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我曾用歌曲取暖的伤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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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比例最精确的中国地图上，也不一定找到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名字。犹如将军心目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文人骚客心目中的名胜古迹，亦如记忆深处的童年的阿娇，梦萦魂牵的儿时摇篮，这个名叫“和平村”的故乡的小地方，却自始至终深深地雕刻在我的心坎上，挥之不去。
一个三岔路的交汇处，横着长长的一排老式的房子，一字形排开，青瓦，竹篾墙，刷着红油漆的铺板门，房前有高大碧绿的洋槐树，还有石桌和石凳，每间房子仿佛还有门槛，并不高，墙最低的地方是长形的条石砌成的防盗的墙，这些房子大多开设的小杂货铺，小药店。横房的最左边还有打米房，房前立有几排木头的架子，平时农民拿麦子来榨干面，那架子悬挂干面，一排排的干面悬挂在风中，雪白雪白的，随风飘拂，仿佛洁白的芦花，更似战国的旗帜，迎风猎猎地抖擞。
小时候，30年前的198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家父母在永兴场的街上自己家中开了一爿小小的杂货店，那时候，每逢临近的兴隆场、济渡场逢场天，母亲便要背上一大背篓针线、洗衣粉、玩具、鞋子等等小百货赶路到20多里路外的兴隆场去摆地摊，母亲说，赶场的人多，稍不留心，就有人顺手牵羊。因此，很多时候，我就也要跟着母亲一起去兴隆场帮着母亲看摊摊。那时候，这个叫和平村的地方，便成为了我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的驿站。每次去赶兴隆场的时候，母亲背着一大背篓各种货物，佝偻着腰，吃力地在前面走，每走上三四里地，母亲为了等走在后面的我，便要放下背篓在路边等。母亲额头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地往下落，衣服也被汗水打得焦湿，每每看见这些，我就深深地懂得了母亲的慈爱和伟大，也更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稍微歇息片刻功夫，便又要继续赶路，沿途要经过叫张家垭口、袁家巷子等等地方，那些地方都是有着明显的标志的：张家垭口山顶上的大黄角树树冠硕大如亭亭的华丽的古时的大官出行的车盖，三个大树枝桠仿佛三条凌空腾飞的龙。
袁家巷子的木匠折尺一般的木房，据说是村小学的房子，木头的窗棂，老远看去仿佛风干的死人的肋骨，怕人得很。听说，那屋子里有吊颈鬼，有人看到过的，在晚上，披着长发，吐着猩红的舌头出来找替死的人。所以，每次经过那个叫袁家巷子的地方，我都出奇的怕。那村小学的房前有很大的空坝，电影院下乡，常在那空坝子撑起两根大竹篙，张开一张雪白的床单似的银幕，放露天电影。小时候，我们也常常跟着大人打着火把赶夜路去看那露天的电影，其实，大多时候，一到电影放映之时，我们又躺在大人的怀抱里进入了梦乡。
从永兴场到兴隆场去，大致20里地远。和平村大致就处在中点位置上，俨然成为了一个天然的歇脚的好地方。去的时候，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养精蓄锐后，有了饱满的精力，就可以继续赶往目的地。赶完兴隆场，回家的时候，夕阳西下，一看见临近中点站和平村了，就像航海的人在漆黑的海洋上远远地看见了岸上的灯塔一般，心中倍感温暖的慰藉。看见和平村，就相当于看见了永兴场上的我的老家一般，因为，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疲惫的脚步顿时又有了力量，心中便又顿时充满了希望和曙光一般。
那时候，家中父母和二哥也常常拉着一个大板板车到一个叫罗家的地方去进麸醋回永兴场卖，那麸醋进价只要8分钱一斤，拉回永兴场就可以卖到2毛钱一斤，很是赚钱的。父母和二哥往往一大早天刚麻麻亮就赶路拉着板板车走到罗家去。我和家中的姐姐一放学迅速在家煮好饭菜，便也赶到和平村的三岔路口去等父母拉麸醋回家的大板板车，只要一看到父母佝偻的身影一出现在济渡场往兴隆场方往上上坡的时候，我和姐姐两人顿时都会喜悦和激动得又唱又跳，然后，老远跑上去，帮着父母和哥哥一起抽板板车。
那时候，从蓬安搭车赶南充叫下南充，父亲也常常把我带到南充西门市场一起去进布鞋、塑料凉鞋、泡漠凉鞋、胶圈、洗脸帕等百货回永兴场卖，陆续进好的各种货物就直接在西门市场的一个空地里堆放成一座小山似的，我的任务就是直接站在这些货物旁边看守这些货物。进货物回家卖那是一件责任重大也很辛苦的事情。那时，永兴场还根本没有直达南充的班车，直到现在还依旧没有。于是，半夜凌晨四五点钟，我便要跟着早早起床的父亲一道，扛上一大卷进货用的蛇皮癞口袋，打上一个大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赶上七八里地，到和平村去等候罗家镇的一个姓刘的师傅驾驶的到南充去的早班车，往往由于我们父子两人去得太早，赶到和平村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往往都还没有隐去，天气寒冷，父亲和我，便偷偷地坐在和平村的横房子的人家的房檐下躲露水，很多时候，父亲便将我搂在他身边，两人依偎在一起，天气虽然寒冷，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爱的深沉。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1992年师范毕业，我分配到了老家永兴初中教书，父母所在的缝纫社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就垮了，很多时候，看见年迈的父亲和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养家糊口，因此，每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家中老父亲下南充进货回永兴场卖的责任了。依旧是每周周末半夜凌晨时分起个大早，打个大手电筒，赶上七八里路，到和平村的岔道口去赶南充的班车，，每每一个人走到那个据说有吊颈鬼的袁家巷子的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非常地恐惧和害怕，于是，经过那排横房子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唱起各种各样的歌曲来为自己壮胆，一阵小跑跑过那排横房子后，我依旧感觉得到心仿佛要蹦跳出胸腔的难受。
因为我的无能和无助，我也只能这样重复着父辈一代又一代走过的路，这就是生活。这也是人的本能。为了让后来不幸患尿毒症的父亲医病，为了养活年近古稀的母亲，为了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儿，我别无任何选择。
但是，我依旧感激生活的磨砺和考验。生命里，我感激那个叫和平村的小地方，她让我懂得了最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苦楚和极端地不容易。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从最挚爱的故乡永兴，从最遥远的天成，从偏远的济渡，一路颠沛流离，走过风，走过雨，看尽人间的各种世态炎凉，尝尽人生的各种辛酸和苦辣，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斗志，因为，那一个叫和平村的地方发自灵魂最深处地砥砺了我，磨练了我，并深深地给予了我无穷的信心和力量。那时候，在寒冷的黎明前夕，每次在和平村的人家房檐下坐在冰冷的石头上等候去南充的班车冷得确实受不了的时候，我最喜欢轻轻地唱起亦用来取暖的歌曲便是郑智化的水手：
“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像父亲的责骂母亲的哭泣
永远难忘记
年少的我喜欢一个人在海边
卷起裤管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
总是幻想海洋的尽头有另一个世界
总是以为勇敢的水手是真正的男儿
总是一副弱不禁风孬种的样子
在受人欺负的时候总是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长大以后为了理想而努力
渐渐的忽略了父亲母亲和
故乡的消息
如今的我生活就像在演戏
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戴着伪善的面具
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
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寻寻觅觅寻不到活着的证据
都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
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
那一片被文明糟踏过的海洋和天地
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
在带着咸味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
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
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经历过和平村的人，没有吃不下的苦。
因为，那一个故乡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时刻告诉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那么留给地平线的，就只能是一路风雨兼程。”
我那遥远的和平村：一个我曾用歌曲取暖的伤心地。
2010年1月29日3119字写于蓬安嘉陵第一桑梓
也许，在比例最精确的中国地图上，也不一定找到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名字。犹如将军心目中的兵家必争之地，文人骚客心目中的名胜古迹，亦如记忆深处的童年的阿娇，梦萦魂牵的儿时摇篮，这个名叫“和平村”的故乡的小地方，却自始至终深深地雕刻在我的心坎上，挥之不去。
一个三岔路的交汇处，横着长长的一排老式的房子，一字形排开，青瓦，竹篾墙，刷着红油漆的铺板门，房前有高大碧绿的洋槐树，还有石桌和石凳，每间房子仿佛还有门槛，并不高，墙最低的地方是长形的条石砌成的防盗的墙，这些房子大多开设的小杂货铺，小药店。横房的最左边还有打米房，房前立有几排木头的架子，平时农民拿麦子来榨干面，那架子悬挂干面，一排排的干面悬挂在风中，雪白雪白的，随风飘拂，仿佛洁白的芦花，更似战国的旗帜，迎风猎猎地抖擞。
小时候，30年前的1980年，为了养家糊口，我家父母在永兴场的街上自己家中开了一爿小小的杂货店，那时候，每逢临近的兴隆场、济渡场逢场天，母亲便要背上一大背篓针线、洗衣粉、玩具、鞋子等等小百货赶路到20多里路外的兴隆场去摆地摊，母亲说，赶场的人多，稍不留心，就有人顺手牵羊。因此，很多时候，我就也要跟着母亲一起去兴隆场帮着母亲看摊摊。那时候，这个叫和平村的地方，便成为了我记忆中的一个重要的驿站。每次去赶兴隆场的时候，母亲背着一大背篓各种货物，佝偻着腰，吃力地在前面走，每走上三四里地，母亲为了等走在后面的我，便要放下背篓在路边等。母亲额头上的汗水，大滴大滴地往下落，衣服也被汗水打得焦湿，每每看见这些，我就深深地懂得了母亲的慈爱和伟大，也更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
稍微歇息片刻功夫，便又要继续赶路，沿途要经过叫张家垭口、袁家巷子等等地方，那些地方都是有着明显的标志的：张家垭口山顶上的大黄角树树冠硕大如亭亭的华丽的古时的大官出行的车盖，三个大树枝桠仿佛三条凌空腾飞的龙。
袁家巷子的木匠折尺一般的木房，据说是村小学的房子，木头的窗棂，老远看去仿佛风干的死人的肋骨，怕人得很。听说，那屋子里有吊颈鬼，有人看到过的，在晚上，披着长发，吐着猩红的舌头出来找替死的人。所以，每次经过那个叫袁家巷子的地方，我都出奇的怕。那村小学的房前有很大的空坝，电影院下乡，常在那空坝子撑起两根大竹篙，张开一张雪白的床单似的银幕，放露天电影。小时候，我们也常常跟着大人打着火把赶夜路去看那露天的电影，其实，大多时候，一到电影放映之时，我们又躺在大人的怀抱里进入了梦乡。
从永兴场到兴隆场去，大致20里地远。和平村大致就处在中点位置上，俨然成为了一个天然的歇脚的好地方。去的时候，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养精蓄锐后，有了饱满的精力，就可以继续赶往目的地。赶完兴隆场，回家的时候，夕阳西下，一看见临近中点站和平村了，就像航海的人在漆黑的海洋上远远地看见了岸上的灯塔一般，心中倍感温暖的慰藉。看见和平村，就相当于看见了永兴场上的我的老家一般，因为，离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了，疲惫的脚步顿时又有了力量，心中便又顿时充满了希望和曙光一般。
那时候，家中父母和二哥也常常拉着一个大板板车到一个叫罗家的地方去进麸醋回永兴场卖，那麸醋进价只要8分钱一斤，拉回永兴场就可以卖到2毛钱一斤，很是赚钱的。父母和二哥往往一大早天刚麻麻亮就赶路拉着板板车走到罗家去。我和家中的姐姐一放学迅速在家煮好饭菜，便也赶到和平村的三岔路口去等父母拉麸醋回家的大板板车，只要一看到父母佝偻的身影一出现在济渡场往兴隆场方往上上坡的时候，我和姐姐两人顿时都会喜悦和激动得又唱又跳，然后，老远跑上去，帮着父母和哥哥一起抽板板车。
那时候，从蓬安搭车赶南充叫下南充，父亲也常常把我带到南充西门市场一起去进布鞋、塑料凉鞋、泡漠凉鞋、胶圈、洗脸帕等百货回永兴场卖，陆续进好的各种货物就直接在西门市场的一个空地里堆放成一座小山似的，我的任务就是直接站在这些货物旁边看守这些货物。进货物回家卖那是一件责任重大也很辛苦的事情。那时，永兴场还根本没有直达南充的班车，直到现在还依旧没有。于是，半夜凌晨四五点钟，我便要跟着早早起床的父亲一道，扛上一大卷进货用的蛇皮癞口袋，打上一个大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赶上七八里地，到和平村去等候罗家镇的一个姓刘的师傅驾驶的到南充去的早班车，往往由于我们父子两人去得太早，赶到和平村的时候，天上的星星往往都还没有隐去，天气寒冷，父亲和我，便偷偷地坐在和平村的横房子的人家的房檐下躲露水，很多时候，父亲便将我搂在他身边，两人依偎在一起，天气虽然寒冷，但是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爱的深沉。
一晃很多年过去了，1992年师范毕业，我分配到了老家永兴初中教书，父母所在的缝纫社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也就垮了，很多时候，看见年迈的父亲和母亲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为了养家糊口，因此，每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我也就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家中老父亲下南充进货回永兴场卖的责任了。依旧是每周周末半夜凌晨时分起个大早，打个大手电筒，赶上七八里路，到和平村的岔道口去赶南充的班车，，每每一个人走到那个据说有吊颈鬼的袁家巷子的地方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非常地恐惧和害怕，于是，经过那排横房子的时候，我就大声地唱起各种各样的歌曲来为自己壮胆，一阵小跑跑过那排横房子后，我依旧感觉得到心仿佛要蹦跳出胸腔的难受。
因为我的无能和无助，我也只能这样重复着父辈一代又一代走过的路，这就是生活。这也是人的本能。为了让后来不幸患尿毒症的父亲医病，为了养活年近古稀的母亲，为了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儿，我别无任何选择。
但是，我依旧感激生活的磨砺和考验。生命里，我感激那个叫和平村的小地方，她让我懂得了最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艰难苦楚和极端地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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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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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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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忽略了父亲母亲和
故乡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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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拿着微不足道的成就来骗自己
总是莫名其妙感到一阵的空虚
总是靠一点酒精的麻醉才能够睡去
在半睡半醒之间仿佛又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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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无知的现代人不知道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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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远离人群才能找回我自己
在带着咸味的空气中自由的呼吸
耳畔又传来汽笛声和水手的笑语
永远在内心的最深处听见水手说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
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
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经历过和平村的人，没有吃不下的苦。
因为，那一个故乡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时刻告诉我：“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更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那么留给地平线的，就只能是一路风雨兼程。”
我那遥远的和平村：一个我曾用歌曲取暖的伤心地。
2010年1月29日3119字写于蓬安嘉陵第一桑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