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别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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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北京那天，是四月二十日，北京又是刮风的天气，整个北京市，笼罩在一片黄沙之中，放眼看去，高楼大厦，全在黄沙中变得模模糊糊，人群瑟缩在风沙之中，形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我们一行四人，是按原定计划，从北京到武汉，在武汉只停留一天，就上一条名叫“隆中号”的船，逆流而上游长江三峡。本来，北京有飞机直飞武汉，可以省掉许多路上的时间，但是，初霞自从听说“民航机里面，有云会飘进来”就坚持不肯乘民航机，宁可乘火车。我呢，对民航机里的云倒不怕，却怕飞机常误点的传说。而且，我很喜欢坐火车，觉得在车中谈谈天，看看风景，也是一种乐趣，所以，我们就一致决定乘火车。我们的车子是晚上六点钟开，第二天早上十点到武汉，在车上正好睡一觉。我们买的是卧铺票，分在两个车厢。我和鑫涛一间，初霞夫妇一间。
下午四时多，所有的朋友都来送我们上火车。实在不得了，算算我们四个人的行李，竟有十件之多！我怎么也想不透，我已经把一箱衣物，交朋友带回香港，又把别一些多带的衣物，留在北京，怎么行李仍然如此之多！初霞怪我：“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你一个身子要穿多少衣服？”
冤枉呀！我委屈地说：“一箱子是你哥哥的大枕头，一箱子是十二天大家照的照片和亲友送我的纪念品，还有一箱子是四个睡袋，再有一箱子是各作家和出版社送的书”我没说完，就瞪着初霞叫起来：“你呢？我只有四件行李，你有六件！”
“我呀！”初霞一摊手，让我看：原来，各方友好，生怕我们在路上没吃没喝，送了好几箱东西来！饼干、蜜饯、水果、茶叶蛋，当然，还有仿膳斋的小点心，和一大箱的矿泉水！敝不得我们有十件行李呢！看样子，我们这些“装备”（包括睡袋和枕头，别忘了奶瓶）和电影“所罗门王宝藏”中，出发去蛮荒地带前，所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在杨洁一声吆喝下，我们大家上了车，到了北京火车站，朱娅早就在火车站等候，大家七手八脚，帮我们提行李。原来火车站没有红帽子，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自己提。从车站到月台，大概足足有两里路，我们一行，浩浩荡荡，提着大包小包，往月台的方向冲刺。杨洁领头，沈宝安、刘平、韩美林、朱娅、小草（六岁的小草，也抢着帮我拎东西）再加上我们四个，大家顶着北京的风沙，左转右转，上坡下坡的走了好半天，还走不到月台。而北京这天的风沙，据说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扑在人脸上，都打得皮肤发痛，韩美林对我说：“北京要加强你的印象，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我抬头往天空一瞧，真的，今日北京的天空，看不到蓝天白云，整个是黄土色的！
好不容易，我们上了车，大家又七手八脚帮我们放行李。杨洁在我们两个车厢间，跑出跑进，不住口地叮咛这个，叮咛那个。此后我们的行程，将脱离杨洁的“视线”（沿路她都已遥控好，每站都有人来接我们），她就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我望着杨洁，问：“你真的放心让我们四个，就这样无助地去流浪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放心的！”
几句话说得本来说不放心的杨洁，更加不知如何是好，她一面对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指指天空，一面说：“我会一路给上帝打电话，放心去玩，没错的啦！”
说完，她急匆匆地，又塞了一大叠信封到初霞手里，我伸头一看，那些信封上面，竟分别写着：“武汉拆”“重庆拆”“成都拆”“昆明拆”“桂林拆”这位大戏迷，居然给了我们一大堆“锦囊妙计”以应付“特殊情况。”初霞嚷着说：“如果我们中途改变计划，不去那一站，换了一小怎样办？”
杨洁慌忙给我们打躬作揖，求我们别“改变计划。”我看着那些信封，摇摇头。“还有一点不妥，”我说：“万一我们走错了路呢？”
“怎么会走错了路呢？”杨洁大叫。
“那可说不定！”我咬咬嘴唇，认真地说：“这大陆这么大，走错路是很可能的！刚刚上车，如果没有你们大家领着，说不定我们已经上了去蒙古的车！再加上，下车也是问题，如果下错了车站，你安排的人就接不到我们了！”
杨洁一听，真的急了，她又抓头又抓耳朵又抓鼻子，大声嚷着说：“那要怎么办啊？”我和初霞，异口同声地喊：“和我们一起去啊！”杨洁几乎“动摇”了，想了想，她无奈地说：“不行不行，这十二天，我已经够荒唐的了，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办呢，真的不行！”
初霞做了个好可怜的表情，杨洁硬着心肠掉头就走：“我去餐车帮你们安排今晚的晚餐！”
她去安排晚餐，我们开始急急地和诸朋好友话别。十二天的相聚，如此短暂，今日一别，后会何期？这时，大家都满怀离情，依依不舍。站在那狭窄的车厢里，你叮咛我，我叮咛你就有那么多话说不完。此时，车子里已开始广播，请送行的人下车。这一广播，大家更慌。小草紧紧地依偎着我，用甜甜的京片子，娇娇地问：“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明年。”我说。“明年是多久呢？”“明年没多久。”“那么，是不是五月十七号呢？”
哇！小丫头！我吻了吻她，在她耳边悄悄说：“五月十七日是你的生日吧？我会记住的！”
此时，第二次广播又响了，杨洁匆匆跑来，大叫：“七点钟吃晚餐，菜都帮你们订好了！到时候，服务小姐会来请你们。”我放下小草，推他们下车。大家慌慌乱乱，还急着要说话。此时，初霞忽然钻出车厢，对我大叫：“车上的棉被很干净，我看那四个睡袋用不着了！”
我如释重负，一路上就觉得这四个睡袋累赘极了。这时，迅速地就打开旅行袋，拉出一个个睡袋来，初霞看我把睡袋交给了朱娅，她又叮咛朱娅：“将来，放在我们的四合院里！”
朱娅忙不迭地点头，好像四合院里早就有了似的。
终于，送行的人都下了车，就在月台上对我们挥手。我们挤在大玻璃窗前，也不停地对他们挥手，隔着玻璃，彼此还在大声喊话。只听到杨洁的大嗓门，在不断地喊着：“别下错了车！到武昌下！不是汉口！”
亏她这么一喊，我一直以为武汉已被长江大桥，并为一市，原来还分汉口、武昌和汉阳！
车子“轰隆”一声开动了。我们彼此挥手，彼此喊叫。就在此时，我忽然看见月台上，有个少女从人群后面转了出来，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对着我的窗子痴痴凝望。我大叫一声：“是卢马！”我慌忙对卢马挥手，我这一挥手，卢马有了反应，她举起手来，也对我挥着挥着她孤独的影子，在偌大的月台上，显得好小好小。她的出现简直像是电影中的情景，我心中酸酸的，爱哭的卢马，可别哭啊！
车子开始加快了速度，越来越快，月台上的人，在一刹那间，全失去了踪影。我挥舞着的手，随着月台的消失而终于停了下来。我倚窗而立，不忍遽离。别了！壮丽的故宫，和残破的圆明园，以后都将叠映在我的记忆里！别了！北京！我心里喊着：“别了，我北京的朋友们！别了！卢马！我抬头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致，看到一棵棵的大树，都长满了叶子。不禁联想到我初抵北京那天，树木还是秃的，仅仅十二天，树叶已从没有到新绿，从新绿而繁盛，在北京，春天是如此短暂！我不禁想起前人的几句词：“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
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我咀嚼着这些句子，感到如飞的火车，正把我远远带离北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唉！我那还没有弥补的乡愁，竟又加入了几许离愁！
我离开北京那天，是四月二十日，北京又是刮风的天气，整个北京市，笼罩在一片黄沙之中，放眼看去，高楼大厦，全在黄沙中变得模模糊糊，人群瑟缩在风沙之中，形成一种十分奇特的景象。我们一行四人，是按原定计划，从北京到武汉，在武汉只停留一天，就上一条名叫“隆中号”的船，逆流而上游长江三峡。本来，北京有飞机直飞武汉，可以省掉许多路上的时间，但是，初霞自从听说“民航机里面，有云会飘进来”就坚持不肯乘民航机，宁可乘火车。我呢，对民航机里的云倒不怕，却怕飞机常误点的传说。而且，我很喜欢坐火车，觉得在车中谈谈天，看看风景，也是一种乐趣，所以，我们就一致决定乘火车。我们的车子是晚上六点钟开，第二天早上十点到武汉，在车上正好睡一觉。我们买的是卧铺票，分在两个车厢。我和鑫涛一间，初霞夫妇一间。
下午四时多，所有的朋友都来送我们上火车。实在不得了，算算我们四个人的行李，竟有十件之多！我怎么也想不透，我已经把一箱衣物，交朋友带回香港，又把别一些多带的衣物，留在北京，怎么行李仍然如此之多！初霞怪我：“你怎么带了这么多东西啊？你一个身子要穿多少衣服？”
冤枉呀！我委屈地说：“一箱子是你哥哥的大枕头，一箱子是十二天大家照的照片和亲友送我的纪念品，还有一箱子是四个睡袋，再有一箱子是各作家和出版社送的书”我没说完，就瞪着初霞叫起来：“你呢？我只有四件行李，你有六件！”
“我呀！”初霞一摊手，让我看：原来，各方友好，生怕我们在路上没吃没喝，送了好几箱东西来！饼干、蜜饯、水果、茶叶蛋，当然，还有仿膳斋的小点心，和一大箱的矿泉水！敝不得我们有十件行李呢！看样子，我们这些“装备”（包括睡袋和枕头，别忘了奶瓶）和电影“所罗门王宝藏”中，出发去蛮荒地带前，所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在杨洁一声吆喝下，我们大家上了车，到了北京火车站，朱娅早就在火车站等候，大家七手八脚，帮我们提行李。原来火车站没有红帽子，所有的行李都必须自己提。从车站到月台，大概足足有两里路，我们一行，浩浩荡荡，提着大包小包，往月台的方向冲刺。杨洁领头，沈宝安、刘平、韩美林、朱娅、小草（六岁的小草，也抢着帮我拎东西）再加上我们四个，大家顶着北京的风沙，左转右转，上坡下坡的走了好半天，还走不到月台。而北京这天的风沙，据说是十年来最大的一次，扑在人脸上，都打得皮肤发痛，韩美林对我说：“北京要加强你的印象，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我抬头往天空一瞧，真的，今日北京的天空，看不到蓝天白云，整个是黄土色的！
好不容易，我们上了车，大家又七手八脚帮我们放行李。杨洁在我们两个车厢间，跑出跑进，不住口地叮咛这个，叮咛那个。此后我们的行程，将脱离杨洁的“视线”（沿路她都已遥控好，每站都有人来接我们），她就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我望着杨洁，问：“你真的放心让我们四个，就这样无助地去流浪吗？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放心的！”
几句话说得本来说不放心的杨洁，更加不知如何是好，她一面对我做了个打电话的手势，指指天空，一面说：“我会一路给上帝打电话，放心去玩，没错的啦！”
说完，她急匆匆地，又塞了一大叠信封到初霞手里，我伸头一看，那些信封上面，竟分别写着：“武汉拆”“重庆拆”“成都拆”“昆明拆”“桂林拆”这位大戏迷，居然给了我们一大堆“锦囊妙计”以应付“特殊情况。”初霞嚷着说：“如果我们中途改变计划，不去那一站，换了一小怎样办？”
杨洁慌忙给我们打躬作揖，求我们别“改变计划。”我看着那些信封，摇摇头。“还有一点不妥，”我说：“万一我们走错了路呢？”
“怎么会走错了路呢？”杨洁大叫。
“那可说不定！”我咬咬嘴唇，认真地说：“这大陆这么大，走错路是很可能的！刚刚上车，如果没有你们大家领着，说不定我们已经上了去蒙古的车！再加上，下车也是问题，如果下错了车站，你安排的人就接不到我们了！”
杨洁一听，真的急了，她又抓头又抓耳朵又抓鼻子，大声嚷着说：“那要怎么办啊？”我和初霞，异口同声地喊：“和我们一起去啊！”杨洁几乎“动摇”了，想了想，她无奈地说：“不行不行，这十二天，我已经够荒唐的了，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去办呢，真的不行！”
初霞做了个好可怜的表情，杨洁硬着心肠掉头就走：“我去餐车帮你们安排今晚的晚餐！”
她去安排晚餐，我们开始急急地和诸朋好友话别。十二天的相聚，如此短暂，今日一别，后会何期？这时，大家都满怀离情，依依不舍。站在那狭窄的车厢里，你叮咛我，我叮咛你就有那么多话说不完。此时，车子里已开始广播，请送行的人下车。这一广播，大家更慌。小草紧紧地依偎着我，用甜甜的京片子，娇娇地问：“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明年。”我说。“明年是多久呢？”“明年没多久。”“那么，是不是五月十七号呢？”
哇！小丫头！我吻了吻她，在她耳边悄悄说：“五月十七日是你的生日吧？我会记住的！”
此时，第二次广播又响了，杨洁匆匆跑来，大叫：“七点钟吃晚餐，菜都帮你们订好了！到时候，服务小姐会来请你们。”我放下小草，推他们下车。大家慌慌乱乱，还急着要说话。此时，初霞忽然钻出车厢，对我大叫：“车上的棉被很干净，我看那四个睡袋用不着了！”
我如释重负，一路上就觉得这四个睡袋累赘极了。这时，迅速地就打开旅行袋，拉出一个个睡袋来，初霞看我把睡袋交给了朱娅，她又叮咛朱娅：“将来，放在我们的四合院里！”
朱娅忙不迭地点头，好像四合院里早就有了似的。
终于，送行的人都下了车，就在月台上对我们挥手。我们挤在大玻璃窗前，也不停地对他们挥手，隔着玻璃，彼此还在大声喊话。只听到杨洁的大嗓门，在不断地喊着：“别下错了车！到武昌下！不是汉口！”
亏她这么一喊，我一直以为武汉已被长江大桥，并为一市，原来还分汉口、武昌和汉阳！
车子“轰隆”一声开动了。我们彼此挥手，彼此喊叫。就在此时，我忽然看见月台上，有个少女从人群后面转了出来，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对着我的窗子痴痴凝望。我大叫一声：“是卢马！”我慌忙对卢马挥手，我这一挥手，卢马有了反应，她举起手来，也对我挥着挥着她孤独的影子，在偌大的月台上，显得好小好小。她的出现简直像是电影中的情景，我心中酸酸的，爱哭的卢马，可别哭啊！
车子开始加快了速度，越来越快，月台上的人，在一刹那间，全失去了踪影。我挥舞着的手，随着月台的消失而终于停了下来。我倚窗而立，不忍遽离。别了！壮丽的故宫，和残破的圆明园，以后都将叠映在我的记忆里！别了！北京！我心里喊着：“别了，我北京的朋友们！别了！卢马！我抬头注视着车窗外的景致，看到一棵棵的大树，都长满了叶子。不禁联想到我初抵北京那天，树木还是秃的，仅仅十二天，树叶已从没有到新绿，从新绿而繁盛，在北京，春天是如此短暂！我不禁想起前人的几句词：“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
长亭道，一般芳草，只有归时好！”来是春初，去是春将老我咀嚼着这些句子，感到如飞的火车，正把我远远带离北京。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唉！我那还没有弥补的乡愁，竟又加入了几许离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