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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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姐名叫梅秀，比我大两三岁或者四岁，是我家的邻居。严格说来，她应属我的晚辈；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稀里糊涂地管一个大侄女叫“梅姐”在我的印象中，她特别爱笑，村里与她年龄相仿的五六个女孩中，也数她最漂亮。但她的笑和漂亮却给她增添了许多烦恼，那些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都把她作为谈资，以挖苦讽刺她为乐事。后来年龄更大些，连村里的大人们也喜欢用挑剔的眼光看她，因此我总有点替她抱不平。
梅姐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活泼，声音也很嘹亮，有一种泼辣辣的美。她的笑声清脆悦耳，象银铃摇动晨光，象珍珠撒落玉盘，我特别爱听。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秘密图纸，是个反谍故事片。电影散场之后，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胡乱地发表一些观后感；梅姐把片名中的“秘”说做“mi”引起哄笑，大家都说是读“bi”闹得梅姐很尴尬。但尴尬之中，依然飞出一串爽朗大方的笑声。这便是梅姐的与众不同和可爱之处。回去以后，我很认真地查阅了字典，把两种读音的不同用法和含义都抄录下来，第二天拿出来向大家展示，证明了梅姐是唯一正确的。
从那以后，我和梅姐有了一些交往，主要是交流一些学习资料或交换一些课外读物。那个年代，乡村文化一片荒凉，除了生产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不成曲调的演唱和生产队学习小靳庄用口号堆砌的“赛诗会”以外，其它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就很稀有了。梅姐那时上中学，挺有毅力，读书笔记很丰富，我常常借阅转抄。她有时还给我看一些手抄本小说，往往都很精彩。比如有一部描写重庆解放初期反谍斗争的中篇小说神秘的轿车，就是一部情节曲折、文辞优美的好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梅姐交往的日子长了，便自然而然地生出几份好感来，星期天和假日与梅姐一起劳动，看着她的笑容、听着她的笑声，心情也变得美妙。而梅姐的性格与偏远农村的陈腐的传统观念似乎有点不合拍，因此她常被母亲训斥。等到梅姐高中毕业回乡劳动，村里有关她的闲话便渐渐多起来，都说她浪漫（完全是贬义）。可无论人们怎样议论、母亲怎样训斥，梅姐的笑声依然在村子里四处飘荡。
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已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但在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梅姐借了我一本书，我估计她差不多看完了，就想拿回来。到了梅姐家，她弟弟告诉我说她在睡觉，我就跑到她房里叫醒了她。这在乡下的孩子们中间原本是极平常的事，可梅姐刚刚把书还给我，她母亲就大呼小叫地推门而入（或者房门本来就没合上），好象我此来不是拿书，倒是要勾引她女儿干点什么不光彩的事，这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心里也十分愤然。我想梅姐有着这样一个深具变态防范心理的母亲，那日子只怕很难过得开心了。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梅姐的母亲这一咋呼，倒是唤起了我男子汉意识的自我觉醒，使我和梅姐那极自然极平常极纯朴的交往中掺杂入性与情的因素，因此我再见她时便多了一份忸怩，不那么大方了，有时候还躲躲闪闪的。等梅姐家盖了新房子，不再是我家的邻居，见她的日子便渐渐地少了，那悦耳动听的笑声难得一闻，竟使我产生了十分的依恋与怀念。但梅姐并没有就此消失，银铃也似的声音或语或笑，时常会在村子里响起。而我每闻其声，总要从房子里跑出户外，目送她一阵，直到笑容与笑声俱已缈远，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里，手拿书本或钢笔发呆。而这些，梅姐是不知道的。
后来我在学校住读，即使放假也很少回村；加上学习紧张，慢慢地把梅姐忘了。十八岁那年寒假的一天偶尔从梅姐家门前路过，忽然想起许久没见过梅姐、没听过梅姐的笑声了，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我毕竟和她父母是同辈中人，因此学着大人们的无聊行径，装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进门先寒喧虚礼一番。那时梅姐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她父亲很客气地陪茶陪话。坐了一会，没见梅姐的影子，倒是有几个与她家沾亲的乡邻不停地忙进忙出；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模样挺英俊的小伙子耷拉着脑袋坐在一个角落里，自始至终没有抬头。梅姐的父亲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了一会话，无情无绪，我只好告辞。
没见到梅姐，倒见到些古怪，好叫我纳闷。出来一打听，才知道我去得不是时候，正赶上梅姐生孩子。天哪！梅姐在自己的闺房里生了孩子，成了“姑娘妈妈”那个坐在角落里六神无主的小子就是她的未婚夫、就是那孩子的父亲！若论长相，那小子挺精干，不枉了梅姐的青春美貌，只是太缺乏男儿气概，既然已经做出来了，又何必畏畏缩缩？他应该象个男子汉，呆在梅姐身边，握住她的手，给她一些鼓励，不应该抱着脑袋愣在堂屋里。当然，更不应该让梅姐把孩子生在闺中，应该早点把梅姐娶过去，牵着梅姐的手，让她体体面面欢欢喜喜地拜天地入洞房。因此我又觉得梅姐毕竟还是委屈了些，我打心眼里不愿梅姐嫁给这样一个少担当缺主见的男人。
但梅姐毕竟还是被那个楞头青娶走了，娶到了一个离我们村子很遥远的地方。梅姐出嫁那天，我正在学校，迎娶的车队要从我们学校旁边的大路上经过，因此那天我听课特别的不专心，总是不停地朝窗外张望。可是我失望了，我没有看到披红挂彩的婚车，竟不知梅姐是何时从我身边走过去的。
梅姐走了，带走了她的孩子，也带走了她的美和她的笑声。村子里忽然平静下来，风云日月花草树木再也不能在那动人的笑声中颤动。我总觉得梅姐并不象人们平时所议论的那样，尽管她最后的结局是我很不情愿接受的现实，但这与平时的作风并没有多大的内在联系。乡村文化，最主要和最无聊的部分，就是爱拿长相出色一点的大姑娘小媳妇作文章，而真正品行不良的人，是没有谁愿意提及的。关于梅姐的闲话，或许是那些“乡土作家”茶余饭后的“随笔”吧？村里老少男女人等似乎因梅姐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嫁而不再说三道四，并且“私生子”一词从此在村里成了一种忌讳。我认为村里人都是喜欢梅姐的，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梅姐的爱护，也许正因为有了一份关爱，才要求她比别人做得更完美，才对她格外挑剔，才常常搬些是非来警醒她。我不知道乡邻们是否会恋念她，而我自己却常常在夕阳下发呆，一遍又一遍地怀想梅姐，许多日子，那笑脸常常在脑海里浮现，那笑声也常常在睡梦里响起。在我漂泊异乡的日子里，梅姐一直是我所能想起的故乡小村里最亮丽的风景，那开朗活泼的笑声在我心中凝成了一种淡淡的却又经久不散的怀念。
梅姐名叫梅秀，比我大两三岁或者四岁，是我家的邻居。严格说来，她应属我的晚辈；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稀里糊涂地管一个大侄女叫“梅姐”在我的印象中，她特别爱笑，村里与她年龄相仿的五六个女孩中，也数她最漂亮。但她的笑和漂亮却给她增添了许多烦恼，那些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都把她作为谈资，以挖苦讽刺她为乐事。后来年龄更大些，连村里的大人们也喜欢用挑剔的眼光看她，因此我总有点替她抱不平。
梅姐身材高挑，性格开朗活泼，声音也很嘹亮，有一种泼辣辣的美。她的笑声清脆悦耳，象银铃摇动晨光，象珍珠撒落玉盘，我特别爱听。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片名叫秘密图纸，是个反谍故事片。电影散场之后，大家走在回家的路上，胡乱地发表一些观后感；梅姐把片名中的“秘”说做“mi”引起哄笑，大家都说是读“bi”闹得梅姐很尴尬。但尴尬之中，依然飞出一串爽朗大方的笑声。这便是梅姐的与众不同和可爱之处。回去以后，我很认真地查阅了字典，把两种读音的不同用法和含义都抄录下来，第二天拿出来向大家展示，证明了梅姐是唯一正确的。
从那以后，我和梅姐有了一些交往，主要是交流一些学习资料或交换一些课外读物。那个年代，乡村文化一片荒凉，除了生产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不成曲调的演唱和生产队学习小靳庄用口号堆砌的“赛诗会”以外，其它文化载体和传播媒介就很稀有了。梅姐那时上中学，挺有毅力，读书笔记很丰富，我常常借阅转抄。她有时还给我看一些手抄本小说，往往都很精彩。比如有一部描写重庆解放初期反谍斗争的中篇小说神秘的轿车，就是一部情节曲折、文辞优美的好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梅姐交往的日子长了，便自然而然地生出几份好感来，星期天和假日与梅姐一起劳动，看着她的笑容、听着她的笑声，心情也变得美妙。而梅姐的性格与偏远农村的陈腐的传统观念似乎有点不合拍，因此她常被母亲训斥。等到梅姐高中毕业回乡劳动，村里有关她的闲话便渐渐多起来，都说她浪漫（完全是贬义）。可无论人们怎样议论、母亲怎样训斥，梅姐的笑声依然在村子里四处飘荡。
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已长成了一个男子汉。但在当时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一次梅姐借了我一本书，我估计她差不多看完了，就想拿回来。到了梅姐家，她弟弟告诉我说她在睡觉，我就跑到她房里叫醒了她。这在乡下的孩子们中间原本是极平常的事，可梅姐刚刚把书还给我，她母亲就大呼小叫地推门而入（或者房门本来就没合上），好象我此来不是拿书，倒是要勾引她女儿干点什么不光彩的事，这使我脸上有些挂不住，心里也十分愤然。我想梅姐有着这样一个深具变态防范心理的母亲，那日子只怕很难过得开心了。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梅姐的母亲这一咋呼，倒是唤起了我男子汉意识的自我觉醒，使我和梅姐那极自然极平常极纯朴的交往中掺杂入性与情的因素，因此我再见她时便多了一份忸怩，不那么大方了，有时候还躲躲闪闪的。等梅姐家盖了新房子，不再是我家的邻居，见她的日子便渐渐地少了，那悦耳动听的笑声难得一闻，竟使我产生了十分的依恋与怀念。但梅姐并没有就此消失，银铃也似的声音或语或笑，时常会在村子里响起。而我每闻其声，总要从房子里跑出户外，目送她一阵，直到笑容与笑声俱已缈远，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家里，手拿书本或钢笔发呆。而这些，梅姐是不知道的。
后来我在学校住读，即使放假也很少回村；加上学习紧张，慢慢地把梅姐忘了。十八岁那年寒假的一天偶尔从梅姐家门前路过，忽然想起许久没见过梅姐、没听过梅姐的笑声了，便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我毕竟和她父母是同辈中人，因此学着大人们的无聊行径，装出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进门先寒喧虚礼一番。那时梅姐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她父亲很客气地陪茶陪话。坐了一会，没见梅姐的影子，倒是有几个与她家沾亲的乡邻不停地忙进忙出；还有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模样挺英俊的小伙子耷拉着脑袋坐在一个角落里，自始至终没有抬头。梅姐的父亲和我有一句没一句地说了一会话，无情无绪，我只好告辞。
没见到梅姐，倒见到些古怪，好叫我纳闷。出来一打听，才知道我去得不是时候，正赶上梅姐生孩子。天哪！梅姐在自己的闺房里生了孩子，成了“姑娘妈妈”那个坐在角落里六神无主的小子就是她的未婚夫、就是那孩子的父亲！若论长相，那小子挺精干，不枉了梅姐的青春美貌，只是太缺乏男儿气概，既然已经做出来了，又何必畏畏缩缩？他应该象个男子汉，呆在梅姐身边，握住她的手，给她一些鼓励，不应该抱着脑袋愣在堂屋里。当然，更不应该让梅姐把孩子生在闺中，应该早点把梅姐娶过去，牵着梅姐的手，让她体体面面欢欢喜喜地拜天地入洞房。因此我又觉得梅姐毕竟还是委屈了些，我打心眼里不愿梅姐嫁给这样一个少担当缺主见的男人。
但梅姐毕竟还是被那个楞头青娶走了，娶到了一个离我们村子很遥远的地方。梅姐出嫁那天，我正在学校，迎娶的车队要从我们学校旁边的大路上经过，因此那天我听课特别的不专心，总是不停地朝窗外张望。可是我失望了，我没有看到披红挂彩的婚车，竟不知梅姐是何时从我身边走过去的。
梅姐走了，带走了她的孩子，也带走了她的美和她的笑声。村子里忽然平静下来，风云日月花草树木再也不能在那动人的笑声中颤动。我总觉得梅姐并不象人们平时所议论的那样，尽管她最后的结局是我很不情愿接受的现实，但这与平时的作风并没有多大的内在联系。乡村文化，最主要和最无聊的部分，就是爱拿长相出色一点的大姑娘小媳妇作文章，而真正品行不良的人，是没有谁愿意提及的。关于梅姐的闲话，或许是那些“乡土作家”茶余饭后的“随笔”吧？村里老少男女人等似乎因梅姐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嫁而不再说三道四，并且“私生子”一词从此在村里成了一种忌讳。我认为村里人都是喜欢梅姐的，其实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梅姐的爱护，也许正因为有了一份关爱，才要求她比别人做得更完美，才对她格外挑剔，才常常搬些是非来警醒她。我不知道乡邻们是否会恋念她，而我自己却常常在夕阳下发呆，一遍又一遍地怀想梅姐，许多日子，那笑脸常常在脑海里浮现，那笑声也常常在睡梦里响起。在我漂泊异乡的日子里，梅姐一直是我所能想起的故乡小村里最亮丽的风景，那开朗活泼的笑声在我心中凝成了一种淡淡的却又经久不散的怀念。