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浮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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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老家,我总会在村头田野流连,欣赏着田野四季不同的风光,似乎在找寻丢失了的记忆的麦穗。有时坐在高高的河堤上回望绿树环绕的村庄,看得视线模糊,看得村庄似乎跟思绪一样漂浮
村子名字跟泥土一样的素朴,叫“袁家滩”位于六合城东30里的八百镇之东5里。这个村子没有其他姓氏,只一律姓袁。大约在明代,袁氏先祖在公和四个儿子——建刚、建强、建勇、建智,挈妇将雏,从安徽徽州府,北越大江,不辞劳顿,卜居于此。唯耕唯读,休养生息。至今已递十代。如今村子有百户人家,据父辈说,早在建国初就分为东西两个生产队了。
为何叫“滩”现在很少有人意会。还依稀记得童年时,过去村子南边是低洼水田,还纵横着几个带状的水荡。不像眼前村子东边自北而南是八百大河,南边自西而东入八百大河的一条小河是清水河,成了“丁”状的形态,整饬的规划。
过去,每逢雨季,雨水汇集,村东西南成了白浪浪的一片水府泽国。只有村子还浮在水面,那情景就会让你明白为何叫“滩”了。
说也奇怪,水线一直爬到村南边的老槐树根部,便不能再攀升了。村子似乎像被老法海使了法术的金山禅寺,任凭白娘子如何翻动滔天的洪水,就是淹不着。洪水最终无奈,一节一节地下落;村子一周留下一圈圈它撤退的痕迹。
村子往北延伸依次是姜姓、卢姓、朱姓、王姓、赫姓是一呈隆起地势的狭长地带。记得懂风水的先祖父说过,这是一条龙脉,而我们村子在龙头上,水哪有淹到龙头上的?
六合乃兵家必争之地,历遭兵燹,人口萧条,土地荒芜。现今的六合人祖上很少是土著,他们的祖先大多浙江、安徽一带迁来,垦荒辟地,繁衍生息,安居乐业。袁姓自然也本不是土著。
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庄稼厮磨日久,村民就有土地的性格,淳朴厚重。但据长辈说,早先村子民风剽悍,附近村庄的人都敬畏三分。
袁姓村民血管里流淌着骄傲的血液。家父生前说过,袁姓血统纯正,是舜的后人。而我们这支袁姓又是后汉著名的不畏权贵的直臣袁安的后代,家谱原先是“卧雪堂”晚清时,村上的老秀才和几个塾师认为,卧雪不具有点被动,命运应该靠自己拯救,故改为“雪徵堂”家谱至今藏着,文革时,是被父亲藏在粮扎子里,逃过一劫的。
村民早先人心很齐,好勇斗狠。听老人们回忆,每逢插秧季节,由于村处下端,上流的水源,经常被截,为了争水,经常和西边赵、秦两大姓发生械斗。在我童年时,记得村上人和赵秦人争夺村西边一处废弃的木桥的木料。双方都说是自己祖上留下的,各不相让。最后发生械斗,那天傍晚,村里的青壮男女都手持刀叉棍棒,呼啸而去。还记得,我家的西邻是远近闻名的猛汉,他从自己正在烧晚饭的老母手中,抢过烧的通红的火叉,飞奔而去,据说烫翻搠倒了对方好几条大汉。村民同赵秦姓氏,祖祖辈辈就是仇家。据说以前,村民上集镇都要结伴经过赵秦二姓的地盘。那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惨烈的械斗了,到我读中学书时,还有几个赵秦的同学,而且很要好,我还常去他们那里玩。
以前生产队送公粮到八百镇,还经常同八百镇边的另一剽悍的村子——马山,发生争斗。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村上的人偏偏让马山人懂得什么叫天外有天。
印象中早先村上人喜欢习武,石担(石杠铃)、石鼓子(石哑铃)、五抓子(石制有五个手指洞)、石锁,随处可见。经常看到大人们在一堆,比试力气。还玩出很多花样,玩石担子,有风摆荷叶(单手擎起,摆动);石锁看谁抛的高,接得稳;五爪子看谁抓的时间久。说来好笑,在这样环境熏染下,我还练就一身武艺。刚工作时,还让两个误把我当成文弱生的地痞吃足了苦头。
村上人也很讲意气。记得,某一卢姓的村民,夏天贩牛经过村东的八百大河,溺水身亡。死者亲属在外打工,只有妇女孩子在家,其他卢姓村民大多漠不关心,不愿意下水打捞。青壮袁姓村民自告奋勇,纷纷跳入河中,如找自己亲人。直到深夜,点燃松烛火把,决不放弃,最终打捞上岸。死者亲属感激涕零,说:“大袁滩人够意思,硬挣啊!”这里“大”字本身就是赞美或自豪。
村里人也很豪爽。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外地讨饭的人,到门前讨乞讨,当村长的父亲是总是拉他们进屋,坐到一起,邀请豪饮。还说告戒袁氏家族的人要有同情心,不允许同贩夫走卒讨价还价。
仔细观察村民,一律身形细长而健壮,鼻准高直。行为风范,还有一点如香祖笔记里说的“袁氏家风”风格。
村上还有一些特别的风俗,比如,大多数姓氏是农历二十四送灶,而我们是农历二十三送灶。还说是,自古“君三,民四”这也透出村民的一种骄傲的情绪。
年底二十九夜晚,也就是除夕前一晚,村民深夜起来,烀猪头,还要到土地庙拜祭。“乒乒乓乓”一阵鞭炮后,家主把透熟的猪头肉切成块,放在面碗里,端到床前,叫醒所有家庭成员,每人都要吃点,说这是“作兴”(规矩)的,叫“抢肥”在贫穷年代,这多吃一顿肉,让远近村民好羡杀啊。据说,其他乡镇的姑娘冲这个习俗,都愿意下嫁到大袁滩呢。而乞讨的化子,也夜里到门前乞讨,图个吉利,村民都大方的送给几块大肉。第二天,还炫耀自家多么多么的大方。
村上读书人不多,只有我们西队两户人家,有人读大学。一家祖上是秀才;另一家,就是我家,祖父是读书人年轻时还在大上海闯过,父亲也是读书人。祭祖的时候,老人们还有新的说法,说我父亲文革时保护了家谱,我能读大学是祖上特别的恩荫。
村民似乎也不在意子女能跳出农门,村子水里有鱼虾,让孩子们乐此不疲。鱼米之乡,家里也决不缺少吃的。
改革开放后,村里出了好多小老板,他们读不进书,学瓦匠、木匠,头脑灵活的包工程,发了起来,对村里组织什么唱大戏之类的公益活动,他们花钱阔绰。他们现在也有好多人也在大城市买房子。精神状态一点也比我们读上大学拿工资的差。过年过节见面时,他们对读书人还很客气,可能民风还没有多少改变。
村上人很淳朴,每次回家,他们都很热情。但看到母亲一辈的人一天一天的变老,我的眼睛总热热的。
望着眼前绿树环合的村庄,心理如潮水般泛滥。看到村南边小河南岸排列整齐的坟地,这是一代代村民的归宿,不禁产生悲悯的心绪
每次回老家,我总会在村头田野流连,欣赏着田野四季不同的风光,似乎在找寻丢失了的记忆的麦穗。有时坐在高高的河堤上回望绿树环绕的村庄,看得视线模糊,看得村庄似乎跟思绪一样漂浮
村子名字跟泥土一样的素朴,叫“袁家滩”位于六合城东30里的八百镇之东5里。这个村子没有其他姓氏,只一律姓袁。大约在明代,袁氏先祖在公和四个儿子——建刚、建强、建勇、建智,挈妇将雏,从安徽徽州府,北越大江,不辞劳顿,卜居于此。唯耕唯读,休养生息。至今已递十代。如今村子有百户人家,据父辈说,早在建国初就分为东西两个生产队了。
为何叫“滩”现在很少有人意会。还依稀记得童年时,过去村子南边是低洼水田,还纵横着几个带状的水荡。不像眼前村子东边自北而南是八百大河,南边自西而东入八百大河的一条小河是清水河,成了“丁”状的形态,整饬的规划。
过去,每逢雨季,雨水汇集,村东西南成了白浪浪的一片水府泽国。只有村子还浮在水面,那情景就会让你明白为何叫“滩”了。
说也奇怪,水线一直爬到村南边的老槐树根部,便不能再攀升了。村子似乎像被老法海使了法术的金山禅寺,任凭白娘子如何翻动滔天的洪水,就是淹不着。洪水最终无奈,一节一节地下落;村子一周留下一圈圈它撤退的痕迹。
村子往北延伸依次是姜姓、卢姓、朱姓、王姓、赫姓是一呈隆起地势的狭长地带。记得懂风水的先祖父说过,这是一条龙脉,而我们村子在龙头上,水哪有淹到龙头上的?
六合乃兵家必争之地,历遭兵燹,人口萧条,土地荒芜。现今的六合人祖上很少是土著,他们的祖先大多浙江、安徽一带迁来,垦荒辟地,繁衍生息,安居乐业。袁姓自然也本不是土著。
面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庄稼厮磨日久,村民就有土地的性格,淳朴厚重。但据长辈说,早先村子民风剽悍,附近村庄的人都敬畏三分。
袁姓村民血管里流淌着骄傲的血液。家父生前说过,袁姓血统纯正,是舜的后人。而我们这支袁姓又是后汉著名的不畏权贵的直臣袁安的后代,家谱原先是“卧雪堂”晚清时,村上的老秀才和几个塾师认为,卧雪不具有点被动,命运应该靠自己拯救,故改为“雪徵堂”家谱至今藏着,文革时,是被父亲藏在粮扎子里,逃过一劫的。
村民早先人心很齐,好勇斗狠。听老人们回忆,每逢插秧季节,由于村处下端,上流的水源,经常被截,为了争水,经常和西边赵、秦两大姓发生械斗。在我童年时,记得村上人和赵秦人争夺村西边一处废弃的木桥的木料。双方都说是自己祖上留下的,各不相让。最后发生械斗,那天傍晚,村里的青壮男女都手持刀叉棍棒,呼啸而去。还记得,我家的西邻是远近闻名的猛汉,他从自己正在烧晚饭的老母手中,抢过烧的通红的火叉,飞奔而去,据说烫翻搠倒了对方好几条大汉。村民同赵秦姓氏,祖祖辈辈就是仇家。据说以前,村民上集镇都要结伴经过赵秦二姓的地盘。那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惨烈的械斗了,到我读中学书时,还有几个赵秦的同学,而且很要好,我还常去他们那里玩。
以前生产队送公粮到八百镇,还经常同八百镇边的另一剽悍的村子——马山,发生争斗。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村上的人偏偏让马山人懂得什么叫天外有天。
印象中早先村上人喜欢习武,石担(石杠铃)、石鼓子(石哑铃)、五抓子(石制有五个手指洞)、石锁,随处可见。经常看到大人们在一堆,比试力气。还玩出很多花样,玩石担子,有风摆荷叶(单手擎起,摆动);石锁看谁抛的高,接得稳;五爪子看谁抓的时间久。说来好笑,在这样环境熏染下,我还练就一身武艺。刚工作时,还让两个误把我当成文弱生的地痞吃足了苦头。
村上人也很讲意气。记得,某一卢姓的村民,夏天贩牛经过村东的八百大河,溺水身亡。死者亲属在外打工,只有妇女孩子在家,其他卢姓村民大多漠不关心,不愿意下水打捞。青壮袁姓村民自告奋勇,纷纷跳入河中,如找自己亲人。直到深夜,点燃松烛火把,决不放弃,最终打捞上岸。死者亲属感激涕零,说:“大袁滩人够意思,硬挣啊!”这里“大”字本身就是赞美或自豪。
村里人也很豪爽。小时候,每逢过年过节,外地讨饭的人,到门前讨乞讨,当村长的父亲是总是拉他们进屋,坐到一起,邀请豪饮。还说告戒袁氏家族的人要有同情心,不允许同贩夫走卒讨价还价。
仔细观察村民,一律身形细长而健壮,鼻准高直。行为风范,还有一点如香祖笔记里说的“袁氏家风”风格。
村上还有一些特别的风俗,比如,大多数姓氏是农历二十四送灶,而我们是农历二十三送灶。还说是,自古“君三,民四”这也透出村民的一种骄傲的情绪。
年底二十九夜晚,也就是除夕前一晚,村民深夜起来,烀猪头,还要到土地庙拜祭。“乒乒乓乓”一阵鞭炮后,家主把透熟的猪头肉切成块,放在面碗里,端到床前,叫醒所有家庭成员,每人都要吃点,说这是“作兴”(规矩)的,叫“抢肥”在贫穷年代,这多吃一顿肉,让远近村民好羡杀啊。据说,其他乡镇的姑娘冲这个习俗,都愿意下嫁到大袁滩呢。而乞讨的化子,也夜里到门前乞讨,图个吉利,村民都大方的送给几块大肉。第二天,还炫耀自家多么多么的大方。
村上读书人不多,只有我们西队两户人家,有人读大学。一家祖上是秀才;另一家,就是我家,祖父是读书人年轻时还在大上海闯过,父亲也是读书人。祭祖的时候,老人们还有新的说法,说我父亲文革时保护了家谱,我能读大学是祖上特别的恩荫。
村民似乎也不在意子女能跳出农门,村子水里有鱼虾,让孩子们乐此不疲。鱼米之乡,家里也决不缺少吃的。
改革开放后,村里出了好多小老板,他们读不进书,学瓦匠、木匠,头脑灵活的包工程,发了起来,对村里组织什么唱大戏之类的公益活动,他们花钱阔绰。他们现在也有好多人也在大城市买房子。精神状态一点也比我们读上大学拿工资的差。过年过节见面时,他们对读书人还很客气,可能民风还没有多少改变。
村上人很淳朴,每次回家,他们都很热情。但看到母亲一辈的人一天一天的变老,我的眼睛总热热的。
望着眼前绿树环合的村庄,心理如潮水般泛滥。看到村南边小河南岸排列整齐的坟地,这是一代代村民的归宿,不禁产生悲悯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