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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奶奶去世了。是因病而逝，不是生理器官衰竭、生命走到了尽头的那种死亡。她享年95岁。
辛亥革命那一年，奶奶出生，至今她已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95年。95年里，她竟没有自己的名字，或者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正式的、属于她自己的称呼符号。我所听到的人们对她的称呼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老李嫂子”——她娘家姓李。另一个是“的娘”——“”就是她的长子、我的大伯的小名。我们这辈人，从上学到工作，每年都要填很多的表格，如此正式的场合，我们总是把她的名字写成“刘李氏”
奶奶没有一个名字，却有一双小脚。我曾问过奶奶为啥要裹小脚。她说：“裹小脚为的是能享福。只有裹小脚才能嫁到好人家，只有嫁到好人家才能享福。”然而，她却没有嫁到“好人家”而享福的事似乎也与嫁到什么样的人家没有了关系。
据我奶奶说，她成亲的时候，我爷爷家算是很好的人家，光是地就有三十多顷。那时候，我爷爷自幼失怙，家里只有母子相依。好在叔叔、伯伯、堂兄弟很多，总算是还有照应。又有三十多顷地，生活不仅没有困难，而且还算是富裕了。然而，成亲不到半年，爷爷就把那三十多顷地在牌桌上全部交割给别人了。于是，他们成了赤贫，生活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生存，奶奶拖着一双小脚，开了一爿牛肉汤馆，又兼打烧饼。奶奶人缘好，手艺好，生意也跟着好。失去土地的爷爷依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二三年，就来了土改，公家派了人，整天开会，说是要划成分。爷爷没有土地，就不是地主或者富农，最后给定的是中农。划完成分就是入社，奶奶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勺子、筷子交上去，跟着大伙儿吃食堂。这时，她已经有了六个孩子。
食堂的伙食一开始是满好的，后来是一天比一天差，所供食物的数量也是一天比一天少，以致就出现了饥饿。有人饿得面黄肌瘦，有人饿得骨瘦如柴，有人饿得浑身浮肿。我大伯已经20岁了，人也机灵，经常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得星点儿东西以充饥。他没咋地瘦。我大姑21岁，已经出嫁，差一点儿饿死。我大叔17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着跑出去逃荒，到得河南洛阳。我小姑12岁，饿得浑身浮肿。我小叔8岁，饿得骨瘦如柴。我父亲19岁，上过三年的学，是识字的人，就跟着工作组到外村去划成分，隔三差五地来家一趟。每次来家，都用布包带十来个馒头。这十来个馒头，总是在我小姑、小叔奄奄一息的时候来到，他们也因此才没有饿死。
父亲从公家食堂里带出来的馒头不仅救活了他的妹妹、弟弟，还救活了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是另外一个县的，那里的情况更糟糕。她是逃荒到了我家。看到我的姑姑、叔叔有馒头吃，她就坚持留下来了。我奶奶也就收留了她。后来，她就成了我的母亲。
划成分，入社，终于结束了。父亲也就没有了差使，馒头也随之断绝。大伯已先期去洛阳找他的弟弟了。这时，奶奶就打发我父亲带着我小叔、我母亲去洛阳。几经周折，父亲一行终于躲过抓盲流的民兵，展转到了洛阳。
奶奶在家，日子更苦了。爷爷总有办法躲避公家的和自家的各种劳动。各种活计都落到了奶奶的肩上、然后再压到她的一双小脚上。她象青壮年男人一样拉车、抬筐。力气用在绳子上、扁担上，疼痛却从脚上钻进来，象无数的尖刀剜着肉、剔着骨、绞着筋。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会疼的一夜睡不着。到了天亮，疼痛未消，起床都是艰难的。可是，看到因饥饿而浮肿的孩子，她还得坚持着起床，出工。
她的孩子终于没有饿死，都活过来了。比较而言，有的人家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时是集体吃食堂，私人家里没有做饭的锅灶、吃饭的碗筷。但有的人家就要偷着做饭，把偷来的东西弄熟以裹腹。因此，每逢夜晚，生产队就会派民兵及干部分头检查，看谁家私自做饭。抓住了，立即绑到队里，进行教育。有一天夜里，妇女队长检查，闻到一户人家的屋里飘来香味。她直接奔过去，破门而入。锅里正冒着热气，她径直掀起锅盖。一只已经快要煮熟了的小孩的脚丫直直地举出水面，差一点儿碰到了妇女队长的鼻尖。妇女队长立即盖上锅盖，转身走开。
奶奶说，那个煮孩子的女人早年死了丈夫，一个人带俩孩子，看看都要饿死，她就把自己的女孩勒死吃了，救活了儿子。当她要勒死女儿的时候，那女孩哭着哀求：“娘，别勒我。我从今儿个起就不吃饭了，省下东西给弟弟吃。”但是，那条因饥饿而变形的裤带还是套到了她瘦削的脖子上。
奶奶说，最怕人的是六0年。好在只有那么一年。转过年来，光景就有了好的变化，虽然还是挨饿，但不再有人饿死，也不再有人吃观音土，或者其他不能吃、不该吃的东西了。也正是在日子刚有好转的时候，我爷爷病逝了。
一讲到我爷爷的死，奶奶就会停住话头儿，沉默下来。
奶奶讲这些的时候，我已是13岁了。晚上吃了饭，她开始纺线。我就着如豆的油灯做作业。做完作业，我就停下来看奶奶纺线。灯光摇曳着，纺车“嗡嗡”地响，棉线从棉条里均匀地抽出来，又绕到线锤上，那线锤就一圈一圈地增大，最后，就完全鼓胀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棉穗子，象是圆圆的橄榄球。当然，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橄榄球是什么东西。一个棉穗子纺好了，奶奶就停下来，把它摘下。奶奶摘棉穗子，就象是接生婴儿，谨慎中有疼爱。
在我看得入神的时候，奶奶就会给我讲过去的故事。讲到我爷爷的死，奶奶沉默一会儿，就说：“睡吧，明儿个还得上学。”我就收拾起有些破碎的课本、单薄的作业和短得几乎无法使用的铅笔头儿，爬到床上，脱衣睡觉。
据奶奶说，我睡觉打呼噜，而且声音很响。她还说，小时扯呼儿，长大有福。于是，象是得到鼓励似的，以后我的呼噜打得越发响亮了。长大后我就考上了大学，奶奶说：“上了大学就成了公家的人，你真的有福了。”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同寝室的人都嫌我的呼噜声影响了他们的睡眠。
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外面展转奔波，一年也难得回家一趟。每次回家，我都从超市里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带给奶奶。看着我买的东西，她说：“以前见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现在也能吃上了。孙子有福，我也跟着有福了。”
当时，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舒坦，也很自豪。可是，现在想起这话来，我又忍不住要流泪了。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没在家，没能在她活着的时候送去最新式的食品。
听到奶奶病逝的消息我匆忙赶回家。在父亲的张罗下，丧事办得很隆重，很体面。依照风俗，奶奶埋在了爷爷的坟墓旁边。两座坟紧挨着，一个旧，一个新。新与旧的悬殊是41年。旧坟上的衰草枯茎在秋风中摇荡呜鸣，似乎要为未及长草的新坟驱除寂寞。
我从新坟上抓起一把湿润的土，盖到旧坟的草茎上，后退几步，转身走开。无数的麦苗在我的脚下暂时失去了弹性。
我的奶奶去世了。是因病而逝，不是生理器官衰竭、生命走到了尽头的那种死亡。她享年95岁。
辛亥革命那一年，奶奶出生，至今她已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95年。95年里，她竟没有自己的名字，或者说没有一个确定的、正式的、属于她自己的称呼符号。我所听到的人们对她的称呼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老李嫂子”——她娘家姓李。另一个是“的娘”——“”就是她的长子、我的大伯的小名。我们这辈人，从上学到工作，每年都要填很多的表格，如此正式的场合，我们总是把她的名字写成“刘李氏”
奶奶没有一个名字，却有一双小脚。我曾问过奶奶为啥要裹小脚。她说：“裹小脚为的是能享福。只有裹小脚才能嫁到好人家，只有嫁到好人家才能享福。”然而，她却没有嫁到“好人家”而享福的事似乎也与嫁到什么样的人家没有了关系。
据我奶奶说，她成亲的时候，我爷爷家算是很好的人家，光是地就有三十多顷。那时候，我爷爷自幼失怙，家里只有母子相依。好在叔叔、伯伯、堂兄弟很多，总算是还有照应。又有三十多顷地，生活不仅没有困难，而且还算是富裕了。然而，成亲不到半年，爷爷就把那三十多顷地在牌桌上全部交割给别人了。于是，他们成了赤贫，生活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为了生存，奶奶拖着一双小脚，开了一爿牛肉汤馆，又兼打烧饼。奶奶人缘好，手艺好，生意也跟着好。失去土地的爷爷依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可是，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二三年，就来了土改，公家派了人，整天开会，说是要划成分。爷爷没有土地，就不是地主或者富农，最后给定的是中农。划完成分就是入社，奶奶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勺子、筷子交上去，跟着大伙儿吃食堂。这时，她已经有了六个孩子。
食堂的伙食一开始是满好的，后来是一天比一天差，所供食物的数量也是一天比一天少，以致就出现了饥饿。有人饿得面黄肌瘦，有人饿得骨瘦如柴，有人饿得浑身浮肿。我大伯已经20岁了，人也机灵，经常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得星点儿东西以充饥。他没咋地瘦。我大姑21岁，已经出嫁，差一点儿饿死。我大叔17岁，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偷着跑出去逃荒，到得河南洛阳。我小姑12岁，饿得浑身浮肿。我小叔8岁，饿得骨瘦如柴。我父亲19岁，上过三年的学，是识字的人，就跟着工作组到外村去划成分，隔三差五地来家一趟。每次来家，都用布包带十来个馒头。这十来个馒头，总是在我小姑、小叔奄奄一息的时候来到，他们也因此才没有饿死。
父亲从公家食堂里带出来的馒头不仅救活了他的妹妹、弟弟，还救活了他的妻子。我的母亲是另外一个县的，那里的情况更糟糕。她是逃荒到了我家。看到我的姑姑、叔叔有馒头吃，她就坚持留下来了。我奶奶也就收留了她。后来，她就成了我的母亲。
划成分，入社，终于结束了。父亲也就没有了差使，馒头也随之断绝。大伯已先期去洛阳找他的弟弟了。这时，奶奶就打发我父亲带着我小叔、我母亲去洛阳。几经周折，父亲一行终于躲过抓盲流的民兵，展转到了洛阳。
奶奶在家，日子更苦了。爷爷总有办法躲避公家的和自家的各种劳动。各种活计都落到了奶奶的肩上、然后再压到她的一双小脚上。她象青壮年男人一样拉车、抬筐。力气用在绳子上、扁担上，疼痛却从脚上钻进来，象无数的尖刀剜着肉、剔着骨、绞着筋。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会疼的一夜睡不着。到了天亮，疼痛未消，起床都是艰难的。可是，看到因饥饿而浮肿的孩子，她还得坚持着起床，出工。
她的孩子终于没有饿死，都活过来了。比较而言，有的人家的孩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当时是集体吃食堂，私人家里没有做饭的锅灶、吃饭的碗筷。但有的人家就要偷着做饭，把偷来的东西弄熟以裹腹。因此，每逢夜晚，生产队就会派民兵及干部分头检查，看谁家私自做饭。抓住了，立即绑到队里，进行教育。有一天夜里，妇女队长检查，闻到一户人家的屋里飘来香味。她直接奔过去，破门而入。锅里正冒着热气，她径直掀起锅盖。一只已经快要煮熟了的小孩的脚丫直直地举出水面，差一点儿碰到了妇女队长的鼻尖。妇女队长立即盖上锅盖，转身走开。
奶奶说，那个煮孩子的女人早年死了丈夫，一个人带俩孩子，看看都要饿死，她就把自己的女孩勒死吃了，救活了儿子。当她要勒死女儿的时候，那女孩哭着哀求：“娘，别勒我。我从今儿个起就不吃饭了，省下东西给弟弟吃。”但是，那条因饥饿而变形的裤带还是套到了她瘦削的脖子上。
奶奶说，最怕人的是六0年。好在只有那么一年。转过年来，光景就有了好的变化，虽然还是挨饿，但不再有人饿死，也不再有人吃观音土，或者其他不能吃、不该吃的东西了。也正是在日子刚有好转的时候，我爷爷病逝了。
一讲到我爷爷的死，奶奶就会停住话头儿，沉默下来。
奶奶讲这些的时候，我已是13岁了。晚上吃了饭，她开始纺线。我就着如豆的油灯做作业。做完作业，我就停下来看奶奶纺线。灯光摇曳着，纺车“嗡嗡”地响，棉线从棉条里均匀地抽出来，又绕到线锤上，那线锤就一圈一圈地增大，最后，就完全鼓胀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棉穗子，象是圆圆的橄榄球。当然，那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橄榄球是什么东西。一个棉穗子纺好了，奶奶就停下来，把它摘下。奶奶摘棉穗子，就象是接生婴儿，谨慎中有疼爱。
在我看得入神的时候，奶奶就会给我讲过去的故事。讲到我爷爷的死，奶奶沉默一会儿，就说：“睡吧，明儿个还得上学。”我就收拾起有些破碎的课本、单薄的作业和短得几乎无法使用的铅笔头儿，爬到床上，脱衣睡觉。
据奶奶说，我睡觉打呼噜，而且声音很响。她还说，小时扯呼儿，长大有福。于是，象是得到鼓励似的，以后我的呼噜打得越发响亮了。长大后我就考上了大学，奶奶说：“上了大学就成了公家的人，你真的有福了。”但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同寝室的人都嫌我的呼噜声影响了他们的睡眠。
大学毕业后我就在外面展转奔波，一年也难得回家一趟。每次回家，我都从超市里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带给奶奶。看着我买的东西，她说：“以前见都没见过这样的东西，现在也能吃上了。孙子有福，我也跟着有福了。”
当时，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很舒坦，也很自豪。可是，现在想起这话来，我又忍不住要流泪了。奶奶去世的时候我没在家，没能在她活着的时候送去最新式的食品。
听到奶奶病逝的消息我匆忙赶回家。在父亲的张罗下，丧事办得很隆重，很体面。依照风俗，奶奶埋在了爷爷的坟墓旁边。两座坟紧挨着，一个旧，一个新。新与旧的悬殊是41年。旧坟上的衰草枯茎在秋风中摇荡呜鸣，似乎要为未及长草的新坟驱除寂寞。
我从新坟上抓起一把湿润的土，盖到旧坟的草茎上，后退几步，转身走开。无数的麦苗在我的脚下暂时失去了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