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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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一
记曰：“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于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
户口 田制(屯田 庄田)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
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凡附籍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还。
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馀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户，每户徵银三两，与厢民助役。嘉靖中减为二两，以充边饷。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馀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是时，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详具，人多疑惮。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馀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户部尚书郁新言：“湖广诸卫收粮不一种，请以米为准。凡粟谷穈黍大麦荞穄二石，稻谷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皆准米一石。小麦芝麻豆与米等。”从之，著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于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于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于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给事中管怀理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
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屯田御史又于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时则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垦闽海坛山田成，复请开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滨海诸山，若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皆可经理。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于天津兴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辄废。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于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于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于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于官。
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蓟州草场，进献由此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馀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馀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乞革去管庄之人，付小民耕种，亩徵银三分，充各宫用度。”帝命戒饬庄户。又因御史言，罢仁寿宫庄，还之草场，且命凡侵牧地者，悉还其旧。
又定制，献地王府者戍边。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瑄诏狱。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气请亦愈繁。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馀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馀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徵银解部。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是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仍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
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馀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地八千三百馀顷，领以中官，又听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徵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其后应议减者，辄奉诏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b>译文</b>
礼记上说：“从大地上获取财物，向上天取得法式。”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农业生产和种桑养蚕。
明朝初年，沿袭元朝旧制，钱法不流通而使用钞法，又禁止民间用银进行交易，似乎对人民不便利。
而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问，百姓财物充实，府库储藏盈余。
这时候，鼓励农业生产开垦土地，耕地没有荒芜，人民勤勉于本业。
又开发屯田、中盐以供给边防军队，粮饷不依赖于政府，所以上下都富足，军队人民都很富裕。
此后，由于豪强兼并而屯田毁坏，财赋大臣改变盐法。
于是边防军队都依赖国库，输送军粮往往不能供足。
世宗以后，耗费财物的地方太多，国家府库匮乏竭尽。
神宗便增加赋税征收，矿税太多，移法定赋税以充实国库。
内宫群小人，横征暴敛掠夺民财。
人民多追逐末业，田地终于荒废。
官吏不能安抚，反而侵害剥削。
天下困顿疲敝，而国家储积的财物更加空虚。
蒙昧的人多称恢复流通钞法可以使国家富足，不知道开国之初的富裕在于勤事农业生产种桑养蚕，而不在于施行钞法。
加强农业，节省开支，是管理财政的关键。
现将明朝一代管理财政的措施，开始成功，最终失败的原因，条陈其本末，记录于此篇。
太祖登记天下户口，设置户帖、户籍，详细登载姓名、年龄、居住地。
户籍上交户部，户帖、下发人民。
主管部门每年计算人口增加减少的情况上报。
到举行郊祀时，中书省把户籍陈列在祭坛下，进献给上天，祭祀完毕而收藏。
洪武十四年，诏令天下编制赋役的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按人口交纳粮食多的十户为长，其余的一百户为十甲，甲一共十人。
每年出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理一里一甲的事务。
先后以按人口交纳粮食的多少作为顺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
在城中称坊，在城的近郊称厢，在乡都称里。
里编制成册，册的开头总领为一图。
鳏寡孤独不承担赋役的，附在十甲之后作马零余之数。
僧侣道士给予度牒公文，有田的如平民的方式编成册，无田的也作为零余之敷。
每十年主管部门改定一次簿册，以按人口交粮的增减情况来提升和降职。
簿册一共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余三份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
上交户部的，簿册封面用黄纸，所以叫做黄册。
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保存。
每年命令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校正错误。
以后黄册只是记载文字，主管部门征收赋税，编制徭役，便自己编写一册，称为白册。
户籍共分三等：一是平民，一是军人，一是工匠。
平民有儒生，有医生，有阴阳。
军人有校尉，有力士，有弓、铺兵。
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临海有盐灶。
寺庙有僧人，道观有道士。
都按各自的职业记载于簿册。
户口按簿籍作为决断依据，禁止多个姓合成一户附于簿籍。
遗漏人口、脱落人户，允许自己核实。
里设置老人，选举年龄大被众人信服的人，引导人民行善，平息乡里的争执狱讼。
那些躲避徭役的人户称逃户。
遇到荒年或逃避兵祸迁移他处的称流民。
有事而外出寄居在外的称附籍。
朝廷组织的移民称移徙。
凡是逃户，明代初年督责命令返回原籍恢复自己的职业，赐免除赋税一年。
老弱之人不能返回和不愿意返回的，命令在居住地编入户籍，给予田地，交纳赋税。
正统时期，制造逃户周知册，核实逃户按人口所交纳的粮食。
凡是流民，英宗命令勘察户籍，编成甲互相担保，归属居住地里长管辖。
设置安抚人民的副职官。
返归本业的，给予慰劳安抚，供应牛、种籽、口粮。
又听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的建议，免除复业流民的赋税。
成化初年，荆、襄敌寇叛乱，流民达百万。
项忠、杨璇作湖广巡抚，下令驱逐，不遵守命令的戍守边地，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祭酒周洪谟着成流民说一书，引用东晋时期异地设置郡县的办法，使就近的人归附于户籍，离得速的，设置州县来安抚。
都御史李宾呈上他的意见。
宪宗命令原杰出京安抚，招集流民十二万户，供给闲田，设置鄙阳府，设立上津等县来统一管理。
河南巡抚张逭也请安抚西北流民。
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凡是附籍，是正统年问，年老疾病退休事奉原官的家属，距离原籍达一千里的允许收留附籍，不到一千里的遣发返回。
景泰年问，命令民籍者收录附载，军队、工匠、盐灶劳役冒充民籍的，遣回原籍。
那些迁移的，明朝初年，曾经迁徙苏、松、嘉、湖、杭等地人民中无田的人四千多户，前往临濠，供给耕牛、种籽、车辆、粮食，以资助遣送，三年不征收他们的赋税。
徐达平定沙漠，迁徙北平山后人民三万五千八百多户，散居各府卫，编籍在军队的供给衣服粮食，编籍在平民的供给田地。
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在北平屯田，设置屯所二百五十四处，开垦土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
又迁徙江南人民十四万到凤阳。
户部郎中刘九皋说：“古代人多地少之乡的人民听凭他们迁移到人少地多的乡，是想使土地没有遗失其利益，人没有失业的。”太祖采纳他的提议，迁徙山西泽、潞的人民到河北。
后来屡次迁徙浙西和山西人民到滁、和、北平、山东、河南。
又迁徙登、莱、青人民到柬昌、兖州。
又迁徙直隶、浙江人民二万户到京城，充任仓库搬运工。
太祖时代迁徙人民最多，其问有因犯罪被迁徙的。
建文帝命令武康伯徐理前往北平测量规划土地安置。
成祖考察到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人多田少以及无田之家，分出人口来充实北平。
从此之后，迁徙的人就少了。
当初，太祖设置养济院收留没有生活出路的人，按月供给粮食。
设置漏泽园安葬贫民。
全国各府州县建立义冢。
又施行养老政策，人民年满八十以上的赐给爵禄。
又下诏抚恤遭逢灾难的士兵和平民。
然而有戒于元朝末年豪强欺侮贫弱之民，设立法律多保护贫弱抑制富豪。
曾经命令户部登记浙江等九个布政司、应天十八个府州富豪之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依次召见，迁徙其家来充实京城，称为富户。
成祖时，又选择应天、浙江富豪之民三千户，充任北京宛、大二县厢长，户籍附在京城，仍供本籍的徭役。
供给时间长久了，贫困逃走，便选择其本籍中富裕户一一补足。
宣德年间交下制度，逃跑的发配边地充军，官府主管部门和邻居隐藏的都连坐治罪。
弘治五年纔免去解送在逃富户，每户征收银三两，给厢民助役。
嘉靖年间减少成二两，以充实边地军饷。
太祖制定法律的本意，原是仿效汉朝迁徙富裕之民充实关中的制度，此后施行久了弊端便产生出来，于是成为祸端。
户口的数目，增加减少不一致，其可以考察的，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
弘治四年，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户，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
万历六年，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
太祖在战争灾难之后，户口却很兴盛。
其后天下太平时间长久，反而赶不上。
燕王平定祸难之兵发起，淮河以北地区长满茂草，那时候人民数量反而比以前增加。
后来纔递减，到天顺年问最少。
成、弘继起开始兴盛，正德以后又减少。
户口减少的原因，周忱说：“投靠于富豪之家，有的冒充工匠逃到两京，有的冒领官引到各地作买卖，全家住在船上，不能查到其踪迹。”而主要的，户口的增加减少，在于政令的宽严。
所以宣宗曾经与群臣讨论历代户口，认为“户口兴盛，根本在于休养生息；户口衰减，在于大兴土木和战争”大概是确实的议论。
明朝土田制度，共分二等：一为官田，一为民田。
最初，官田都是宋、元时代没入官府的田地。
其后有还官田，役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蠕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予或请求给予的庄田，百官职田，边防大臣的养廉田，军、民、商人屯田，通称官田。
其余为民田。
丞朝末年，国家丧乱，图籍记载多亡失，田赋没有准绳。
明太祖登上帝位，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考核浙西的田亩，制定赋税。
又命令户部核实天下田地。
而两浙富豪之民逃避徭役，大都以田产寄托别户，叫做铁脚诡寄。
洪武二十年，命令国子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随粮划定区域。
区设粮长四人，测量田亩方圆，以字号编次，全部记载主名和田地的面积，按类编制成册，形状如鱼鳞，称为鱼鳞图册。
在此之前，诏令天下编制黄册，以户为主，详细记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目成为四柱式。
而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各原扳、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全都具备。
鱼鳞册作为经，田地的好壤有了评判标准。
黄册作为纬，赋税徭役之法便确定了。
凡是典卖田地，便详细记载赋税纳粮的标准，官府造簿册记载，不要让田产已去而赋税犹存以作为人民的祸害。
又因中原田地多荒芜，命令省臣讨论，统计人民授予田地。
设置司农司，开治河南，掌管其事。
临濠的田地，察验其人力，计算田亩供给，不允许兼并。
北方靠近城区的土地多没有整治，召集人民耕种，每人供给十五亩，蔬菜地二亩，免征租税三年。
每年中书省上报天下开垦田地的数目，少的田亩以千计，多的达到二十余万。
官府供给耕牛和农具的，纔收其税，额外开垦的荒地永远不计亩收税。
二十六年，核实天下的田地，总共八百五十万七干六百二十三顷，到处一片茂盛而没有抛弃的土地。
凡是田地以靠近城郭为上等，渐渐速离为中等、下等。
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
太祖依照元代里社制度，河北众州县土著居民以社分里甲，迁徙的居民分别屯居之地以屯来分里甲。
社民先占田亩广阔，屯民新占田亩狭窄，所以屯地叫作小亩，社地叫作广亩。
到宣德年问，原垦荒的田地永远不计亩收税以及低洼、盐碱不产粮食的田地，都核实纳入交纳赋税的数额中，田亩之数比过去更多。
主管部门以大亩当小亩来与旧有数额相符，有几亩当一亩的。
步尺计量参差不一，人们能够按心意扩大或缩小，土地不均匀，没有像北方那样乱的。
贵州的田地没有记载田亩的簿册，全部征之龄土官。
而各处田地，时间久远颇为混淆杂乱，与黄册不相符。
弘治十五年，天下的田地只有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官田与民田相比较得七分之一。
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撰会典，说：“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四十年，天下的田地额敷已减了一半多，而湖广、河南、广东失去的数额特别多。
不是划拨赐给王府，就是被奸猾的百姓所隐瞒。
广东没有藩王府，不是被隐瞒就是丢弃给了贼寇。
掌握国家生计的人，可以不专心研究吗？”适时，桂萼、郭弘化、唐龙、简霄先后上疏请求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求丈量土地，丈量的提议由此产生。
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先施行，而办法没有详细具备，人们多怀疑害怕。
此后，，福建各州县，造经、纬二册，其办法相当详细。
然而大都以地为主，田多的还是得以玩弄手段作弊。
神宗初年，建昌知府许孚速造归户册，便以田从人，办法简单而细密。
万历六年，皇帝用大学士张居正的建议，天下的田地全部丈量，限定三年完成。
采用开方法，以直径圆围乘除，畸形零星的裁截添补。
于是豪强狡猾之徒不能欺骗隐瞒，里甲免于赔偿之累，而小民不再交纳虚粮。
总计田地数目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多三百万顷。
然而张居正重视聚总考核，多以增加田亩数额为功。
主管官吏量地争着改用小步弓，以追求田地多，或搜刮现有之田以充虚额。
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便先后按增加的田亩数增收赋税。
屯田的制度：一是军屯，一是民屯n太祖初年，设立民兵万户府，寄寓士兵于农业，其方法最好。
又命令诸将屯兵于龙江等处，惟独康茂才的政绩最显著，于是下令褒奖，顺势申令整饬将士。
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对太原、朔州的屯田士卒收税，朝廷命令不要征收。
第二年，中书省上奏说：“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以及直隶淮安等府屯田，凡是官府供给耕牛种子的收税十分之五，自备的收税十分之三。”皇帝下诏暂时不收税，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
六年，太仆丞梁堃倦帖木尔说：“宁夏境内和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距八百里，土地肥沃，应该招集流亡之人屯田。”朝廷听从其连议。
这时，派邓愈、汤和诸将屯田于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迁徙山西真定人民屯田于凤阳。
又因海运粮饷到辽有淹死的，便更多研究屯政，天下的卫所州县军民都从事土地开垦。
其办法是，迁移人民到宽阔的地方，或者招募，或者因罪迁徙的人为屯民，都由主管官吏统领。
而军屯则由卫所统领。
边防之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耕种。
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田耕种。
每个士兵接受田五十亩为一分，供给耕牛、农具，教他种植庄稼，免除租赋，派官吏鼓励输粮，诛罚侵吞凶暴的官吏。
起初每亩交税一斗。
三十五年按田亩制定赋税：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藏于屯仓，听凭本部军队自己支配，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禄粮。
永乐初年，规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每年食用米十二石外，剩余六石为标准，多的赏给钱钞，缺少的处罚俸金。
又按田地的肥沃和瘦瘠的不同，办法应该有区别，命令官军各自种样田，以其每年收成的数目相考核。
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的样田，每军余粮二十三石，皇帝命令重赏。
宁夏总兵何福聚积的谷物特别多，赐给敕书褒奖。
户部尚书郁新说：“湖广诸卫收粮不仅一种，请求以米为标准。
凡是粟谷糜黍大麦薷棕二石，稻谷萄秫二石五斗，穆稗三石，都合准米一石。
小麦芝麻豆类与米相当。”朝廷听从其议，著录为法令。
又重新确定屯守之数。
临近边防地势险要，守多于屯。
地区偏僻和输送粮食困难的地方，屯多于守。
屯田兵一百名委任百户，三百名委任千户，五百名以上由指挥提督。
屯设红牌，陈列规则条例在上面。
年龄六十岁和残疾以及年幼的，耕种自食其力，不受条例限制。
屯军因公事妨害了农务的，免征粮食，并且禁止卫所摊派。
在那时，柬面从辽左，北面抵宣、大，西面到苴壶，南面到滇、蜀，一直到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到处都兴起屯田。
宣宗时代，多次核实各屯，以征伐戍寺罢除耕种和官府豪强权势要入侵占隐匿的，减去余粮的一半。
从北方前来归顺从事屯田的人，供给车辆耕牛农具。
划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人力和耕牛兼有的为上等，人力和耕牛有其中之一者为中等，人力耕牛都没有的为下等。
英宗免除军田正粮归仓，祇征收余粮六石。
后来又免征沿边开田官军的粮食，减征各边屯田粮食不一。
景帝时期，边境多战事，命令士兵分成两番，六天操练防守，六天耕种土地。
成化初年，宣府巡抚叶盛买官府耕牛一千八百头，并置办农具，派军队屯田，收粮食交换银子，以弥补官马损耗，边地之人称焉有利。
从正统以后，屯田的政务渐渐废弛，而屯粮还存有三分之二。
此后屯田多被内监、军官侵占掠夺，屯法全坏。
宪宗之世多提议端正恢复，而与旧时收入相比，不能达到十分之一。
弘治年问，屯粮更轻，有一亩祗交三升的。
延及正德，辽东屯田比永乐年间的田亩多一万八千多顷，而粮食却减少四万六千多石。
当初，永乐时期，屯田米常常超过三分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应。
而接受供应的又能自己耕种，边外军没有月粮，因此边防军饷常很充足。
到这时，屯军多逃跑死亡，常操军只有八万，都依赖于官仓。
而边外多次扰乱，弃置不耕种。
刘瑾独揽大权，派官吏分头出发丈量田地追收欠税。
迎合刘瑾心意的人，虚假地增加田亩敷，残酷搜刮，户部侍郎韩福尤其急切刻薄。
辽地士兵不能忍受，胁迫众人作乱，经招抚纔平定下来。
明朝初年，招募盐商在各边地输送粮食并给予食盐运销权，称为商屯。
到弘治年间，叶淇变法，这种开中商屯开始毁坏。
众淮商全部撤除业务返回，西北的商人也多迁徙到淮，边地变成废墟，米价一石值银五两，而边疆的储备变得空虚。
世宗时期，杨一清又请求召集商人输粮入边，准其逼销食盐，又请求仿效古代招募人民充实边塞的作法，招徕陇右、关西人民屯田于边地。
此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昊桂芳等争着讨论屯政。
而庞尚鹏总管江北盐屯，不久移置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规划屯政十分详密。
然而这时，因循守旧已很久，终究很少右实际效果。
给事中管怀理说：“屯田不兴，其弊端有四个：边疆戒严，此其一。
耕牛种子供应不上，此其二。
丁壮之人逃亡迁徙，此其三。
田地在敌人之外，此其四。
像这样而管理屯田的人还想按簿册增加赋税，不是扣除月粮，就是按丁赔补而已。”屯粮变轻，到弘治、正德而达到极点，嘉靖年间渐渐增加，隆庆年问又每亩收税一斗。
然而屯丁逃亡的人更多。
管粮郎中不管屯田有无，月粮只给一半。
沿边防的屯地，有的变成盐碱地、沙碛，收粮的额数不能减。
屯田御史又在额敷之外增加本折，屯田军更加不能忍受。
万历年间，总计屯田之数为六十四万四千多顷，比洪武时期少二十四万九千多顷，田地一天天减少而纳粮一天天增加，其弊端就像这样。
当时山东巡抚郑汝璧请求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的田地。
福建巡抚许孚远开垦闽海坛山田地成功，又请求开垦南日山、澎湖；又说浙江临海各山，如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都可以经营。
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求在天津开展屯田。
其提议或留在内宫不下发，或不久就废弃。
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又提议天津屯田事。
而御史左光斗命令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跟着实行。
左光斗又在河间、天津设置屯学，考试骑马射箭，为武生供给田地一百亩。
李继贞巡抚天津，也致力于屯田事务，然而遭遇旱灾和蝗灾，不能见到成效。
明朝时，草场颇多，侵占夺去人民的生业。
而成为人民的最大祸害的，没有什么比得上皇庄和诸王、勋戚、宦官庄田更厉害。
太祖赏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的庄田，多的一百顷，亲王庄田一千顷。
又赐给公侯和武臣公田，又赏赐百官公田，以其租税缴入充当俸禄。
指挥战死的都赏赐公田。
勋臣庄田的佃户，多倚仗权威违犯禁令，皇帝召诸臣告诫。
其后公侯恢复岁禄，归还赐予的田地给官府。
仁、宣之世，请求赐田渐渐多起来，大臣也可以请求没收入官府的庄舍。
然而宁王朱权请求灌城作庶子的耕种放牧之地，皇帝赐书，援引祖宗制度加以拒绝。
到英宗时，诸王、外戚、宦官到处侵占官田和私田，有时反而诬告人民占其田地，请求审察治罪。
等到审察得到真实情况，皇帝仑令还给人民田地的情况不止一次。
于是下诏禁止侵夺人民的田地，禁止上奏请求京畿内的田地。
然而权臣贵戚宗室的庄田、坟茔，或赐予或请求，不可胜计。
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献蓟州草场，进献田地从此时开始。
宦官的田地，则从尹奉、喜宁开始。
当初，洪熙时期，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
天顺三年，因诸王没有出京去藩国，供给用度浩繁，便设立束宫、德王、秀王庄田。
二王到藩国后，土地仍然归属官府。
宪宗即位，把没收入官的曹吉祥的田地作为宫中的庄田，皇庄之名从此时开始。
此后庄田遍布郡县。
给事中齐庄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困的人民争利呢？”不听。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因灾异上奏说：“京畿内皇庄有五座，共有土地一万二干八百多顷；勋戚、宦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共有土地三万三千多顷。
管理田庄的官校招集群小人，称庄头、伴当，侵占土地，收敛财物，污辱妇女。
稍微与之辩理，便被诬告。
官校拘捕捆缚，全家惊惶。
民心伤痛入骨，灾异由此而生。
请求革除管庄之人，交付小民耕种，每亩征收银三分，充为各宫用度。”皇帝命令告诫整饬庄户。
又因御史建议，罢除仁寿宫之庄，还给草场，并且命令凡是侵占牧地者，全部返还其旧。
又定立制度，献地于王府的人则罚戍守边地。
奉御赵管献雄县之地作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弹劾他违犯制度，把趟管关进钦犯监狱。
敕命诸王辅导官，引导王奏请田地的则判罪。
然而当时奏请献纳的不绝，乞请也越来越纷繁。
徽、兴、岐、衡四王，田地多达七干多顷。
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夺田地，皇帝便赐给他们田地。
武宗即位，过了一个月，便建皇庄七座，此后增至三百多处。
诸王、外戚请求赐田和侵夺民田的无数。
世宗初年，仑令给事中夏言等清查核对皇庄田。
夏言竭力陈说皇庄为害于民。
从此正德以来投献侵吞的田地，多有归还人民的，而宦戚之辈又从中阻挠。
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簿册，额数比旧时减少。
皇帝命令核实过去顷亩之数上报，改称官地，不再称皇庄，下诏主管部门征收银两解送到部。
然而多被宦官中饱私囊，积欠赋税到数十万以为常。
这时，禁止勋戚上奏求讨、奸民投献之事，又革除王府所请的山场湖陂。
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遣留的柬昌、充州闲置的田地，又请求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根据新制定的法令予以拒绝，话语很直切。
德王多次争辩÷皇帝仍然依从户部之议，只保存藩封时初次请求的庄田。
此后有上奏请求的一律不同意。
又规定，凡是公主、国公的庄田，世代远的保存十分之三。
嘉靖三十九年派遣御史沈阳清理侵夺隐瞒冒领的庄田一万六千多顷。
穆宗听从御史王廷瞻的建议，又制定世代递减的限额：勋臣五代限定田地二百顷，外戚七百顷至七十顷不等。
当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土地八干三百多顷，以宦官统领，又听凭校舍兼并，增加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
至此始以主管官吏统领，兼并的归还给人民。
又定着命令，宗室买田不输送赋役的没收入官，皇亲之田都命令主管部门徽收，如同勋臣之例。
虽然请求赐田不断，而赐予的数额有定数，征收有制度，人民的危害稍微减少。
神宗赐予过于奢侈，只要请求无不获取。
潞王、寿阳公主施恩最丰厚。
而福王分封，包括河南、山东、湖广之田为王庄，达到四万顷。
群臣竭力争辩，纔减少一半。
王府官吏和众宦官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纷杂于道路，供养杂役的粮食数以万计，侵吞搜刮惨不忍闻。
以刑科签发公文逮捕人民，擎杀庄田的佃户，到处一片骚乱。
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次上书劝谏，都不回复。
当时又重新制定勋臣外戚庄田世代递减法，比旧有的制度稍微宽缓。
此后应议削减的，便奉诏姑且保留，不能革除。
熹宗之时，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德二公主的庄田动不动以万来计算，而魏忠贤一族，横加赏赐特别多。
大致明朝中期以后，庄田侵吞掠夺人民的产业，与国家灭亡一起结束。
食货一
记曰：“取财于地，而取法于天。富国之本，在于农桑。”明初，沿元之旧，钱法不通而用钞，又禁民间以银交易，宜若不便于民。而洪、永、熙、宣之际，百姓充实，府藏衍溢。盖是时，劭农务垦辟，土无莱芜，人敦本业，又开屯田、中盐以给边军，餫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其后，屯田坏于豪强之兼并，计臣变盐法。于是边兵悉仰食太仓，转输住往不给。世宗以后，耗财之道广，府库匮竭。神宗乃加赋重征，矿税四出，移正供以实左藏。中涓群小，横敛侵渔。民多逐末，田卒污莱。吏不能拊循，而覆侵刻之。海内困敝，而储积益以空乏。昧者多言复通钞法可以富国，不知国初之充裕在勤农桑，而不在行钞法也。夫缰本节用，为理财之要。明一代理财之道，始所以得，终所以失，条其本末，著于篇。
户口 田制(屯田 庄田)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馀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其人户避徭役者曰逃户。年饥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有故而出侨于外者曰附籍。朝廷所移民曰移徙。
凡逃户，明初督令还本籍复业，赐复一年。老弱不能归及不愿归者，令在所著籍，授田输赋。正统时，造逃户周知册，核其丁粮。
凡流民，英宗令勘籍，编甲互保，属在所里长管辖之。设抚民佐贰官。归本者，劳徕安辑，给牛、种、口粮。又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言，免流民复业者税。成化初，荆、襄寇乱，流民百万。项忠、杨璇为湖广巡抚，下令逐之，弗率者戍边，死者无算。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引东晋时侨置郡县之法，使近者附籍，远者设州县以抚之。都御史李宾上其说。宪宗命原杰出抚，招流民十二万户，给闲田，置郧阳府，立上津等县统治之。河南巡抚张瑄亦请辑西北流民。帝从其请。
凡附籍者，正统时，老疾致仕事故官家属，离本籍千里者许收附，不及千里者发还。景泰中，令民籍者收附，军、匠、灶役冒民籍者发还。
其移徙者，明初，当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馀户，往耕临濠，给牛、种、车、粮，以资遣之，三年不征其税。徐达平沙漠，徙北平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馀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馀户屯田北平，置屯二百五十四，开地千三百四十三顷。复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众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建文帝命武康伯徐理往北平度地处之。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告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天下府州县立义冢。又行养老之政，民年八十以上赐爵。复下诏优恤遭难兵民。然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右贫抑富。尝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馀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成祖时，复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仍应本籍徭役。供给日久，贫乏逃窜，辄选其本籍殷实户佥补。宣德间定制，逃者发边充军，官司邻里隐匿者俱坐罪。弘治五年始免解在逃富户，每户徵银三两，与厢民助役。嘉靖中减为二两，以充边饷。太祖立法之意，本仿汉徙富民实关中之制，其后事久弊生，遂为厉阶。
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一千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口六千五十四万五千八百十二。弘治四年，户九百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北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尝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壖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军、民、商屯田，通谓之官田。其馀为民田。
元季丧乱，版籍多亡，田赋无准。明太祖即帝位，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亩，定其赋税。复命户部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铁脚诡寄。洪武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毋令产去税存以为民害。又以中原田多芜，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临濠之田，验其丁力，计亩给之，毋许兼并。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二亩，免租三年。每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亩以千计，多者至二十馀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盖骎骎无弃土矣。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太祖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之地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亩广，屯民新占亩狭，故屯地谓之小亩，社地谓之广亩。至宣德间，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亩当小亩以符旧额，有数亩当一亩者。步尺参差不一，人得以意赢缩，土地不均，未有如北方者。贵州田无顷亩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久颇淆乱，与黄册不符。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嘉靖八年，霍韫奉命修会典，言：“自洪武迄弘治百四十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王府，则欺隐于猾民。广东无藩府，非欺隐即委弃于寇贼矣。司国计者，可不究心？”是时，桂萼、郭弘化、唐能、简霄先后疏请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履亩丈量，丈量之议由此起。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详具，人多疑惮。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然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远为归户册，则以田从人，法简而密矣。万历六年，帝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视弘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增赋云。
屯田之制：曰军屯，曰民屯。太祖初，立民兵万户府，寓兵于农，其法最善。又令诸将屯兵龙江诸处，惟康茂才绩最，乃下令褒之，因以申饬将士。洪武三年，中书省请税太原、朔州屯卒，命勿徵。明年，中书省言：“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及直隶淮安诸府屯田，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诏且勿徵，三年后亩收租一斗。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是时，遣邓愈、汤和诸将屯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徙山西真定民屯凤阳。又因海运饷辽有溺死者，遂益讲屯政，天下卫所州县军民皆事垦辟矣。
其制，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遣官劝输，诛侵暴之吏。初亩税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则：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馀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粮。永乐初，定屯田官军赏罚例：岁食米十二石外馀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样田，每军馀粮二十三石，帝命重赏之。宁夏总兵何福积谷尤多，赐敕褒美。户部尚书郁新言：“湖广诸卫收粮不一种，请以米为准。凡粟谷穈黍大麦荞穄二石，稻谷薥秫二石五斗，穇稗三石，皆准米一石。小麦芝麻豆与米等。”从之，著为令。
又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督之。屯设红牌，列则例于上。年六十与残疾及幼者，耕以自食，不限于例。屯军以公事妨农务者，免徵子粒，且禁卫所差拨。于时，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阯，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矣。宣宗之世，屡核各屯，以征戍罢耕及官豪势要占匿者，减馀粮之半。迤北来归就屯之人，给车牛农器。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丁牛兼者为上，丁牛有一为中，俱无者为下。英宗免军田正粮归仓，止徵馀粮六石。后又免沿边开田官军子粒，减各边屯田子粒有差。景帝时，边方多事，令兵分为两番，六日操守，六日耕种。成化初，宣府巡抚叶盛买官牛千八百，并置农具，遣军屯田，收粮易银，以补官马耗损，边入称便。
自正统后，屯政稍弛，而屯粮犹存三之二。其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宪宗之世颇议厘复，而视旧所入，不能什一矣。弘治间，屯粮愈轻，有亩止三升者。沿及正德，辽东屯田较永乐间田赢万八千馀顷，而粮乃缩四万六千馀石。初，永乐时，屯田米常溢三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恒足。及是，屯军多逃死，常操军止八万，皆仰给于仓。而边外数扰，弃不耕。刘瑾擅政，遣官分出丈田责逋。希瑾意者，伪增田数，搜括惨毒，户部侍郎韩福尤急刻。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抚之乃定。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直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世宗时，杨一清复请召商开中，又请仿古募民实塞下之意，招徕陇右、关西民以屯边。其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吴桂芳等争言屯政。而庞尚鹏总理江北盐屯，寻移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区画屯政甚详。然是时因循日久，卒鲜实效。给事中管怀理言：“屯田不兴，其弊有四：疆埸戒严，一也；牛种不给，二也；丁壮亡徙，三也；田在敌外，四也。如是而管屯者犹欲按籍增赋，非扣月粮，即按丁赔补耳。”
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问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沿边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粮额不得减。屯田御史又于额外增本折，屯军益不堪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馀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馀顷，田日减而粮日增，其弊如此。时则山东巡抚郑汝璧请开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田。福建巡抚许孚远垦闽海坛山田成，复请开南日山、澎湖；又言浙江滨海诸山，若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皆可经理。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于天津兴屯。或留中不下，或不久辄废。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复议天津屯田。而御史左光斗命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踵而行之。光斗更于河间、天津设屯学，试骑射，为武生给田百亩。李继贞巡抚天津，亦力于屯务，然仍岁旱蝗，弗克底成效也。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太祖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庄田，多者百顷，亲王庄田千顷。又赐公侯暨武臣公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禄。指挥没于阵者皆赐公田。勋臣庄佃，多倚威捍禁，帝召诸臣戒谕之。其后公侯复岁禄，归赐田于官。
仁、宣之世，乞请渐广，大臣亦得请没官庄舍。然宁王权请灌城为庶子耕牧地，帝赐书，援祖制拒之。至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或反诬民占，请案治。比案问得实，帝命还之民者非一。乃下诏禁夺民田及奏请畿内地。然权贵宗室庄田坟茔，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蓟州草场，进献由此始。宦官之田，则自尹奉、喜宁始。初，洪熙时，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天顺三年，以诸王未出阁，供用浩繁，立东宫、德王、秀王庄田。二王之藩，地仍归官。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其后庄田遍郡县。给事中齐庄言：“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弗听。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以灾异上言：“畿内皇庄有五，共地万二千八百馀顷；勋戚、中官庄田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万三千馀顷。管庄官校招集群小，称庄头、伴当，占地土，敛财物，污妇女。稍与分辩，辄被诬奏。官校执缚，举家惊惶。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乞革去管庄之人，付小民耕种，亩徵银三分，充各宫用度。”帝命戒饬庄户。又因御史言，罢仁寿宫庄，还之草场，且命凡侵牧地者，悉还其旧。
又定制，献地王府者戍边。奉御赵瑄献雄县地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劾其违制，下瑄诏狱。敕诸王辅导官，导王奏请者罪之。然当日奏献不绝，气请亦愈繁。徽、兴、岐、衡四王，田多至七千馀顷。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田，帝辄赐之。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馀处。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
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册，额减于旧。帝命核先年顷亩数以闻，改称官地，不复名皇庄，诏所司徵银解部。然多为宦寺中饱，积逋至数十万以为常。是时，禁勋戚奏讨、奸民投献者，又革王府所请山场湖陂。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遗东昌、兖州闲田，又请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按新令却之，语甚切。德王争之数四，帝仍从部议，但存藩封初请庄田。其后有奏请者不听。
又定，凡公主、国公庄田，世远者存什三。嘉靖三十九年遣御史沈阳清夺隐冒庄田万六千馀顷。穆宗从御史王廷瞻言，复定世次递减之限：勋臣五世限田二百顷，戚畹七百顷至七十顷有差。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地八千三百馀顷，领以中官，又听校舍兼并，增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至是始领之有司，兼并者还民。又著令宗室买田不输役者没官，皇亲田俱令有司徵之，如勋臣例。虽请乞不乏，而赐额有定，徵收有制，民害少衰止。
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王府官及诸阉丈地徵税，旁午于道，扈养厮役廪食以万计，渔敛惨毒不忍闻。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所在骚然。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疏谏，皆不报。时复更定勋戚庄田世次递减法，视旧制稍宽。其后应议减者，辄奉诏姑留，不能革也。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
<b>译文</b>
礼记上说：“从大地上获取财物，向上天取得法式。”使国家富强的根本，在于农业生产和种桑养蚕。
明朝初年，沿袭元朝旧制，钱法不流通而使用钞法，又禁止民间用银进行交易，似乎对人民不便利。
而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年问，百姓财物充实，府库储藏盈余。
这时候，鼓励农业生产开垦土地，耕地没有荒芜，人民勤勉于本业。
又开发屯田、中盐以供给边防军队，粮饷不依赖于政府，所以上下都富足，军队人民都很富裕。
此后，由于豪强兼并而屯田毁坏，财赋大臣改变盐法。
于是边防军队都依赖国库，输送军粮往往不能供足。
世宗以后，耗费财物的地方太多，国家府库匮乏竭尽。
神宗便增加赋税征收，矿税太多，移法定赋税以充实国库。
内宫群小人，横征暴敛掠夺民财。
人民多追逐末业，田地终于荒废。
官吏不能安抚，反而侵害剥削。
天下困顿疲敝，而国家储积的财物更加空虚。
蒙昧的人多称恢复流通钞法可以使国家富足，不知道开国之初的富裕在于勤事农业生产种桑养蚕，而不在于施行钞法。
加强农业，节省开支，是管理财政的关键。
现将明朝一代管理财政的措施，开始成功，最终失败的原因，条陈其本末，记录于此篇。
太祖登记天下户口，设置户帖、户籍，详细登载姓名、年龄、居住地。
户籍上交户部，户帖、下发人民。
主管部门每年计算人口增加减少的情况上报。
到举行郊祀时，中书省把户籍陈列在祭坛下，进献给上天，祭祀完毕而收藏。
洪武十四年，诏令天下编制赋役的黄册，以一百一十户为一里，推举按人口交纳粮食多的十户为长，其余的一百户为十甲，甲一共十人。
每年出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管理一里一甲的事务。
先后以按人口交纳粮食的多少作为顺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
在城中称坊，在城的近郊称厢，在乡都称里。
里编制成册，册的开头总领为一图。
鳏寡孤独不承担赋役的，附在十甲之后作马零余之数。
僧侣道士给予度牒公文，有田的如平民的方式编成册，无田的也作为零余之敷。
每十年主管部门改定一次簿册，以按人口交粮的增减情况来提升和降职。
簿册一共四份：一份上交户部，其余三份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份。
上交户部的，簿册封面用黄纸，所以叫做黄册。
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保存。
每年命令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校正错误。
以后黄册只是记载文字，主管部门征收赋税，编制徭役，便自己编写一册，称为白册。
户籍共分三等：一是平民，一是军人，一是工匠。
平民有儒生，有医生，有阴阳。
军人有校尉，有力士，有弓、铺兵。
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
临海有盐灶。
寺庙有僧人，道观有道士。
都按各自的职业记载于簿册。
户口按簿籍作为决断依据，禁止多个姓合成一户附于簿籍。
遗漏人口、脱落人户，允许自己核实。
里设置老人，选举年龄大被众人信服的人，引导人民行善，平息乡里的争执狱讼。
那些躲避徭役的人户称逃户。
遇到荒年或逃避兵祸迁移他处的称流民。
有事而外出寄居在外的称附籍。
朝廷组织的移民称移徙。
凡是逃户，明代初年督责命令返回原籍恢复自己的职业，赐免除赋税一年。
老弱之人不能返回和不愿意返回的，命令在居住地编入户籍，给予田地，交纳赋税。
正统时期，制造逃户周知册，核实逃户按人口所交纳的粮食。
凡是流民，英宗命令勘察户籍，编成甲互相担保，归属居住地里长管辖。
设置安抚人民的副职官。
返归本业的，给予慰劳安抚，供应牛、种籽、口粮。
又听从河南、山西巡抚于谦的建议，免除复业流民的赋税。
成化初年，荆、襄敌寇叛乱，流民达百万。
项忠、杨璇作湖广巡抚，下令驱逐，不遵守命令的戍守边地，死去的人不计其数。
祭酒周洪谟着成流民说一书，引用东晋时期异地设置郡县的办法，使就近的人归附于户籍，离得速的，设置州县来安抚。
都御史李宾呈上他的意见。
宪宗命令原杰出京安抚，招集流民十二万户，供给闲田，设置鄙阳府，设立上津等县来统一管理。
河南巡抚张逭也请安抚西北流民。
皇帝听从他的请求。
凡是附籍，是正统年问，年老疾病退休事奉原官的家属，距离原籍达一千里的允许收留附籍，不到一千里的遣发返回。
景泰年问，命令民籍者收录附载，军队、工匠、盐灶劳役冒充民籍的，遣回原籍。
那些迁移的，明朝初年，曾经迁徙苏、松、嘉、湖、杭等地人民中无田的人四千多户，前往临濠，供给耕牛、种籽、车辆、粮食，以资助遣送，三年不征收他们的赋税。
徐达平定沙漠，迁徙北平山后人民三万五千八百多户，散居各府卫，编籍在军队的供给衣服粮食，编籍在平民的供给田地。
又以沙漠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在北平屯田，设置屯所二百五十四处，开垦土地一千三百四十三顷。
又迁徙江南人民十四万到凤阳。
户部郎中刘九皋说：“古代人多地少之乡的人民听凭他们迁移到人少地多的乡，是想使土地没有遗失其利益，人没有失业的。”太祖采纳他的提议，迁徙山西泽、潞的人民到河北。
后来屡次迁徙浙西和山西人民到滁、和、北平、山东、河南。
又迁徙登、莱、青人民到柬昌、兖州。
又迁徙直隶、浙江人民二万户到京城，充任仓库搬运工。
太祖时代迁徙人民最多，其问有因犯罪被迁徙的。
建文帝命令武康伯徐理前往北平测量规划土地安置。
成祖考察到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人多田少以及无田之家，分出人口来充实北平。
从此之后，迁徙的人就少了。
当初，太祖设置养济院收留没有生活出路的人，按月供给粮食。
设置漏泽园安葬贫民。
全国各府州县建立义冢。
又施行养老政策，人民年满八十以上的赐给爵禄。
又下诏抚恤遭逢灾难的士兵和平民。
然而有戒于元朝末年豪强欺侮贫弱之民，设立法律多保护贫弱抑制富豪。
曾经命令户部登记浙江等九个布政司、应天十八个府州富豪之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依次召见，迁徙其家来充实京城，称为富户。
成祖时，又选择应天、浙江富豪之民三千户，充任北京宛、大二县厢长，户籍附在京城，仍供本籍的徭役。
供给时间长久了，贫困逃走，便选择其本籍中富裕户一一补足。
宣德年间交下制度，逃跑的发配边地充军，官府主管部门和邻居隐藏的都连坐治罪。
弘治五年纔免去解送在逃富户，每户征收银三两，给厢民助役。
嘉靖年间减少成二两，以充实边地军饷。
太祖制定法律的本意，原是仿效汉朝迁徙富裕之民充实关中的制度，此后施行久了弊端便产生出来，于是成为祸端。
户口的数目，增加减少不一致，其可以考察的，洪武二十六年，全国有一千零六十五万二千八百七十户，六千零五十四万五千八百一十二人。
弘治四年，九百一十一万三千四百四十六户，五千三百二十八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
万历六年，一千零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户，六千零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人。
太祖在战争灾难之后，户口却很兴盛。
其后天下太平时间长久，反而赶不上。
燕王平定祸难之兵发起，淮河以北地区长满茂草，那时候人民数量反而比以前增加。
后来纔递减，到天顺年问最少。
成、弘继起开始兴盛，正德以后又减少。
户口减少的原因，周忱说：“投靠于富豪之家，有的冒充工匠逃到两京，有的冒领官引到各地作买卖，全家住在船上，不能查到其踪迹。”而主要的，户口的增加减少，在于政令的宽严。
所以宣宗曾经与群臣讨论历代户口，认为“户口兴盛，根本在于休养生息；户口衰减，在于大兴土木和战争”大概是确实的议论。
明朝土田制度，共分二等：一为官田，一为民田。
最初，官田都是宋、元时代没入官府的田地。
其后有还官田，役官田，断入官田，学田，皇庄，牧马草场，城蠕苜蓿地，牲地，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予或请求给予的庄田，百官职田，边防大臣的养廉田，军、民、商人屯田，通称官田。
其余为民田。
丞朝末年，国家丧乱，图籍记载多亡失，田赋没有准绳。
明太祖登上帝位，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考核浙西的田亩，制定赋税。
又命令户部核实天下田地。
而两浙富豪之民逃避徭役，大都以田产寄托别户，叫做铁脚诡寄。
洪武二十年，命令国子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随粮划定区域。
区设粮长四人，测量田亩方圆，以字号编次，全部记载主名和田地的面积，按类编制成册，形状如鱼鳞，称为鱼鳞图册。
在此之前，诏令天下编制黄册，以户为主，详细记载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数目成为四柱式。
而鱼鳞图册以田地为主，各原扳、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全都具备。
鱼鳞册作为经，田地的好壤有了评判标准。
黄册作为纬，赋税徭役之法便确定了。
凡是典卖田地，便详细记载赋税纳粮的标准，官府造簿册记载，不要让田产已去而赋税犹存以作为人民的祸害。
又因中原田地多荒芜，命令省臣讨论，统计人民授予田地。
设置司农司，开治河南，掌管其事。
临濠的田地，察验其人力，计算田亩供给，不允许兼并。
北方靠近城区的土地多没有整治，召集人民耕种，每人供给十五亩，蔬菜地二亩，免征租税三年。
每年中书省上报天下开垦田地的数目，少的田亩以千计，多的达到二十余万。
官府供给耕牛和农具的，纔收其税，额外开垦的荒地永远不计亩收税。
二十六年，核实天下的田地，总共八百五十万七干六百二十三顷，到处一片茂盛而没有抛弃的土地。
凡是田地以靠近城郭为上等，渐渐速离为中等、下等。
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顷。
太祖依照元代里社制度，河北众州县土著居民以社分里甲，迁徙的居民分别屯居之地以屯来分里甲。
社民先占田亩广阔，屯民新占田亩狭窄，所以屯地叫作小亩，社地叫作广亩。
到宣德年问，原垦荒的田地永远不计亩收税以及低洼、盐碱不产粮食的田地，都核实纳入交纳赋税的数额中，田亩之数比过去更多。
主管部门以大亩当小亩来与旧有数额相符，有几亩当一亩的。
步尺计量参差不一，人们能够按心意扩大或缩小，土地不均匀，没有像北方那样乱的。
贵州的田地没有记载田亩的簿册，全部征之龄土官。
而各处田地，时间久远颇为混淆杂乱，与黄册不相符。
弘治十五年，天下的田地只有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官田与民田相比较得七分之一。
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撰会典，说：“从洪武到弘治一百四十年，天下的田地额敷已减了一半多，而湖广、河南、广东失去的数额特别多。
不是划拨赐给王府，就是被奸猾的百姓所隐瞒。
广东没有藩王府，不是被隐瞒就是丢弃给了贼寇。
掌握国家生计的人，可以不专心研究吗？”适时，桂萼、郭弘化、唐龙、简霄先后上疏请求核实田亩，而顾鼎臣请求丈量土地，丈量的提议由此产生。
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先施行，而办法没有详细具备，人们多怀疑害怕。
此后，，福建各州县，造经、纬二册，其办法相当详细。
然而大都以地为主，田多的还是得以玩弄手段作弊。
神宗初年，建昌知府许孚速造归户册，便以田从人，办法简单而细密。
万历六年，皇帝用大学士张居正的建议，天下的田地全部丈量，限定三年完成。
采用开方法，以直径圆围乘除，畸形零星的裁截添补。
于是豪强狡猾之徒不能欺骗隐瞒，里甲免于赔偿之累，而小民不再交纳虚粮。
总计田地数目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多三百万顷。
然而张居正重视聚总考核，多以增加田亩数额为功。
主管官吏量地争着改用小步弓，以追求田地多，或搜刮现有之田以充虚额。
北直隶、湖广、大同、宣府，便先后按增加的田亩数增收赋税。
屯田的制度：一是军屯，一是民屯n太祖初年，设立民兵万户府，寄寓士兵于农业，其方法最好。
又命令诸将屯兵于龙江等处，惟独康茂才的政绩最显著，于是下令褒奖，顺势申令整饬将士。
洪武三年，中书省请求对太原、朔州的屯田士卒收税，朝廷命令不要征收。
第二年，中书省上奏说：“河南、山东、北平、陕西、山西以及直隶淮安等府屯田，凡是官府供给耕牛种子的收税十分之五，自备的收税十分之三。”皇帝下诏暂时不收税，三年后，每亩收租一斗。
六年，太仆丞梁堃倦帖木尔说：“宁夏境内和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距八百里，土地肥沃，应该招集流亡之人屯田。”朝廷听从其连议。
这时，派邓愈、汤和诸将屯田于陕西、彰德、汝宁、北平、永平，迁徙山西真定人民屯田于凤阳。
又因海运粮饷到辽有淹死的，便更多研究屯政，天下的卫所州县军民都从事土地开垦。
其办法是，迁移人民到宽阔的地方，或者招募，或者因罪迁徙的人为屯民，都由主管官吏统领。
而军屯则由卫所统领。
边防之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田耕种。
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田耕种。
每个士兵接受田五十亩为一分，供给耕牛、农具，教他种植庄稼，免除租赋，派官吏鼓励输粮，诛罚侵吞凶暴的官吏。
起初每亩交税一斗。
三十五年按田亩制定赋税：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藏于屯仓，听凭本部军队自己支配，余粮为本卫所官军俸禄粮。
永乐初年，规定屯田官军赏罚条例：每年食用米十二石外，剩余六石为标准，多的赏给钱钞，缺少的处罚俸金。
又按田地的肥沃和瘦瘠的不同，办法应该有区别，命令官军各自种样田，以其每年收成的数目相考核。
太原左卫千户陈淮所种的样田，每军余粮二十三石，皇帝命令重赏。
宁夏总兵何福聚积的谷物特别多，赐给敕书褒奖。
户部尚书郁新说：“湖广诸卫收粮不仅一种，请求以米为标准。
凡是粟谷糜黍大麦薷棕二石，稻谷萄秫二石五斗，穆稗三石，都合准米一石。
小麦芝麻豆类与米相当。”朝廷听从其议，著录为法令。
又重新确定屯守之数。
临近边防地势险要，守多于屯。
地区偏僻和输送粮食困难的地方，屯多于守。
屯田兵一百名委任百户，三百名委任千户，五百名以上由指挥提督。
屯设红牌，陈列规则条例在上面。
年龄六十岁和残疾以及年幼的，耕种自食其力，不受条例限制。
屯军因公事妨害了农务的，免征粮食，并且禁止卫所摊派。
在那时，柬面从辽左，北面抵宣、大，西面到苴壶，南面到滇、蜀，一直到交趾，中原则大河南北，到处都兴起屯田。
宣宗时代，多次核实各屯，以征伐戍寺罢除耕种和官府豪强权势要入侵占隐匿的，减去余粮的一半。
从北方前来归顺从事屯田的人，供给车辆耕牛农具。
划分辽东各卫屯军为三等，人力和耕牛兼有的为上等，人力和耕牛有其中之一者为中等，人力耕牛都没有的为下等。
英宗免除军田正粮归仓，祇征收余粮六石。
后来又免征沿边开田官军的粮食，减征各边屯田粮食不一。
景帝时期，边境多战事，命令士兵分成两番，六天操练防守，六天耕种土地。
成化初年，宣府巡抚叶盛买官府耕牛一千八百头，并置办农具，派军队屯田，收粮食交换银子，以弥补官马损耗，边地之人称焉有利。
从正统以后，屯田的政务渐渐废弛，而屯粮还存有三分之二。
此后屯田多被内监、军官侵占掠夺，屯法全坏。
宪宗之世多提议端正恢复，而与旧时收入相比，不能达到十分之一。
弘治年问，屯粮更轻，有一亩祗交三升的。
延及正德，辽东屯田比永乐年间的田亩多一万八千多顷，而粮食却减少四万六千多石。
当初，永乐时期，屯田米常常超过三分之一，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应。
而接受供应的又能自己耕种，边外军没有月粮，因此边防军饷常很充足。
到这时，屯军多逃跑死亡，常操军只有八万，都依赖于官仓。
而边外多次扰乱，弃置不耕种。
刘瑾独揽大权，派官吏分头出发丈量田地追收欠税。
迎合刘瑾心意的人，虚假地增加田亩敷，残酷搜刮，户部侍郎韩福尤其急切刻薄。
辽地士兵不能忍受，胁迫众人作乱，经招抚纔平定下来。
明朝初年，招募盐商在各边地输送粮食并给予食盐运销权，称为商屯。
到弘治年间，叶淇变法，这种开中商屯开始毁坏。
众淮商全部撤除业务返回，西北的商人也多迁徙到淮，边地变成废墟，米价一石值银五两，而边疆的储备变得空虚。
世宗时期，杨一清又请求召集商人输粮入边，准其逼销食盐，又请求仿效古代招募人民充实边塞的作法，招徕陇右、关西人民屯田于边地。
此后，周泽、王崇古、林富、陈世辅、王畿、王朝用、唐顺之、昊桂芳等争着讨论屯政。
而庞尚鹏总管江北盐屯，不久移置九边，与总督王崇古，先后规划屯政十分详密。
然而这时，因循守旧已很久，终究很少右实际效果。
给事中管怀理说：“屯田不兴，其弊端有四个：边疆戒严，此其一。
耕牛种子供应不上，此其二。
丁壮之人逃亡迁徙，此其三。
田地在敌人之外，此其四。
像这样而管理屯田的人还想按簿册增加赋税，不是扣除月粮，就是按丁赔补而已。”屯粮变轻，到弘治、正德而达到极点，嘉靖年间渐渐增加，隆庆年问又每亩收税一斗。
然而屯丁逃亡的人更多。
管粮郎中不管屯田有无，月粮只给一半。
沿边防的屯地，有的变成盐碱地、沙碛，收粮的额数不能减。
屯田御史又在额敷之外增加本折，屯田军更加不能忍受。
万历年间，总计屯田之数为六十四万四千多顷，比洪武时期少二十四万九千多顷，田地一天天减少而纳粮一天天增加，其弊端就像这样。
当时山东巡抚郑汝璧请求开垦登州海北长山诸岛的田地。
福建巡抚许孚远开垦闽海坛山田地成功，又请求开垦南日山、澎湖；又说浙江临海各山，如陈钱、金塘、补陀、玉环、南麂，都可以经营。
天津巡抚汪应蛟则请求在天津开展屯田。
其提议或留在内宫不下发，或不久就废弃。
熹宗之世，巡按张慎言又提议天津屯田事。
而御史左光斗命令管河通判卢观象大兴水田之利，太常少卿董应举跟着实行。
左光斗又在河间、天津设置屯学，考试骑马射箭，为武生供给田地一百亩。
李继贞巡抚天津，也致力于屯田事务，然而遭遇旱灾和蝗灾，不能见到成效。
明朝时，草场颇多，侵占夺去人民的生业。
而成为人民的最大祸害的，没有什么比得上皇庄和诸王、勋戚、宦官庄田更厉害。
太祖赏赐勋臣公侯丞相以下的庄田，多的一百顷，亲王庄田一千顷。
又赐给公侯和武臣公田，又赏赐百官公田，以其租税缴入充当俸禄。
指挥战死的都赏赐公田。
勋臣庄田的佃户，多倚仗权威违犯禁令，皇帝召诸臣告诫。
其后公侯恢复岁禄，归还赐予的田地给官府。
仁、宣之世，请求赐田渐渐多起来，大臣也可以请求没收入官府的庄舍。
然而宁王朱权请求灌城作庶子的耕种放牧之地，皇帝赐书，援引祖宗制度加以拒绝。
到英宗时，诸王、外戚、宦官到处侵占官田和私田，有时反而诬告人民占其田地，请求审察治罪。
等到审察得到真实情况，皇帝仑令还给人民田地的情况不止一次。
于是下诏禁止侵夺人民的田地，禁止上奏请求京畿内的田地。
然而权臣贵戚宗室的庄田、坟茔，或赐予或请求，不可胜计。
御马太监刘顺家人进献蓟州草场，进献田地从此时开始。
宦官的田地，则从尹奉、喜宁开始。
当初，洪熙时期，有仁寿宫庄，其后又有清宁、未央宫庄。
天顺三年，因诸王没有出京去藩国，供给用度浩繁，便设立束宫、德王、秀王庄田。
二王到藩国后，土地仍然归属官府。
宪宗即位，把没收入官的曹吉祥的田地作为宫中的庄田，皇庄之名从此时开始。
此后庄田遍布郡县。
给事中齐庄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困的人民争利呢？”不听。
弘治二年，户部尚书李敏等因灾异上奏说：“京畿内皇庄有五座，共有土地一万二干八百多顷；勋戚、宦官庄田三百三十二座，共有土地三万三千多顷。
管理田庄的官校招集群小人，称庄头、伴当，侵占土地，收敛财物，污辱妇女。
稍微与之辩理，便被诬告。
官校拘捕捆缚，全家惊惶。
民心伤痛入骨，灾异由此而生。
请求革除管庄之人，交付小民耕种，每亩征收银三分，充为各宫用度。”皇帝命令告诫整饬庄户。
又因御史建议，罢除仁寿宫之庄，还给草场，并且命令凡是侵占牧地者，全部返还其旧。
又定立制度，献地于王府的人则罚戍守边地。
奉御赵管献雄县之地作为皇庄，户部尚书周经弹劾他违犯制度，把趟管关进钦犯监狱。
敕命诸王辅导官，引导王奏请田地的则判罪。
然而当时奏请献纳的不绝，乞请也越来越纷繁。
徽、兴、岐、衡四王，田地多达七干多顷。
会昌、建昌、庆云三侯争夺田地，皇帝便赐给他们田地。
武宗即位，过了一个月，便建皇庄七座，此后增至三百多处。
诸王、外戚请求赐田和侵夺民田的无数。
世宗初年，仑令给事中夏言等清查核对皇庄田。
夏言竭力陈说皇庄为害于民。
从此正德以来投献侵吞的田地，多有归还人民的，而宦戚之辈又从中阻挠。
户部尚书孙交造皇庄新簿册，额数比旧时减少。
皇帝命令核实过去顷亩之数上报，改称官地，不再称皇庄，下诏主管部门征收银两解送到部。
然而多被宦官中饱私囊，积欠赋税到数十万以为常。
这时，禁止勋戚上奏求讨、奸民投献之事，又革除王府所请的山场湖陂。
德王请齐、汉二庶人所遣留的柬昌、充州闲置的田地，又请求白云等湖，山东巡抚邵锡根据新制定的法令予以拒绝，话语很直切。
德王多次争辩÷皇帝仍然依从户部之议，只保存藩封时初次请求的庄田。
此后有上奏请求的一律不同意。
又规定，凡是公主、国公的庄田，世代远的保存十分之三。
嘉靖三十九年派遣御史沈阳清理侵夺隐瞒冒领的庄田一万六千多顷。
穆宗听从御史王廷瞻的建议，又制定世代递减的限额：勋臣五代限定田地二百顷，外戚七百顷至七十顷不等。
当初，世宗时，承天六庄二湖土地八干三百多顷，以宦官统领，又听凭校舍兼并，增加八百八十顷，分为十二庄。
至此始以主管官吏统领，兼并的归还给人民。
又定着命令，宗室买田不输送赋役的没收入官，皇亲之田都命令主管部门徽收，如同勋臣之例。
虽然请求赐田不断，而赐予的数额有定数，征收有制度，人民的危害稍微减少。
神宗赐予过于奢侈，只要请求无不获取。
潞王、寿阳公主施恩最丰厚。
而福王分封，包括河南、山东、湖广之田为王庄，达到四万顷。
群臣竭力争辩，纔减少一半。
王府官吏和众宦官丈量土地征收赋税，纷杂于道路，供养杂役的粮食数以万计，侵吞搜刮惨不忍闻。
以刑科签发公文逮捕人民，擎杀庄田的佃户，到处一片骚乱。
给事中官应震、姚宗文等屡次上书劝谏，都不回复。
当时又重新制定勋臣外戚庄田世代递减法，比旧有的制度稍微宽缓。
此后应议削减的，便奉诏姑且保留，不能革除。
熹宗之时，桂、惠、瑞三王和遂平、宁德二公主的庄田动不动以万来计算，而魏忠贤一族，横加赏赐特别多。
大致明朝中期以后，庄田侵吞掠夺人民的产业，与国家灭亡一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