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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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文学与文学的永恒，首先得从语言学的角度加以解析。前者属于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后者在其表层的偏正结构的深层，还有一层主谓结构。永恒的文学的外延包括伊利亚特奥赛罗神曲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可以一一列举历久不衰经受了时间长河严峻考验无情淘汰的经典名著，而文学的永恒，游离于主客观之间的边缘地带，实有无形，光怪陆离，令人匪夷所思，虽内涵尚未最终定型，但类似的命题似乎也已经为世人广泛触及：如何通过文学形式的艺术创作，来实现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的幸福，实现人生的“自我实现”的至高层次的需要，实现某种能够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文学者的有生之年和这有生之年的有限文学创作活动而能够达到的惠及整个人生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永恒存在的幸福真谛！
文学的至高境界，并不是古仁人志士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墨庄老法名，巫医百工各行之外，唯有小说家之流，稗官至属，可以接纳文学的类属纲目。文学近乎杂耍末流之技，也许对于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之类的经世致用并无帮助。为官作宰，终需诗外的伎俩与手筋，甚至不避卑琐和残忍，如秦相李斯般，不惜采纳宦官赵高的佞言，矫始皇遗诏杀了公子扶苏，自己得以不再被人任意驱逐，写那酸涩的谏逐客疏，得以推行李氏新政，然而，等到二世临朝，宠信了“保姆”赵高，当年的政治盟友竟背信弃义，反诬李斯谋反，最终让李斯获罪腰斩。“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虽诗名永垂，而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徒然作月下独酌剑舞，充数于玄宗的文墨侍臣，精神宦官。使高力士脱靴，也许是三年长安生活的最具李氏飘逸风格的行为艺术了，全然摒弃官场潜规则，个性得以张扬之际，也令自己早早被弃逐于京城，流放夜郎，放白鹿于青崖。可见，文学与兼济治平，可以独自运作，却不可兼而得之。“穷则独善其身”归隐田园，弹琴复长啸，怅然吟式微，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养心遂性，又可以分为两种，真隐与假隐。假隐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的周颙，隐居钟山，心存魏阙，沽名钓誉，一朝受诏，即露中山狼的狰狞面目。这样的隐士文人，其实已经多少罹患了心理疾病，不足深究，不如早早听了宝钗姑娘的劝谏，多会些王公贵族，转入经济仕途，免得染了山风林寒的痼疾。而真隐，则如陶渊明，也是迫于时运不济，误落尘网三十年的祭酒参军县令，换来了五斗米，却折了腰，违了己，荒芜了田园，身心俱疲之下，才归隐东篱。然而，一曲咏荆柯的“金刚怒目”泄漏出世人仍牵挂政治，对自己的无奈出世的愤懑不甘。可见，真正的一物无所待的逍遥归隐，于文人是不存在的。食色，性也。经济仕途，社稷口腹，无时不袭扰文人的身心，无处隐逸的身心。无功利的纯文学，自古就不曾出现过。兼济独善，只不过是孔孟之徒劝谏不安分的文人骚客们将一腔的热忱四射的活力灌注于无尽的修身养性附炎趋势之上，无关乎纯粹文学的永恒理想。也许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要恶狠狠的把诗人们驱逐出他的理想国。
是的，文学的至高境界，应该是一种具有永恒属性的东西，是一种介乎主观与客观的文学的永恒，而非静止不动客观物质化了的永恒的文学，是文学事业所能够达到的主客观兼融的二元世界里的或者倾向于物质多一些或者倾向于精神多一些的恒常持久的东西，而非藉以纸质媒体影音媒体或者网络媒体不断繁衍生息的文学作品自身，一种类似海德戈尔所言的“此在”而非“自在”
我们关于文学的永恒，日常的理解，似乎也超越不了鲁迅先生戏言的，最终可以住洋房，乘洋车，娶洋妞，偷窥女人沐浴似的荒诞不经的幻想，或者高雅一点“把心交给读者”作勇士丹柯剖腹剜心状，任手中“笔仙”在纸上涂鸦，发挥自由联想，至纯情至朦胧至抽象至后现代至跳脱不羁至晦涩不顺至文理不通而仍自封为文字陌生化审美距离化，也许也可以自诩“永恒”了，实则不啻于精神分裂者的午夜梦呓，唯一可以提供的去处，是心理医生的私人咨询室，借以诊断开方。
其实，在我们探讨文学的永恒这一命题之初，我们便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诚如维根斯坦所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纷纷扰扰争论千载难分伯仲，其实也是坠入了一个原初的命题陷阱——世界的本原，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一命题根本不存在，也毫无意义，因为那只是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谬误。当我们日常表述什么花鸟虫鱼柴米油盐时，我们尚可以一一对应找到实在的事物，而探究起世界的本原这一哲学第一性的东西，则让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论了千百年而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设定了世界的本原这一子虚乌有的命题。其实，世上本无这么一个哲学第一性的主观或客观或主客观兼容的或可以感知可以经验或不可感知不可经验的存在范畴的命题，一切还得回归到日常语言中去寻找答案，根本无需大伤脑筋。那么，文学的永恒是否又是千百年来的文人们自命不凡而设立的又一谬误命题呢？是不是无数文人们白首之际仍枯坐书斋不舍探究视为精神支柱的日常语言的又一“口误”？相信文学的永恒而毕生苦撑活埃无怨无悔的顽强活着的古今中外的文人不胜枚举。倘若我们真的能够确凿的证明这一命题的荒谬，那么，世上的冤魂屈鬼神经错乱者一定会剧增，正如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著名的事例：一个骑马者无意之中踏过了一个冰雪覆盖的湖面之后，安然无恙，却于听了别人指着身后告诉他那是一个湖泊后，当即倒地死去。
人们都活在一种信念里，无论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正如那名不幸的骑马者，没有被冰雪封湖所击倒，却被其内心一瞬间轰然倒塌的信念击倒了。罗素，海德戈尔，托尔斯泰，他们分别在数学哲学和文学领域臻于至高境界后，不约而同的最终投身于宗教或禅学。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恰如一位哲人所说，肤浅的科学让我们怀疑上帝的存在，而深刻的科学，总让我们皈依上帝。文学的永恒，乃是所有文学爱好者们的至高信仰——通过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不辍耕耘艰辛跋涉日积月累而换来古埃及人迷信的亡灵转世，佛家宣扬的转世轮回善恶报应的灵魂永恒，一种不关功名利禄食色性的此岸的幸福彼岸的超度。
文学是人学，探讨着复杂的人性。文学的永恒，那永恒存在的幸福真谛，一以贯之的可以由此生过渡到来生的永恒精髓，一定必须超越具有历史和地理局限性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种族性，超越无比复杂的二重性辨正性，而归于简单统一的幸福超然的永恒——这将又是一个唯有二元论者们才能不偏不倚加以调和的矛盾命题，既非主观又非客观，也难以二元并存，纯然一道日常语言似的谬误。
超然于那纷纷扰扰莫衷一是的学术纠纷之上的，如笛卡儿胡赛尔海德戈尔们所言，乃是一则恬然澄明不言自明的真理：文人需要一种信仰才能活着，文学的永恒，便是这么一则准宗教似的信仰，纯粹的信仰，虽然不免类似于上帝已死似的反科学的诸多薄弱缺失之处。
这样看来，文学的永恒，已经升华为一种信仰，文学迷们的准宗教，可以寄托喧嚣尘世炎凉社会里备感空虚备感孤独备感沉沦的灵魂。文学的永恒，也已经升格为文学爱好者这一贵族群体独享的一种精神奢侈品——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上下求索，问天式的探究。短暂的人生，短暂的文学创作，终究摆脱不了时空限制，摆脱不了纸质媒体影音媒体或者网络媒体自身缺陷的困扰，而导致文学终究难以在物质世界的绝对永恒，但是，只要我们怀抱着一份基督徒式的虔诚而来，便会一刹永恒，超越时空障碍，与无处不在的奥林匹亚众神同在。不管你是哮喘频仍穷极十数载在密不透风的暗室里苦苦追忆似水年华的马赛尔普鲁斯特，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终日不为人知的潦草涂鸦，自得其乐的啸歌狂吟，都一样的通过有生有形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永生无形的终极人生意义的实现，如同第十个缪斯，古希腊的纯情诗人萨茀，终日沉浸于柔情脉脉的少女们簇拥环绕的文学圣岛，人间天堂。
在这个意义上，诚如陈寅恪所说，文学家们都应该去经商，因为他们的写作，乃是一种虔诚的宗教礼仪，一种祭祀灵魂的圣洁活动，完全不应受惑于书商报贩们的经济利诱而徒劳呻吟，日复一日的开辟专栏，搜肠刮肚，抽丝挤膏，附庸风雅，愚弄文盲读者，充斥文学圣殿的垃圾场。他们应该另辟战场，于别处谋生，将文学与生计分割开来，将营营碌碌的养家糊口远远隔离于圣洁的文学，使其免遭玷污，猥亵，意淫。陈寅恪先生躬行着自己的心性之道，于毕生清苦的书斋生活中，获得了永生。被枪杀于1970年的美国流星巨星约翰列龙亦然，对音乐的热爱，使他一生中都没有拿自己的名气交给广告商们，去换取非份的钱财。
在中国，爱好文学的人们，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运的。幸运的是，他们比非文学爱好者们多了一层精神寄托，麦当劳快餐里的爽口奶酪，虽然可能奋斗终生也毫无建树，但正如庄子所言，空廓硕大的臭椿看似无用，却可以避免桃杏梨柚的干折枝损，而成就其大用，成其寿，养其年，得其天伦之乐。不幸的是，自古至今，文学在中国，不仅竞争剧烈，壁垒重重，等级森严，市场经济不能自然萌发定型，文学事业并不享有独立运行的产业机制，深层次而言，献身文学这一准宗教信仰又与正统的儒家发生必然的意识形态冲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只是韩柳们的世俗调和，文学所负载所倡明的“道”似乎只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之道，而儒家，从来也不是一种严谨的哲学，规范的宗教。何况沦落为其宣传工具的文学手段呢？晴雯斗胆撕扇子，也只为博得主子一笑，摆脱不了奴颜婢膝的贱骨，自然没有宝黛那般的闲庭信步，哭笑中透着雍容典雅。然而公子小姐终究还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君临尘上的贾母，机关算尽的凤姐，早已密谋好，为各色人物设计好了结局。文学的永恒，应该附着于一种博大深邃的永恒的根，一种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目的性”的纯粹的审美取向，摒弃鼠目寸光的功利，其操作，也应该在类似宗教徒殉道式的圣洁情感烛照下进行。五四文学，其振聋发聩之处，当在于此。孔孟虽无过，儒术虽有功，但堕落为“吃人”的工具“以理杀人”的工具，王阳明名正言顺镇压起义的口实，实属其自身理论系统的先天不足，仁政王道，怎能君轻民贵？内圣外王，刘备携荆州父老逃亡，只是王术伎俩。魏晋玄谈，南北朝佛释，民间鬼巫，自古一无土长宗教，可以抗衡根深蒂固的儒术。王国维海明威式的敢于自裁的文人一定不少，他们自裁的细节可以留待后人挖掘无限商机，其动机，一定是因由文学信仰出现了断裂，原本坚固的大陆板块，在深层次出现了分崩离析，顷刻间，人生元气丧失殆尽。
文学的永恒，执着的事业，可以指向人生终极意义的昭示，the ultimate meaning，何等沉重！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日常语言的谬误为好，休闲。
夜阑人静，奋笔疾书，宁静致远的，喧哗骚动的，仙之葩，恶之花，一齐脍炙烹饪，加工成各色各味各香的菜肴，满足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多层次需求，内需，外需。
文学，是我们在俗世中的宗教。文学的永恒，是我们无限敬仰的缪斯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独一无二。文学的永恒，与作者、作品呈三位一体，物我交融的存在着，正如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无时无处不在的基督。我们今生今世的寒窗涂鸦，只为兑换来生来世灵魂升天的入场券。来生来世的亡灵转世似的作品的流芳存世，是今生今世那一作者曾经存在过思索过感受过激动过的仅有物证。
智者阿凡提这样回应过一位幻想灵魂升入天堂的贪君：陛下，您杀害了那么多无辜善良的人们，他们的灵魂把天堂都挤满了。您只能下地狱！我们笃信文学的永恒的善良青年们，努力吧，去挤占那不容玷污的文学圣殿！
永恒的文学与文学的永恒，首先得从语言学的角度加以解析。前者属于偏正结构的名词词组，后者在其表层的偏正结构的深层，还有一层主谓结构。永恒的文学的外延包括伊利亚特奥赛罗神曲莎士比亚戏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可以一一列举历久不衰经受了时间长河严峻考验无情淘汰的经典名著，而文学的永恒，游离于主客观之间的边缘地带，实有无形，光怪陆离，令人匪夷所思，虽内涵尚未最终定型，但类似的命题似乎也已经为世人广泛触及：如何通过文学形式的艺术创作，来实现人生的意义，实现人生的幸福，实现人生的“自我实现”的至高层次的需要，实现某种能够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超越文学者的有生之年和这有生之年的有限文学创作活动而能够达到的惠及整个人生整个民族整个人类的永恒存在的幸福真谛！
文学的至高境界，并不是古仁人志士所倡导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墨庄老法名，巫医百工各行之外，唯有小说家之流，稗官至属，可以接纳文学的类属纲目。文学近乎杂耍末流之技，也许对于王安石的变法革新之类的经世致用并无帮助。为官作宰，终需诗外的伎俩与手筋，甚至不避卑琐和残忍，如秦相李斯般，不惜采纳宦官赵高的佞言，矫始皇遗诏杀了公子扶苏，自己得以不再被人任意驱逐，写那酸涩的谏逐客疏，得以推行李氏新政，然而，等到二世临朝，宠信了“保姆”赵高，当年的政治盟友竟背信弃义，反诬李斯谋反，最终让李斯获罪腰斩。“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虽诗名永垂，而政治抱负不能施展，徒然作月下独酌剑舞，充数于玄宗的文墨侍臣，精神宦官。使高力士脱靴，也许是三年长安生活的最具李氏飘逸风格的行为艺术了，全然摒弃官场潜规则，个性得以张扬之际，也令自己早早被弃逐于京城，流放夜郎，放白鹿于青崖。可见，文学与兼济治平，可以独自运作，却不可兼而得之。“穷则独善其身”归隐田园，弹琴复长啸，怅然吟式微，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养心遂性，又可以分为两种，真隐与假隐。假隐如孔稚珪北山移文中的周颙，隐居钟山，心存魏阙，沽名钓誉，一朝受诏，即露中山狼的狰狞面目。这样的隐士文人，其实已经多少罹患了心理疾病，不足深究，不如早早听了宝钗姑娘的劝谏，多会些王公贵族，转入经济仕途，免得染了山风林寒的痼疾。而真隐，则如陶渊明，也是迫于时运不济，误落尘网三十年的祭酒参军县令，换来了五斗米，却折了腰，违了己，荒芜了田园，身心俱疲之下，才归隐东篱。然而，一曲咏荆柯的“金刚怒目”泄漏出世人仍牵挂政治，对自己的无奈出世的愤懑不甘。可见，真正的一物无所待的逍遥归隐，于文人是不存在的。食色，性也。经济仕途，社稷口腹，无时不袭扰文人的身心，无处隐逸的身心。无功利的纯文学，自古就不曾出现过。兼济独善，只不过是孔孟之徒劝谏不安分的文人骚客们将一腔的热忱四射的活力灌注于无尽的修身养性附炎趋势之上，无关乎纯粹文学的永恒理想。也许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才要恶狠狠的把诗人们驱逐出他的理想国。
是的，文学的至高境界，应该是一种具有永恒属性的东西，是一种介乎主观与客观的文学的永恒，而非静止不动客观物质化了的永恒的文学，是文学事业所能够达到的主客观兼融的二元世界里的或者倾向于物质多一些或者倾向于精神多一些的恒常持久的东西，而非藉以纸质媒体影音媒体或者网络媒体不断繁衍生息的文学作品自身，一种类似海德戈尔所言的“此在”而非“自在”
我们关于文学的永恒，日常的理解，似乎也超越不了鲁迅先生戏言的，最终可以住洋房，乘洋车，娶洋妞，偷窥女人沐浴似的荒诞不经的幻想，或者高雅一点“把心交给读者”作勇士丹柯剖腹剜心状，任手中“笔仙”在纸上涂鸦，发挥自由联想，至纯情至朦胧至抽象至后现代至跳脱不羁至晦涩不顺至文理不通而仍自封为文字陌生化审美距离化，也许也可以自诩“永恒”了，实则不啻于精神分裂者的午夜梦呓，唯一可以提供的去处，是心理医生的私人咨询室，借以诊断开方。
其实，在我们探讨文学的永恒这一命题之初，我们便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诚如维根斯坦所说，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纷纷扰扰争论千载难分伯仲，其实也是坠入了一个原初的命题陷阱——世界的本原，物质第一性还是精神第一性这一命题根本不存在，也毫无意义，因为那只是我们日常语言中的一个谬误。当我们日常表述什么花鸟虫鱼柴米油盐时，我们尚可以一一对应找到实在的事物，而探究起世界的本原这一哲学第一性的东西，则让哲学家们喋喋不休争论了千百年而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设定了世界的本原这一子虚乌有的命题。其实，世上本无这么一个哲学第一性的主观或客观或主客观兼容的或可以感知可以经验或不可感知不可经验的存在范畴的命题，一切还得回归到日常语言中去寻找答案，根本无需大伤脑筋。那么，文学的永恒是否又是千百年来的文人们自命不凡而设立的又一谬误命题呢？是不是无数文人们白首之际仍枯坐书斋不舍探究视为精神支柱的日常语言的又一“口误”？相信文学的永恒而毕生苦撑活埃无怨无悔的顽强活着的古今中外的文人不胜枚举。倘若我们真的能够确凿的证明这一命题的荒谬，那么，世上的冤魂屈鬼神经错乱者一定会剧增，正如格式塔心理学的一个著名的事例：一个骑马者无意之中踏过了一个冰雪覆盖的湖面之后，安然无恙，却于听了别人指着身后告诉他那是一个湖泊后，当即倒地死去。
人们都活在一种信念里，无论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正如那名不幸的骑马者，没有被冰雪封湖所击倒，却被其内心一瞬间轰然倒塌的信念击倒了。罗素，海德戈尔，托尔斯泰，他们分别在数学哲学和文学领域臻于至高境界后，不约而同的最终投身于宗教或禅学。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恰如一位哲人所说，肤浅的科学让我们怀疑上帝的存在，而深刻的科学，总让我们皈依上帝。文学的永恒，乃是所有文学爱好者们的至高信仰——通过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不辍耕耘艰辛跋涉日积月累而换来古埃及人迷信的亡灵转世，佛家宣扬的转世轮回善恶报应的灵魂永恒，一种不关功名利禄食色性的此岸的幸福彼岸的超度。
文学是人学，探讨着复杂的人性。文学的永恒，那永恒存在的幸福真谛，一以贯之的可以由此生过渡到来生的永恒精髓，一定必须超越具有历史和地理局限性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种族性，超越无比复杂的二重性辨正性，而归于简单统一的幸福超然的永恒——这将又是一个唯有二元论者们才能不偏不倚加以调和的矛盾命题，既非主观又非客观，也难以二元并存，纯然一道日常语言似的谬误。
超然于那纷纷扰扰莫衷一是的学术纠纷之上的，如笛卡儿胡赛尔海德戈尔们所言，乃是一则恬然澄明不言自明的真理：文人需要一种信仰才能活着，文学的永恒，便是这么一则准宗教似的信仰，纯粹的信仰，虽然不免类似于上帝已死似的反科学的诸多薄弱缺失之处。
这样看来，文学的永恒，已经升华为一种信仰，文学迷们的准宗教，可以寄托喧嚣尘世炎凉社会里备感空虚备感孤独备感沉沦的灵魂。文学的永恒，也已经升格为文学爱好者这一贵族群体独享的一种精神奢侈品——关于人生终极意义的上下求索，问天式的探究。短暂的人生，短暂的文学创作，终究摆脱不了时空限制，摆脱不了纸质媒体影音媒体或者网络媒体自身缺陷的困扰，而导致文学终究难以在物质世界的绝对永恒，但是，只要我们怀抱着一份基督徒式的虔诚而来，便会一刹永恒，超越时空障碍，与无处不在的奥林匹亚众神同在。不管你是哮喘频仍穷极十数载在密不透风的暗室里苦苦追忆似水年华的马赛尔普鲁斯特，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终日不为人知的潦草涂鸦，自得其乐的啸歌狂吟，都一样的通过有生有形的文学创作，获得了永生无形的终极人生意义的实现，如同第十个缪斯，古希腊的纯情诗人萨茀，终日沉浸于柔情脉脉的少女们簇拥环绕的文学圣岛，人间天堂。
在这个意义上，诚如陈寅恪所说，文学家们都应该去经商，因为他们的写作，乃是一种虔诚的宗教礼仪，一种祭祀灵魂的圣洁活动，完全不应受惑于书商报贩们的经济利诱而徒劳呻吟，日复一日的开辟专栏，搜肠刮肚，抽丝挤膏，附庸风雅，愚弄文盲读者，充斥文学圣殿的垃圾场。他们应该另辟战场，于别处谋生，将文学与生计分割开来，将营营碌碌的养家糊口远远隔离于圣洁的文学，使其免遭玷污，猥亵，意淫。陈寅恪先生躬行着自己的心性之道，于毕生清苦的书斋生活中，获得了永生。被枪杀于1970年的美国流星巨星约翰列龙亦然，对音乐的热爱，使他一生中都没有拿自己的名气交给广告商们，去换取非份的钱财。
在中国，爱好文学的人们，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运的。幸运的是，他们比非文学爱好者们多了一层精神寄托，麦当劳快餐里的爽口奶酪，虽然可能奋斗终生也毫无建树，但正如庄子所言，空廓硕大的臭椿看似无用，却可以避免桃杏梨柚的干折枝损，而成就其大用，成其寿，养其年，得其天伦之乐。不幸的是，自古至今，文学在中国，不仅竞争剧烈，壁垒重重，等级森严，市场经济不能自然萌发定型，文学事业并不享有独立运行的产业机制，深层次而言，献身文学这一准宗教信仰又与正统的儒家发生必然的意识形态冲突。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只是韩柳们的世俗调和，文学所负载所倡明的“道”似乎只应该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孔孟之道，而儒家，从来也不是一种严谨的哲学，规范的宗教。何况沦落为其宣传工具的文学手段呢？晴雯斗胆撕扇子，也只为博得主子一笑，摆脱不了奴颜婢膝的贱骨，自然没有宝黛那般的闲庭信步，哭笑中透着雍容典雅。然而公子小姐终究还是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君临尘上的贾母，机关算尽的凤姐，早已密谋好，为各色人物设计好了结局。文学的永恒，应该附着于一种博大深邃的永恒的根，一种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目的性”的纯粹的审美取向，摒弃鼠目寸光的功利，其操作，也应该在类似宗教徒殉道式的圣洁情感烛照下进行。五四文学，其振聋发聩之处，当在于此。孔孟虽无过，儒术虽有功，但堕落为“吃人”的工具“以理杀人”的工具，王阳明名正言顺镇压起义的口实，实属其自身理论系统的先天不足，仁政王道，怎能君轻民贵？内圣外王，刘备携荆州父老逃亡，只是王术伎俩。魏晋玄谈，南北朝佛释，民间鬼巫，自古一无土长宗教，可以抗衡根深蒂固的儒术。王国维海明威式的敢于自裁的文人一定不少，他们自裁的细节可以留待后人挖掘无限商机，其动机，一定是因由文学信仰出现了断裂，原本坚固的大陆板块，在深层次出现了分崩离析，顷刻间，人生元气丧失殆尽。
文学的永恒，执着的事业，可以指向人生终极意义的昭示，the ultimate meaning，何等沉重！还是把它看作一个日常语言的谬误为好，休闲。
夜阑人静，奋笔疾书，宁静致远的，喧哗骚动的，仙之葩，恶之花，一齐脍炙烹饪，加工成各色各味各香的菜肴，满足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的多层次需求，内需，外需。
文学，是我们在俗世中的宗教。文学的永恒，是我们无限敬仰的缪斯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独一无二。文学的永恒，与作者、作品呈三位一体，物我交融的存在着，正如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无时无处不在的基督。我们今生今世的寒窗涂鸦，只为兑换来生来世灵魂升天的入场券。来生来世的亡灵转世似的作品的流芳存世，是今生今世那一作者曾经存在过思索过感受过激动过的仅有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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