经”而在“夸张声貌”上“循环相因”就出现了“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的情形。第四部分讲通变的方法和要求，提出必须结合作者自己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来继承前人和趋时变新，文学创作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是文学艺术的一条发展规律。本篇能从“通”和“变”的辩证关系来论述继承和革新的不可偏废，这是可取的；刘勰针对当时“从质及讹”、“竞今疏古”的创作倾向，提出“还宗经诰”的主张，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刘勰所讲的“通”和“变”都过于狭窄：文学创作所应继承的，显然主要还不在诗、赋、书、记等文体的写作特点；而要发展革新的，也不仅仅是“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他未能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中一切优秀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技巧，都有根据新的条件而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必要，这就使他的通变论带有较大的片面性。
（一）
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名称和写作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惟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推陈出新就无限量，所以在方法上应该研究新兴的作品。这样，就能在文艺领域内驰骋自如，左右逢源。不过，汲水的绳子太短的人，就会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脚力软弱的人，也将半途而废。其实这并不是写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干附着于土地，乃是它们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有不同的品种了。
（二）
所以过去几个朝代的诗歌，在情志的表达上是符合于写作法则的。黄帝时的弹歌，是非常朴质的了。唐尧时的在昔歌，比黄帝时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文采较唐尧时为多。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文采更丰富。商周两代的诗篇，较夏代又华丽得多。这些作品在述情志、写时世上，其原则是一致的。后来楚国的骚体作品，以周代诗篇为模范。汉代的辞赋和颂，却又学习楚辞。魏国的诗篇，大多崇拜汉代风尚。晋代的作品，又钦仰魏人的文采。把这些情况商讨一下，可以看出：黄帝和唐尧时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朴素的，虞夏两代的作品是朴素而鲜明的，商周时期的作品是华丽而雅正的，楚国和汉代的作品是铺张而尚辞采的，魏晋两代的作品不免浅薄而靡丽，刘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实际而过分新奇。从朴素到不切实际，越到后来越乏味。为什么呢？因为作家们都争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视向古人学习，所以文坛上的风气就日益衰落了。目前一些有才华的人，都努力于学习写作，可是他们不注意汉代的篇章，却去学习刘宋时的作品；虽然他们对历代创作都同样浏览，但总不免重视后代而忽视古人。青色从蓝草中提炼出来，赤色从茜草中提炼出来；虽然这两种颜色都超过了原来的草，但是它们却无法再变化了。桓谭曾说：“我看到新进作家的华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美，却没有什么可采取的；但是看到刘向、扬雄的作品，却常常有所收获。”这话可以说明上述的道理。所以提炼青色和赤色，一定离不开蓝草和茜草；而要纠正文章的不切实际和浅薄，也还要学习经书。如能在朴素和文采之间斟酌尽善，在雅正与庸俗之间考虑恰当，那么就能理解文章的继承与革新了。
（三）
夸张地描绘事物形貌，在西汉初的作品中已达到极点。从此以后，互相因袭，循环不已；虽然有人想跳出当时的轨道，但始终在那个樊笼之内。如枚乘七发说：“遥远地望到东海，和蔚蓝的天空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看不到头，望不见边；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出来，月亮从西边的山上升起。”马融的广成颂说：“天地相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面出来，月亮从西面上升。”扬雄的羽猎赋说：“太阳和月亮，出来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张衡的西京赋说：“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样。”这些夸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这类手法，无不是互相沿袭的。
（四）
应该在沿袭当中又有所改变，这才是继承与革新的方法。所以考虑到写作的纲领，应该掌握住主要方面。首先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领；然后开拓自己写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关键，放长缰绳，驾马远行，安闲而有节奏。应该凭借自己的情感来继承前人，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革新；文采像虹霓的拱背，光芒像凤凰的飞腾，那才算出类拔萃的文章。假如局限于偏激的看法，夸耀自己的一得之见；这只是在庭院内来回兜圈子，哪能算日行万里的良马呢？
（五）
总之，写作的法则是运转不停的，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必须善于革新才能持久，必须善于继承才不贫乏。适应时代要求应该决断，抓住机会不要怯懦。看准文坛上今后的趋势，来创造动人的作品；同时也参考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写作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