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想借历史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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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说事的人很多，其用心也各不相同。我也在红方升起了红太阳一贴中专门用一大段文字述及，实在不想再多谈。但近日有些人越说越邪乎，越说越与历史不相干，因此我忍不住重复一下这个话题。
一、许多重大历史是明白无误的，但别有用心的人们总是借历史说话，企图通过颠覆历史达到个人扬名立万的目的。他们认为既然郭沫若能把一个千年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雄曹操变成正面的历史人物，他们也就能任意指鹿为马，颠倒历史是非，因此才有那么多歌颂和坤、歌颂慈祥太后、歌颂汪精卫的所谓“纪实”、“揭秘”充斥网络，污人眼目。殊不知曹操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与臭名昭著的和坤辈全然不同，曹操的全部成就与全部过错，都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一生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坚持统一，不允许任何人称帝分裂，作为那个历史时期最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和诗人，曹操的生平有许多光芒闪烁，因此郭老才有重树曹操形象的历史客观依凭。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懂得历史就是历史，不是凭谁一句胡言乱语都能改变的。但毕竟有那么一些利欲薰心的人，不好好做学问却又急于成名，因此信笔涂鸦，凭个人主观臆断任篡改历史，想籍此在文化的历史的领域一鸣惊人，其见识不能说不浅薄、其想法不能说不天真、其品格不能说不阴损。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有人企图借其晚年的错误否定其一生，妄想认证其一生都是错误的，那是对历史的大不敬，是跟历史开玩笑。
二、在江西土地革命时期，巡视员与特派员并不代表当时中国革命正确的方向，上级特派员、巡视员带来的那些远在天边的指示一般对蒋介石政府的“剿共”很有帮助。第一次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见宁都的房屋都完好无损，十分不屑，命令井冈山的红军武装全体开赴湘南，一路上执行烧杀政策（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招致“三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损失惨重。第二次，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强令红四军放弃井冈山开辟湘南，遭前委一致反对未果；后在湖南茶陵前线煽动部队打郴州，招致“八月失败”红四军一个主力团全军覆灭。迫使本来在井冈山坚守待援的毛泽东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更加困难境地并且不得不釜底抽薪分兵接应从湘南败退的朱陈部。第三次是共产国际派了个刘安恭到闽西，带来了以“城市中心论”为核心的盲动冒险的“立三路线”招致“东江失败”
三、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是对是错，著名的“古田会议”早有定论，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质疑。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路线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革命必须首先在中心城市取得胜利”的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失败。诚然，当时争论的焦点远不止这一个，几乎包括了党的建设、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所有指导方针性问题，但这个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刘安恭带着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和远在上海租界里的共产党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的指示到闽西山中，自封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并取消了特委对军队的指挥权（下级取消上级的指挥权），几乎否定了红四军创建根据地的所有正确思想和成功经验，带领闽西红军和共产党人朝着失败的方向奋勇前进。起先过高地估计了周边敌对力量，要将红四军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乡村活动；后来又过低地估计敌情，带领部队打东江（中央几个月前有趁“广东事变”打东江的指示，实际部队出发时事变早已结束，毛泽东去信劝阻未成）。毫无疑问，刘安恭是一位十分英勇而又十分愚蠢且疯狂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辞典里“只有进攻，没有撤退这个词”因此他英勇地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他倒下的还有一千多个红军将士。他在倒下的那一刻，仍然高呼着“苏维埃，进攻！”当然，他若不倒下，红四军将会全体卧倒在血泊里，红四军的番号也许将从此消失。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奠基石，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古田会议精神，就是红四军七大所否定的思想精神，是专门为纠正红四军七大错误而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在倒不见有谁贼胆包天否定古田会议，只见一些人贼心不死肯定红四军七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没有选择布哈林与李立三路线。
四、我无意褒贬谁，也不是要讥诮刘安恭。每当我想起这些革命先烈，无论是“三月失败”中牺牲的周鲁、“东江失败”牺牲的刘安恭，还是“八月失败”后流泪检讨的杜修经，我心里都是满怀尊敬的。他们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放弃个人的一切投身革命，进行着前无古人的勇敢探索和实践，即使其探索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精神也是伟大的。这决不是今天那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网络小丑们所能理解的，更不是小丑们所揣度的争权夺利。若为权与利，他们就不会加入到共产党的阵营里来，而会留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官做老爷。在那个时代，在我党我军的早期革命中，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东西，都是勇敢的探索，有如在不见天日的莽莽密林中探路，谁也无法肯定那一步迈出去就是正确的方向。
借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说事的人很多，其用心也各不相同。我也在红方升起了红太阳一贴中专门用一大段文字述及，实在不想再多谈。但近日有些人越说越邪乎，越说越与历史不相干，因此我忍不住重复一下这个话题。
一、许多重大历史是明白无误的，但别有用心的人们总是借历史说话，企图通过颠覆历史达到个人扬名立万的目的。他们认为既然郭沫若能把一个千年戏剧舞台上的白脸奸雄曹操变成正面的历史人物，他们也就能任意指鹿为马，颠倒历史是非，因此才有那么多歌颂和坤、歌颂慈祥太后、歌颂汪精卫的所谓“纪实”、“揭秘”充斥网络，污人眼目。殊不知曹操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与臭名昭著的和坤辈全然不同，曹操的全部成就与全部过错，都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一生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坚持统一，不允许任何人称帝分裂，作为那个历史时期最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和诗人，曹操的生平有许多光芒闪烁，因此郭老才有重树曹操形象的历史客观依凭。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应该懂得历史就是历史，不是凭谁一句胡言乱语都能改变的。但毕竟有那么一些利欲薰心的人，不好好做学问却又急于成名，因此信笔涂鸦，凭个人主观臆断任篡改历史，想籍此在文化的历史的领域一鸣惊人，其见识不能说不浅薄、其想法不能说不天真、其品格不能说不阴损。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有人企图借其晚年的错误否定其一生，妄想认证其一生都是错误的，那是对历史的大不敬，是跟历史开玩笑。
二、在江西土地革命时期，巡视员与特派员并不代表当时中国革命正确的方向，上级特派员、巡视员带来的那些远在天边的指示一般对蒋介石政府的“剿共”很有帮助。第一次湖南省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见宁都的房屋都完好无损，十分不屑，命令井冈山的红军武装全体开赴湘南，一路上执行烧杀政策（把农民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招致“三月失败”井冈山根据地损失惨重。第二次，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到井冈山，强令红四军放弃井冈山开辟湘南，遭前委一致反对未果；后在湖南茶陵前线煽动部队打郴州，招致“八月失败”红四军一个主力团全军覆灭。迫使本来在井冈山坚守待援的毛泽东顿时陷入腹背受敌的更加困难境地并且不得不釜底抽薪分兵接应从湘南败退的朱陈部。第三次是共产国际派了个刘安恭到闽西，带来了以“城市中心论”为核心的盲动冒险的“立三路线”招致“东江失败”
三、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是对是错，著名的“古田会议”早有定论，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至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质疑。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思想路线与以李立三为代表的“革命必须首先在中心城市取得胜利”的错误思想路线斗争的失败。诚然，当时争论的焦点远不止这一个，几乎包括了党的建设、红军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所有指导方针性问题，但这个问题是焦点中的焦点。刘安恭带着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和远在上海租界里的共产党中央实际负责人李立三的指示到闽西山中，自封为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并取消了特委对军队的指挥权（下级取消上级的指挥权），几乎否定了红四军创建根据地的所有正确思想和成功经验，带领闽西红军和共产党人朝着失败的方向奋勇前进。起先过高地估计了周边敌对力量，要将红四军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到乡村活动；后来又过低地估计敌情，带领部队打东江（中央几个月前有趁“广东事变”打东江的指示，实际部队出发时事变早已结束，毛泽东去信劝阻未成）。毫无疑问，刘安恭是一位十分英勇而又十分愚蠢且疯狂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辞典里“只有进攻，没有撤退这个词”因此他英勇地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他倒下的还有一千多个红军将士。他在倒下的那一刻，仍然高呼着“苏维埃，进攻！”当然，他若不倒下，红四军将会全体卧倒在血泊里，红四军的番号也许将从此消失。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建军的奠基石，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古田会议精神，就是红四军七大所否定的思想精神，是专门为纠正红四军七大错误而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现在倒不见有谁贼胆包天否定古田会议，只见一些人贼心不死肯定红四军七大，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历史没有选择布哈林与李立三路线。
四、我无意褒贬谁，也不是要讥诮刘安恭。每当我想起这些革命先烈，无论是“三月失败”中牺牲的周鲁、“东江失败”牺牲的刘安恭，还是“八月失败”后流泪检讨的杜修经，我心里都是满怀尊敬的。他们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毅然放弃个人的一切投身革命，进行着前无古人的勇敢探索和实践，即使其探索的方向是错误的，他们的精神也是伟大的。这决不是今天那班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网络小丑们所能理解的，更不是小丑们所揣度的争权夺利。若为权与利，他们就不会加入到共产党的阵营里来，而会留在国民党政府里当官做老爷。在那个时代，在我党我军的早期革命中，无论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东西，都是勇敢的探索，有如在不见天日的莽莽密林中探路，谁也无法肯定那一步迈出去就是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